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柯│无必要性的必要——论海德格尔思想之Not概念的实质含义

摘要

     海德格尔以罕见手法把日常德文词语Not提升为核心概念，在“存在与人之关联”的语境中将其思为二重性的“必要”，并以“无必要性的必要”(die Not der Notlosigkeit)这一术语来概括其根本所思。海德格尔的“Not之思”贯彻了其数十年的思想历程，是我们研究海德格尔思想发展与演进的关键线索，但国际学界对此迄今一直缺乏全面研究。我们通过大量文本考证首次对海德格尔的“Not之思”展开了一种纵贯性的主题研究，纠正了既有研究的一些错失，同时也揭示了海德格尔思想的一种隐秘起源。

本文刊载于《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

张　柯，贵州大学哲学系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Not本是德语中的一个日常词语(它和英文的need来自共同的印欧语词根“nāu­，nəu­，nū­”)，有“贫困、困苦、缺乏、困境、急迫、必要”等多种含义。海德格尔罕见地将其提升为思想核心概念，在著述中大量使用此概念，并最终将其锻造为“die Not der Notlosigkeit”这一核心术语。在以《哲学论稿》为开端的“存在历史论稿系列”逐渐公布后，人们更是注意到了Not概念的突出地位，有论者甚至宣称，是否能真正把握海德格尔“die Not der Notlosigkeit”这一术语，乃是我们能否走出《哲学论稿》之迷宫的关键所在。
但海德格尔对Not概念的真正所思却不易理解，除了思想晦涩、文本繁多、对它们的精读与深思极为费时费力等因素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人们往往把这个概念在海德格尔思想中的出现和重要性当成一种现成事实，极少有人关心海德格尔思想中这个关键概念的来历以及他运用这个概念的初衷与旨趣，以至于对它的一种全面研究至今仍悬缺着。
有鉴于此，本文将基于大量文本考证和义理分析，首次对海德格尔思想的Not概念作出一种纵贯性的专题研究，力求澄清其实质含义和根本所思。在这一工作完成后，我们也将获得一个坚实基础，可据以展望一种进一步的研究，即对海德格尔“Not之思”与(通过卫礼贤译本呈现出的)《庄子》“无用之用”思想之微妙关系的探究。

· 一 ·

Not的两种含义

在Not的诸多含义(贫困、困苦、缺乏、困境、急迫、必要)中，“必要”意虽然是一种古老含义，但今天已属冷僻意，仅在构词中还能显示其活力。人们常用的则是Not的“贫困、缺乏、困境、急迫”等含义(由于这些日常含义大体是一致的，为表述方便，它们在下文中会被统一命名为“困迫”)。但海德格尔却极为重视Not的“必要”意，进而基于“必要”意来涵摄该词的日常含义，将这些日常含义思为“必要之不性”，由此构成一种前所未见地对“Not之二重性”的思考：Not既是“必要”，又是“困迫”，而且“困迫”乃是“必要”的不性之运作，因此Not是以不性为其本性的“必要”，亦即“无必要性的必要”。
德国学者凯姆勒(Uwe Kemmler)是罕有关注过海德格尔Not概念之来历的学者。他曾对照研究了海德格尔的“Not之思”与特奥多尔•莱辛(Theodor Lessing)的“Not之思”，指出海德格尔与莱辛是德国思想史上迄今仅有的两位对Not概念极为重视的哲学家。莱辛视Not概念为其哲学的起点和根据，并对Not和Notwendigkeit之关系做了深入思考，甚至把他业已规划但未写出的基本著作命名为《Not哲学》(Philosophie der Not)。但莱辛整体上还是局限于Not的“困迫”含义，与海德格尔的“Not之思”仍保持着较大距离，因为“海德格尔赋予了Not概念以一种偏离传统语用的全新含义”。而且迄今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海德格尔曾阅读或讨论过莱辛的作品。要从莱辛的思想中寻求海德格尔“Not之思”的起源，此路不通。两位思想家的类似性倒是在于他们对东方思想的高度重视。莱辛对东方思想的倚重早已为学界所知，这突出地体现在其多次修订再版的代表作《欧洲与亚洲》(Europa und Asien)中。凯姆勒的研究事实上意味着，要在欧洲思想内部寻求海德格尔“Not之思”的起源，迄今仍然困难重重。
美国学者波尔特(Richard Polt)的研究工作则指示着另一种困难。波尔特非常重视海德格尔的Not概念，视之为《哲学论稿》的核心概念，并将其译为“emergency”(急迫)，甚至把他研究《哲学论稿》的专著命名为《存在的急迫》(The Emergency of Being)。波尔特在该书中如此申明其主旨：“我与《哲学论稿》之争辩的中心主题就是急迫(emergency)。《哲学论稿》冒险说出了这一思想，即存在在‘Not’——急迫、紧急、紧急情况(emergency, urgency, exigency)——中成其所是。……一种开端将使我们本成，或者说使我们成为我们之所是，其方式是，使一切存在(包括我们的存在)都进入一种急迫的争执疑难中。……然而‘急迫’这个词却以适宜的方式描绘出这样一种超常的事件是如何召唤我们进入问题中的。在急迫之中，存在出现了。”在笔者看来，虽然波尔特对Not概念之重要性和核心性的强调显示出其敏锐的判断力，但他对海德格尔Not概念的来历问题既不关心也不讨论，以及他把此概念简单译为“emergency”(急迫)的做法，都表明他低估了这一概念的复杂性，以至其研究仍未切中海德格尔“Not之思”的根本实质。
笔者的上述判断基于大量文本的研究。此研究成果将在下面得到扼要简述。它将有力地纠正既有研究(如波尔特的研究)的一些偏失。因为海德格尔并非只把Not作为“急迫、困迫、困境”意来使用，而是作出了一种深邃的二重性之思：一方面，海德格尔始终在“本源关联”(存在与人之关联)的语境中把Not的本真含义思为“必要”，即存在本身的不可规避的支配性。另一方面，海德格尔指出，这种“必要”，作为关联活动之支配，同时具有本质性的“不性”，“困迫”等日常含义都是“必要”的不性之运作。但海德格尔的这种二重性之思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历程。
海德格尔最早使用Not概念是在1917年文本《宗教体验的现象学与宗教的现象学》中，他在那里使用了该概念的日常含义：“只有现象学能够带来脱离哲学困境(Not)的拯救”；此后，在1919/20年冬季学期讲座《现象学基础问题》(全集第58卷，以下简称GA 58)中，此概念再度出现，但海德格尔此时用的却是它较为冷僻的“必要”意，并且对其做了着重强调：“每一种真正的哲学都是从生命之丰富性的‘必要’中诞生的(aus der Not von der Fülle des Lebens geboren)，而不是从一种认识论的伪问题或一种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中诞生的。”无论是从GA 58的问题语境和还是从其根本旨趣来看(GA 58的问题语境和根本旨趣都奠基于此前的《论哲学的规定》，海德格尔对“存在与人之关联”的追问已经在1919年讲座中正式启动)，这里的Not都不是“困境、困迫”之意，而是指示着本源性的“存在与人之关联”的一种要求：GA 58的追问目标，按海德格尔自述，就在于“找到通向本源的道路”， GA 58的正文因此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名为“生命是现象学的本源领域”，第二部分名为“现象学是实际生命本身的本源科学”；也正是这两部分之间的关系承载着该讲座的根本旨趣：现象学是本源科学，是对“存在与人之关联”的追问，它应在生命本身中得到奠基。
以上两个文本是海德格尔最早使用Not概念的地方。从这两个文本可以看出，海德格尔很早就在交替使用此概念的两种含义即“困迫”和“必要”，而且从一开始就更为重视Not的“必要”意，并将其嵌入了“存在与人之关联”的问题语境中。这种交替用法深深烙印了海德格尔此后十年对此概念的使用。但在1928年之前，对于这两种含义之间的内在关联，海德格尔似乎并未深思。
在1920－1928年间的诸多文本中，海德格尔多次使用Not概念，而且始终无外乎“困迫”和“必要”这两种含义。笔者对全部相关文本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Not在全集第59卷《直观与表达的现象学》(1920)中出现一次，是“困境、困迫”意；在1920/21年冬季学期讲座《宗教现象学导论》中出现多次，皆是“困境、困迫”意；在全集第62卷《对亚里士多德存在论和逻辑学选文的现象学阐释》(1922)中出现两次，分别是“必要”意和“困迫”意；在全集第63卷《存在论》(1923)中出现一次，为“困迫”意；在全集第64卷《时间概念》(1924)中出现一次，为“困迫”意；在全集第17卷《现象学研究导论》(1923/24)中出现四次，都是“困境、困迫”意；在全集第19卷《柏拉图的〈智者篇〉》(1924/25)中出现两次，皆为“必要”意；在全集第20卷《时间概念史导论》(1925)中出现一次，是“困迫”意；在全集第21卷《逻辑学：真理问题》(1925/26)中出现两次，分别是“必要”意和“困迫”意；在全集第23卷《从托马斯到康德的哲学史》(1926/27)中出现两次，分别是“必要”意和“困迫”意；在全集第2卷《存在与时间》(1927)中出现一次，是“困迫”意；在全集第26卷《以莱布尼茨为起点的逻辑学的形而上学始基》(1928)中出现两次，皆“困迫”意。
在上述文本中，Not的“必要”意始终是就“存在与人之关联”而言的，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柏拉图的〈智者篇〉》(1924/25)中的两处阐释，海德格尔在那里谈到了“哲学活动的内在必要(innere Not)”，即哲学有必要深思存在者与存在的区别并从存在者走向存在，在此意义上，哲学的“内在必要”也就是“一种走向实事本身的必要”(eine innere Not war, nämlich zu den Sachen zu kommen)。这种阐释也在《逻辑学：真理问题》(1925/26)的关键论证中得到了一种化用和推进，甚至正是这种阐释一路通向了海德格尔后期代表作《哲学论稿》对“哲学之必要性”的论述：久已被遗忘的哲学的必要性乃是哲学最内在的实事， “必要乃是存有本身的真理”；相比之下，在海德格尔1920－1928的文本中，Not的“困迫”意则多为一般日常含义，并无深刻哲学意味，只有1920/21年冬季学期讲座《宗教现象学导论》是例外。在这个讲座中，海德格尔通过对保罗文本的分析深思了“困迫”(Not)与“末世论语境中的人神之源始关系”的内在关联，我们可将之视为海德格尔此后将Not的“困迫”意和“必要”意加以统一思辨的一种前奏，甚至可称为预示海德格尔1946年之后的两种关键思想(“用”之思想与“存在之终极学”)之内在关联的一种遥远伏笔。
1928年是海德格尔“Not之思”发生重要深化的转折点。这体现在：
一方面，海德格尔继续在“存在与人之关联”问题语境中阐发Not的“必要”意，而且将其与“基础问题”联系起来，使之进入更确切的道说形态，这意味着海德格尔对Not之含义的界定变得更趋成熟。例如，1928年5月26日，在发表于《德意志文学报》上的一篇关于卡西尔著作之书评的结尾处，海德格尔再度使用并强调了Not的“必要”意：“然而唯当这一点比以往更为坚决地得到再次理解，即一种还如此丰富且迎合着主流意识地对精神现象的阐述绝非已然就是哲学本身，并且唯当哲学那些为数不多的、自古以来就未被充分把握的根本性的基础问题被重新把握住了，哲学之必要才会突现(deren Not erst aufbricht)。”这种“哲学之必要”，正是他此前在《柏拉图的〈智者篇〉》和《逻辑学：真理问题》中所强调指出的“哲学活动的内在必要(innere Not)”，也是他数年后在《哲学论稿》中所指出的“哲学之必要性”，即作为存在之真理的“必要”。德国学者米施(G. Misch)在当时注意到了海德格尔对Not的这种非同寻常的用法，在其1929年发表的《一种与海德格尔的争辩》中，米施转引了海德格尔的上述结论，将海德格尔的Not一词凸显出来，但却还没有真正理解海德格尔的意谓。
另一方面，在1928/29年冬季学期讲座《哲学导论》中，海德格尔开始对Not的两种含义即“必要”和“困迫”进行统一沉思，试图在更高层面把握二者的统一性。此讲座的一个核心任务是，从对哲学之本质(哲学之内在必要)的洞见而来，看清科学之本质也属于“存在与人之关联”问题，“科学之本质显然必须在其与人之此在(Dasein)的相互关联中被理解，并且必须从人之此在的基本机制而来得到把握，因此，所有不是在此向度中获得的科学之定义，都错失了本质性的东西”。就此而论，“存在与人之关联”也就是“科学的内在必要”，但科学的这种本质性的“内在必要”(innere Not)却往往不能得到真切理解，而反倒常常显现为科学的“内在困迫/穷困”(innere Not)，人们因此大谈特谈科学的危机。通过对科学之本质的解释，作为科学之渊源的哲学之本质，也就得到了阐明：哲学显现为一种穷困而无用的知识，但实质上却是一种追问本源关联的必要的知识。《哲学导论》的这样一种微妙二重性的阐释是海德格尔此前文本中未曾明见的，这种阐释同时深远地影响了它之后的诸多文本。这一事实意味着，《哲学导论》乃是海德格尔对Not的二重性开始达成深刻觉察的关键拐点，在1929年4月12日给密友布洛赫曼(Elisabeth Blochmann)的信中，海德格尔宣称《哲学导论》这个讲座使他赢得了“为了能全力以赴所需要的真正的自由与广度”。

· 二·

对Not之二重性的沉思

《哲学导论》所开启的这种二重性思考在1929/30年冬季学期讲座《形而上学基本概念》中得到了详细论述和进一步深化。《形而上学基本概念》也因此在海德格尔思想道路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今天的学者将其称作海德格尔的“秘密代表作”，而且海德格尔本人在当时就已经将其定位为“一个全新的开端”。 
《哲学导论》对Not之二重性的思考是这样一种向度：从“内在必要”来揭示“内在困迫”的真相并由此达成一种统一；《形而上学基本概念》则采取了一种相反的、但事实上殊途同归的向度：从对“困迫”之现象的丰富描述中推进一种转变，即洞见到“困迫”(Not)之本质乃是“必要”(Not)，更确切地说，是不性的必要，是“必要”的自行拒绝或自行退隐；而且“必要”并非存在者层面的必要性，而是存在本身或“存在与人之关联”的必要性。这一向度的遵行因而就分为两个步骤：首先阐明“困迫”实质上是不性的“必要”，其次阐明“必要”并非存在者层面的必要性，而是本源关联的不可规避性。
《形而上学基本概念》严格执行了上述步骤：在完成对“困迫”(Not)之现象的丰富描述后(参见该书第一部分的长篇论述，这里从略)，海德格尔笔锋一转写道：“但或许我们关于这种困迫之整体的追问还没有被领入正确的方向。如果我们关于一种困迫之整体的追问还根本没有找到答案，那么我们就必须毫不犹豫地放弃这个问题吗？还是说，问题在于我们追问的方式，即我们没有注意到一种可能的回答？我们追问一种空虚之整体，因而追问一种Not，这种东西已经根本不可能具有所列举的那些困迫之特性了。不是这种社会的痛苦，不是那种政治的混乱，不是这种科学的无能，不是那种艺术的空洞，不是这种哲学的无根，不是那种宗教的无力——这些都不是Not，不是这样或那样的困迫这样或那样地逼迫着，而是说，最深的和隐蔽的逼迫者(Bedrängende)毋宁是：我们此在之整体的一种本质性的逼迫(Bedrängnis)的缺席。”引文最后一句话堪称海德格尔数年后(1934年)才正式提出的关键术语“无必要性之必要”(die Not der Notlosigkeit)的先声雏形。Bedrängnis在日常语用中意为“困境，窘境”，通Not的日常含义。但海德格尔并不仅限于使用Bedrängnis的日常含义，而是同时也使用其动词原形bedrängen的含义即“逼迫”。此词在海德格尔语境中因而既意指“困迫/困境”又意指“逼迫/强迫”。这样一种双关用法的目的，无外乎是要以Bedrängnis为中介进一步疏通从Not的日常含义到其根本实质的通道：困境/困迫即逼迫，困境/困迫之本质乃是作为“逼迫”的“必要”，亦即“必要”的不可规避性；而且这种“逼迫”乃是自行拒绝的逼迫，这也就意味着，本质性的Not乃是以自行置送/自行退隐为本性的“必要”。
海德格尔因而接着写道：“此在中最深邃的、本质性的Not，不是确定的现实地逼迫着(bedrängt)我们的困迫，毋宁说，一种本质性的逼迫(Bedrängnis)自行拒绝，以至于我们很少觉察到、甚至不可能觉察到这种逼迫之整体的自行拒绝。……所有的拒绝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达到其尖锐化程度，即被拒绝的东西本身在这里要以全部的尖锐性一道宣告出来，也就是说，以其必要性(Notwendigkeit)宣告或呈献出来。但如果我们今天并没有领会我们此在的这种本质性Not、没有理解这种逼迫之缺席的话，那么原因也必然在于，我们事先没有能力去听到或领会随着拒绝一道宣告出来的东西。” 
这里就是海德格尔对“Not之二重性”的思考趋于成熟的关键处。所谓本质性的逼迫“自行拒绝”(sich versagt)，即这种逼迫拒绝给予自身；所谓的“被拒绝者”(das Versagte)因而就是这种“逼迫”自身，亦即Not自身；“被拒绝的东西本身在这里要以全部的尖锐性一道宣告出来、亦即以其必要性(Notwendigkeit)宣告或呈献出来”这句话因而就意味着：通常被理解为“困迫、困境”的Not，其本质乃是“必要”，并且是“必要”之自行拒绝，即不性的“必要”。换言之，Not既是不可规避的“必要”，又是自行拒绝的“必要”。
而这种“必要”又意味着什么呢？海德格尔接着解释道：它作为本质性的“逼迫”乃是一种最极端的苛求，“按照那种空虚之整体，对人的最极端的苛求必然被宣告出来，不是任意的、不是这样或那样的要求，而是对人的根本性的苛求。是什么？是这样的苛求，即人被此在本身所苛求，即这一使命被托付给他了：要去此在(zu da sein)。……亦即作为此在之自由的最内在的必要性而被把握。同时宣告出来的是领会之必要性，即此在必须首先把自身重新带入自由之境，必须将自身把握为此­在(Da­sein)”。 
一言概之，对Not之二重性的沉思，不仅要求对“困迫”之深意的思考，也要求对“必要”之深意的洞见。“必要”并非仅仅是存在者层面的不可规避性，而且应被更源始地理解为“存在与人之关联”的不可规避性。这种洞见在1930/31年冬季学期讲座《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得到了继续强化：“谁若领会了此在之决断的这种最内在的必要(Not)，这种必要乃是伴随着存在者之敞开状态而被同时给予了的，则对于他而言，一切东西包括这种必要都已经转变了(Not gewendet)。一切都变成了这样一种意义上的必要性(Notwendigkeit)，即我们应在其中去探寻自由之本质的那种必要性。”这段话中的Not显然不是“困迫、困境”之意，而是意指，“必要”之不可规避性绝非只是存在者层面的，而是应从本源关联的支配性中得到深刻理解。
这种意谓在同时期的《论真理之本质》第三版(1930年12月马堡演讲和弗莱堡演讲)中也得到了强调：“此在在其存在中被转变到必要中(Das Dasein ist in seinem Sein in die Not gewendet)。在此在中发生着必要性(Notwendigkeit)。在石头之存在和动物之存在中没有必要性，因为没有自由。并且在上帝中没有自由，因为没有必要性。这种内在的、作为镇定自制而被理解的此在之必要性乃是真理的非本质。”海德格尔在此演讲中把“非本质”理解为更为源始的、先行成其本质的本质；此在的必要性，作为“真理的非本质”，因而就是“神秘”，即显隐一体的“不性的必要”。1932年，在为《论真理之本质》第三版补写的一份附录中，海德格尔又一次在“存在与人之关联”的语境中解释了“必要”与“自由”：“这种绽入的(超越的)必要性是真理的整个非本质。应该让非本质进入真理之本质中。我们曾把自由视为真理之本质。在自由中并且仅仅在自由中本现着必要性。自由乃是必要(Not)并且仅仅作为必要而存在，这种必要(Not)必然采用了一种最初的和最后的尺度，并且必然把自身结系到这种尺度中去。”显而易见，这种与“自由”和“真理之本质”同义的Not，绝非仅仅意指“困境、急迫、困迫”，也不应被理解为存在者层面的不可规避性，而应被确切地把握为“存在与人之关联”的必要性。在一篇作于1936年左右的文本中，海德格尔再次强调，本质性的Not应被理解为“必要”，而且是本源关联的必要性。这一强调就凸显在该文标题中：《此­在之不可规避性(Die Not[必要])和在其必要性中的艺术(引致着的沉思)》。这事实上就是海德格尔对其此前诸多阐释之结论的重申。

· 三 ·

无必要性的必要

对Not之二重性更为清晰的解释发生在1937/38年冬季学期讲座《哲学基础问题》中。这个讲座既承接着《哲学导论》对哲学之内在必要的沉思，将哲学思为既无用又必要的知识即“追问存有之真理的支配性知识”，同时也为《哲学论稿》提供了深刻的语境阐释，是理解《哲学论稿》最为重要的对参文本。
海德格尔在这个讲座中写道：“倘若我们在此把Not说成是那种东西，即那种使最高形态之必要者变得必要的东西(was jenes Notwendige höchster Gestalt ernötigt)，则我们并不是把Not意指为困迫和缺乏。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思及一种‘不’(Nicht)，一种不性的东西(Nichthaftes)。但我们很少已然知晓不性的东西和‘不’，例如我们很少知晓拒予、犹豫、拒绝。所有这些都不是无意义的虚无，最多——倘若还谈不上更高的话——是无意义的虚无的反面。‘不’乃是来自丰盈之过度并且能够是最高的赠送，并且其本身无限地亦即本质性地逾越了每一种通常的‘肯定’(Ja)，这一事实从未进入我们计算性理智的视野中。……在我们遭遇那种看似‘消极东西’的所有地方，绝不是仅仅要从中看出‘积极东西’，而是要越过这种区分而去把握一种更源始的东西。这里，当我们沉思那种开端之必要性的‘必要’时(die Not jener Notwendigkeit des Anfangs)，只有对Not之本质的至深理解才足够妥善。……这种Not(必要)归属于存有之真理本身。”
这里道说了“必要”(Not)的支配性，同时也道说了“必要”的不性，“必要”作为存在与人之关联，是一种不可规避的本源性的关联活动，是使一切必要之物获得其必要性的本源。但这种自行置送着的关联活动同时是自行退隐的，即具有其本质上的“不性”。在本质上得到至深理解的“必要”(Not)，就是以自行置送/自行退隐为本性的“存在与人之关联”，在此意义上，它归属于存有之真理本身。
一旦我们能够从《哲学基础问题》的义理阐释来反观《哲学论稿》的晦涩表述，则《哲学论稿》关于Not概念的种种界定也就昭然若揭了：“一说到Not一词，为什么人们立即就想到缺陷和祸害，想到我们必定会厌恶的东西呢？因为人们把Notlosigkeit当作‘善’来评估，而且，凡是在考虑福利和幸福的地方，这种评估都是有道理的。要获得福利和幸福，只能靠可利用和可享用的东西的不断供给，靠通过进步而得以增加的已然现成的东西。但进步是无将来的，因为它只是把以往之物进一步运送到自己的线路上去。但如果要紧的是那样一个东西，我们归属于它，我们被隐蔽地强迫进入其中，那么，Not的情形又如何呢？这个具有强迫作用的、未被把握的保持张开者，本质上超越了任何一种‘进步’，因为它是真正的将来者本身，以至于它根本上脱落于恶与善的区分，摆脱了任何计算。这样一种强迫作用(Nötigung)还能再度袭向我们(我们是谁？)吗？难道它不是必定以一种人的完全转变为目标吗？难道它不可以是一种比不可回避的最令人诧异的东西更微不足道的东西吗？” 
《哲学论稿》中的这一界定再次有力地表明，海德格尔所理解的Not，其最为根本的含义不是“急迫、困境”，而是“必要”。而且这种“必要”绝非只是存在者层面的不可规避性，而是本源关联(存在与人之关联)的支配性：“所有的必要性(Notwendigkeit)都植根于一种必要(Not)。作为对存有之真理和真理之存有的最初的和极端的沉思，哲学的必要性在于最初的和极端的必要(Not)中。这种必要(Not)是那样一种东西，它把人在存在者中赶来赶去，把人首先带向存在者整体，带入存在者之中心，从而把人带向自身，并且因此总是让历史开端或者让历史沉没。……必要(Not)绝不能肤浅地和简短地来计算，绝不能被看作一种缺失、贫困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它处于任何一种悲观主义或乐观主义的可评价性之外。……必要乃是那种赶来赶去，它首先迫使决断和作为一个存在者的人与存在者的分离，而且在存在者中间把那种决断重又带回到存在者那里。这种必要属于存有之真理本身。最源始地，它是在那种对最高可能性之必要性的强求中的必要，而在这些最高可能性的道路上，人有所创造、有所建基地超出自身而回到存在者之基础中。在这种必要(Not)登峰造极处，它强求(ernötigt)此­在及其建基。”所谓“它强求此­在及其建基”，亦即“它使此­在及其建基变得必要”，这句话因而明确宣示了“必要”乃是存在与人之关联的支配性。
同样的论调也回响在1941年夏季学期讲座《基础概念》中(此讲座对“本有之思”的重要概念做了详细阐释，是不可低估的作品)。海德格尔在那里写道：“Not在这里并不意味着贫困和疏远，而是意指自行聚集到纯粹本质之密切性意义上的迫切必要。Not在这里并不意指缺乏和需要，而是意指那种东西——它就其本质而言是唯一的并因而被指示为作为一种最特别之物的唯一性，并且仅仅被指示为这种最特别之物——的不可规避性。”至此已毋庸多言，“必要”之所以被海德格尔视为Not的基础含义，乃是因为它根本意指存在本身或“存在与人之关联”的不可规避的支配性。
对于“必要之不性”，《哲学论稿》引人注目地使用了一个专门术语“Notlosigkeit”(无必要性)：“无必要性来自那种对真理之本质的掩埋——而此真理乃是此­在和历史建基的基础。”这种“无必要性”所道说的就是“必要之不性”或“不性的必要”，它在作为《哲学论稿》之姊妹篇的《沉思》(GA 66)中也被称作“渊基性的必要”(abgründige Not)。
但海德格尔对Notlosigkeit这一概念的最早启用，却发生在1934/35年的荷尔德林讲座(GA 39)和黑皮笔记“思索IV”(GA 94)中，其目的就是为了在更确切的术语形态中道说Not的二重性：“die Not der Notlosigkeit”(无必要性的必要)。“die Not der Notlosigkeit”也因而成为海德格尔“Not之思”的高度概括和最终表达。
对于1934/35年的这两个重要文本，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拟展开分析，而只指出，在1942年的黑皮笔记“注释I”中(GA 97)，海德格尔已经提供了对Notlosigkeit之含义的明确总结：“无必要性(Notlosigkeit)意味着：(1) 必要(Not)被单纯遗忘了；(2) 必要被排斥了；(3)必要之领域未被达到；(4)必要本身被压制了，以利于一种‘幸运’之假象；(5)必要被倒转为单纯的‘困境/糟糕状况’(Übelstand)。”从这一总结可以看出，海德格尔对Notlosigkeit这一术语的根本定性是：Notlosigkeit道说着Not(必要)的被遗忘状态，同时在现实中作为“Not之不性”而显现为单纯的“困境/困迫”。如此可见，海德格尔思想中Not的根本含义就绝非“困境、急困、急迫”等，而是道说着存在本身或本源关联之支配性的“必要”。同时，Notlosigkeit的根本含义也就应被理解为“无必要性”而非“无急迫状态”。
因此，无论是从语境还是从来源看，Notlosigkeit都不应被理解为“无急迫状态”。即便海德格尔有时看似是在凸显“困迫/急迫”等含义，但这种用法实质上仍是奠基于“必要”意，亦即将“困迫/急迫”视为“必要”的不性之运作，对此可参见《对虚无主义的存在历史规定》(1944－1946)中的几处关键阐释：“存在者存在着(ist)并且激起了这样一种假象，仿佛存在是没有必要的(als sei das Sein ohne die Not)”；“如此远地出离到缺席中，存在就遭受这样一种危险，即，必要(存在强制性地本现为这种必要)对于人而言在历史上绝未成为必要自身所是的那种必要。在极端境地，存在之必要变成了无必要性的必要(Im Äußersten wird die Not des Seins zur Not der Notlosigkeit)”；“无必要性(Not­losigkeit)意味着：必要(Not)——存在本身正是作为必要而本现的——始终被遮蔽了，这样一种天命将必要提升为对其自身之危害的极致，并使必要完成为‘无必要性的必要’”。 
孙周兴教授将海德格尔思想的Not概念译为“急难”，其理由是：“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需要寓所，因此需要用人。另一方面，如果存在是在无蔽状态之悬缺中到达的，那么，它的时代就是‘贫乏的’、‘急难的’。所以，这里的die Not是在双重意义上讲的，既指这个时代的‘贫困’，也指存在本身的‘需要’。我们权把die Not译为‘急难’。”平心而论，“急难”之译名足以表明译者之深思熟虑和苦心孤诣，因为它事实上就是在尝试翻译之极限，即试图用一个汉语词汇直接兼容表述Not的二重性。但是，从技术角度讲，“急难”之译名仍存在两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首先，汉语读者容易把“急难”仅仅理解为“急迫/危难”，很难看出其中道说本源关联之支配性的“必要”之意。其次，倘若把Not译为急难，Notlosigkeit就会变得非常难译，因为译为“无急难状态”会让人更难理解作者的原意。因此，笔者建议将Not译为“必要”，Notlosigkeit也因此就可以合理地译为“无必要性”。
至此，通过种种文本分析和义理探究，我们已经看清了Not的二重性以及其最终表达“die Not der Notlosigkeit”的含义。Not在海德格尔语境中的根本含义应被理解为“必要”，是存在本身或存在与人之关联的不可规避的支配性，而且这种必要乃是不性的必要，即以自送自隐为本性的必要；“困境、急困、急迫”仅仅是作为“必要之不性”而归属于“必要”；同样，“die Not der Notlosigkeit”，其根本含义应无可置疑地被理解为“无必要性的必要”。这种“无必要性的必要”所道说的就是存在本身之真理：“存在本身在其悬缺之历史中与其无蔽状态一起抑制自身。存在本身就作为这样一种抑制而本现。” 
作为对存在之真理的道说，作为海德格尔“Not之思”的高度概括和最终表达，“die Not der Notlosigkeit”(无必要性的必要)绝非海德格尔受时局之影响而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政治术语，而是一种暗示着海德格尔思想之起源的思想，足以贯通解释海德格尔思想从启程以来的漫长道路，并且归属于海德格尔思想的“基础问题”，是我们理解海德格尔早期思想乃至“存在历史论稿系列”等中后期文本的关键线索。
对于“无必要性的必要”这一思想的意义，海德格尔本人也予以极高评价：“只要一种存在思想，按照其本己的存在历史性本质，只有在‘无必要性的必要’中才能经验到那对它而言始终还有待经验的东西，即作为在其真理中的存在之缺席的天命的‘必要’(Not)本身，那么，它就必然地——在形而上学的统治地位之下、并且在形而上学的无限制的统治领域范围内——准备迈出最初的步骤，正是这些步骤的护送向它显示了存在与人之本质的关联，一种以退隐(Entzug)为形态的关联(Bezug)。”海德格尔事实上以此暗示了，他的“Not之思”，亦即“无必要性的必要”，关系着其本己思想的隐秘起源。
不仅如此，一旦我们确认了“die Not der Notlosigkeit”的真正意谓即“无必要性的必要”，一个新的更广阔的问题就将展现出来，因为海德格尔思想的这一关键术语“无必要性的必要”，与卫礼贤对《庄子》“无用之用”的独特翻译“die Notwendigkeit des Unnötigen”(不必要/无用之必要性)，无论在形式上还是义理上，都构成了一种深邃的、不容忽视的呼应与切近。

· 四 ·

问题之远景

在2020年首次公布的作于1954年的一篇“黑皮笔记”中，海德格尔罕见地交代了他的思想与东亚思想的内在关联：“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东亚的精神、艺术、诗歌之成果的输入就已经开始了。今天欧洲的许多思想家和作家都隐秘地靠这种输入而活。但是，输入到哪里去？这种利用是为何而发生的？只要我们没有亲自寻入西方­欧洲天命的更源始的、预先暗示着的开端，就不会开启这样一种领域，在此领域中，‘西方’和远东的一种真正的相遇能够得到准备。或许，现代技术的本质力量首先是如此不可阻挡、如此催逼着一切，以至于对这种从开端性早先而来的相遇之地方的准备，必然在很长时间内都始终处于不可辨识的不显著中。”对于研究者而言，海德格尔的这一重要交代只是从当事人的角度证实了研究者早已看到的一些事实。
1946年10月8日，海德格尔从托特瑙山小木屋写信给弟弟弗里茨，请他把自己在战况危急时带回家乡保存的一些重要书籍亲自送到山上。海德格尔写道：“我需要《前苏格拉底思想家残篇》第五版第1卷和两本黄色封皮的‘老子哲学’与‘庄子哲学’。一个多年来在我这里听课的中国人想要在弗莱堡协助我完成对老子的翻译。”这里的“中国人”指萧师毅，黄色封皮的“庄子哲学”指卫礼贤《庄子》德译本的第一版(1912年)。
更早之前，海德格尔在1930年就显示出他对《庄子》文本的熟稔与卓识。在1930年10月8日不莱梅演讲《论真理之本质》的次日，海德格尔在聚会中即兴朗读并讲解了庄子“鱼之乐”的故事(《庄子•秋水》“濠上观鱼”)，使得在场听众由此接近了他们在前一天还难以理解的《论真理之本质》的晦涩旨趣。甚至，在作为“全新开端”的1929/30年讲座《形而上学基本概念》中，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1930年“鱼之乐”解读事件的伏笔与前奏。
1945年春天，海德格尔达成了对《庄子•外物》“无用之用”寓言的突破性理解，他迫切地将其理解成果分享给家人。这个理解的突破性甚至使得海德格尔宣称他“最近发现了”这则寓言。在这个春天与妻子和弟弟的通信中，海德格尔向他们推荐并誊抄了卫礼贤所翻译的《庄子•外物》“无用之用”寓言，同时指出这则寓言所道说的就是海德格尔用“存在之本质”和“存在者与存在之区分”等术语想要道说的东西，并且认为这则寓言启示了追问“存在者与存在之区分”的新的开端。海德格尔绝非只是在此时才读到这则寓言，因为在作于同时(1945年春天)的一篇写给两个儿子的对话体文本中，海德格尔以对话体所需要的手法间接表示，他在大学时代就已读到这则“无用之用”寓言并且深受触动，但直到最近才真正读懂这个寓言的深意。
《庄子》这则寓言的原文是：“惠子谓庄子曰：‘子言无用。’庄子曰：‘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天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则厕足而垫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无用。’庄子曰：‘然则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海德格尔引用的始终都是卫礼贤的译文(布伯译本未译出这则寓言)，该译文基本上译出了原文大意，但在关键地方，卫礼贤译文却显示出一种奇特性：卫礼贤坚持从Not的冷僻意即“必要”出发来翻译“无用之用”，而拒绝以通俗易懂的Nutzen来翻译“用”。基于“必要”意，卫礼贤把“用”译为“das Nötige”[必要(者)]，把“无用”译为“das Unnötige”[不必要/无用]，把“无用之用”译为“die Notwendigkeit des Unnötigen”[不必要/无用之必要性]。“das Unnötige”的基本含义是“不必要”，在此基础上才有一种引申含义即“无用”。而“das Nötige”[必要(者)]和“die Notwendigkeit ”[必要性/必然性]都显然不是对“用”的准确翻译。
然而《庄子》的“无用之用”，通过卫礼贤这种不准确但也并非完全偏失的译法即“不必要之必要性”，却对海德格尔思想产生了一种需要深究的影响；它不仅体现在海德格尔那对西方世界而言来源不明却又极为重要的“必要”(Not)之思中，而且呈现在海德格尔1946年突兀兴起的、同样令西方学者深感陌异的“用”(Brauch)之思中，因为正是通过1945年对“无用之用”寓言之真正深意的领悟(从作于1944年底或1945年1月的一篇文章来看，海德格尔当时显然已经认识到卫礼贤译法的问题所在，即对于汉语“用”的翻译，Not虽然译出了大意，但还不准确，更准确的乃是Brauch)，海德格尔思想才发生了从“必要(Not)之思”到“用(Brauch)之思”的转变。但这种转变并非是后者对前者的单纯取代，而是一种一脉相承的深化，也正是这种深化使得海德格尔1946年之后的作品气象一新，进入一种更加高远寥廓的境界。
对此问题远景的详细阐述和充分论证，牵涉着更丰富的文本和更广阔的问题语境，已超出本文任务；但无论如何，本文首次完成的对海德格尔Not概念的主题考察，毫无疑问已奠定了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与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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