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 燕｜从独白到复调：超越国家叙事的对外传播话语想象

摘要

以巴赫金的复调理论视角反思我国对外传播话语，是存在说服性修辞的逻辑简化、跨文化的“外位性”缺失、“单声语篇”的自我重复等问题的。研究认为实现对外传播的话语革新，需要改进并超越独白式的国家叙事方式，重视国家叙事的修辞伦理，理解国家叙事视角的有限性，在对话中寻找新的中国故事“增长点”。在此基础上，应以倡导“复调的共识”作为对外传播话语重建的目标，弘扬对话精神，鼓励参与式传播，建设包容差异的对话性共识。

作者

全  燕，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云山学者

原文

刊载于《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

项目

本文系2019年“大运河文化带”对外传播研究重大项目(项目编号：AS142007)的阶段性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外传播虽有成效，但历经曲折，到目前为止的成功案例依然停留在传统文化输出这一个面向上的部分实践中，现代化意义上的中国形象输出依然还在踯躅中，这里面教训良多。我们认为，对外传播一味追求国家叙事框架，诉诸空心化的国家共识和团结话语，往往容易形成一种独白式的单声语篇。无论是传播“中国梦”，还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具体到叙事文本时，或多或少都缺失弘扬主体间性的“对话人格”，缺失众多平等且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事实也反复证明，面对多样化的世界格局，试图利用说服性修辞改变和干预他者，达成只有一种声音的“单调”共识的想法往往是不切实际的。打破当前对外传播的困境，需要我们从认识论上重新看待对外传播问题，超越独白式的国家叙事，建立复调的共识，实现对外传播的话语重建。

复调理论视角下

对外传播话语的问题检视

复调理论(Polyphonic Principle)是20世纪前苏联文艺理论家、批评家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对西方美学理论的重要贡献，巴赫金借用了音乐术语“复调”(也叫多声部)，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文学概念“复调小说”，以区别于那种基本上属于独白型(单一旋律)的已经定型的欧洲小说模式。复调的产生需要给予作品中的每一个个体以充分的话语权，而不仅仅只听见作者的声音，意义在对话的过程中产生，对话是复调的核心。巴赫金的这一叙事理论首先在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被法国结构主义所理解和接受，逐渐成为后结构主义理论转向的重要标志之一；自80年代以后又受到了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大众文化研究等诸多文化理论的高度关注。与此同时，巴赫金的对话、狂欢、异质化等思想也被中国学者竞相引用，在相关学者的探索中，我们不断发现巴赫金的众多理论文本中蕴含着丰富的传播学意义。我们今天在对外传播研究中重提复调理论，是希望执“复调”这一对话理论的经典概念，帮助澄清对外传播一直以来的理论迷雾，破解对外传播的实践困局。

01

说服性修辞的逻辑简化

说服性修辞的逻辑简化是巴赫金批评独白式语言的一个重要依据。说服性修辞最早来源于亚里士多德，他在《修辞学》中发展了一套修辞术，为说话者设计了使论据达到最大说服效果的方法。16世纪的欧洲逻辑学家彼得·拉莫斯(Peter Ramus)重新解读了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在他眼中，说话者使用说服性修辞诱使听者认同，其实也在同步削减被说服对象参与交流的机会，强大的修辞术所具备的说服力会导致对话变得不再那么重要。而巴赫金行得更远，他强调复调，反对独白，反对将意义集中于说话者所说的话上，坚决摒弃主动式说话者和被动式听者之间的二元论，转而倾向于建设能够预期对方积极回应的话语。他认为话语中交织着集权与分权、统一与分裂的过程，意义的产生不可简单依赖于说话者的修辞术。换句话说，意义是由多方话语差异构成的，必须注意到话语的可对话性。

巴赫金质疑说服性修辞的逻辑简化问题，也是我们的对外传播话语中常见的叙事毛病。长期以来，对外传播的叙事模式倾向于将传播作为改变他者认知的工具，通过说服性修辞努力改造他者的认知，较近的代表性案例是一带一路话语的对外传播。有关一带一路的对外话语体系建构一直是我国近年来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中之重，但其面临的国际舆论困境也一直与项目的推进如影随形。虽然一带一路区域合作的理念、宗旨、目标一直在为我国政府和主流媒体在世界范围内全力宣传，但类似“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特洛伊木马”“能源掠夺”的质疑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甚至是一带一路部分沿线国家中一直存在。近年来虽有研究者呼吁“一带一路应该打造中国故事2.0版本，侧重讲述中国如何与世界共同发展、推动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故事”，但说服效果依然不甚理想。在西方观察者眼中，“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不过是中国实现安全、政治稳定和经济扩张等领域宏伟任务的工具”。可见，刻意去中心化的“中式全球化”(Sino－globalization)话语修辞依然不能消除西方对“中国崛起”的疑虑、恐惧和敌视。

一方面，以彰显官方叙事主体地位的对外传播修辞术，是以高度抽象、高度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为叙事内核的，而中国特殊的政治话语一直缺乏世界性对话基础，话语的离心力明显大于向心力；另一方面，将 “大同世界”“仁济天下”等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作为刚性政治、外交等话语的修辞附加，但背后又省略了修辞的逻辑推理，导致接收者离开了儒家文化语境就难以理解，结果费尽心思将本国政治理念进行修辞包装也并不能摆脱“孤掌难鸣”的困境，没有多方参与的“复调”的合鸣，我们的大国框架叙事依然很难形成有效的全球性说服力。

02

跨文化的“外位性”缺失

外位性(Outsideness)思想是巴赫金哲学人类学批评的核心，也是复调理论生成的基础。在《论行为哲学》《审美活动中的作者和主人公》等早期著作中，巴赫金阐述了这一思想，他指出，(用话语表现的一切)“都分解为二，一个是自己的话语的狭小世界，另一个是他人话语的无边世界。”那么在一个由我与他人构成的世界中，我与自我、我与他人的关系上就会显现出外位性，我外位于他人，他人外位于我。承认外位性就意味着自我构建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包含有异质性的他者存在，这是因为“居于流动位置的自我，既不是意义的仲裁者，也没有真理在手，只是不断通过与他者的对话构建自身，这是自我主体性构建的基本事实”。只有在由多种“语调”对话所构成的话语场域和传播网络中，才能突破人作为认识主体的有限性。失去了外位性，其实也就失去了主体精神，而这对于我们反思对外传播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对外传播必须面对跨文化传播的问题，我们承认跨文化传播的外位性，也就是承认世界诸种文化主体之间是平等对话关系，承认诸种文化主体作为一种异质共存结构的合法性。在跨文化语境下，每一种文化除了自我关照，还需要经过更多他者视角的理解和判断，经历与更多他者交锋和碰撞的洗礼，方能消除自身的片面性和独白性，完成自我主体建构。因此，我们的对外传播需要掌握好的是“中国眼中之中国、中国眼中之他国、他国眼中之中国”这三方面在跨文化传播中的权重配置，传播中单方面沉浸自我体验难免造成偏差，依赖移情体验也不能真正进入他国世界，只有在复调的他国视角中寻找中国问题，反视自我，才有可能走出本文化结构的藩篱，开辟新的跨文化话语空间。

也是因为对跨文化传播外位性问题认识不足，导致了我们在一些单纬度的对外传播实践中出现了一些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的尴尬局面。我国从2004年至今已经在162个国家建立了541所孔子学院和1170个孔子课堂，规模不可谓不大，投入不可谓不多，但显在问题也难以回避。近年来在部分国家出现的官方或民间抵制孔子学院的事件时有发生，原因大体表现为本土教育机构质疑孔子学院在代表中国国家机构，通过语言推广的形式对当地民众输入意识形态，并试图操控本土大学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中国官方的跨文化输出会遭受挫折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我们对对象国的评估，以及我们认为的对象国对我们的评估，这二者都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偏差。我们认为不能一味指责西方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偏见，对外传播如果过分沉浸在一个没有参照系的自我关照中，将“中国眼中之中国”与“他国眼中之中国”简单划等号，而不善于用他国外位性的视角反观自身，同时在评估“中国眼中之他国”时，仅仅依赖移情推理，想当然认为我们精心组织安排的，对方就一定会欣然接受，而忽略了文化主体的异质性以及文化背后的体制冲突，那么建立在这样认识基础上的对外传播决策很难说是明智的。

03

“单声语篇”的自我重复

巴赫金的复调理论直接源自他对复调小说的解读，他提出“复调小说的实质就在于，小说中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他们有机地交错在一起，彼此平等地相互讨论、争辩，构成众声喧哗的景观”，在弘扬复调小说的基础上，巴赫金继而提出了一种异于我们通常认知的对话观。一般认为，开展对话是一种可操作的、使不确定性减少的重要方法，对话能够推动一个群体走向“共享意义”(shared meaning)，但巴赫金在上世纪20年代就批判性地指出，对话不是一个达成静态协议的过程，有多种声音的对话也不一定就是复调的，如果许多声音的对话集中在实现共同意义、一致性和共识上，那它依然可能是“单声语篇”(single－voiced discourse)。我们不妨做进一步解读：有多种声音的共识不一定就是复调，片面追求思想一致的共识有可能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异，而先声夺人对共识的强调，其本质上也可能是一种独白。

巴赫金对复调小说的解读也启示我们，对外传播不能孤立地构造信息，意义只能通过与他人的互动产生。近年来，为改变长期受西方话语规则控制的局面，中国积极讲述“现代中国”故事，主导国际组织、主办国际会议、倡导多方对话，其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博鳌亚洲论坛、中非合作峰会、20国集团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世界互联网大会等都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中国也在利用东道主的身份积极表达中国立场、提出中国方案。在设计者的蓝图中，中国是创新全球治理话语和国际规则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创造“主场外交”模式实际上是服务于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目的。对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中国倡导的多方对话是一种手段，是能够帮助中国的倡议、构想、主张等赢得国际社会共识的工具。但也有研究发现，“我们的一些话语概念和发展理念在经过了反复的对外传播后，仍难以引起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接受，即使认同中国话语的国家也难以和中国一同进行话语实践。”

设计者的初衷无疑是好的，但千方百计试图保护我们的话语不受他者解读的影响(事实上也办不到)，是很容易陷入“单声语篇”的自我重复中的。我们不否认意图，但也不应回避他者的反应甚至质疑，相反，中国话语只有在与他国话语发生关联才有意义，也只有将说话者和参与者视为共同的传播者，共同参与意义的建构，将对话视为过程，在与参与者的互动与交锋中不断适应他者语境，而不是以对话之名，行宣传之实，才有可能真正提升我们的国际话语能力，增强大国自信。这是巴赫金复调思想中蕴含的人类学观点赋予我们的启示，也是重新赋予国家叙事以生机的起点。

超越独白的国家叙事：

对外传播的话语革新

至此，我们认为在认识对外传播实践中长期不畅通、不达意、不结果的问题时，需要有行而不得、反求诸己的态度，借鉴他国甚至本国民间的外位性立场，反省国家叙事的短板。同时也需要意识到，在用中国式话语包装政治理念时，不注重修辞伦理，不重视听者的“对话人格”，反而可能加重对方的意识形态偏见；在看待跨文化对话的问题上，一味以达成共识为目的，将对话当成说服工具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等等。正视已有问题，实现对外传播的话语革新，还需要改进并超越独白式的国家叙事方式。

01

重视国家叙事的修辞伦理

中国语境下对外传播的历史，都会与政治发生或多或少的关联，在对外塑造中国形象的历程中，政治始终作为一种特殊语境，或一套独特话语存在，这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难以抹去的底色，也是中国对外传播效果的海外评价整体不高的重要原因。这让我们思考，当我们的对外传播冠以国家之名时，为最大程度避免自说自话，应该如何充分运用修辞这一“实践智慧”(phronesis)，在复杂国际空间达成较为理想的政治平衡？而这也是走出近几年来对外传播“话语控制力上升，但话语能力认同度降低”这一怪圈的关键环节。

我们在前述问题检视中谈到了说服性修辞的逻辑简化容易造成独白，这是由于说话者采用修辞手段试图说服听者时，逻辑演绎的链条是闭合的，缺乏对受众的分析，没有把对话性考虑进去。我们通常会在一套国家理念的输出、一种政策框架的对外宣传中，理想化地加入淡化意识形态争议的话语修辞，例如大量使用“共享共治”“合作倡议”“互利共赢”等概念，试图淡化零和博弈的色彩。然而完成自我逻辑自洽并不代表实现了有效叙事，因为这套说服逻辑很可能对他人无效，只有开放复调的对话，并且是富有成效的持续对话，才是赋予话语意义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另外，单向度的叙事突围也不适合全球主流的政治对话格局，对外传播尤其是在涉及政治命题时，无论使用何种修辞方法，如果不能让受众理解推论背后的逻辑，无法为其提供话语交锋的基本条件，依然可能落入自说自话的窠臼。

可见“单调”而精巧的政治修辞不一定能够取得好的说服效果，德国的政治思想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就认为，“所有政治的观念、提法和说法……都要有具体的针对性，与具体的处境联系在一起，如果取消这一处境， 所有政治的观念、提法和说法就成了空洞的、幽灵般的抽象”。这启示我们，空洞的政治宣教难以奏效，赋予政治修辞以伦理的内涵，尊重对方的理解非常关键，在我们的大国叙事中也就有可能避免反复被拉入“修昔底德陷阱”中。因此我们提出重视对外传播中国家叙事的修辞伦理，避免陷入单向度的强制说服，转而重视受众的“对话人格”。对外传播的受众必定成分复杂，往往有着若干群体边际，这些群体受制于不同的观念、信仰和知识体系，会影响他们对接受信息所做出的反应。对国家叙事主体来说，最佳方式并不是想法设法迎合各种群体，而是赋予他们以共同建设话语意义的空间与权力。这意味着讲述者需要坦然面对随时被质疑的挑战，并对执异议者保持足够的耐心和宽容。与此同时，讲述者需要具备一种能力应对潜在的异议，尝试寻找讲述者和参与者都能接受的“逻辑论证”(logical proofs)，这也是实现叙事公正的前提。

02

理解国家叙事视角的有限性

如果说重视国家叙事的修辞伦理是讲述者的自我关涉，那么在叙事视角中能够以外位性立场反观自我，改进自我，则是从外部突破的另一种话语革新。针对已经谈到的对外传播中跨文化的外位性缺失现象，还需要提出一种新方案，即借外位性立场理解对外传播中国家视角的有限性问题，并尝试对现有问题进行突破。

从外位性立场看待对外传播的国家视角，需要承认国家叙事视角作为一种认识主体所特有的局限，承认对外传播中他国视角是本国的国家视角形成的必要条件。他国视角不仅具有空间的外位性，还有时间的、文化的、政治的外位性，他国视角与本国视角互不相融、彼此自主，因此能够通过独立的“超视”观察彼此。所谓超视，指的是他人在观察“我”时，其视野超出“我”观察自我的视野，那么“我”的身份也可以被看作是通过更多复调的“他”所共同构成的。他国视角在理解中国叙事者讲述的中国故事时，很可能看到了叙事者自身察觉不到的问题，所以那种想当然认为要更好地理解他国，就应该融入其中忘却自我，用他国的视角做判断的想法是片面的。只有承认跨文化的外位性，并能够用外位性立场反观国家叙事视角，深刻地意识到我们对外传播的国家站位是影响我们做出判断的重要因素，才能理性地看待他国视角下的中国对外传播存在的种种问题。

巴赫金认为：“一个人甚至对自己的外表也不能真正地看清楚，不能整体地加以思考，任何镜子和照片都帮不了忙；只有他人才能看清和理解他那真正的外表，因为他人具有空间上的外位性， 因为他们是他人。”后来的研究者在评论此句时也由衷说到，“当每一方都能接受对方时，就会在对方身上获得一种启发，这使每一方都能最终确定自己的形象，每一方都是另一方的参照，每一方都能照亮另一方”。从这个角度来看，以外位性立场反观自我，还意味着承认多重视角或多重世界，在具体的对外传播实践中，体现为重视非国家叙事的多重视角，例如鼓励非政府组织的对外交流，鼓励民间的复调参与，探索多声部、多维度、多形态的中国故事的叙事方式。在“指尖参与传播”的时代，一方面渠道控制已经不再现实，另一方面掩耳盗铃式的传播效果评价也难以为继，技术支持下的复调传播早已覆盖网络平台，延伸海外。放开非官方渠道的对外交流，尤其是社会、经济、文化的对外交流是大势所趋。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民间主导的必须是独立于官方支配的，它不是国家叙事的补充，更不是附属，它同样是一种“他者”话语，是能够与国家叙事平等对话、相互观照的外位性存在。某种程度上，国家叙事接受民间叙事的外位性反观，双方彼此成就，对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实营构有着更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03

在对话中寻找新的中国故事“增长点”

对外传播中讲好中国故事，不仅要自己讲，还要带动他人讲，这就需要在与他人的对话中不断发现新故事的“增长点”，将“中国梦”与世界接轨，与全球参与者共同书写中国故事。由于对话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导致意义的产生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一个人的独白不一定能达到意义的彼岸，但只要他或她与他人互动，就一定能不断发现意义。在此过程中，为避免“单声语篇”的自我重复，避免低效对话甚至无效对话的产生，我们提出展开不以某种意义为唯一诉求的对话，将对话视为过程，而不是达成共识的工具。

复调理论始终将人看作是沉浸在会话情景中的主体，而不是交流过程中的客体，人的差异性就决定了对话的差异性，巴赫金也提出，“对话的意义依赖于它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对话就是容纳差异性”。如何理解巴赫金谈的对话的意义？我们不妨把对话的过程比作是光线穿过不同密度层的过程，光线经过不同介质就会发生传播方向的改变，产生折射，正是因为光的折射，才诞生了五彩斑斓的世界，而对话的意义也就是光的折射意义，那种只有简单应答反应的“单调”对话，不是自我蒙蔽，就是蒙蔽对方，是不可能反映真实世界的原貌的。只有不同话语主体的多重碰撞、诠释，形成复调的话语空间，才是真实世界应有的样子。对话创造的意义是一个无限的、递归的过程，是不可终结的，它不取决于你的解释或我的解释，而是取决于在交流中产生的新的解释。因此，我们不应强求对话就是以共享意义、达成短暂共识作为结果，而应倾向于拥抱复调的交流，在交流中，话语是完全开放式期待他人的解释和参与的。

面对全球话语依然处于中国观照的视野之外的局面，我们更要理性看待不同视角的跨文化对话，很多时候反而是互相争论使得对话更有分量、更有意义，使得对外传播自我主体构建更为充实。须知对话的本质就是复调的，是不同话语互不相融的和声，将他国质疑者一律看作是故意歪曲事实，阻碍沟通的处心积虑者；将对话失败一律归结为文化差异、制度差异，并试图掩饰对立和矛盾的真实根源，这既不现实，也不合理。“理解者不应该排除改变或者甚至放弃自己原有观点和立场的可能性，(因为)理解行为中包含着斗争，而斗争的结果便是相互改变，相互丰富”。因此，与其采用效度极低的循环论证、诉诸无效等方法向反对者抗诉，不如大度听之，合理接受他人的评价与期望，一方面不断总结“可传播性”的故事框架，另一方面，也是更为迫切的，是放弃不恰当的故事框架，放弃徒劳无益的自说自话，克服对外传播中照镜子式的思维定势，在与他国动态的、持续的对话中寻找突破点，寻找新的中国故事“增长点”。

倡导“复调的共识”：

对外传播的话语重建

按照存在主义观点，中国生存于主体性林立的世界中，离开世界的映照，中国将失去自我定位的坐标，而对外传播的目标定位同样不能依靠封闭的自我确证。无视世界的反观和评价，对外传播的价值荡然无存。巴赫金曾在遭到被斯大林政府流放的威胁时，隐晦地写下了他的政治批评，他说到，“自我爱慕和自我评价所包含的所有精神因素(除去自我保护等)都是对他人位置、他人视点的窃据。这里不是‘我’对自己的外形施以正面的评价，而是我要求他人给予这样的评价，我站到了他人的视点上。”以此反思我们的对外传播，就会认识到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是承认以国家为叙事主体的自我感知和评价是有很大缺陷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尝试将对外传播话语革新的讨论更进一步，提出以倡导“复调的共识”为目标的话语重建，并探讨以此作为对外传播新认识论的可能性。

倡导“复调的共识”作为对外传播话语重建的目标，指的是在弘扬对话精神的基础上，鼓励参与式传播，建设包容差异的对话性共识。强调“复调的共识”(或对话性共识)是为了区别单一共识，甚至是假共识。“共识”本身是带有对话内涵的，但我们的共识往往只作为一种话语修辞存在，是一种以国家的名义宣告的单一共识，它并不是经过巴赫金意义上的对话形成的。很多时候，单一共识的话语框架都是围绕着“我希望你同意”为目标而展开的，即使不同观点在对话中相互影响，重点也会放在达成共识上。然而在对话中过于强调共识，很可能有意无意回避争论，过滤异质意见。例如主办国际性论坛、会议只服务于单一的外宣目的，或者隐含着未经公开讨论的价值观规劝，会让参与者感到表达赞同性的观点比表达不受欢迎的观点更轻松，而这样的对话对于加深彼此交流并没有实质意义。

巴赫金在他充满真知灼见的话语理论中将人们之间的对话视为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他反对索绪尔将语言建构为一个静态的、独立的符号系统，而是相信“语言只存在于那些使用它的人的对话互动中，对话的语言是有生命的，它依赖于无限的、递归的话语链”。巴赫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超出我们通常所见的意义构建方式，即：意义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意义的产生依赖于话语差异的复杂统一，只有当人们聚集在一起，他们的话语被汇集在一起时，意义才会被创造出来。当然，有多种声音的共识也不一定就是复调的，一个假想的复调对话可以保持单一逻辑，而不能达到多逻辑共存。事实上，共识并没有强制性的“思想一律”，我们不否认对外传播的中国国家意志，但如果我们刻意屏蔽反对意见，不能充分回应质疑的声音，那么我们就扼杀了话语的生命。只有将中国话语实践放置在广阔的全球话语框架内接受历练，积极开展基于各方积极回应的对话，才有可能在不断地交锋与改变中使一方通过接受另一方而逐渐形成对话性共识。

应该说目前主流的对外传播话语模式还没有超出外宣的范畴，“我国”与“外国”主客分明，依然按照“我国”讲，“外国”听的模式在走，但这种主体和客体泾渭分明的传播否定了参与性角色的存在。当传播主体仅仅把信息指向一个目标客体时，就会拒绝承认该目标客体拥有对信息的解释权，一旦目标客体出现与传播者的意图背道而驰的解释，就可能被视为从事敌对活动，或故意歪曲消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参与者有意识地扭曲传播者的意图，但我们绝不认为这是所有参与者唯一的动机。事实上，解释本身就是创建传播过程的一部分，哪里有传播，哪里就有解释，意义的解释和创造是持续的，甚至在主体试图强加一种单一的交流模式时也是存在的。因此，如果我们想让自己的话语有意义，就必须放弃对其专有的解释权，倾听我们所重视的、想改变的那些参与者们提出的问题和质疑，并做出回应。同时更能够从认识论高度把共识看作是集体经验的复合品，让共识出现在多样性经验形成的过程中，让每一个参与者的主观经验都是其组成部分。

我们有目的地传播中国，我们希望更多对象国了解中国、接纳中国，那么我们就必须不断地与对方进行话语合作，建立起“我”与“你”的良性互动关系，相信“你”可以帮助“我”更好地了解我自己，“我”也可以帮助“你”更好地了解你自己。所有的对话都是一个开放和永无止境的过程，只有在复调的对话中，我们才能获得丰富的意义。我们并不是一味努力在对话中寻找共同点，以共识完结对话，而是首先认识到，只有在复调中——在对话的多方参与者分享他们所看到的中国的情况下——我们才能通过他们的眼睛，真切看清我们自己。也只有经历这样的过程，才能有效指导我们在对外传播中应该说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去说。

我国传播学者王怡红在解读巴赫金话语理论时曾谈到，“由独白、线性与控制构成的传播模式难以描述人类交流的真实情况，这样的效果研究也难于超越自身的认识与发展局限，仅仅停顿在信息传播的层面。相反，研究应该面对艰难的交流现实，关注交流的质量，让话语更多地指向参与、聆听、回应、谦卑的对话，让人的交流关系不要被敌意或误解分成两边。交流以对话为依据，才不会失去交流的真实意义，才能推动人的传播与思想向前发展。”我们认为，改革对外传播模式，重建对外传播话语，同样需要这样的箴言。是时候抛却不合时宜的外宣话语了，取而代之的应是更具对话性的参与式传播，主动邀请、期待并鼓励全球多方参与我们的对外话语建设，向世界呈现包容兼蓄、海纳百川、气象万千的新时代中国话语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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