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北根｜二战期间蒋介石对待中苏谈判的态度 ——以《蒋介石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摘要：二战期间的中苏谈判深刻地影响了战后中国政局的走向和未来的发展之路。其中蒋介石的态度左右着中苏谈判的进程。在谈判开始前，蒋对美苏“疑惧交加”；在谈判的第一阶段，“忍痛牺牲”；在第二阶段，自认“收放刚柔”。因为条约描绘了一幅国民党“中央政府”统一中国的蓝图，蒋介石对条约总体上是满意的。蒋虽然也担心美国出卖中国利益、苏联霸占中国利益，但在苏联出兵东北迫在眉睫之势下，他更担心苏联在没有条约约束的情况下同中共合作。因此从战后对中共斗争的角度，为维护国民党一党私利，蒋听从了美国的劝告，“忍痛牺牲”，同苏联达成妥协，结果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

作者简介：张北根，北京科技大学历史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

本文刊载于《社会科学》2020年第9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苏谈判，深刻地影响了战后中国政局的走向和中国未来的发展之路。在谈判中，蒋介石的态度，左右着谈判的成败。关于二战时期的中苏谈判，学术界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未有系统总结、分析蒋对待中苏谈判之态度的成果。本文研究蒋介石对待中苏谈判的态度，希冀推进中美、中苏关系史以及二战时期美、苏对华战略和中国对美、苏外交政策研究的深入。

1

中苏谈判开始前，蒋介石“疑惧交加”

早在中苏谈判开始前，蒋介石就在思考东北问题的解决方案。1941年12月5日，蒋在日记中云：“嘱美总统注意各事，甲、渤海湾为亚洲唯一军港，当为中美海军合作之基地，故旅顺必使倭寇交还中国，方能消除东亚之祸根。”蒋认识到中国力量虚弱，欲拉美国一起抗衡苏联。1943年6月18日，蒋介石致电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要其告诉美方：“关于旅顺、大连问题，中国只可与美国共同使用，而不宜与其他各国共享，尤其旅顺港更应绝对保留为要，将来大连或可作为自由港，但亦须看俄国对于外蒙等边疆问题，能否尊重我主权以为定。”蒋的意思是，中美可共同使用旅顺、大连，排除苏联，或者大连可能要作为自由港，但这要依苏联是否尊重中国对外蒙的主权而定。中苏谈判前，蒋介石“疑惧交加”。“疑惧”的是美国可能出卖中国利益，苏联会霸占中国利益。为尽快打败德日法西斯，早日结束战争，美、英、苏三国首脑于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会晤。关于对日作战问题，苏联初步同意在欧洲战争结束后半年左右参加对日作战。作为交换，当斯大斯谈起苏联以后将积极参加远东事务但在远东却没有一个不冻港时，已知中国意图的罗斯福便提出了在国际保证下让大连成为自由港的想法，但并未提及旅顺作为苏联海军港口的问题。1944年1月26日，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自华盛顿返国述职。蒋介石接见魏，“听取罗斯福总统在德黑兰会议时与史大林洽商我国外蒙问题之报告，据史谓并不要我外蒙也”。蒋自记谈话要旨，曰：“关于史要在远东求一不冻港之出口，罗以余之意将来大连可作为自由港，使俄国可以自由出入之言告之。史乃欣然因之。彼对外蒙亦不能不表示放弃而无久占之意乎？” 31日，蒋曰：“据魏大使面述，罗总统属其转达彼在德黑兰与史大林商谈远东问题提及外蒙古。史称外蒙古为游牧民族，俄不想久占。”但蒋的看法太乐观了，他误解了斯大林的意思，实际上斯大林不是要放弃外蒙，罗斯福也低估了苏联对远东的诉求。6月27日，孔祥熙见罗斯福，表示“将来可与外蒙相当自治权”；而罗斯福认为此前在德黑兰斯大林对“大连设自由港”的提议比较满意，“苏俄与远东似无可特予顾虑之处”。1944年12月14日，斯大林向美驻苏大使哈里曼谈到了苏联加入对日作战的条件：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南部归还苏联，重新租借包括旅顺、大连在内的港口及周围地区；租借中东铁路，即由大连至哈尔滨、再从哈尔滨分别至满洲里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线，但苏联没有侵犯中国在满洲主权的意图；承认外蒙古的现状，即保持外蒙古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苏联要求租借旅顺、大连和中东铁路，变相要求外蒙独立，这将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利益。1945年2月4日至11日，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在雅尔塔举行首脑会晤。罗斯福与斯大林首次正式讨论了苏联加入对日作战的“条件”：在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南部归苏联的问题上，双方无歧义；在苏联使用大连港问题上，罗斯福提议使其成为国际共管下的自由港而非“租借”，斯大林对此未表示反对；在铁路问题上，罗斯福态度模棱两可，提出苏方单独经营和中苏联合管理两种方式。罗斯福同意斯大林提出的由美、英、苏达成书面协定的建议。双方约定，在苏联作好对日作战的军事准备之前，不向中方谈起这些条件。然而两天后，在苏方向美方提出的条件草案中，却把旅顺和大连都列为“租借”，在中东、南满铁路问题上提出恢复日俄战争前俄国的权利。对此，美方提出三点修正意见：(1)旅顺和大连应为自由港；(2)应提到可采用中苏联合管理铁路的方式；(3)需征得蒋介石的同意。苏方接受了后两项修正，仍坚持租用旅顺为海军基地，在这点上罗斯福又作了让步，损害了中国利益。2月11日，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签署了关于苏联加入对日作战条件的协定，即《美苏英关于日本的协定》(雅尔塔协定)。出于减少美国军队伤亡和使苏联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目的，罗斯福虽然维护了中国的一些利益，如迫使苏联改变租借大连的态度，坚持中苏联合管理中东、南满铁路，但也用中国东北的一些权益同苏联做了交易，例如：同意苏联租借旅顺，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由此，蒋介石对美国充满着疑虑。8日，蒋自记所感曰：“今日见罗、邱、史黑海会议第一次公报，一如所预料，其果与英、苏协以牺牲我乎？”雅尔塔会议于11日结束，并发表联合声明，而对于远东问题，皆略而不提。这让蒋介石感到“疑惧”。14日，蒋自记所感曰：“雅尔塔会议只有苏联一国蒙受实利，美国则徒获虚名，英国亦毫无所得。我认为雅尔塔会议惨遭失败。尤其在宣言中，对于远东问题竟未有所说明，颇令人疑惧。” 21日，蒋连接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两电，电文转陈雅尔塔会议情形，证实美、英、苏三国签有密约。蒋曰：“上午校正译稿后阅傅大使来电，以美驻俄大使通知其罗史谈话大意，俄史对华方针，始得明瞭，其中必有难言之内容，未能明以告我者。证诸顾大使之言，俄对东北与旅大特权恢复之要求，当非虚传也。国势之危已极。” 蒋介石认为雅尔塔会议让中国“国势之危已极”。雅尔塔会议后，苏联表示欢迎宋子文往访，商谈两国合作。26日苏联驻华大使馆官员向蒋经国表示，甚望与中国合作，但希望中国先提方案。蒋介石对苏联始终提防，认为“余又不能无表示，而又不能不防其对美挑拨离间，此时如为美误会，则我整军武器与美合作计划又完全失败矣。故只可作适度之表示，必须由其提出方案乃可”。蒋介石感到雅尔塔会议后美、英、苏对华“显有接近之表示”，“令人惶惑”，因此，他对与苏交涉“慎惧”。28日，蒋在日记“上星期反省录”中曰：“俄国态度在三头会议后对我显有接近之表示，即英美亦复如此，因此更令人惶惑不置。” 3月4日，又曰：“对俄非正式谈话实已煞费苦心，慎惧而又慎惧。”蒋介石批评了急于同苏联亲善的倾向。3月13日，蒋写道：“近人多以将来俄先占东北为虑，所以现在不能不急急与之亲密，此皆冥想妄念。”蒋介石多方打听雅尔塔协定消息而一无所获，而罗斯福却首先透露了该协定的主要内容。蒋获悉后感到“痛愤”。3月15日，魏道明致电蒋介石称，“顷谒罗总统谈话情形如下”：“职询其在雅尔塔时与斯大林所谈远东局势有关之事，内容如何？总统谓：伊避免正式提及此事，以免敌人注意；但斯大林对远东战争态度，较在德黑兰时为肯定，关于远东问题，史提三点：(一)维持外蒙古现状。(二)满洲铁路所有权属中国，但业务管理，宜有一种委托制度。(三)苏联希望在海参威以南，获得一温水军港，如旅顺或其附近之港。罗总统意见谓：(一)维持外蒙古现状，主权仍属中国。似无问题。(二)南满铁路要在主权属于中国，业务管理在增进效率。职询所谓委托制度若何？伊答：大约由三方组织之，一为中国代表，一为苏联代表，一或为美国代表，均当为铁路专家。关于第三点军港问题，伊谓此完全为一新问题，而在前所谈大连办法之外，伊当答复史氏谓：此为将来之问题，无须太急，伊可与钧座商之，中国态度向极合理，想当不难获得适当解决。伊并云：闻宋部长将赴莫斯科，似不妨与之先谈云云。总统之意，或以旅顺长期借与苏联，主权仍属中国。”当日，蒋介石自记所感曰：“上午，批阅魏大使道明来电”，“但有痛愤与自反而已，‘雅尔塔’果已卖华乎”？蒋介石认为美国让中国将旅顺租借给苏联，种下了远东祸乱的种子，想出的对策是以朝鲜的大东港或雄基、罗津、清江等军港替换旅顺。3月17日，蒋曰：“以经国所新得俄息与魏大使所得罗语之大意，已可想定今后美俄对我之轮廓及其主张与用意之所在。甲、外蒙古不能归还我国；乙、东北铁路共管；丙、旅顺无条件长期租借于俄；丁、新疆问题尚未提及”，“如果美已让俄对我租借，则旅顺问题在是此二十年内乃为美俄问题，远东祸乱将无穷期矣，奈何”？18日，蒋介石曰：“能否以鸭绿江之大东港或朝鲜雄基、罗津、清江等军港，让彼以保留我旅大国防基地耶。”蒋的这种替换方案，斯大林是不会接受的。蒋介石、王世杰强烈反对苏联租借旅顺。3月29日晨，王“向蒋先生提议两事：(一)关于史坦林(即斯大林——引者)向罗斯福所提对满洲之要求(军港与铁路管理)，我政府应坚持领土完整、主权完整之两原则，不可轻于让步”。蒋打算让步的限度：旅顺为国际海空军共同根据地，或为中美俄共同使用，“而行政主权不加损害”。蒋介石仍然对苏联保持警惕、“疑惧”。4月15日，蒋写道：“俄阿秘书与经国密谈，其态亲热”，“即使其新大使来华到任亦不过表示其对华态度已趋于积极而已。惟其须知其对华根本政策决无改变之可能，能不加以警惕乎”？20日，蒋曰：“近日研究对俄外交与战后东北问题，以及目前之新疆危机，思至深处不禁忧患不置。有不知如何结果之疑惧。”蒋介石担忧中苏签订互助协定将给中美关系带来消极影响，“中俄如必欲订立互助协定，应特别研究之点，甲、应先得美英之同意与谅解，乙、准备美国不同意时所起之恶化，丙、中共受俄之主使，而为其利用，以阻绝美国对我之接济，丁、俄国只要中美关系恶化，达成目的以后，如我不受其统制，则彼必弃我而与美国协以谋我也。戊、此时宁受俄国一时压迫扰害，万不可损丧对美感情而自戕其本也”。24日下午，奉罗斯福之命访问苏联的赫尔利见蒋介石，“报告颇详”。25日，蒋介石“上午考虑国际外交问题，以哈雷(即赫尔利——引者)历访英访俄谈话为中心，殊为悲愤，另记杂录栏内”，“赫尔利此次访英俄，征询其对华统一政策之同意，形式上虽皆赞成，而事实等于徒劳也”。这反映了蒋的悲观心理，但他又怀有期望，26日，蒋曰：“如俄对我政策改善，则共匪自失其凭依，决不能如今日之猖狂也。其他边疆之纠葛，更不待言矣。”赫尔利提前向蒋介石透露了雅尔塔协定的全部内容。4月29日，蒋介石与赫尔利长谈。“赫氏报告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与史坦林晤见时，史氏所提出关于苏联将来在远东方面之主张。”“史对罗氏所提出之主张如下：(一)桦太(即萨哈林半岛之南部)划归苏联。(二)千岛群岛划归苏联；(三)承认朝鲜之独立。(四)旅顺口租与苏联(赫氏云苏联原来要求割让。罗总统指述谓，已经中国割让之香港尚应归还中国，旅顺势不能割让；因之苏联允用租借方式。)(五)大连湾辟为自由商港。(六)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之股权，中苏各半；中国并应承认苏联在该路之‘特殊利益’Preeminent interest。(其意谓遇苏联与第三国作战时，苏联仍应有权利用该路为进出口之运输线。)(七)外蒙古维持现状。据赫氏言，史氏曾谓俟某一事件将发生时(意指苏联加入对日作战之事)，苏联将经美国之绍介，向中国提出以上主张；并与中国订一协定，以期双方同意以上主张。但史氏坚持当时尚不可通知中国，以防苏联意愿先行泄漏于日本，致令日本先发制人，苏联将蒙受不利。赫氏并谓彼此次赴莫斯科，即系密受罗氏之命，与史坦林续谈此事。赫氏询蒋先生对于此事之意见如何？蒋先生谓‘租借地’方法甚不好，但云容详细考虑后再谈。”当日，蒋介石日记云：“赫尔利报告其与罗斯福及史达林(斯大林——引者)讨论其在黑海会议对远东问题之决议，而将要求余同意事项，其与我有重大关系者，(一)史达林承认朝鲜独立；(二)史要求旅顺与南满东清各铁道恢复其日俄战争一九○四年以前之特权，而并未有魏大使前所报告之所谓满洲铁道由中美俄三国共同管理之议案也。数月来所抱之疑点，至此方得明了，但其全部内容犹未坦白相示也。(三)外蒙古现状不变云。” 5月4日，蒋与赫尔利晤谈约1小时。王世杰“复与谈中、苏订立协定事”，“谓‘租借’旅顺，及允许苏联对中东、南满两路享受‘特权’两点，将为中国国民党政府最不能接受之要求。彼亦以为然”。蒋介石期望美军将来登陆旅顺、大连，和中方一起“抗苏”，但遭到美国的拒绝。5月25日，蒋介石曰：综核赫尔利昨日报告，“南满旅大彼无登陆之计划”。霍普金斯5月27日抵苏后，即与哈里曼一起，同斯大林、莫洛托夫会谈。当日，蒋介石写道：“美总统专使，霍浦金斯(即霍普金斯——引者)访俄已与史大林会晤，此不仅为欧洲安危关系，而对我东北旅顺、大连之关系亦甚大也。”蒋“之所以如此致虑者，盖以其时对传闻中涉及旅、大问题之雅尔塔密约，已粗知其梗概也”。6月1日，傅秉常致电蒋介石称：“美大使哈里曼新自美返苏，职与晤谈，据告”，“至关于我国问题，史氏态度甚佳，对霍氏表示者，仍与以前对赫尔利大使所商者大致相同”。2日，美国副国务卿格鲁(Joseph C．Grew)致电国务卿斯退丁纽斯(Edward T. Stettinius)，转达杜鲁门(Harry S. Truman)总统5月30日的指示：通知宋子文不迟于7月1日去莫斯科，讨论重要问题。蒋介石打算旅顺可由中美俄共同使用，但中方了解到罗斯福已默许苏联可以租借。6月3日下午，蒋介石与俄大使谈话，表示“若苏联能首先帮助我国恢复东三省主权完整，行政独立，则中苏二国人民的情感必大增加”，“以后东三省的铁路与商港，当与苏联以便利，如有军港需要，则军港亦可为苏联共同使用”。6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称：“昨详询魏大使与罗总统最后谈话情形，据魏云，罗曾提及苏联意欲以旅顺为其海军根据地，魏答此事有关中国主权，罗谓或可用租借方式，似与主权无损。”为向美方表明中国的立场，8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称：“见杜总统时，商旅顺处理方案，可预订步骤如下，第一，旅顺愿交国际安全机构，为国际海空军根据地。第二，中美俄共同使用。第三，以上二项俄仍反对，则至少限度必须中俄共同使用，但以上三项无论何项，其主权与行政必须完全归我国自主，各国不能干预。若俄欲归其独占或租让，则我必反对到底，决不许可也。请以此意与其切实协商，并得其赞同为要。”又电宋子文称：“对杜总统商谈旅顺等问题”，“如果罗允史之要求旅顺归其占有，则此为中国主权所在，我国自可加以拒绝”。9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称：“今晨由旧金山抵此，谒见总统，李海、格鲁二人在座。总统经将备忘录交职，并告已将备忘录由彼径电赫尔利面陈。”杜鲁门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和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对霍普金斯所作的允诺告诉宋，并称将支持罗斯福所达成的协定。6月11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曰：“暂以兄个人意见对美表示‘租借地’名称为我国历史之耻辱，今后不能再有此污点之发现，非设法除去不可。”当日，宋向格鲁提出：(1)外蒙古的“现状”可以有多种解释；(2)对有关库页岛的条文感到满意；(3)关于辟大连为自由港，中国的主权应得到承认，该港的行政管理应属于中国；(4)关于租借旅顺港，不得援引日本的前例延长租借期；(5)关于南满铁路，苏联不得控制铁路沿线两侧地区并派驻军队，中国反对在满洲驻有任何外国军队；(6)如何理解雅尔塔协定中所载的俄国在满洲的“优越权益”须予考虑。对于宋子文所提各点，格鲁表示他本人未出席雅尔塔会议，无法做出解释。格鲁并表示，罗斯福曾代表美国政府支持雅尔塔协定中的各项条文。对此，宋子文说：“问题在于你们同意支持些什么。”这里，宋子文实际上表露了对雅尔塔协定的不满。13日，霍普金斯会见宋子文，向其转达斯大林支持蒋介石政府等项保证，期望宋子文放心地接受协定。14日，杜鲁门、格鲁再见宋子文。杜鲁门对宋子文说，斯大林声明苏联将忙于本国的复兴工作，因之中国的复兴要依靠美国；他不主张更换满洲或中国其他地方，如新疆的宗主权；蒙古并无苏维埃制度的存在；蒋委员长是中国唯一有资格能负起统一的领袖；他声明欢迎中国官员参加接受中国东北行政的接收。宋子文指出：在1924年的中苏协定以及苏俄同张作霖达成的协定里，苏联政府已经自愿放弃了一切特权、租借地，以及包括治外法权在内的特权地位，他到莫斯科会见斯大林时，须澄清这些问题以及苏联在大连港的“优越利益”这一概念的含义；中国政府和民众将坚决反对在中国恢复租借港口的制度。杜鲁门则表示，他主要关注苏联加入远东作战以缩短战争的时间，拯救美国人和中国人的生命；他不会做任何有损于中国利益的事。为争取主动，6月12日下午，蒋介石与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会谈。彼得罗夫说：“苏联准备开始关于缔结中苏友谊互助条约之谈判，但有几个先决条件，拟先提出讨论。”彼得罗夫所提5项条件实际上蒋介石已经了解。蒋说：“租借一类的名义，我中国人民认为是国家的耻辱。”会晤后，蒋介石约见孙科、王世杰，告以彼得罗夫所提条件及谈话经过。蒋自记曰：“余阐述旅顺不能再有租借之说，不得已时，最大限度只可与之共同使用之意。”当日，王世杰日记云：“关于中苏协定事，予之所反对者，为表面上承认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而实际上则在在破坏之。予之所忧虑者，史氏对于彼之声明，未必切实履行。”蒋介石想拉美国介入旅顺问题。6月14日，蒋约见赫尔利续谈对苏交涉问题，“如其果要参加，则余对俄仍作坚决态度，提出中、英、美、俄四国共同使用旅顺军港之方案于俄，如俄不允，即使交涉决裂，余亦所不惜也；故望美国必须有正确政策以告余也。如其不要参加，则余亦可另作计议，赫尔利允电商其政府”。这说明蒋依然想拉美国抗衡苏联。令蒋介石失望的是，18日，格鲁告诉赫尔利：美国将完全承担《雅尔塔协定》的义务，不同意联合使用旅顺港，不便参加中苏条约谈判。蒋介石感到“疑惧交加”。6月15日赫尔利向蒋介石递呈杜鲁门总统备忘录。备忘录内容蒋介石已经了解。蒋感慨道：“上午回渝寓，哈雷正式来提其总统备忘录，阅之恶愤不知所止，甚恐其此尚非雅尔达(即雅尔塔——引者)卖华密约之全部，然仅此亦已足置我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境。”蒋介石责怪罗斯福先答应中美共同使用旅顺，现在又赞成由苏联租借。17日，蒋曰：“俄使向我提出口头条件，美使亦奉其杜总统之命，书面转达俄国所拟中俄互助友好协定之草案，对此悲愤无已，疑惧交加，然此心反为转安，乃知俄国用意与宗旨之所在，今后或有妥协之途径也，余答俄使辟其租借旅顺单独占有违反时代之谬说，语婉而辞切，使其知余之决心，不能动摇也，如其果必欲用租借，而不许我共同使用，则余必坚决拒绝。”“以余与罗本约其共同使用，而今美反赞成俄国租借之要求。”蒋介石确定的对策是：铁路交涉可放宽，旅顺租借要严拒。26日，蒋修正对苏交涉要点：(一)旅顺军港中国允许苏联共同使用，但主权与行政必须归于中国。其军港范围只以旧军港为限，不得有附属地，即旧日所谓辽东半岛连金州、复州等地在内，此决不可能也。(二)大连商港中国愿辟为自由港，但行政自须由中国独立自主。(三)中东铁路以及南满铁路，中国允许与苏联组织公司，其中东铁路苏联卖与日本所得之资金，应归中国所有。苏联在战时可在中东与南满两路运输军队，但中途不得停留。又此两路除铁路业务之外，不得有附属地及其他所谓采矿之特权，而此两铁路全部之主权及土地皆属于中国。(四)民国十三年以前，中国与帝俄所订关于东三省一切条约，应照苏联宣言一律废除，并照十三年北京条约之精神从新订立新约。(五)外蒙地方中国愿准其为自治领，在中国宗主权之下，成立自治政府，其权限可与苏联宪法上所规定之各苏维埃权限相同；即予以军事及外交之自主权。(六)中国在新疆省将与苏联谋经济上更密切之合作，但对于新疆各民族待遇问题，当自求解决，至于新疆之西北部叛变迭起，应照旧日协议对中苏国境沿边之匪徒共同助剿，相约双方不得收容其对方叛徒，更不得卖给其武器与弹药。伊宁、伊犁及阿山各区，已被叛部所占之区域，必须由中国收复。(七)苏联对于中国共产党不作任何国际舆论上、政治上及物质上之支持，并愿设法劝告中共将武力交还政府。(八)中共一经交还武力，其军令、政令归政府统一时，则政府必予中共以一般政党同等之待遇。蒋介石召见彼得罗夫，说：“关于旅顺问题，本人应将个人的意思再郑重告诉大使，即‘租借’一类的名称，切不可再用”，“关于外蒙问题，苏联于一九二四年在条约中，曾经承认外蒙的领土与主权是应当属于中国的”，“本人解决外蒙问题的方针，是赋予外蒙的高度自治领；即其外交、军事均可独立，而宗主权则应属于中国。但此系将来的事情，现在对外蒙问题最好不提”。这些要点，成为中苏会谈第一阶段中方的基本立场。

2

中苏会谈第一阶段，蒋介石“忍痛牺牲”

6月30日，行政院长兼外长宋子文率领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7月1日，宋子文会晤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哈里曼建议，应尽力在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上与苏方达成正式协议，目前是协议的最好时机。谈判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自6月30日至7月12日；第二阶段，自8月7日至14日。在会谈的第一阶段，中、苏在外蒙、旅顺军港和大连港、中东铁路等问题上有较大分歧。美国婉劝中国向苏联让步，蒋介石默许外蒙独立，“忍痛牺牲”。蒋介石认为罗斯福将千岛群岛和旅顺让与苏联，“不仅误美，且误世界，而我国先受其殃”。6月30日，蒋日记曰：“十四日哈雷之言甚重要，特记之。据称黑海会议史大林对罗斯福以东亚地图在东北由满洲至旅顺大连港在此地区划一走廊，要求让归俄国之议以示罗，罗以为不可，乃以其今日所提之条件为最后商定之条件，殊为骇异，哈又称，罗以为俄国在此百年之内仍不能与英美海军竞争，而且俄国自来亦未有建立海军也，此罗所以将千岛库页岛连我旅顺亦不惜让与俄国之由乎，罗之此政策，不仅误美，且误世界，而我国先受其殃也。”7月1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称：“即日拜访史达林及莫外长。关于中东南满铁路问题，倘苏联要求在平时亦可运输军队一点，职行前曾奉面谕，如苏联事先通知我方，亦可答允。究竟如何答复，乞电示遵。” 7月2日，宋子文与斯大林举行第二次商谈，陷入僵局。宋致电蒋介石称：“本日谈话时，对东三省比较满意，外蒙问题则称僵局。(一)史谓外蒙人民不愿受中国政府统治，希望独立，故盼中国承认外蒙现状。苏联不欲并吞外蒙，亦盼中国准许外蒙脱离。”“职谓中国政府目前可不向苏联提商外蒙问题，盼史亦不提此难题，因中国任何政府如丧失土地完整，必为国人不谅。史闻言谓，如此吾人不能有任何协定。职谓史曾屡言欲维持中国统一，倘如此办法，中国人民对政府将无信仰，且恐影响西藏问题。至此，史沉思片刻，继谓可订一秘密条约，俟日人战败后再公布。”“史谓旅顺可不用租借方式，即顾念中国政府地位。”“铁路限于干线，平时不运输军队，大连史意由中苏共管，职谓中国主权行政统一，应由中国主管。史提出旅顺军港由中苏共管使用四十年至四十五年，铁路双方共管，利益均享，期限亦为四十五年。职谓我方意以二十年为限。”斯大林要求中国在外蒙问题上让步。7月3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称：“史达林谓，(一)苏联对旅顺问题业已让步(按即共同使用)，盼中国对外蒙问题以应让步。外蒙独立苏联军队可通过外蒙钳制日本。(二)外蒙并无物产。(三)外蒙有若干人意图结合内蒙，成立蒙古人区域，可能威胁中国北部等语。第三点似存心威胁。”宋子文在外蒙问题上持强硬态度。3日，宋致电蒋介石称：“为打开外蒙问题僵局期间，可有下列各项办法。(一)与苏联订约，在同盟期间准其在外蒙驻兵。(二)予外蒙以高度自治，并准苏联驻兵，或(三)授权外蒙军事内政外交自主，但与苏联各苏维埃共和国及英自治领性质不同，因苏联邦及英自治领地位均有脱离母国之权。” 4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称：“万一史坚持外蒙必须由我国承认其独立，则只可中止交涉。”美方婉劝中方尽量满足苏联的要求。7月3日，孔祥熙致电蒋介石称：“昨晤霍浦金斯”，“惟对于中苏问题，伊谓宋院长往后有何消息，并谓已嘱驻苏大使力助，依伊最近与史达林谈话情形，子文有相当成功。”“东北问题，苏联仅欲于交通经济上得有出路，无领土野心。新疆问题，亦无领土野心，仅经济上局部问题，望勿扩大而作安排合宜之解决。苏联甚望中国谅解。并望直接交涉，不必第三者之斡旋。末又告苏联实情。史达林权大，惟以有功将领及政治委员会实力亦极庞大，所有主张亦须酌量采纳，故并非史达林一人所可完全决夺。现在情形如此，万一惹起其他事故，仍有随时改变可能，望职注意。”美方对外蒙问题的态度是：中国事实上未对外蒙实施主权，暗示中国目前最好让步。5日，哈里曼根据新任国务卿贝尔纳斯的指示答复宋：美国政府对雅尔塔协定中涉及外蒙古状况的条文尚未进行过讨论，但哈里曼“个人非正式”的看法是：“外蒙古的事实上的和法律上的现状应予以维持。”尽管这一解释并不明确，哈里曼仍要求宋子文在谈判中不得援引。当宋子文谈到整个谈判可能因外蒙古问题而破裂时，哈里曼又表示急切希望达成中苏双边协定，他重复了几天前对宋谈到的观点，即目前是中国同苏联解决所有问题的最好时机，否则会给中国带来许多不利之处。美国的劝说发挥了作用，蒋介石和国民党政要准备在外蒙问题上让步，“忍痛牺牲”。5日，就对苏交涉，蒋介石自记曰：“外蒙事实上已为俄占有，如为虚名，而受实祸，决非谋国之道，忍痛牺牲，而换得东北与新疆以及全国之统一，乃决心准外蒙战后投票解决其独立问题，而与俄协商东北、新疆与中共问题为交换条件。” 6日，王世杰日记云：“蒋先生询予意见，予谓东三省等问题如确能得到不损领土主权之解决，则承认外蒙人民于战后投票自决亦尚合算，因外蒙实际上已脱离中国二十余年。午后蒋先生约孙哲生、邹鲁、戴季陶、于右任、吴稚晖、陈辞修诸先生商议，最后决定主张外蒙独立事可让步。”既然国民党内达成共识，6日，蒋介石即电复宋子文，告以我对外蒙独立问题处理之基本原则：“若我国内(包括东北与新疆)真能确实统一，所有领土主权及行政真能完整无缺时，则外蒙独立或可考虑。”“所谓国内必须统一巩固之程度，其要旨如下：(一)东三省之领土主权及行政必须完整。甲、旅顺军港之行政管理权必须归中国主管之下，乃与苏联共同使用，而非共同管理。乙、大连为自由港，照各国自由港例行政管理权皆归我领土主权国主管。丙、铁路干线可与苏共同经营而决非双方共管之谓，但苏应予中国租借物资或经费以为报酬铁路之股款。丁、其期限照苏英与苏法同盟条约为例。”“(二)新疆之伊犁以及全疆各地被陷区域完全恢复，中苏边境双方匪患应照前约互助协剿，阿尔泰区应仍属新疆范围。”“ (三)中共对军令政令必须完全归中央统一。”“(四)中国必须统一至如此程度，则政府遵照三民主义原则，愿自动提出外蒙问题，拟由外蒙人民用投票方式解决，如其投票结果为外蒙独立，则政府即正式提请国会，由国会正式通过后，政府乃正式批准予以独立，但必须在抗战胜利以后也，此可作为我对苏之诺言，惟不能订立任何秘密协议。”当日，蒋介石写道：“召集党政军干部商讨对俄交涉方针，众意纷歧，最后余示以拒绝与接受二种方案，以及利害得失与进行方略，以后乃一致决定照余提议，准由我国自动提出蒙古在战后独立方案。”宋子文寻求美国的帮助。7月3日，宋向哈里曼谈到中苏在中东、南满铁路和大连、旅顺问题上的主要分歧，急于知道美国政府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特别是如何解释“大连港的国际化”。宋认为，如果中国不能控制该港的经营管理，势必损及中国的主权。得知上述情况后，7月6日贝尔纳斯复电哈里曼，指示他告知苏联政府和宋子文：“尽管美国不打算参加大连港的行政机构或管理，美国政府希望得到保证，苏联与中国政府间达成涉及大连和其他任何有特别安排的地区的协定时，应当尊重有关的国际商业往来中的公平原则，这一原则也适用于各爱好和平的国家在大连港口设备和铁路运输方面的优惠权利，避免事实上的经济机遇不平等。”至于斯大林要求拥有满洲主要铁路的所有权，贝尔纳斯指出，美国认为雅尔塔协定的精神是：应由苏联和中国共同经营，但没有答应过苏联可以独占铁路的所有权。7月7日下午，蒋介石致电宋子文称：“此次我国之所以允外蒙战后独立者，实为作最大之牺牲”，“务望注意我之要求之主目的：一、为东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二、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之匪乱，此乃为我方要求之交换条件也。”“故对苏不支持中共与新疆匪乱必须剀切明白毫无隐饰与之谈判，而得有具体之结果，否则应作断然中止谈判之准备也。谈判中止之时机，可以以下两点为标准：一、苏联对我之要求不肯为具体之谈判时；二、苏肯具体谈判而不能达到我要求之目的时。又所谓外蒙，只能以原疆界我国地图为准，不能以苏联自造之地图作根据，例如阿尔泰山全山脉旧属新疆境域而今苏联地图则划为外蒙矣。”当日，宋子文与斯大林举行第三次商谈。由于宋还未收到蒋介石关于外蒙独立问题的电报，不知道蒋已改变立场，故会谈未有进展。会谈时，斯大林面交苏方所拟的中苏两国承认外蒙独立的宣言草案。宋又电蒋介石称：“上次职与史达林会谈内容，经密告美大使，由彼密电华府，今新国务卿来电，令彼面洽苏方及职，此次中苏直接交涉，美无意干涉，但在条件未决定前，盼将经过情形通知美国云云。美大使今日下午往见莫洛托夫。”7月8日，蒋介石接宋子文电，电文称：“经与傅大使胡次长及经国等详加研究，茲将职等对东北问题意见奉陈如下：(甲)旅顺军港如全由我管理，苏必不允，故事实上只能由苏联管理，而由中苏共同使用，至民事行政权则全归我国。(乙)大连盼能洽商为纯粹自由港，由中国管理，如苏不允，拟将码头仓库及运输之经营、组织，中苏合办，特殊办理。(丙)中东南满铁路似可不必向苏联提出要求立场如何，至权利可均分。董事长总经理以华人充任，副董事长协理由苏人充任。如办不到，则中东董事长为华人，总经理可以苏人当任。南满董事长总经理仍以华人充任。”蒋介石复电称：“旅顺军港在名义上必须由我主管，但关于海军应用重要部分及其技术人员，我可委派苏员负责管理。至其民事行政权，当然完全属我也。大连必须为纯粹自由港，不能有特殊办理字样。至于仓库与运输之合作组织，则另一问题。惟其码头与各种管理权必须纯粹属于我也。南满铁路管理权务须归我掌握为要。余可如拟。”当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曰：“下午接复子文电，仍令其旅顺应力争归我主管也。”又曰：“立夫辞修等以外蒙为俄所得，则东北与新疆皆入其囊中为虑，余以为只要能保全东北与新疆之主权与行政之完整，则外蒙之形势仍为我所控制，而且今日事实已为其所占有，并视此为其东方之命根，非得不可，故决心准予外蒙之独立，但须在战后方允实施耳，哈雷称此一决定实为伟大而开明之政治家之所为也，而且国际对余必增同情，如俄再不允我要求，则决裂之责任全在俄矣，此乃我国策上最大之决定，深思熟虑，几忘寝食矣。” “今则虽有俄国强横要求外蒙之独立，亦为我国最大之耻辱，然情势与心神则大不同。”蒋介石改变立场，即确定外蒙独立的方式不通过投票，而是由中国发表宣言确定之。7月8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称：“明日再见史达林作最后一次恳谈，倘史对我方要求可以同意，而我方仅允口头允诺外蒙战后独立，彼必不满意，恐必须有书面保证，钧座以为何种方式最为妥善，乞即刻賜示。” 9日，蒋介石复电称：“关于外蒙战后独立问题，不可由中苏共同发表宣言，如不得已时，可兼用下列两项方式，第一，中国政府于此次中苏互助协定批准后，自行发表宣言，其大意如下，中国政府于对日战争结束后，将依照大西洋宪章与中国国民革命民族主义之原则，宣告外蒙独立，并于为此宣告外蒙独立以前，并确定外蒙之疆界，惟此完全出于中国自动宣告外蒙独立，而不必用承认独立字样，应须注意；第二，苏联政府于中国政府发表上项宣言后，应即照会中国政府声明外蒙独立被承认后，苏联将永远尊重其独立也。若满洲新疆即中共等问题能照中前电之要求解决，则外蒙问题于中苏互助协定成立时，可酌依以上方式与苏联成立书面之谅解。”当日中午王世杰“代蒋先生拟一电致子文，谓外蒙战后独立问题，其宣告应由中国单独宣告(并须先划定外蒙疆界)，但中国宣告后，苏联应照会中国，永远尊重外蒙独立”。蒋在日记中曰：“下午接复子文电，指示对史达林所拟中苏对承认外蒙独立共同宣言之对案，颇费心神。”7月10日，蒋介石接宋子文9日电，详陈苏方所提大连、旅顺及铁路条件。对于斯大林的苛求，蒋介石认为“侮辱极矣”。9日，宋子文电陈与斯大林举行第四次商谈情形，表达了蒋介石“忍痛牺牲”的态度。电文称：“今(九日)晚见斯大林，职首将钧座对外蒙问题指示告史，并说明中国为中苏永久和平与合作，故忍痛牺牲，中国政府在战事结束后，不反对蒙古人民投票表决外蒙独立，其承诺方式容再洽商。史甚表满意，并同意于战败日本后再宣布。对其他问题，史表示：(一)关于新疆，允禁止私运军火，堵截边境；同意助我解决匪患，职告以中国政府收复陷区，当恩威并施，如和平方法不能解决，则当用武力，史认为甚然。(二)关于中共，史认为中国政府要求军令政令统一，极为允当，并表示此后援助中国一切武器及其他物资，均以中央政府为惟一对象，不供给武器于共党。(三)关于东三省：(甲)史尊重东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可以书面表示。(乙)对旅顺，坚持军港须由苏联人管理，因军港非单独管理，无法建置军事设备，至行政权则属中国管理，区域以旧军港区为范围；包括金州，不包括复州。(丙)大连，史嘱莫外长明日与职续商，职拟坚持作为纯粹自由港，由中国管理。(丁)中东南满铁路干线，史表示所有权特任中苏各半，与铁路直接有关之附属事业及苏联以前经营之铁路沿线小煤矿应包括在内，但日本开发之煤矿如抚顺煤矿等不包括在内，路警由中苏人员会同办理。职坚持路警因主权所在，应由中国人办理，史对此似可让步，嘱莫外长与职续商。(戊)以上旅顺大连及铁路期限均由四十年减为三十年，俟三十年期满，海参崴以北苏联军港完成，当完全归还中国。(四)关于外蒙区域，职提出应照旧地图，史询系根据何项地图。职谓因事先未拟讨论外蒙问题，故未带地图，盼由中苏派员组织勘界委员会，依照旧地图决定疆界，史表示可同意。”这里，宋子文并未遵从蒋介石的确定外蒙独立的方式不通过投票，而是由中国发表宣言的指示，而是向斯大林表示可由蒙古人民投票表决外蒙独立。蒋介石寻求美方关注中苏谈判，而美方要求中国让步。7月9日，蒋介石致电杜鲁门称：“依照商妥办法，余已派宋子文博士赴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谈判。”“余深盼阁下继续予以深切之注意，并将阁下之意见随时示知。”而美国敦促中方在港口和铁路问题上让步。当日，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告诉宋子文应当在港口和铁路问题上稍作让步，因为美国准备永久占领日本及其附近海岛，无法拒绝苏联在旅顺港建立军事基地和对中东、南满铁路拥有特殊权益的要求。他说：“不要和斯大林搞成僵局”，要注意“在苏军进入满洲之前与苏联政府达成协定的极大好处和否则可能发生的严重结果”。11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称：“(甲)外蒙问题可改照来电于战后以适当方式宣布。(乙)旅顺大连及铁路问题。(1)旅顺军港由中苏两国在同盟期间共同使用，对于纯粹军用部分，委托苏联管理，但行政权则属于中国，又为中苏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军港，在同盟期内组设一中苏两国军事委员会。(2)大连必须为纯粹自由港，其行政权必须属于中国。至仓库运输等事，可用商业方式酌定办法。(3)中东南满铁路之所有权完全属于中国，但允苏联在同盟期间共同经营，惟其铁路警察权应绝对属于中国。(丙)中苏互助同盟条约期限可限定为三十年。”“所谓旅大以外之区域中国所派主要行政人员应得苏联同意一节，中国决不能承认。”11日，宋子文与斯大林举行第五次商谈。宋致电蒋介石称：“今晚与史达林会谈经过报告如下”：“(二)东北新疆中共三点，俟一切问题双方商妥后，史允以书面表示。(三)铁路管理史极坚持，对董事长局长表示均应为苏人。经职反复辩难，史对铁路警察全操中国表示同意。并重行声明平时不运输军队，但董事长局长仍未解决。职谓铁路管理事与钧座指示不符。(四)大连职坚持应为纯粹自由港，但中国政府可聘用苏联技师，职并告史旅顺旧军港包括大连区域太广，同时大连既为自由港，自不应包括在内。史谓如不照原军港区不能有适当防卫。” 11日晨王世杰应蒋介石要求，“商议再致宋子文之训令”，“蒋先生去电着重旅顺附近区域之行政权(应不由苏参加)，中东、南满铁路在平时不能供苏联运兵；大连行政权不能由苏参加等项”。7月12日，宋子文电陈与斯大林第六次商谈情形，称此次晤谈空气，稍见和洽。唯仍有少数问题，必须面请指示，故经告斯大林，拟乘其赴柏林会议时，返国一行，会后，再来苏作最后决定。斯大林表示同意。故决定日内首途返国。14日，蒋介石日记云：“星期二、三两日对俄国所提要求令人刺激异甚，用脑过度。” “上周诚所谓内外交迫刺激深刻之一周，心神忧愤，体力亦甚疲乏，然颇能自制也。”总之，在中苏会谈第一阶段，蒋介石对苏联让步，默许外蒙独立，自认“忍痛牺牲”。

3

中苏会谈第二阶段，蒋介石自认“收放刚柔”

8月7日至14日，中苏进行第二阶段谈判。在此阶段，蒋介石自认从容应对苏联的强硬态度，“收放刚柔”，即收放自如、刚柔相济。蒋介石对宋子文的谈判结果很有意见。7月17日，宋抵达重庆。下午，“报告对俄交涉始末”。18日，蒋介石日记曰：“上午审阅子文与史大林谈话五次之记录，发现缺点数处，尤以外蒙古用投票解决独立问题为不妥，当时对余指示之不尊重可知也。”确实，蒋希望通过中国发表宣言的方式确认外蒙独立。8月3日，蒋又曰：“本日上午记事后审阅子文与俄国所拟条约与各种换文稿件，甚多错误，而其最大者为旅顺军港以南一百公里半径内之各海岛，由中俄两国同意不得设防之条件，更为骇异，果尔则蓬莱县海岸至旅顺间渤海之口百公里间在此三十年间，皆成不设防区域矣，此等大事子文不能任用专家沈鸿烈等之研究，而认为无关重要，竟与俄商拟稿件，可痛，不知今后国家将如何建立矣，乃命力拒，不能商谈此事也。”王世杰总结了中苏之间的主要分歧，其日记云：“关于旅顺问题，苏联坚持军港应由苏联专管，至于一般行政权则属中国；又关于两铁路事，苏联要求以苏联人为局长，大连问题亦尚有若干事待决。”为全面阐述中方的诉求，7月19日，蒋介石会见彼得罗夫。彼得罗夫称：“外蒙保持现状就是成为一独立的国家之意。”蒋说：“保持现状就是照目前情状中国有宗主权之谓，而绝非独立之意，若外蒙独立则于我国牺牲甚大。”“旅顺的行政主权必须完整，行政人员由我政府指派，不能先得苏方同意，否则主权便不完整，旅顺港既然共同使用，则必须组织中苏军事委员会负责处理有关军事各种问题。大连必须是纯粹的自由港，但某些仓库和运输工具等可租给苏方使用，并可聘用苏联专门技术人员和顾问。由大连到奉天的铁路，不可列入军港范围内。”“中东和南满铁路的董事长须由我方指派，但中东路局长可派苏联人充任，至南满路局长则须由我方指派。”“还有关于外蒙疆界应根据前清以来民国初年所划定区域之地图为标准。” 8月4日，蒋介石再次接见彼得罗夫，重申7月19日日谈话要旨，嘱其面达斯大林，并明告对于军事合作，中国可予以方便与协助，而对于政治方面，则苏联务须尊重中国之主张；总之，中国的主权不容损害。国民政府在大战中已习惯于依赖美国，指望在第二阶段谈判中取得美国的同情和支持，但遭到美国的冷遇。7月19日，蒋介石致电杜鲁门说，中国在谈判中作出的让步已经超过了协定的规定，也可能已经超过了中国舆论能够容忍和支持的程度，希望杜鲁门总统在波茨坦说服斯大林，中国迄今所采取的立场是合情合理的，劝斯大林不要坚持不现实的要求。杜鲁门回电说：“我曾要求您履行雅尔塔协定，但不曾要求您作出超过协定的让步，如果您和斯大林元帅在对协定的正确解释方面存在分歧，我希望您将安排宋子文返回莫斯科，继续您的努力以取得完全的谅解。”蒋认为杜鲁门之言可说侮辱已极，“彼诚视中国为附庸矣”。其实，蒋除了发发牢骚外，还得依赖美国。美国还是打算帮助国民党蒋介石的。贝尔纳斯指示哈里曼，要其争取苏联以明确的语言表示支持中国中央政府，不支持“持不同政见分子”。也就是说，争取苏联只支持国民党，而不支持共产党。蒋介石思考对苏政策，7月28日，自记曰：“彼欲要求我旅顺与外蒙以巩固其军略基点，而我则暂时放弃此二地以保全新疆与东北资源之重地。”“外交方针：(一)北疆与俄合作。(二)内地与美合作。(三)对俄重政治(中共关系)。(四)对美重经济(工业技术)。(五)军事重自主不偏不倚。” 30日，蒋又云：“静思俄国外交，恐有变卦，甚为忧虑。” 31日，又云：“准予外蒙战后独立之决策， 实为生平革命史上最重大之一页，于势于理无不自安也。” “最后两周对俄政策之研究与其他内外处置之决心，以及清理积案，用心最苦，而得益亦最多也。”王世杰向蒋介石献计献策，“谓外蒙独立之承认，宋先生已应允史坦林，彼意此时不提疆界问题；余意疆界之划定必须在承认之前，否则将为未来留无尽之纠纷。蒋先生以为然”。3日，“续向蒋先生商中苏谈判问题。蒋先生谓：旅顺口外一百公里之岛屿，非经中苏协商，不得有何军事建造一节，决不可承认”。8月5日，宋子文、王世杰由重庆飞抵莫斯科。王世杰“自思‘统一与和平’为中国目前必须本着与八年抗战同等之勇气以求取。否则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后，我如事前未与有所协议，则(一)苏联军进入东三省后，领土主权以及经济利益必更难收回；(二)中共与苏联或竟发生正式关系。凡此均使我无统一，亦且对内对外均无和平之可能”。8月7日晚10时，王世杰偕宋子文蒋经国等会晤斯大林，开始中苏第七次会谈。“一切谈话几乎完全由宋、史对谈。” 8日，蒋介石接宋子文、王世杰7日来电，电文称：今晚与史达林商谈，“结果如此：(一)旅顺区域，以史达林前次所划红线为界，界内主要民政人员，由中国任用，惟须顾及苏联利益。军港共同使用办法，苏方对于设置军事委员会一节，允于考虑。(二)旅顺港外一百公里岛屿问题，史达林似可放弃原议，惟对于距港甚近之岛屿或尚另提洽商。(三)大连市问题，经辩论后苏方主张由华人任市董事会节制，我仍坚拒绝，尚成僵局，将续议。(四)中东路董事长及两局长问题，我方提议或可被接受。(五)外蒙疆界问题交涉，已将丁文江等所绘外蒙地图及一九二六年苏联旧图出示，史氏允细阅后答复。” 7日，蒋介石电宋子文，指示关于东北原有各种工业及其机器，皆应归我国所有，以为倭寇偿还战债之一部分，此在订约之前，应与之切商或声明。8月8日王世杰“将中苏同盟条约草案及若干附属协议草案，略依斯大林与我方之谈话拟就，并于午后二时左右送至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晚上7时半，王世杰“偕傅大使往晤莫洛托夫委员长于其克里姆宫官邸”。莫洛托夫向王世杰“声称，彼将以极重要之文件告予。旋即宣读其对日本宣战之声明书”，说毕，即热烈与王握手，并催王“将中苏协约各稿早日完全拟就提出”。王“谓已大部提送，其余亦可于今晚提出”。9日，苏军分三路进入中国境内。国民党蒋介石担心苏军进入东北，占领中国领土，破坏中国领土主权，支持中共。蒋曰：“今日接俄国已对日宣战之消息，忧喜丛集，而对国家存亡之前途与外蒙今后祸福之关系，以及东方民族之盛衰强弱，皆系于一身，能不战栗恐惧乎哉。”王世杰“与子文细商，觉苏联对日军事已发动，情势趋紧，应电蒋先生准许予等于必要时得为权宜之拒纳”。9日，宋子文、王世杰致电蒋介石称：“苏方对于大连行政似将坚持苏方必须参加管理，关于此问题，职等于必要时为权宜之拒纳，因苏已对日宣战，形势趋紧，不容过事迁延也。”8月10日，中苏举行第八次会谈。宋子文等致电蒋介石称：“旋于晚九时，往晤斯大林，商谈达两小时半，史氏见面即问，愿否续谈订约事，职等答以愿谈，并望从速结束。兹将所谈结果，列报如下：(一)关于大连市问题，史氏允以市政权全归中国，不设中、苏混合董事会，惟任用苏籍人员一人，管理港口船务，俾对日有战争时，该市始受旅顺军港之约束。(二)关于旅顺口外岛屿问题，苏方愿放弃其要求。(三)对于旅顺设立中、苏军事委员会之提议，苏方不肯接受。(四)对外蒙边疆问题，苏方不肯接受我方所提地图，亦不愿于换文中作任何关于疆界之声明。(五)关于中东、南满两路问题，苏方仍坚持两局均应以苏人为局长，华人为副局长，至董事长则由华人充任。(六)关于撤兵事，及不干涉新疆内政，尊重东三省主权，与苏方一切援助只能给予我中央政府诸项，苏已同意照此表示。明日职等与莫洛托夫续谈，惟与莫谈，恐不能商决一切，目前障碍为外蒙疆界与南满路局局长，及旅顺中苏军事委员会三问题；乞即迅赐机宜，以作南针。”王世杰日记云：“在商谈时，予对大连湾行政必须归还中国一事，剀切申述，并谓如苏联不让中国收回大连行政权，则九龙、香港之收回为不可能。斯大林沉吟一番，遂对此事作一重要之让步。”蒋介石关注国民党乘苏军进入东北之机接收东北主权问题。10日，蒋致电宋子文、王世杰，“嘱切实与苏联政府商定我国派往东北之行政与经济人员之运输方法，并请予以充分便利，以免届时无人接手也”。11日，蒋经国致电蒋介石称：“史氏昨谓中苏谈判望能从速顺利结束，可使中国政府即派人员前往东三省组织行政机构。”蒋介石采取了弹性的态度，11日，致电宋子文称：“大连问题，名义上须为自由港，其与海军有关之码头与港务，则准雇苏员办理，是于苏联目的至无损害，惟此事准由兄等权宜决定，中勿遥制。”为打开旅顺问题僵局，王世杰想出对策。11日日记云：午后，莫洛托夫约宋子文及王世杰等数人，“就各项约稿作具体之商讨，仍有数项具体问题未决。关于外蒙疆界问题，予等谓正向渝请示中。予提议设中苏旅顺军事委员会，莫氏坚拒，谓其性质不明；予谓可决定共同使用问题及军事民政争执问题。嗣由予提议准许苏联多派一人为委员并为委员会主席，莫氏始允考虑”。美方对7月底苏方在谈判中提出的不仅大连和长春至大连铁路线应在旅顺港苏军控制的军事区之内，而且旅顺以南100公里半径以内的岛屿非得苏方同意中国不得设防等新的无理要求感到不安，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谈判。贝尔纳斯8月5、9、11日三次指示哈里曼说，宋子文已经履行了协定的规定，斯大林不应再迫使他做出更多的让步；大连不能包括在旅顺的军事区域之内成为苏联海军基地；苏联在与中国订约的同时，应做出在东北遵守门户开放政策的书面保证，该保证书应与中苏条约同时公布。哈里曼于8日、14日会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并于12日致函莫洛托夫进行交涉。在美国的介入下，苏方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最后放弃了中美双方坚决反对的旅顺以南100公里半径以内为苏方控制区和大连港口设备苏联拥有所有权和行政控制权等项要求，中苏商定把大连列入军事区，但在和平时期，可以不对大连及其港口和与其相连的铁路实行军事管制；中国只把港口设施的一半租给苏联。8月12日，宋子文、王世杰致电蒋介石称：“职等连日反复与史达林莫洛托夫商谈，已得相当结果者如下：(一)大连行政大体归于中国。(二)旅顺军区民政人员由我任用。(三)南满铁路入旅顺军区之段亦不受旅顺军区军事机关之干涉。(四)关于中东南满两路路警军运及附属产业范围等事，大致均照我方主张。(五)同盟条约限于对日本。(六)旅顺军港外一百公里岛屿与设防之议已打消(至旅顺军区附近小岛屿在旅大租借地范围内者势不能划诸界外)。(七)战后三个月苏军自东三省完全撤退一节，诸事已允用书面承诺。(八)苏方允以只接济我中央政府不干涉新疆内政，尊重东三省领土主权。至外蒙疆界不愿在换文中作何规定或声明，路局局长问题及军事委员会问题苏方不愿让步。又旅顺市本区之行政苏方认为不能划归中国。职等默察以上数点，恐再难强苏方让步。今日拟再作一度磋商，倘今明日内钧座别无指示，拟即就商定结果与苏方签字。”当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要求将其电文由宋正式提出或由蒋经国以个人名义送交斯大林，电文中称：外蒙若独立，其疆界应“有一基线之协定”；“旅顺必须有一中苏军事委员会”，否则无异于租借地。“以上二者，为我中国立国条件最低之限度。”又电宋子文称：“大连港务如其必须任用苏籍人员，则南满路局长必须任华人。以南满以东支线及其重要资源皆在东区。”“至少奉天与长春二站必须任华人也。”又电宋子文、王世杰称：“如南满铁路局长任华人则管理大连港口船务人员可用苏籍人员，如其同意设立军委会，则大连如在对日战事时，受旅顺军港约束之要求，我方亦可接受。惟外蒙疆界必须有一图底，并在承认独立以前勘定界限。否则外蒙问题之纠纷，仍不能解决。”“虽停止交涉，亦所不恤。”中国谈判代表判断斯大林在外蒙疆界问题上不是有意为难中国。12日，宋子文、王世杰致电蒋介石称：“职等原待今晚与史达林作末次商谈，接电示，已以电话请其暂停晤见。外蒙疆界问题确已无法照钧示办到，其原因颇多，似非苏方故意预为将来留一惹起纠纷地步，职等及同来诸人一致认为中苏条约必须缔结，倘再迁延，极易引起意外变化，茲特恳请钧座对于外蒙及其他未决事项授予职等权宜处置之权，并恳急示。”当日，蒋经国也致电蒋介石称：“外蒙疆界事，史达林上次谈话中，不肯据我方提出之地图，仅谓可将现有之疆界作为疆界，但似并无藉此造成今后中苏纠纷之意。”“史氏亦极愿速即订约，同时有疑我方拖延订约之表示，切望大人对于未决事项，授予宋院长王部长全权，从速解决之权。莫氏对组织旅顺军事委员会事，已表示可同意。”王世杰日记云：8月12日午后“忽接蒋先生来电，谓对外蒙疆界问题，必须有图且于承认前经勘定疆界；否则交涉停顿亦所不惜。此事显然办不到。苏军已大规模攻入东三省，倘再拖延，交涉或生根本变化。”“予主张今晚暂与史氏停止谈商，一面仍电蒋先生说明一切，请其授权于予及宋子文权宜处理。予并主张在外蒙问题换文中，列入‘外蒙疆界应以现有疆界为限’字句。如此，则在约文上我固显然不承认民八以前之旧疆界(民八以前，现时新疆阿尔太区属于外蒙，此为蒙边主要争点)。” 13日，王世杰致电蒋介石称：“钧座侵电嘱由经国转达史达林之理由，职等日前已代表钧座向史剀切申述，史谓二十五年来外蒙疆界并无纠纷，现如提出，徒引起外蒙古人之种种要求。”“史氏始终亦未自行提出苏方外蒙地图，窥其原因，不外二者，一则苏方预计彼之地图既包括新疆一部门领土，当非华方所能接受。揆之实际，我确不能于放弃外蒙领土之外后放弃任何新疆领土。二则唐努乌梁海等地方原属外蒙，现则已成苏联另一属国。”“默察苏方态度，似非蓄意与我为难，其欲藉此次缔约，改进中苏关系之心，似属相当诚挚，就我方利害言，则此次缔约可以明中苏之关系，减少中共之猖獗，保证苏军之撤退，限定苏方在东北之权益。凡此皆为今后统一及建国所必需。倘再停止谈判，则形势必立变，前途隐忧甚大。权衡至再，职与宋院长拟于接到钧座授权解决之电令时，再向史氏作一度谈判，要求将外蒙疆界，以现时疆界为限之字句列入换文中，蓋有此一语，则在约文上，我国显然不承认民国八年以前属于外蒙之旧疆土为外蒙疆土。” 8月13日，蒋经国致电蒋介石称：“此次谈判万不可停止或破坏，恳请大人能将此意作为最后决定之重要参考。”有了王世杰的解释、蒋经国的恳求，当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王世杰，“指示对于外蒙及其他未决事项，准予授权彼等处置”。14日，王世杰日记云：“昨晚自十二时起至今日上午二时半，予与子文等续与史达林商谈。首谈外蒙问题。予等要求将‘外蒙独立应以现有疆界为界之语’列入换文中，史氏应允。次谈铁路、旅顺、大连等问题，史氏均各有若干让步。在谈大连时，史氏要求我方不将所保有之港口码头及其他设备租与他国，我等不肯以书面承认，但口头应允决不租与他国，史氏亦赞同，惟郑重请我方勿背此口头之然诺。宋子文遂亦郑重应允。所有问题遂告解决。”“上午十一时复与莫洛托夫将各约文稿逐一商定，彼方亦略有迁就我方意见，续予让步之处。定晚十时后签字。”当日，王世杰致电蒋介石称：“昨奉钧座电令后宋院长及职深夜与史达林续商一切，均经解决。定今日签字。外蒙以现有边疆为界，路局局长一人，苏籍。副局长一人，华籍。董事长一人，华籍，且有两票权。旅顺置中苏军事委员会。”8月14日，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等附件，并互换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照会等。在美苏合作主宰战后世界的大气候下，国民党政府面临两强的联合压力，由于它已同美国在大战中建立了特殊关系，所以只能听从美方的安排。美苏两国联合起来，把一个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中国只能忍辱接受。8月19日，蒋介石在“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对俄交涉之纠葛与艰难，亦云极矣，最后旅顺军事委员会之主张获贯彻，实为此条件惟一之重心也。”对于中苏协定的签订，蒋介石总体上是满意的，但也有些不满意的地方。20日曰：下午王世杰“来报告中俄订约经过实情，旅顺中俄军委会不应让俄增多一席，最多以主席一席让彼已足也。但其已负责签字，已属难得，不愿重责也”。“则当断然允许外蒙之独立，扶助西藏之自治，此一政策之转变与决定，乃为存亡盛衰之枢机，应由余独负其责，功罪毁誉自当置之度外，在所不计也。” 21日，蒋介石“审阅中俄协定原本，对旅顺市内之行政官须得俄军事当局之同意一点，亦载入协定，殊丧国体，但既已签字，不能更改，惟无伤大体”。蒋介石自夸对第二阶段的中苏谈判“收放刚柔”。8月31日，在日记“上星期反省录”中，蒋曰：“对俄协定交涉费尽半月余之心力，研究指导，不遗余力，收放刚柔，深思入神，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最后获得完成，此实为国家成败安危之一大关键，不可为非因祸得福也。”但“收放刚柔”的结果是中国主权和利益受到严重伤害。蒋所谓的“收”、“刚”，是指其坚持设立旅顺中苏军事委员会；反对苏方提出的旅顺军港以南一百公里半径内的各海岛由中俄两国同意不得设防的条件；坚持大连的行政权属于中国。所谓的“放”、“柔”，是指其在外蒙独立及其疆界、中东南满铁路问题上的弹性态度，最终的结果是，外蒙变相独立；中东南满铁路(即中国长春铁路)设立公司，内设理事会，中苏各派5人，在华籍理事中指派1人为理事长；理事会由苏籍人员中委任铁路管理局局长1人；大连港长由苏籍人员充任。

4

结语

二战期间的中苏谈判极大地影响了战后中国政局的走向和中国未来的发展之路。在中苏谈判过程中，蒋介石的态度是：在谈判开始前，对美苏“疑惧交加”；在谈判的第一阶段， “忍痛牺牲”；在第二阶段，自认“收放刚柔”。可以说，蒋介石的态度决定了中苏谈判的“成功”。蒋介石对赫尔利表示，他对条约总的说来是满意的，因为条约描绘了一幅国民党“中央政府”统一战后中国的蓝图。蒋介石拉美国介入中苏谈判，无非是想借助美国的力量，在中苏谈判中为自己增加砝码。这种外交策略无可厚非。虽然蒋介石也担心美国出卖中国利益、苏联霸占中国利益，但在苏联出兵东北势在必行的情况下，蒋更担心苏联在没有条约约束的情况下同中共合作。因此从战后对中共斗争的角度，为维护一党私利，听从了美国的劝告，“忍痛牺牲”，同苏联达成妥协：同意外蒙独立；同意苏联在旅顺港驻军；同意长春铁路在资产各占50%的基础上共同经营与管理，而经营管理权又归苏方所有。这一结果严重损害了国家主权和利益。蒋介石自谓“收放刚柔”，以为达成中苏条约就可以藉此取得苏联支持，打败中共，取得天下，这完全是一种自我安慰。

推荐阅读

《社会科学》往期目录

《社会科学》往期摘要

《社会科学》杂志

  唯一官方微信平台

微信号：shehuikexuezazhi

理论创新  学术争鸣  战略视野  现实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