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九一八事变扩大化和军阀们的应变
从《傅雷家书》，漫说民国的文人风骨……
中原大战前夜的蒋介石、冯玉祥和阎锡山。
1929年，息影海外的汪氏回到国内，登高一呼，南方李宗仁、张发奎、俞作柏、唐生智、石友三等部闻呼而变，各自通电宣布独立，开始武装抵制南京政府的政令、军令统一改革。
在军阀们热烈掌声里，汪氏以国党第二届中执委联席会议，对各路蠢蠢欲动的军阀们授予护国军、救国军的委任状及番号。
于是，全国主要军阀阎锡山、冯玉祥、张发奎、唐生智、石友三、胡宗锋、何键、李宗仁等人各自听封。
他们分任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路军总司令。
其中，冯玉祥、阎锡山统帅两路军在北方闹腾，汪氏自己则统领张发奎、唐生智、石友三、胡宗锋、何键、李宗仁六路大军，自任总司令。
可惜，山海关外的东北刚刚易帜，山海关内却烽烟四起，打成一团。
这场混战打打停停，断断续续延绵至1930年4月1日。
就在1931年的这个愚人节，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正式联名通电讨蒋，内战终于升级，中原大战爆发。
伪满时期，日寇及东北伪军。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通电，吁请中原大战交战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静候中央措置”。
同时，张学良、于学忠、王树常等率东北边防军第1、2军及其他部队约13万入关。
张学良东北军的加入，使反蒋联军迅速崩溃。10多天时间，东北军一枪未发，接收了原晋军的平、津地区，并推进到河北、察哈尔。
战后，东北军获得了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青岛三市地盘。
地盘扩张之外，东北军吞并西北军、晋绥军多部，使得张学良东北军势力大涨。
不过，张学良卷入了南京政府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及韩复榘、石友山、余汉谋等等地方军阀的利益博弈漩涡之中，乐此不疲之下，不断由东北调集军队、物资和地方干部入关……
当年，东北军在东北易帜后编成步兵25个旅、骑兵6个旅、炮兵10个团。
继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率主力入关，到1931年7月，为应付华北内战，东北军再度调集主力部队入关。
之后，截止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夜，东北军留在东北为步兵12个旅、骑兵3个旅、省防旅及武装警察、民团等武装约20万人。
因为调兵，东北国防日益空虚。
1931年9月18日，确属近现代史上最为出名的月黑风高的杀人之夜。
这天夜间，日本关东军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南满线路轨，蓄意栽赃并攻击东北奉军。
即刻，日军不仅直接攻击沈阳东北军，其余南满、安奉沿线日军，也向沈阳外围的东南、西南和东北方向开始行动，与中国军警全面交火。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就此爆发。
九一八事变，侵入沈阳的日军。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在东北最为关键的沈阳，有东北奉军精锐，王以哲独立步兵第7旅，驻防在城北4公里的北大营。
此外，在沈阳市区尚有东北奉军的海、空、宪、武装警察等，人数约为3000人。
奉军独7旅，为东北奉军王牌，单兵配备类似日式三八步枪的辽十三年式步枪、捷克式轻机枪、掷弹筒之外，每团配有重机枪连、迫击炮连和平射炮连各1个。
其中，重机枪连，装备马克沁重机枪12挺；迫击炮连，装备82中型迫击炮6门；平射炮连，装备辽14年式37毫米平射炮4门。
可能是为确保卫戍沈阳万无一失，独7旅还临时加强配属战车队1个，拥有法式FT-17战车12辆。
FT-17战车仅装有机枪，没有装备火炮，被戏称为母坦克。
看上去，奉军独7旅装备精良，十分风光。
不过，奉军独7旅部署在北大营狭窄防区，不过是战术状态的配置。本身更缺少火炮和弹药，与沈阳市内各个军事单位既无作战统筹，更谈不上和长春、锦州方向的友军协同。
无外援，无友军，得不到空军、重炮等其他支援。
投入实战，独7旅还真像一支孤军，能够发挥战力自然有限。
当然，就作战部队人数、装备配置而言，无疑，奉军还是明显高于日军驻东北的同档次部队。
然而，战争并不是单纯靠比较、靠加减乘除，就可以得出结果的。
向沈阳发起攻击的日军。
九·一八事变，也绝非日军以区区一个大队，进行的战术性攻击。
整个事变期间。日军在南满、安奉铁路沿线出击，迅速控制铁路、通讯，如此行动自然使得处于被动状态的东北奉军极为混乱。
这是日军料定了东北奉军应急无方，在战略、战役层面谋定而后动的一次军事冒险性作战。
当年，日本在南满主要分为四大单位：
一是关东军，二是外务省驻奉天总领事馆，三是关东厅，四是满铁。
四大机构虽然各有隶属，各有利益，相互争执。
但是，自日俄战争以后，日本急于在远东大陆谋取利益，自然强调在军事方面重点经营辽东。
是以，东北一旦出现状况，关东军即成为四大单位的头脑。
截止九·一八事变前夜，日军在东北驻军，既包括野战军，也包括铁路守备队和其他武装，主要集中在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及铁岭、营口至奉天等军事要地。
其中，日军最为精锐的王牌第2师团步兵第29联队，驻地即在沈阳城外，该师团其余各部，以及日军重炮大队，也处于南满铁路机动位置。
至于整个南满线，则有日军在日俄战争后成立的铁路守备队，共有6个大队，每大队4个步兵中队，每中队160人，约4000余人。
另外，日军还有旅顺要塞部队和重炮兵大队等约2000人。
同时，日军沿南满线以退伍军人和预备役军人等移民，警察等，组织的应急动员作战部队，约万人以上。
日军当时在理论上拥有作战部队总数大约3万。
最为主要的是，日军作战部队看似人数较少，但是，日军部署都在南满、安奉铁路沿线要地。
日军兵力集中，进出便利，既可以南北截断沈阳对外联系，更可以抵近直接攻击沈阳城区。
九一八事变前夜，正在南满铁路演习的日军。
日军在发起事变之前，已经占据三个极为明显的军事优势：
其一，日军火炮的优势。
现在历史书关于这场事变，都有一句日军炮轰北大营的记载。
九·一八事变期间，日军炮兵以四一式75山炮和三八式75野炮为主。
日军火炮机动具有铁路、机械化、摩托化和驮马化机动便利，远不是当时东北奉军可以理解。
事变之前，日军调动火炮，准备弹药之外，更是调运了2门当时威力巨大的240mm攻城榴弹炮，经南满铁路秘密运送至沈阳日本关东军守备队军营。
1门负责炮击北大营，另1门则负责炮击东北军东塔机场。
日军以240mm攻城榴弹炮为主，配属四一式75山炮和三八式75野炮，对北大营的炮击，对既无心反击日本兵营，处于被动防御态势的东北奉军，尤其具有杀伤力和震慑力。
即为荒唐莫过于在日军猛烈炮击间，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给北大营下达的作战命令：
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理论上，240mm攻城榴弹炮一枚炮弹只要命中目标，即可毁灭一栋楼房，夷平一个连的防御阵地。
在那个年代，240mm攻城榴弹炮比如现在的战斧导弹。
无疑，日军炮击和荣臻命令，逻辑上即可直接崩溃北大营防务和处于被动挨打态势的官兵们的士气。
其二，日军在突然袭击奉天之初，更是迅疾控制了电讯，并且占据了铁路的机动优势。
在九·一八事变中，日军控制着至关重要的南满线和安奉线。
在东北近代若干战争来看，交战方在兵力部署、运输、机动、后勤补给等方面，对电报、铁路依赖远远高于内地。
在张作霖时代，东北奉军开始修建自主铁路、电报局，不过，实际运作中却由于技术和经营原因，这些铁路、电报局往往处于中日联营状态。
中东路战争之前，奉军在对日局势紧张时期，往往采取以重兵警戒南满线、安奉线，以及沿途支线、电报局的战略。
然而，张学良两次调兵关内，名为东北边防军的奉军脱离防区之后，剩余兵力不足，无法维持对日军的常态戒备。
九一八事变中的日军摩托化部队。
在九·一八事变当时，东北奉军不仅完全失去对这些铁路线的监视、控制，同时，原本属于奉军控制南满铁路的多段、多线支线，也被日军突然占领，控制。
沈阳中枢激战，日军能够迅速集结、机动。
反之，奉军分散于各地，机动集结迟缓。
由此，日军各个击破分散在各地的东北奉军，自然毫无悬念。
其三，中东路战争和中原战争，使得日军在东北浑水摸鱼，却坐享着以逸待劳战略优势。
中原战争期间，日本大批军官进入中国旅游考察，对中国地方分裂，军阀混战的状况极为轻视。
由此一来，这些年轻日军军官自然对孤悬关外的满蒙地区渐生觊觎之心。
尤其在中东路战争中，东北奉军不仅在战争中暴露了战力欠佳的问题，最为重要的是这场战争给奉军造成建军以来最大的重创。
中东路战争给东北奉军造成巨大战损，使得东北奉军直到九·一八事变前夜，无论军队装备、兵员、训练等等，都没有恢复到中东路战争之前的状态。
这时的东北奉军看似强大，不过徒有其表，早已经不再是北洋混战，巅峰状态期间的奉军。
更为危险的是，在张作霖死后的东北，中东路战争的惨败，不仅分化了东北奉军军政的各大山头的关系，同时，使得张学良本人威信遭遇质疑。
张学良在东北的道统遭到前所未有的动摇。
张学良之所以选择积极入关参加中原大战，确有急欲提振自身威望原因。
中东路战争当时，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和关东军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等组织了著名的参谋旅行，就近目击、考察东北奉军作战。
因为奉军节节败退，表现欠佳，石原莞尔等人对东北奉军极端藐视。
当年，石原莞尔奉命起草占领满蒙计划时，即狂妄宣称，关东军只需要挥舞竹刀，即可击败张学良的东北军。
南满线上的日军武装列车。
当然，东北奉军在当时绝对不止这三个军事短板。
当危机突然到来之际，最终酿成九·一八事变达成历史上最为恶劣结果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
东北虽然易帜，但是东北军本质上还是军阀的军队。
军队官兵的战斗信仰和战斗意志被军阀控制的官爵、名利、钱财捆绑，就此，确定了军阀军队必然为私利而战。
显然，1931年的东三省，无疑是张学良地盘，而当时的东北奉军，则是张学良的私军，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
南京方面在东北是说不上话的。
至于东北易帜，无非是张学良和他的部下、幕僚们为东北在日俄间取势的一时权宜。谈不上什么张学良爱国与否。
说到底，东北就是张学良的地盘，张学良就是一个军阀。
在军阀看来，军队和地盘，自然是最为核心的根本。
所以，早在事变之前，为稳妥部署东北的军队和地盘，张学良在1931年7月，即以东北局势而电告东北政务委员会：
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
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
9月6日，张学良又致电臧式毅、荣臻：
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衅，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确实注意为要。
由此，对当时东北日趋紧张的局势，张学良、张作相等人为之应变考虑，自然要以保护自己的军队和地盘为先。
事变发生，北大营的奉军没有组织有效的抵抗，东北奉军开始向锦州和长春撤退。
1931年9月19日，张学良在北京协和医院对天津大公报记者谈话：
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
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
很显然，张学良们在以保护自己的军队和地盘为先的基础上，其设想的解决东北事变的思路，无外乎是牺牲沈阳局部，退守吉林、黑龙江和锦州，避免更大的作战，然后，等国联出面斡旋。
这是军阀思路的上策。
当时，各路军阀联手反击国民政府的中原混战刚才结束，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得军队经历大战方才歇息，同样精疲力竭。
所以，日本在这个空档武装入侵东北，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无法出兵东北解决问题，也就只能在事实上默认了张学良的决策。
9月22、23日，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分别发表讲话和告国民书：
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希望我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
军阀的儿子自然是军阀的儿子。所以，张学良自然有张学良的想象。
他既不想与日本人扩大战争规模，却又想守住江桥，守住锦州，沈阳南北两线划出底线，以控制日本入侵扩大化。
然而，临时主持吉林军政事务的熙洽在事变次日，即派出人员会晤、协商日军第2师团司令官多门二郎，将东北局势顺势推向深水。
作为满清宗社党老大，熙洽和掌控军权的吉兴等人，一向致力满清皇室的复辟活动。
于是，在应急九一八事变中，熙洽对吉林全省军政下令，决意对日作战放水。
在主少国疑，奉军中东路战败，东北军政势力本身急遽分化的大背景下，熙洽决策勾连日军，很快得到部分东北军政高层附和。
很快，辽宁、吉林等地的30余座城市不战而降。
这时，对东北至关重要的江桥、锦州两地，暴露在日军北上、南下的攻击锋芒之下。
熙洽、吉兴等人率吉林投降，推动了日本侵略东北的速度和深度，直接导致江桥作战失败，锦州实施中立化失败。
于是，张学良想当然的解决九一八事变的决策，至此完全破产。
九一八事变期间的侵华日军。
这时的张学良彻底畏惧了。
如果调集东北军出关全面开战，日本也会从朝鲜源源不断派兵入侵。中东路战败阴影之下，张学良心知肚明，东北奉军绝不可能是日军对手，而且，无论输赢，这一仗下来，自己很大可能就会变成光杆司令。
当然，以如此大规模激烈作战去应对九一八事变激化了的东北危机，东北奉军为此必然付出巨大牺牲之外，日军也势必付出相应代价。
这样，东北局势发展，也就为南京政府的军队、外交介入东北提供了空间。
然而，回到地盘、军队这两个属于军阀的命题上，张学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作出这样的决策。
在11月之后，东北局势日益明朗、恶化，张学良终于对东北死心，开始策划调动锦州守军撤退关内。
只要控制平津、华北，有足够的兵力继续辐射山西、山东，张学良依然有中国首席军阀的资本。
11月29日，在中日谈判关键时刻，张学良致蒋介石密电，以惟个人对此亦颇赞成，托词认同锦州中立。
然后，在与日方代表谈判之同时，张学良秘密安排东北军撤出锦州。
这场大溃退，张学良和东北军阀撒腿乱跑，再不顾东北军在国际国内的形象。
九一八事变期间乘坐火车的日军士兵。
彼时，顾维钧正在谈判桌前口吐白沫与日本代表力争。
闻讯锦州东北奉军跑路，顾维钧欲哭无泪，在12月5日、7日两次致电张学良，劝其暂缓逃跑：
兄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
现在如日人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
12月8日，蒋介石亲自致电张学良：
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
谁都知道，九一八事变之后，锦州不失，辽西走廊尚在，日本无法关门，自然难以单方面处断东北局势。
反之，如果失去锦州，失去辽西走廊，军事上日军既可以主动在辽西走廊分划出中日停火线，那么，日本外交即可依仗军事优势而有了完全掌控东北局势，使得中国在军事上、外交上，最终失去最后的保守东北的可能。
因而，直到1931年12月25日，南京方面数次电令，明文要求张学良部不得由锦州撤退，要求东北军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圉。
然而，同期的张学良已经为东北奉军全面撤退关内开始详加电示：
当最近日本进攻锦州之时，我军驻关外部队理应防范，但若现政府方针未定时，自然不用锦州部队进行防守，因而撤至关内。
部队驻地为迁安、永平、滦河、昌黎。
12月30日，当国民政府急电张学良，要求东北军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当日军进攻锦州之时，日军前驱数百人，已经大摇大摆进入了锦州。
至此，日军发起九一八事变，一夜占领沈阳，不过三月间即席卷东北。
尤其日军轻兵突击，顺利占领锦州及绥中一带后，关闭辽西走廊，在地理上割裂了东北与内地的联系，基本就酿成了九一八事变最惨重的结果：
东北三省完全沦丧。
多年以后，张学良在晚年口述回忆录：
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
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
其实，张学良能够心安理得地说出这番话来，既是说明了当年东北军应变九一八事变的显而易见的事实，更是他作为北方最大军阀为什么要以避战、溃逃应变事变的真实的心声。
当年，九一八事变时候，没有任何人可以认清日本人的侵略意图和胃口。
假设，日本人在袭击沈阳之后不继续南侵，那么，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必将在平津、华北继续割据，继续歌舞升平，继续当他们无忧无虑的军阀。
因而，在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再回望九一八事变当天，不难发现，张学良很有可能正是基于这个逻辑，在他尚不明白日军有多大胃口，是否企图南下的前提下，当然会约束东北军谨慎应变，即便牺牲沈阳，也不会为此赌上东北军的血本。
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接见要求抗战的学生。
这是九一八悲剧的军事主因之一。
等到了九一八事变继续发酵，日军北上黑龙江，南下辽西走廊，东北全境岌岌可危，张学良既有之前中东路战争惨败的记忆，在恐惧日本之下，索性将平津、华北视为东北军新的安稳之处。
这时的张学良等东北军将领考虑的是如何守住华北、平津，自然无暇再去考虑辽省、沈阳得失。
九一八事变爆发在中原大战之后，当时，国内疲惫，内战不息，张学良内心绝不愿东北军北上，唯恐刺激日本，惹火烧身。
这是一个借口。
其实，在基本站稳华北、平津的东北军看来，如是因为东北军非要抗战，战端一开，势必引得南京军队以支援东北军为由，大举北上平津、华北、甚至东北……
中央军一到，万一中日斡旋和谈，那时，平津、华北、甚至东北的军令、政令必然随之统一，张学良和东北军将彻底失去当军阀的资格，这何尝又不是同样惹火烧身的麻烦？
——事实上多年以后，接班东北军守备华北、平津的西北军宋哲元部在善后七七事变的时候，即全面高仿张学良，力推拒绝南方军队北上抗日，最终直接加速了七七事变的扩大化。
可见，中国的历史，教训总是重复。
更早的张学良也好，后来的宋哲元也罢，但凡军阀们应变危机，漂亮借口之下，必然会充分考虑自己的利益。
东北军选择以避战、溃逃、观望应变九一八事变，固然有怯敌的原因，最为重要的是，这样决策，实属最符合张学良等东北军阀们最为现实的利益。
张学良和东北军将领们选择坐守关内，巩固关内。虽然坐看日军在熙洽等人引导下，一路几乎兵不血刃，所向披靡地席卷了东北，心疼之余，却又为保住关内地盘不失，倍感欣慰。
对军阀而言，国家、民众不过是挂在嘴边的虚词，唯有自己的军队、地盘、绝对权力，才是最最实在的根本。
当时，东北沦丧，无论国民政府或者国内舆论，终究对丧师失地却拥兵自重的张学良等东北军将领，没有丝毫追责的能力。即可说明这点。
于是，在锦州沦丧之后，东北军继续猬集绥远、华北、平津一线，对北对南排兵布阵，并且为自己溃逃山海关以南继续找一个漂亮的借口：
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
于是，在战事实际由东北扩大到热河的现实之下，东北军终于心安理得回避了这个现实，安心、安全地稳坐华北，暂时忘却了九一八沦丧东北的痛苦，快快乐乐盘踞华北、平津，继续维持着东北军作为中国最大军阀的基本盘。
可见，军阀及军阀的地盘和军队思维，终于成为推动九一八事变向最恶劣的结果演化。
也正是九一八事变的恶性发展，最终使得中日在华北形成对抗态势，酿成了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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