橡树 | 抗战前后的德国军事顾问团（下）

1937年10月，在谢晋元率领下的第88师254团第1营坚守四行仓库，与日军血战四天四夜，被誉为八百壮士。这支部队即为德械精锐。

前序：本文自4月9日晚20时写作完成开始发表，出于未知原因，无法完成发表。修改多遍，直到子夜，依然未遂。

于是，删除一些内容，修改为上、下篇再尝试一遍，敬请朋友们理解。

自德国军事顾问团自出现中国，德国即遭到日本强烈的外交抗议。

然而，直到抗战爆发，日本对德国的抗议都没有成功。

为何？

回顾这段历史，不难发现，在最早聘请德军顾问团的时候，蒋介石、何应钦、张静江等人未雨绸缪，即以蒋介石私人名义聘请德军顾问团。

——中国采取变通办法打开中德军事合作通道，不仅方便中国，同时还方便了被凡尔赛和约压制下的德国私下发展军事。

所以，在两国政府心照不宣之间，两国军事挂起民间的招牌，由军队而军校，由军资到军需，开始了全方位、深层次的合作。

如此一来，中、德的国家之间的军事合作能够以民间合作方式进行，自然也就回避中德两国在国际外交方面的很多麻烦。

也因为此，德国军事顾问团援华这段历史相关记载也就变得含糊不清。

在抗战前后，德国军事顾问团最早由德军著名统帅鲁登道夫的作战署长鲍尔上校担任总顾问。可惜，鲍尔上校在完成组建最早的中央军校教导队，为南京政府开列、导入德军编制、武器及军工计划之后，正逢桂系兵变爆发。

1929年5月，鲍尔上校往前线考察军事，不幸感染天花病逝。

随后，德国军事顾问团由鲍尔上校朋友柯利伯尔中校代理总顾问，勉强维持顾问团机基本运作，直到1929年5月鲁登道夫继续推荐第二任总顾问佛采尔中将来到中国。

佛采尔将军曾为前德军参谋部作战处处长，德军总司令部类似总参谋长的部队作战室主任，是德军顶级的战术专家。

佛采尔将军，实战型战术专家。参与中原大战指挥南京部队作战之外，在1932年淞沪抗战中，他曾幕后指挥德式训练、装备国军87、88师作战，重创日军，取得庙行大捷。

显然，从鲍尔上校和佛采尔将军这样重要的军事人物能够来华，自然有着浓重的德国政府和德军参谋部的色彩。

只是，他们到达中国签署的服务合同，都是以他们个人对接蒋介石个人。

佛采尔将军在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里面非常强力的人物。

他在华期间最为重要的表现，即为襄助蒋介石迎战中原大战。

佛采尔将军有洋孔明自称，他不仅设计的自津浦、陇海、平汉、湖南、鲁西南等五路反击阎、冯、李等联军的作战方案，自己也坐镇蒋介石的指挥车，担任前敌指挥。

在中原大战中，正是在佛采尔将军指挥之下，由德国军事顾问团编练出来的教导1师、2师和第11师，得以分进合击，寻隙发起突击作战，各个击破、击溃了冯玉祥和阎锡山的主力，在军事上奠定了南京政府的胜利。

——中原大战，冯玉祥麾下第八方面军总司令樊钟秀死于战场。

管村之战，全副德械的教导2师一部被西北军吉鸿昌部以数倍优势围于管村。

彼时，装备德械的教导2师在随军德国顾问组织下构建防御，组织火力，重创擅长苏军波浪式冲锋的西北军。

目睹麾下冲锋有去无回，尸横遍野，即便以吉鸿昌号称吉大胆，也是无可奈何。

佛采尔将军介入中国战争之深，既不断激起德国政府、军队对他不得过度干涉中国内政的警告，同时，他为中原大战胜利立功极大，传闻为蒋介石亲自授予上将军衔。

此后，佛采尔将军在中、德两军便有上将之称。

当然，作为全才型的军事家，佛采尔将军表现也不仅是战场。

在输入德国军事理念方面，他既是现代步炮协同战术传入中国的主要启蒙者，更是军事教育家——他在任期内接手、筹办陆军大学，全套引进德军师、军、集团军战略战术，对中国军队中高级军官进行了尽量广泛的专业培训，尤其影响深远。

德国军事顾问团编练的德械部队。

在陆大教学中，佛采尔将军针对中国军事资源匮缺的现实，极力推行即时作业，经常将学员分为红蓝两组进行图上、现地对抗，为中国军队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实战型高级军官。

很多黄埔军校早期学员入学陆大特别班。

正是通过德国顾问们的教学洗礼，破除了近乎千篇一律的苏式波浪式冲锋战术，他们大多数人这才完成了由政治军官向职业军官转型，担当起抗战的大梁。

佛采尔将军担任总顾问直到1934年。

后来，他因为在反对蒋介石将中央军校教导队调入国共内战战场，以及力主装备、编练退入关内的东北军，与蒋介石发生分歧，经德国外交协调无效，最终离开中国。

于是，德国原陆军参谋总长，原国防军总司令塞克特上将来到中国，接替佛采尔将军，成为第三任总顾问。

塞克特上将堪为德国国防军和二战早期德军之父，是当时世界顶级军事家。

他在德国防军既推行职业军人，职业军官的军官团，更是推行10万陆军概念——为此，德国防军建立了培养每一位士兵升级为士官；每一名士官升级为军官；每一位军官升级为将军的教育、培训体制。

在这个教育、培训体制下面，德军每次军演，任意士兵、士官出场，他们往往都会代表某个步兵连、排及其他火力单位出场，于是，军演规模被无限放大，这支仅10万人的德军的军演，就有了百万大军，甚至数百万大军的气概。

——塞克特为总司令的10万陆军，正是后来二战期间横扫欧洲的纳粹德军的基本军队。

被称为德军之父的原国防军总司令塞克特上将和他的军官团的军官们。

他在上任之后，他即为蒋介石提出了三条建军思想，大意即：

一、取缔地方军阀军队，统一军权，建立国家军队。

二、军队战力与人数多少无关，军队战力源于军队素质。

建立精良师团作为中国军队核心，借以像德国国防军一样，如遇战事，即可一直为基础，迅速扩编军队。

三、建设、教育、培养军官团，使之成为军队灵魂。

——说到这里，即便现代战争已经进入高科技数字化、信息化作战，塞克特上将在近百年前提出的建军思想，至今都有着极为优秀的参考价值。

塞克特将军在华期间最大的动作，是在幕后担任第五次围剿的实际上的总指挥。

同期，塞克特将军还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陆军改革建议书》。

在《陆军改革建议书》里，塞克特将军建议中国进口国外先进武器和军工设备，从官兵素质和武器装备两个方面来提升中国军队质量。

其中，为针对日本军事威压而制定的以5年，10期分别训练60个步兵师的计划，便是这个《陆军改革建议书》主要内容之一。

是以，在塞克特将军担任总顾问期间，中德军工合作全面开启，德国与军火相关的重工集团、制造厂、原料供货商纷纷来华寻求投资、合作，继而也推动了中国现代军工的发展，客观上为后来爆发的抗战提供了军工方面的准备。

1935年，已经是抗战爆发的前夜。

这一年，德式装备、德式训练、德军战略理念犹如新鲜血液，加速注入备战日本的中国军队。

然而，也就在这年3月，因为健康原因，塞克特将军在推荐法肯豪森上将接任第四任总顾问后，返回德国。

法肯豪森上将上任伊始，即在率领德国军事顾问团加速编练中国军队的同时，在考察华北、华东及京沪杭地区之后，起草并且在当年7月完成了应对日本入侵的绝密的《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

这是中国准备抗战最早的体系化的战略指导思想。

按照《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指导思想，法肯豪森上将及德国军事顾问团参与了由蒋介石、白崇禧、陈诚等顶层人物主持、筹划的依托第二地理棱线以持久战抗战的总战略的定策。

——其中，在对日作战的军事战略方面，法肯豪森上将及德国军事顾问团提出的华北、淞沪、南京、徐州等战场对日作战的战术、战略多在后来实战采用。

当时德械军火也分配给非中央军的其他作战部队。图为传说中的八路军驻防黄河部队。

当时，在备战对日国防之外，中国在法肯豪森上将及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建议、斡旋、协调和促进下，全面提速涉及军队、国防建设，对日战略设计，以及采购德国军火，军工设备等等方面的中德军事合作项目。

其中，中德两国政府在1936年3月间签订以货易货协定最为关键。

按照这个协定，德国政府供给中国一亿马克信用贷款，专供中国购买各种德国制造商品。然后，中国以钨沙、锑沙等原料抵清贷款。

德国以年息5厘的极低利息提供贷款，中国未动用部分不付息，已抵账部分不再付息。同时，德国对中国使用这笔贷款采购德国军火基本不作任何限制。

显然，这是中国备战抗战的国防专项基金。

事实上现在回望评估，这笔相当于中国财政年收入8分之一的资金，对积贫积弱的中国的抗战，起了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

——然而，中德合作走到这时，很多牵涉两国军事合作项目，依然是通过民间对民间，个人对个人的非政府的协议、合同完成。

回望历史，不得不说，正因蒋介石、何应钦、张静江等人在最早聘请德军顾问团时，即未雨绸缪，做好了准备，以蒋介石私人名义聘请德军顾问团开启中德合作，很大程度回避了后续的国际上的外交和政治上的麻烦。

由此，中德合作，尤其中德军事合作这才得以不受干扰而长期进行下去，使得德国军事顾问团自鲍尔上校而佛采尔将军，塞克特上将，再到法肯豪森将军等经过10年努力，最终，助力中国国防，为抗战锻造了优秀的武装力量。

——就在中日关系日趋恶化的最后两年，在德国军事物资源源不断进入中国的同时，德国军事顾问团更是加速对中国军队进行正规化、现代化的整训、编练。

截止抗战爆发，德国军事顾问团完成了中国军队20个师的整训、编练，另外尚有10个师正在整训、编练进行时。

其中，尤以第87、第88、第36师号称全德械师，最为精锐。

抗战实战中，中国在抗战防御阶段作战顶在最前线的军队，即为这批部队。

以抗战早期实战战况，中国军队抗战勇敢顽强，牺牲惨烈，然而每每激战总是极为惊险、危险。可见，如无当年德军顾问团帮助整训、编练中国军队，如无得到大批德式武器装备，抗战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抗战前，中国从德国进口了48门SFH18型150毫米重型榴弹炮，编成炮10团和炮14团。曾经参战淞沪会战，南京会战，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和三次长沙会战等会战，战功显赫。

最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军事顾问团参考对日作战的预设战略战术，为中国采购德国军火提出了极为适合中国国情和军队状况的意见。

在1934年至1935年期间，中国军方即在德军顾问团推荐之下，相续采购了德国莱茵公司制造的32倍150mm重榴炮24门，20倍150mm重榴炮20门，及3万余发炮弹。

在当时军事技术条件下，150毫米榴弹炮堪为当代之战斧导弹，威力之大，堪称战场终极武器。

抗战爆发，这批重炮成为国军实现远程打击的唯一的王牌利器，先后助战淞沪会战、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所到之处，大显神威，影响极大。

显然，这批采购自德国的重炮，成为中国唯一可以抗衡日军的重器，自然也就使得日军尤其欲图除之而后快。

其中，汤恩伯军团在台儿庄会战，胡宗南军团在武汉会战，薛岳第九战区在长沙会战等等，每到关键时刻，都是以这批德式火炮远程杀敌，重创日军，取得极为辉煌的战果。

采购重炮之外，借助德国军工设备、科技发展自有军工，以及采购德国其他军火，就成为中德军事合作后期的核心项目。

截止抗战爆发之前，中国即完成了德式机枪、步枪、迫击炮等常规武器的仿造之外，更是向德国采购了无法实现自产的各型高射炮及炮弹，各型反坦克炮及炮弹和其他技术性军火，如德式钢盔、各型炮弹、7.9毫米钢芯子弹、重机枪弹等等。

——抗战爆发初期活跃于兰封会战、桂南会战的国军最早编成的龙、虎序列的装甲部队，即为德国军事顾问团编练成军，其主要装备也是德式轻型坦克、装甲侦察车。

1937年七七事变、淞沪事变相续爆发，中德军事合作相关项目运作也到达白热化阶段。

当年，德国作为中立国，曾经数次搪塞、忽视日本抗议，坚持按照中国采购合同，向中国交货了抗战之前中国采购的大批军火。

这批军火包括10余艘鱼雷艇和鱼雷，70门大炮及若干炮弹，10万枚燃烧弹与航弹，以及反坦克炮弹、防毒面具、钢芯弹、燃烧弹、步枪及机枪弹等。主要用在淞沪会战后期，以及江阴会战和南京会战等激战。

其中，1937年8月，国军电雷学校、江阴江防司令部于淞沪、江阴等地，以鱼雷艇出击日军第三舰队。

——这次出击，国军所用鱼雷艇和鱼雷等，几乎都是德国进口产品。

德军顾问团助战中国和德国军火对华销售，尤其让急欲速战决胜中国的日本极为恼怒。

据德国方面记载，就在抗战爆发的1937年全年，由德国运送中国的各类作战物资总值，即达8000多万马克。

——这相当于1937年中国财政全年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强。

这些作战物资包括卡宾枪、大炮、坦克、飞机、高射炮、战车防御炮等。

抗战初期，由德国军事顾问团帮助编练的新式国军。

可见，在苏联军援，美国军援尚未登陆中国战场之前，这些德国作战物资，即为中国军队抗战的主要军火来源。

在1937年的抗日战场，日军以海陆空现代化立体攻势对阵中国军队，无论华北的南口会战、保定会战、太原会战，或者京沪杭战区的淞沪会战、江阴会战、南京会战，两军战力悬殊致使战事惨烈，可想而知。

抗战初期，日军有三个月逼降中国的嚣张说法，其实并非空穴来风。

然而，法肯豪森将军和德国军事顾问团并没有为日军优势兵力吓退。

在保定会战、淞沪会战、江阴会战、南京会战及台儿庄会战期间，法肯豪森和其他德国顾问还是多有亲临前敌，随军参与作战计划拟定。

甚至在淞沪会战期间，很多营、团级的德国军事顾问，随同他们训练的87师、88师、36师等国军冲锋陷阵于淞沪战场……

现在回望，当年，国军以步兵为主体，顽强作战，拼死抵抗，能够在事实上破灭了日军在平津战区，京沪杭战区通过大决战，而实现速战决胜的战略企图，很大程度和德国军事顾问团在战略、战术及其他帮助，有着必然的关联。

也因为此，日本急欲速战决胜而逼降中国的作战失败，也就不得不调整侵华战略，在向华中腹地发起更大规模的侵略。

同时，为了截断德国军火登陆中国战场，日军到遥远的广州开辟战场。

1938年7月之后，武汉会战打响。

这时，最后一批德国军火包括步枪5千枝、150毫米炮弹6千发、子弹3700万发以及其他水雷、汽车零件等军用物资由广州登陆，交付中国。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至此，德国军用物资登陆中国的通道被截断。

自然，中国与德国的军火与稀土资源等贸易事实也就只能被迫终止。

——现在再看，日军发起广州会战，冒险开辟华南战场，其作战初衷正是欲图在外交无法断阻中德贸易的情况下，以战争截断中德贸易。

换言之，正因日军无法忍受中德贸易的进行，这才冒险在遥远的华南，开辟了新的战场。

日军发起广州会战，虽然取得占领广州，截断中德贸易等胜利，然而，日军补给线由此拉长万里之遥，且兵锋直逼南洋，因而刺激英、法、美、荷等国，实为后来的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因之一。

1937年8月，进入淞沪战场的国军德械部队。

某个方面理解，广州会战更像是太平洋战争的导火线。

这也是抗战期间德国军援中国的一个次生的极为重要的战略影响。

彼时，就在广州沦陷的同时，武汉会战趋近尾声，中日战争由局部化而全面化已成现实。

就此，与日本签署有同盟条约的德国，也就找到了以中立国而终结与中国合作的理由。

武汉会战之后，德军顾问团陆续撤回国内，同时，中国与德国的军事合作也就基本趋于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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