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树基 袁一心｜清代前期的“禁派丁盐”与华北地区的人口数据

摘　要：清代前期，在枣强、安平等十三个“禁派丁盐”之县，其“国朝原额人丁”，或依盐引之额折算之“丁”，居然与万历八年(1580)人口对应，说明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纳税单位”的清代前期之“丁”，有可能是真实的人口。清代前期枣强等县的人口数据之所以准确，是因政府销售盐引时需要掌握准确的人口，故而与盐引配合的人口是实际人口，不仅包括男性人口，而且包括女性人口。在一些明代后期至清代前期的县级数据中，“丁”也不一定是纳税单位，其中有些是男性人口，有些是全县人口。这一发现颠覆了以前的认知，有可能开启历史人口的微观研究之门。

作者简介：曹树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袁一心，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刊载于《社会科学》2020年第8期

一

研究基础与问题的提出

      明初以降中国各个区域的人口变动，一直是研究的难题。在最近完成的一项研究中，曹树基将北平、山东、河南、山西、京师南、京师北、江西、湖广南、湖广北、福建、浙江、广东、广西等12个布政司(或单位)洪武二十四年分府口数与天顺年间(1457－1464)编撰的《大明一统志》中的分府里数一一对应，分别计算各省分府口数在各省口数中所占比例，以及各省分府里数在各省里数中所占比例，共得101组有效记录。两组数据的相关系数R2＝0.845，结果详见图1A。这说明，天顺年间各省编里可以和洪武年间的户口登记基本匹配。这一事实提示我们，在一省内部，各县编里的标准是大体相当的。

     鉴于此，在一些地区，不仅可以利用洪武时期的“里”数进行人口估测，或检验用其他方式所得户口数据，更可以在没有洪武时期的人口数或“里”数时，用天顺“里”数来估测洪武时期的人口。也就是说，利用天顺年间各省分县里数，可以求得洪武年间各省分府以及分县人口。

图1　洪武二十四年各省分府人口比例与

天顺《大明一统志》所载各省分府“里”的比例之关系

      当然，进行这一估算的前提是，从洪武至天顺，某个区域所辖行政区的“里”数基本未变，或与人口同比例变化。事实上，在这一时间段里，口的比例变化与里的比例变化并不完全一致。如洪武二十四年北平府人口仅占全省(布政司)的0.138，天顺年间的里却占0.262，差值为0.124。这是因为永乐迁都之后，北平府人口有了较快的增长。排除类似的真定、开封、桂林、施州、建宁和庆远等6府，余94府人口比例与里甲比例的关系更加紧密，详见图1B。

      不仅如此，笔者还对1393年到1953年中国分府人口的变动，提出了一个新的假说。笔者认为，在排除大规模移民运动、战争带来的人口大规模死亡、工业化、城市化诸因素影响的地区后，560年间各省分府人口的变动速度是近似的。

      果真如此，则1393年和1953年各省分府人口在全省人口中的比例高度相关。兹将1393年214个府级人口在各省人口中的比例与1953年214个府级人口在各省人口中的比例进行回归分析，所得结果很好地证明了这一假说，详见图2A。

图2　1393年分府人口与1953年分府人口的关系

      如果剔除35个人口变动幅度较大之府——如因城市发展而导致人口大量增加的天津、唐山、汉口、无锡、上海等5市(分别隶属于河间、永平、汉阳、常州和松江5府)；洪武时期的空旷区域(东昌、兖州、南阳、汝宁、汉中、巩昌、临洮、襄阳、德安、沔阳、大同、凤阳、九江、赣州、南安、廉州、惠州、浔州和平乐等19府)，明代中期人口外流中心的区域(青州和黄州2府)；明清之际战争与大灾影响之区域(延安、怀庆、河南、平阳等4府)，太平天国战争影响剧烈的区域(应天、徽州、广德、安庆、嘉兴等5府)。两个年份府级人口在各省人口中的比例相关度更高，详见图2B。

      经过以上双重检验，可知洪武年间的分府人口数据是可靠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确定明代中后期乃至清代前期的人口。

      依何炳棣观点，洪武以后，尽管人口登记制度依然存在，但统计的重点和方法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后的人口上报数仅仅包括一部分人口，与真正的人口之间差异越来越大。明代后期与清代前期的所谓人口统计数只能看作为纳税单位，而并不是真实的人口。不过，在以前的研究中，笔者曾发现，从洪武二十四年(1391)至弘治十五年(1502)，北平大名府的里数从318里增加至579里，年平均增长率为5.4‰。从洪武二十四年至永乐十年(1412)，再至弘治四年(1491)，保定府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4‰和5.1‰。类似的案例还有许多，兹不一一。它提示我们，从明代初年至明代中期，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可能约为5‰左右。也就是说，明代中期可能存在真实的府级人口数据。

      本文的问题是，在明代中叶，既然存在准确或相对准确的府级人口，就有可能存在准确或相对准确的县级人口。本文旨在寻找明代中叶至清代前期准确或相对准确的县级人口，并藉此厘清明代至清代前期的里甲或保甲，以及清代盐引派额等各种制度与人口的关系，以此推动中国人口史研究的深入。

      本文分三个部分展开：其一，枣强县的盐引与里甲；其二，其他十二县“禁派丁盐”；其三，其他十二县“丁”的实质。

二

枣强县的盐引与里甲

1. 盐引与人口

      在真定府枣强县，从盐引与人口的关系入手，可以发现明代后期至清代初年真实的县级人口。万历纂修、康熙十九年增修《枣强县志》卷2记载，枣强县每年行商盐3620引，每引220斤，实销引盐796400斤，共纳课银2273.5953两，说的是政府准许商人在纳税之后，将定量的盐销往枣强。这段记载之后，又有以下记载：

      查得万历二十年以前，止行盐二百引，后加五百引，后又渐加至三千二百一十引，近又量加五百引，共三千六百二十引。时值国用殷繁，无可如何，属在小民，亦所乐应，独是余盐浮于正引，而盐价惟所腾涌，且又按丁派比，所谓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积渐至于极重，而不可肩者，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今幸禁派丁盐，民力可谓少苏，至于核盐斤，掣余盐，平价值，此又邑大夫所得专主而力行之，是在留心民隐者加之意耳。

      这段文字说的是万历二十年(1592)前后的变化：其一，万历二十年之前，全县盐引只有200引；后加至3210引；万历二十年之前的“近”年又加至3620引，新增加的“余盐”之引大大超过正引。其二，盐引按丁派比，即按人口数确定盐引。其三，约在康熙十九年(1680)之前，禁派丁盐，民众负担减轻。

      需要特别注意文中的两个“派”字。前者是说依丁之多少，确定盐引；后者讲今天不再依丁派盐，即不再分摊盐额，似乎是指人口与盐引脱钩。然而，如果盐引不与人口挂钩，盐引过少，食盐过少，岂非部分人口无盐可食？

      这一资料将《禁派丁盐》一文亦抄录在案，兹引如下：

     顺治十年十二月，户部复科臣陈协疏，题内开枣强等十三处，皆系派散户口，民既受累，自当速更，应与各处行盐地方，一例令商人立店自卖。奉旨依议，康熙六年四月　日，知县胡梦龙查案，遵行永为定例。十七年分奉旨，按丁均引，每十丁食盐一引，枣邑人丁七万四千九百六十引，除原额外，新增官盐三千八百七十六引，新旧共行官盐七千四百九十六引。

此文中的“派散户口”，理应与上引文中相同，亦即“依丁派盐”。这也是“民既受累”之原因。而更正之法，应当令商人“立店自卖”食盐，而非由官府摊售。户部认为，盐业专卖之意在于政府出售盐引，获取专项税收即可。

      那个令民受累的分派行盐制度究竟是怎么样的？康熙《安平县志》卷8有如下解释：

      幼时未见有商盐入县境者，后因盐利之厚，商人滋多，始有分引而至者矣。当时自为贸易，官为严私盐之禁尔，嗣是而有奸商依势要，贿书札，以撼有司，不得已而官为之卖，然犹春支盐而秋收价，未甚迫之民也，今之盐商口趋于横矣，携引以来，欲计月日而尽鬻之，稍或壅滞，责比及吏民，何以堪也。

      说的是商人携盐引而来，却不自卖，而是让官府替商人卖盐，且从原来的赊销，改为现售，民苦甚之。这就是所谓“依丁派盐”之机制。也就是说，“禁派丁盐”、“派散户口”与“依丁派盐”说的是引盐之销售制度，亦即引盐由县政府包销之制度。

      顺治十年(1653)，户部的新方案获准通过。康熙六年，新方案在枣强县成为定制。康熙十七年接到朝廷命令，“按丁均引”，即按每十丁食盐一引确定枣强盐引比例。全县合计7496引，合计人丁74960。盐入枣强，令商人立店自卖。

      将官府包销引盐带来的民众负担置于一旁不论。康熙十七年前后，枣强人丁或人口真的是74960吗？万历纂修、康熙增修《枣强县志》卷1记载：

国朝康熙五年户二千，口70931；康熙十九年(1680)实在人丁74961。

      康熙十九年(1680)实在人丁真的是74961。以74961“人丁”配合上引康熙十七年7496引，正符合“每十丁食盐一引”。查1953年枣强县人口261648，从1680年至1953年，枣强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6‰。由此可见，康熙年间枣强县的“丁”，指的是包括女性在内的全体人口。同样，康熙五年的“口”也可以作全体人口来理解。所以，从康熙五年至康熙十七年，枣强县人口从70931增长至74961，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依然为4.6‰。

2. 明代数据再检讨

      再回过头来检验明代枣强县的人口数据。万历纂修、康熙增修《枣强县志》卷1记载：

     洪武二十四年户1352，口7731；永乐十年，户1953，口9847；嘉靖四十年，户2615，口41953；万历四十四年，户2677，口54702。军户234，民户2388，杂役户65。

      洪武二十四年(1391)户均5.7口；永乐十年(1412)户均5口；两个年份的户口关系基本合理。至嘉靖四十年(1561)和万历四十四年(1616)，户均口数多达16－20人，大大偏离正常值。不过，户均口数的不合理并不一定说明人口数据的不合理。

      仍据上引资料，在1391年、1412年、1561年和1616年之间，三个时段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1.6‰、9.8‰和4.8‰，最后一个时段的人口增长速度与清代接近，令我们对明代中期以后的数据有了信心。果然，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至清康熙五年(1666)，枣强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5.2‰，仍与清代人口增长速度接近。这样一来，可以肯定，从嘉靖四十年开始，枣强县人口数据基本真实，或者说，从嘉靖四十年(1561)开始，枣强县的人口数据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上引第一段文字称，“后又渐加至三千二百一十引，近又量加五百引”，其实“近又量加”的不是500引，而是410引。这里的“近”，所指为万历二十年之前的“近”年，枣强盐引加至3620引。假定万历年间即已十人一引，则万历二十年只有36200人。事实上，在此之前的嘉靖四十年，枣强县人口已达41953。据此可知，明代中期枣强县的盐引并不与人口对应。现在要问的是，明代中后期枣强县准确的人口数据究竟是怎样产生的？

      依本文第一节，已知洪武年间各省的里甲编制与人口数量高度相关。枣强的情况究竟如何，请看万历纂修、康熙增版之《枣强县志》卷1《里甲》：

永乐初定鼎北京，枣强始为畿内，虽原编为二十五里，后并三里，至正德初盗寇□破，征役□□□，绝者十一，逋逃者十五，又并杨兴、姜村二社，今止二十社。

      这一记载明确无误地指出永乐初年枣强编为25里，大约至永乐十年，全县22里。已知永乐十年全县1953户，每里88.7户。距离洪武年间每里110户的标准编制已有不小的距离。其实，对于一个经历过“靖难之役”且人口大量逃亡的地区，每里户口不敷，实不为奇。永乐年间，山西移民大量迁入枣强，户口的不足可以很快得到弥补。

      万历纂修、康熙增版之《枣强县志》卷1《凡例》称：“旧编保甲九十有六，今虽有归并，仍存旧志。”所谓“旧志”，当然指的是万历志了。同书卷1《保甲》又说：

      按保甲之制，十家为一甲，甲立一长，十甲为一保，保立一正。一囗无事，互相讥察，以杜可疑之人，有事互相救援，以御非常之患。

      可知所谓“旧编保甲九十有六”，指的是“保”而不是“甲”。以100户一保计，则有9600户，每户5口，则有48000口。这一数据，正处于上引嘉靖与万历的口数之间。这也说明嘉靖、万历时期的口数，与保甲编整有关。

      总之，由于保甲编制，明代中后期枣强县人口数据准确而真实。由于盐引，清代前期枣强县的人丁统计，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人口统计，并与明代中后期的户口数据形成对接。这是目前所见这一时期最完美的人口数据，令人对这一时期人口数据之挖掘产生更多的期待。

三

其他十二县“禁派丁盐”

      上引资料中称“枣强等十三处”，说明除枣强县之外，还有12个县也是计口派盐。假定这一记载为真，就一定会在地方文献中留下踪迹。经过检索，它们分别是河间府的东光县、青县、宁津县、吴桥县、德平县和交河县，真定府的安平县、宁晋县，顺天府的文安县，保定府的涞水县，以及济南府的蒲台县和大名府的元城县。兹一一论述如下。

      按照原文表述存在的差异，将这12个县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直接表述“禁派丁盐”或“立店自卖”的县，相关文献非常明确地记载了这一政策实施于顺治年间。他们是宁津、吴桥、青县和安平4县。第二类是间接体现“禁派丁盐”的县，相关文献虽未直接记载这一政策的实施时间，但记载了“禁派丁盐”的措施、背景以及影响等，是为其他8县。

1. “禁派丁盐”与“立店自卖”

      在相关文献中，“禁派丁盐”总是和“设店运卖”联系在一起。光绪《宁津县志》卷11《杂稽志》记载：“顺治十年，禁派丁盐，令商人设店运卖。”

      光绪《吴桥县志》卷5《田赋志》记载：

      国朝原额岁食长芦盐一千百引，顺治十年允给事中陈协之请，禁派丁盐，令商人设店运卖，本商具呈盐院挂号，半印给发某字某号，水程验单，运司开填引数、商名，印盖付商人某，多计运赴某地方发卖。

据此可知，这一制度的完整环节是这样的：商人在负责盐引业务的机关排队等候，领取盐引之“盐单”。盐单一式两份，中间盖有骑缝章。单上印着编号，通常是以千字文中的字为纲，字下编号，此即为“某字某号”。另外，还发给运盐路程上的查验单。盐运司在单上记载有引数与商品名，戮记上写着给某某商人，运到某地方发卖。简单地说，这是一张与运盐有关的发货单。

      总之，“禁派丁盐”政策的核心是领取盐引后，允许商人立店自卖食盐。在地方志的表述中凡是能够体现清代前期食盐立店自卖的内容，就可以判定该县实施了这一政策。

      康熙《青县志》卷1《赋役志》记载：

      国朝顺治五年，西商石忠，无知罔利，领官盐若干引，至青半截亏本逃弊。引盐中止者数岁。顺治末年商人复领引盐如前数，至青散派，民间士民告准，令其自卖，无扰青民。今商人邻河自行发卖。

      顺治五年(1648)，青县仍然实施的是旧有的派盐政策。上引康熙《安平县志》卷8说的是商人携带引盐入县之后，需要官府替商人卖盐。从另一方面讲，如果官府暗中动点手脚，盐商的日子就会非常难过。山西商人石忠亏本逃弊，就可以作此种理解。在青县，直到顺治末年，应百姓之请，该县才允许商人立店自卖。

      很显然，青县“立店自卖”及其背景与上引《禁派丁盐》一文高度吻合。因此，文中“顺治末年”的时间界限并不准确，可能是康熙年间地方志编修者的大致揣测。有一点很清楚，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康熙年间。

      安平县的情况比较复杂。康熙《安平县志》卷4《赋役志》记载：

      考安邑食盐旧制，听民开煎，岁纳盐锅银一百五十两。明万历年间，邑宰何公为民请命，免食商盐。奉两院批行，邑人崔公载其事于石，向之良法美意，实便于民。国朝顺治三年始食商盐，编定额引，一变从前听民煎盐纳课之制。今旧制固虽复问，但于盐引到时，查其夹带之有无，平其升斗之大小，使不至垄断昂价。斯通商之中，不致厉民矣。

      令人不解的是，万历以前，县民一直食用商盐。县令何公为民请命之后，才改食本地之盐。安平不靠海，居然能煮盐？既然能煮盐，何必至顺治三年，又改食商盐？细细读之，本段文字之末，有提示“县宰何公详文详见纪事门”，“邑人崔公碑文详见艺文志”。在关于何公事迹的碑记中，得知县境内“我安平多盐地，取而煎之，足以赡一方之用”，即从盐碱地中煎盐。

      在本文第一节引《何侯永除商盐德政碑记》文字之后，还有大段文字讲述商盐以劣充好，短斤少两，兹不转引。这样一来，今天的读者就能明白，为何县令何公力主去商盐，改食本地之盐。依常识，在远离海滨的内地盐碱地或盐碱地的沼泽中，煮卤水取盐，盐味苦而难食。这也就是清顺治三年重新选择商盐之理由。顺治三年改行商盐之后，商人自卖，政府加强质量管理，不许以劣充好，不许短斤少量，不许垄断价格。所以，此时之商盐，非彼时之商盐。

2. 时间记载不明确之县

      康熙《东光县志》卷4《田赋志·盐政附》记载：

      国朝行盐千引，后渐加至一千九百引。邑令王公九鼎，不忍民生朘削……今改为悬秤自卖，盘引至称，每引二百四十斤，余则必私，民方称便。

      虽然时间的记载不甚明确，但行盐之法存在一个转折：先是民苦，后是民便。很明显，东光县实行了“悬秤自卖”，且规定了“悬秤自卖”的标准。因此，东光县当为“其他十二县”之一。

      光绪《德平县志》卷10《祥异志》记载：

      明万历中，盐运司发票二百八十八，招人认买，额派二百五十引，令乡民每丁买盐三斤十二两，用银二分。至本朝康熙六年，发票一千七百七十三，增引百有五，每丁买盐九斤四两，用银八分五厘。七年禁止，引盐不得派散人丁，与票盐一例招商自卖。

      万历年间每丁买盐3.75斤，康熙六年每丁买盐9.25斤，每丁盐额的大幅增长，说明“丁”与人口脱节，沦为盐税之计量单位。康熙七年，商人立店自卖，而非官府摊派。新政开始的时间不是顺治，而是康熙，原因不明。

      民国《宁晋县志》卷3《盐法附》记载：

      国朝额行长芦官盐八千七百引，康熙二年奉文加五百引，康熙十二年奉文减去三千二百引，康熙十八年奉文复归原减三千二百引，实行九千二百引，每引原纳课银三钱九分六厘四毫丝，后奉文每引加银五分，续又加银八分，每引共纳课银五钱二分六厘四毫八丝，共纳银四千八百四十三两六分四厘(近议每引加银又一钱未定)。商人运盐，自卖办课。

      这里记载了全县行盐数量及每引盐的课税额。引文中原有几处脱文，根据上下文数据，通过计算，予以补齐。商人自行买卖，缴纳课税，是“禁派丁盐”政策的体现。

      乾隆《蒲台县志》卷3《盐法》记载：

     乾隆十一年增余票一千张，价银百十三两一钱六分七厘零。凡票行盐之后，送县令印截角，本商赴盐法道申缴票价，由县给批，本商赴盐法道交兑。不论土著外省，俱由盐法道衙门招募殷商承办。

      上文记载有三层含义：其一，乾隆十一年增加盐票1000张。所谓“余票”，是相对于与“正引”即原引额而言。其二，行盐之后，审批、交兑过程严密繁复；其三，蒲台县盐引买卖，全部由盐法道衙门招募商人承办。显然，商人承办是“禁派丁盐”政策的体现。需注意的是，此处虽然记载的是乾隆年间盐引数，但未言明商人承办之起始年份。且其内容“禁派丁盐”政策相吻合，因此蒲台县当为“其他十二县”之一。

      民国《交河县志》卷2《田赋志·盐课》记载：

本县旧志每年额引四百五十道，一引一盐，听商悬秤自卖，并不派给于民。

      “道”的意思其实为“引”。其文意为，在旧志中明确记载的盐引，交由商人自卖，并不采用依丁分派的方式。不难看出，此处“听商悬秤自卖”其实就是“禁派丁盐”。旧志所载之盐引数，应是顺治年间之数字。

      光绪《涞水县志》卷3《食货志》记载：

      旧制按丁派引，涞丁九千百七十七丁，岁食官盐一千一百引，近丁增一万三千，而引加三千六百，前千人百引，今千人三百引矣，疏销所以维难也。或曰地多旗庄，食盐者众，然旗人或食县盐，或食邻盐，听其自便，势难画一。若令商人减价贱售，商资既亏，国课何出。惟令分投立店，设法通融，庶无壅滞，亦于考成不碍。

      旧制以丁为据，分派盐引。由于人丁增长之数与所增派盐引之数不能相配，造成盐引疏销困难。且旗人食盐，难以统一，因此，市场秩序混乱。又因商人降价售卖之法不可行。最终，只有实行“禁派丁盐”，令商人各自设立盐店，自行买卖，才能稳定市场秩序，维护国家课税。

      同治《元城县志》卷3《田赋志·盐政》记载：

      元城四关厢尽食大名县之盐，则以大名县之盐不敢进元城县之城，元城县之民不敢食元城县之盐，名实之不符者也。

      大名县和元城县之间出现了地域性的垄断。这种垄断直接导致了市场紊乱，政府无力控制，县令被上司革职的恶果：

      一若勒令盐引全销，盐必壅积，则谢令见受参罚于前，卑职岂能侥幸漏网于后，此身受其害者。商贾牟利彼此争地，俱皆无恙，而谢知县则已革职，是朝廷之命官又不如行盐之商贾。

      而后采取的解决措施为：“应令元城商人行盐不许扰越，远者重究之，批仰照另檄遵行可也。”商人行盐不扰越，只在固定地点贩卖，实则是“立店自卖”的另一种表述。元城县出现的市场问题，以及针对这一问题采取的解决措施，符合“禁派丁盐”政策的实施背景和影响。因此我们认为，元城县同样实行了“禁派丁盐”。

      由上引记载的分析可知，清初实行“禁派丁盐”政策的十三个县，位于直隶中南部和山东西北部，大体围绕渤海湾，呈不规则三角形集中分布。这一区域盐产丰富，地形平坦，河道纵横，水陆交通便利；且因人口众多，食盐量大，各县不同程度出现盐价过高、市场垄断等状况，有必要实行“禁派丁盐”、“立店自卖”的市场化政策。

四

其他十二县“丁”的实质

      据前文，部分依托盐引数量，枣强县形成了自明代中后期至清代前期完美的人口数据链。这使得我们对其他十二县数据也有了信心。也就是说，无论采用何种方式，这十三个县的地方志中有可能留下这一时期的真实人口数。本节尝试性地将“原额人丁”当作万历年间的男性人口，或将清代前期的“丁”额当作当时的男性人口，利用标准男女性别比求得全县总人口，并以各个年份至1953年的人口年均增长率来检验“国朝原额”以及清代前期“丁”的性质。

      关于这一检验方法，可以援引本文第一节的相关研究：已知洪武二十六年(1393)各省分府人口在全省人口中的比例，与1953年各省分府人口在全省人口中的比例高度相关，就证明在排除大规模移民运动、战争带来的人口大规模死亡、工业化、城市化诸因素影响的地区后，1393－1953年间各省分府人口的变动速度是近似的。由此推论，1580－1953年各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也应当是大体相似的。这一假说，是本文进行数据检验的主要依据。

1．假定“原额人丁”为1580年男性人口

      光绪《东光县志》卷3《田赋志·户口》记载：

      国朝原额人丁二万五千五百一十五，实在行差人丁一万八千二百四十五。行差人丁一万九千三百一十七丁，内有檄出优免供丁一千九十九丁。

      将“国朝原额”当作万历八年的数据，即设1580年男子为25515人，又设性别比为110，得到女性23195人，全县总人口48710。1953年东光县人口234612。1580－1953年人口年均增长率为4.2‰。这是一个合理的人口增长速度。同书又载光绪十二年(1886)36157户，男妇大小173986，户均5口。据此，1580－1886年东光县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是4.2‰，1886到1953年平均增长率是4.5‰，数据合理。

      康熙《文安县志》卷1《贡赋·户口》记载原额人丁14483；依前例推得1580年总人口27649口。1953年全县人口215810，1580－1953年人口年均增长率为5.5‰。数据合理。

      民国《交河县志》卷2《田赋志·户口》记载原额人丁数为20247；依前例推得1580年总人口38653口。1953年人口数为272391口，1580－1953年人口年均增长率为5.2‰。数据合理。

      民国《宁晋县志》卷3《赋役志·户口》记载原额人丁32111；依前例推得1580年总人口61303口。1953年全县人口388440。1580－1953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5‰。数据合理。

      光绪《吴桥县志》卷5《田赋志·户口》记载：

国朝原额人丁二万九千三十七丁，除节年编审故绝逃亡，老丁实在并新增人丁二万二千四百一十丁，顺治十八年编审新增一百三丁，康熙年编审新增八十八丁，十年编审新增九十七丁，乾隆三十七年停止编审。同治十三年，共计户三万零七百六十三户，男八万九千六百二十七，女七万四千四百六十二，共男妇大小十六万四千零八十二人口。

      “国朝原额”以后的“人丁”不增反减，是为纳税单位，确定无疑。假定“国朝原额人丁”为1580年男性人口，则1580年全县人口55434。1953年吴桥县人口254273人。1580－1953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1‰。只知1941年6月，日伪政府曾将吴桥县的24个村庄划为景县；1950年又将德州市以北曹庄一带划归吴桥。这一计算假定吴桥县划入与划出的区域与人口大体相等。

      同治十三年吴桥县人口性别比高达120.3，依正常的人口性别比，是年吴桥县人口为171106，1874－1953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5‰，也是合理的。

      光绪《宁津县志》卷3《田赋志·户口》记载原额人丁数为43593；依前例推得1580年全县人口83223。同书又载光绪二十四年(1898)45455户，233952口，户均5.1口。1953年全县人口294562。1580－1953年人口年均增长率为3.4‰，1580－1898为3.3‰，1898－1953为4.2‰。数据基本合理。

      光绪《涞水县志》卷3《食货志》记载原额人丁27761，依前例推得1580年全县人口52998。1953年全县人口184029。1580－1953年人口年均增长率为3.3‰。

2．假定清代前期“人丁”或为男性人口，或为全体人口

      乾隆《蒲台县志》卷2《户口》记载康熙五十年(1711)有男丁18717，假定此为男性人口，全县总人口则为35732口。1953年排除民国年间划入的博兴县辖区，蒲台县人口122566，1711－1953年的人口年均增长率为5.1‰。数据合理。光绪《蒲台县志》卷2《户口》又载，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共增益3445丁，实增人口6577人。1711－1761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4‰。数据也算合理。

      同治《元城县志》卷3《田赋志》载：

      原额人丁六万千一百十五丁，内有顺治三年并顺治五、六两年，原共报过逃亡人丁万九千五百六十六丁，内除康熙十年以前陆续招抚复业，其节次奉文编审及康熙年奉文清理，共增出长成人丁万七千四百十四丁，已经顶补逃亡人丁，兴差不计外，止除逃亡行差人丁千一百四十丁；实在见存人丁五万九千九百八十三丁，内有优免人丁一千八百七十六丁。

      由此可见，此处“原额人丁”中包含顺治年间人口数，并非明代数据。假定康熙十年(1671)丁数是男性人口，即男性人口59983，全县人口则为114513。1953年大名县人口325532，其实包括了清代的大名和元城三县。如果以半数居之，1953年元城县人口大约16.3万。1671－1953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3‰。这一较低的人口令我们设想存在另一种可能，即康熙十年丁数为全县人口，则1671－1953年全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3.6‰。

3．假定“盐引”代表1580年人口

      康熙《安平县志》卷4《赋役志》记载：

      原额上中一三等九则人丁共折下下人丁二万六千六百七丁半，又节次新增人丁四千七百六十八丁，共下下人丁四万一千三百七十五丁半。

      这里的“人丁”可以折算，还出现0.5丁，是为纳税单位而非人口。同书还记载全县额定官盐3382引。采用同属真定府的枣强县标准，一引十口，3382引对应33820口。1953年全县人口181362。1580－1953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5‰。数据合理。

      康熙《青县志》卷1《户口》记载原额男丁5785，推得1580年全县总人口11044。又知1953年青县人口206403，则1580－1953年青县人口年均增长率为7.9‰。数据太高，说明1580年数据不是人口。

      康熙《青县志》卷1《赋役》记载青县原额盐引数为638引，未记每引人口。查得光绪《宁津县志》卷3《田赋志》记载原额1800引，原额人丁43593。设此“原额人丁”为男性人口，据此可知全县人口83223，大约每引46口。假定同属河间府青县与宁津县每引人口相同，则1580年青县人口29348。1580－1953年青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5.2‰。

4．另类的德平县

      光绪《德平县志》卷3《食货志·丁徭》记载顺治四年(1647)、康熙十二年(1673)，男丁数分别为18548和20948，假定“男丁”即为男性人口，这两年全县总人口分别为35409和39991。1953年德平县人口为265903口(包括划入武定府部分地区)，1647－1953年人口年均增长率为6.6‰；1673－1953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6.8‰。这两个数据均偏高，顺治四年与康熙十二年的数据可能缺漏。当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由于清代以来德平的境域变动很大，数据的错误不知是否与境域变动有关。

      总之，在枣强、安平等十三个“禁派丁盐”之县，其“国朝原额人丁”，或依盐引之额折算之“丁”，居然与万历八年(1580)人口对应，堪称为神奇。而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纳税单位”的清代前期之“丁”，也有可能是真实的人口。这一发现颠覆了以前的认知。

五

讨　论

1. 用其他资料验证

      本节进一步追问，在那些没有实施“禁派丁盐”政策的县里，人口数据会呈现什么状态呢？本节选取盐山、怀柔、房山、玉田、饶阳等五县作为对照，不仅因为这五县都没有实施“禁派丁盐”政策，而且因为这五县中至少有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丁数据。特别需要说明的是，除盐山外，其他四县皆为随机选择。

      民国《盐山新志》卷7《赋役篇》记载：“原额上中下三等九则实折下下民丁六千一百九十三丁。”采用了“折”的方式，可见这一数据为纳税单位，而非人口。如假定这一“民丁”数为男性人口，推算全县民丁总人口为11823。民国《盐山新志》卷5《灶课》还记载：“原额灶丁五千四百二十三丁”，以此算得灶丁总人口为10353口。如此，民籍与灶籍人口合计，全县人口总数为22176。1953年盐山县有351764口。1580－1953年人口年均增长率为7.4‰，仍然偏高，这似乎证明，无论是民丁还是灶丁，都不是人口，而是纳税单位。

      康熙《怀柔县新志》卷4《赋役》记载：

      明时原额三千八百七十二丁……国朝历年投充老故逃亡及优免供丁共三千一百八十四丁。康熙六十年编审人丁共一千八百八十七丁。

      假定1580年怀柔县原额人丁数为3872，总人口7392。1953年怀柔县人口134762，1580－1953年人口年均增长率为7.8‰，太高。以康熙六十年(1721)为基准，假定“人丁”为男性人口，则全县人口3583人，1721－1953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5.8‰，更加离谱。

      民国《房山县志》卷4《户口》记载：“旧管军民杂役等共一千二百一十五户，原额人丁共五千零五丁。”户均4.1丁。1953年房山县人口150361，1580－1953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9.1‰。人口增长速度太快，证明“原额人丁”与人口无关。

      光绪《遵化通志》卷22《建置志·户口》记载，玉田县原额人丁数为10440丁，推算得出1580年全县人口数为19931。1953年全县人口393873，则1580年至1953年，玉田县人口年均增长率为8.0‰，同样过高。

      乾隆《饶阳县志》卷上《户口志》记载：

      旧志载原额三等九则四万二千九百九十六丁，共折下下丁四万六千五百六十六，除优免丁二千七百八十九，实征行差人丁四万三千七百七十七，万历三十年增至五万五千三百六十五丁。

      假定万历三十年(1602)55365丁为男性人口，则该年全县总人口101879。1953年饶阳县175901口。1602－1953年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4‰，显然不合理。假定55365丁为全县总人口，则1602－1953年饶阳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3‰，庶几适当。

      将饶阳县数据与元城县数据对照，令人对明代后期以来的县级人丁产生更多的好奇。至少在相当一部分县，有一批所谓的“丁”，不仅是男性人口，而且是全体人口。联系明代后期枣强等县的盐引整理，可知县政府要进行准确的户口调查并非难事。元城与饶阳两县的数据似乎提示我们，从明代后期至清代前期，县一级的“原额”“丁”中，有可能隐藏着一大批可靠的人口数据。

2. 枣强等12县数据之逻辑

      回到本文第一节，既然洪武二十六年的户口统计与天顺年间(1457－1464)里甲编制可以完美对应，那么，便可以推论，直到明代中后期，地方志中仍然可能保留一批真实的人口数据，并且成为清代地方志中“国朝原额人丁”之嚆矢。东光、文安、交河、宁晋、吴桥、宁津、涞水等7县之“国朝原额人丁”，其实质为  万历八年(1580)男性人口，就证明了这一点。

      不仅如此，也有一些县份清代前期之“丁”额，或为全体人口，或为男性人口。此类县份不仅包括十三县之中的元城与蒲台，而且包括我们用来验证的饶阳县。这一事实说明，清代前期的“丁额”中，隐藏着一批真实的人口或男性人口数。这一事实或可证明，统计辖区内的户口数据，可能成为一部分县级政府的职责与传统。

      清代前期枣强的人口数据之所以准确，是因政府销售盐引时需要掌握准确的人口。与盐引配合的人口是实际人口，不仅包括男性人口，而且包括女性人口。依据安平、青县盐引记载求得真实人口，就是枣强之例的实际运用。

      在这13个县中，只有德平县数据是个例外，既与男性人口无关，也与全体人口无关。原因不明。

3. 简短的结论

      1959年，何炳棣先生发现了明清时期各种文献中所记载的“丁”，不是人口，而是纳税单位。2000年，本文第一作者揭示，明代后期的一些府级数据中的户口，其实质是人口而非纳税单位。本文发现，在一些明代后期至清代前期的县级数据中，“丁”也不一定是纳税单位，其中有些是男性人口，有些是全县人口。这一发现，有可能开启历史人口的微观研究之门。

往期推荐

《社会科学》往期目录

《社会科学》往期摘要

扫描二维码关注我们

《社会科学》杂志唯一官方微信平台

理论创新  学术争鸣

战略视野  现实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