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 江 陈 朦│从产业劳动到数字劳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劳动批判研究

摘    要

       劳动是社会区分的产物。我们不应泛泛地谈论劳动，而应从具体的社会现实中剥离出每一时代界划劳动的社会机制。在产业资本主义阶段，劳动作为一种生产劳动，是由其与资本的交换逻辑所决定，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只有生产与再生产出其对立面时，才被视作是生产性的。由此，将一切具体劳动转化为可交换性的抽象劳动，资本实现了对劳动力的抽象统治。到了今天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的抽象统治更为彻底，并且凭借数字网络技术，极大拓展了生产性劳动的区间范围，同时，借助占有逻辑与竞赛逻辑，实现了对劳动所创造出的价值的无偿占有。可以说，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资本剥削更为深刻与彻底，因此，重提马克思“劳动解放”的自由愿景，寻求一种新的社会联合方式，便显得尤为重要。

作者简介：蓝　江，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陈　朦，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本文刊载于《社会科学》

2021年第10期

说起劳动，映入我们大脑的劳动场面可能是，中国古代田间老农使用耕牛犁地，或者19世纪的兰开夏郡的剪毛工人用剪刀从羊身上剪下厚厚的羊毛，或者在曼彻斯特的纺织厂里，棉纺工人不停地在珍妮走锭精纺机前面工作。这些都是经典的劳动场景，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和批判的劳动场景。而今天，劳动变成了办公室的一个个卡间里，白领们用充满血丝的眼睛盯着闪烁的电脑屏幕。这是古老的劳动在今天的变型。正因为如此，劳动，尤其是生产劳动，成为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概念。
不过，今天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劳动。一些视频的上传者，精心制作了一个视频，经过剪辑、后期润色加工、加上字幕等，上传到YouTube等平台上，然后他们就在屏幕前等待着受众观看、点赞与评论。网络上有着上千万的视频上传者，既有李子柒这样的成功者，也有刚刚学会上传视频的“小白玩家”，正是他们丰富着诸如YouTube、Bilibili、TikTok这些新兴网络平台，让这些平台成为全球智能网络的玩家们注意力的焦点，同时也为这些数字平台带来了巨额的收入和可观的广告传播效应。然而，让我们想不到的是，今天我们随意地在智能手机上刷屏，或者在电脑上打开一个页面浏览，都可以生产出可观的数据，并被当代的数字资本主义所利用。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看朋友圈、刷微博或Facebook的行为，已经成为一种劳动，并创造着实际的价值。正如意大利思想家莫里齐奥•费拉里斯(Maurizio Ferraris)指出：“在互联网的利润再分配框架中，一旦你解开了商品之谜，你同样也可以解开劳动之谜。……的确，现在我们不知道该如何使用这些文档，如果没有大型互联网公司的话，这些文档根本不会被收集起来。但是，如果没有我们，这些文档确实也不会存在。这种情况与传统的劳资关系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即今天的劳动没有报酬，而且更糟糕的是，这样的劳动甚至没有得到承认。”费拉里斯的观点是，我们今天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劳动，即一种留下数字痕迹的劳动，这种劳动无时无刻不在互联网络中发生，并生产着属于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价值。对这样的劳动的分析，不能简单地拘泥于19世纪的状况，或者说，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今天的数字劳动看成是工业革命以来的产业劳动的延续，我们需要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审视今天数字劳动的具体状况。

一、作为社会区分产物的劳动

“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在《哥达纲领批判》的开头，马克思就针对《哥达纲领》中的“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而因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中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的说法给出十分明确的批判。马克思对这种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劳动观的批判主要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是一种直接的批判，马克思说：“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的表现。”显然，在马克思看来，除了劳动之外，自然界本身也具有使用价值，从而也能成为财富的源泉。不过从重农主义学派开始，劳动就被贵族和资产阶级学者神秘化了，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存在着一种无形的劳动，这种劳动创造了用于交换的财富，这一观点成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然而，这种庸俗的政治经济学的劳动观念并不是真正劳动，而是庸俗政治经济学家们用来把人变成帽子，再将帽子变成观念的魔术罢了。其二是一种隐含性的批判，在深入研究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之后，马克思深刻地明白，这种所谓的“劳动”隐含着一部分人将另一部分人的劳动占为己有的合法化的基础。马克思批判道：“因此，如果他自己不劳动，他就是靠别人的劳动生活，而且也是靠别人的劳动获得自己的文化。”这样，马克思看到了资产阶级社会中隐含在这种劳动神话下的不平等的实质，即当宣称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的时候，也预设了在劳动基础上的不平等，而《哥达纲领》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没有触动这个不平等，而这正是促使马克思撰写《哥达纲领批判》的一个重要动机。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所进行的批判，实际上还隐含了第三层的劳动批判，这个批判是针对《哥达纲领》的“有益的劳动”提出的。马克思问道：究竟什么样的劳动才算是有益的劳动呢？在有益的劳动的概念下，必然会产生另一个概念：无益的劳动。马克思不无讽刺地说道：“只有在社会中，无益的、甚至有损公益的劳动才能成为一种行业，只有在社会中才能游手好闲过日子，如此等等。”这里，马克思并没有将这句话说完，他隐含的意思是，因为有了社会，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对社会有益的劳动，那么，我们将这些有益的劳动界定为劳动，而另一些劳动，甚至说只是一些人类活动，便是“无益的，甚至有损公益的劳动”。这类活动，在马克思看来，被排斥在《哥达纲领》所认定的“劳动”之外。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的前提是“只有在社会中……”，这是一个条件状语，简言之，社会的存在是一个区分的基础，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某些人类活动才表现为对社会有益的劳动，我们可以将这类活动界定为劳动。但是，我们界定了“什么是有益的劳动”的同时，在逻辑上也必然界定了什么是“无益的劳动”，马克思这里影射了做着“无益的劳动”的卢梭。卢梭的《一个漫步者的遐思》就代表着那些天天无所事事的小资产阶级的无益的劳动，他们穿梭于树林，摘摘叶子，看看蝴蝶，写点无关痛痒的文字，仿佛在活动，实际上在这种社会结构的划分中，他们成了“游手好闲过日子”的人，而这种“游手好闲”恰恰是一个努力进步的社会所不容许的。也正是这样，社会不仅鼓励积极进取的心态，更鼓励社会成员积极做出有益的贡献，这才是在意识形态上正确的人的态度，也是在社会结构上正确的人的活动。另一方面，“游手好闲”被排斥在“劳动”之外，因为它们不能增益于社会，所以不具有任何正面的价值，相反，社会对这种“游手好闲”持批判态度。因此，对于今天所谓的“佛系心态”或“躺平主义”，一定会有主流的声音将其视作“游手好闲”的“无益的劳动”，从而进行挞伐，因为社会需要的是有益的人类活动，而不是这种无所事事的“无益的劳动”。
通过马克思对《哥达纲领》中的劳动观的批判，可以得知，原本统一的人类活动实际上被人为地分成了两个部分：有益的劳动和无益的活动。只有前者才能算是真正的劳动，成为财富的源泉，而后者则被视为“游手好闲”和“无益的活动”。不难理解，真正对人类活动进行划分起决定性作用的并不是什么自然的本质，而是一种社会的结构和生产的向度，每一个新的社会都会根据自己社会的结构、分工状况和生产力水平来重新划分有益与无益，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坚持认为：“这个论点在一切时代都被当时的社会制度的先驱提出过。”因为每进入一个新的社会，这种有益和无益、劳动和游手好闲就需要进行重新区分。例如，在赫西俄德的《劳作与时日》中有过这样的称赞：“劳作不可耻，不劳作才可耻。只要你干活，懒汉很快就会羡慕你致富，财富常伴成功和声望。”但是，根据笺注者的解释，赫西俄德的劳作实际上不同于我们今天的劳作概念：“荷马英雄们也强调劳作，但多数时候指的是‘阿瑞斯式的劳作’。也就是杀敌战斗，通过带回‘血淋淋的战利品，获得荣誉’。”这种“杀戮式劳作”，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生产中，肯定是“无益的”，而在重视荣誉和战斗的古希腊时代，这种能够为城邦带来荣誉和财富的厮杀，自然被视为劳动的一部分。
汉娜•阿伦特也曾经对人类的活动进行了区分。不过，她的区分更为细致，即将人类的活动进一步分成了劳动、工作和行动。阿伦特说：“劳动是与人身体的生物过程相应的活动，……劳动的人之境况就是生命本身。工作是与人存在的非自然性相应的活动，……工作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自然环境的‘人造’事物世界。每一个人都居住在这个世界之内，但这个世界本身却注定要超越他们所有的人长久地存在。工作的人之境况就是世界性。”这里，我们暂且不论阿伦特对“行动”的界定，仅仅从她对劳动和工作的区分已经足以看出其中所蕴含的政治倾向性。在阿伦特那里，“劳动”是生命性的，仅仅适合于自然生命的维持，而“工作”是建设性的，创造了一个不同于自然社会的人类社会。这样，阿伦特的“劳动”与“工作”是建立在自然生命和人类社会的二分基础上，而“行动”则进一步代表了阿伦特的共和主义政治理想，在积极自由的“行动”中实现人类的理想尺度。不过，即便是阿伦特最自然的“劳动”，也不纯粹是自然性，因为这种“劳动”，即维持生命力的劳动，是生产了人类社会的“工作”(这个概念更对应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劳动”概念)的衍生品，换言之，只有我先区分出“工作”，才能对应产生自然生命力的“劳动”，在这一点上，阿伦特的“劳动”和“工作”的区分，实际上是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带入人类的活动区分之上，从而为她设定的理想的共和政治的维度提供理论基础。这样，阿伦特的区分也并没有真正摆脱历史唯物主义的命题，即“劳动”区分的社会性，我们只有在一定的社会阶段上，才能将某些人类活动辨识为“劳动”，而另一些活动则被视为“游手好闲”或仅仅增益生命的“劳动”。在这个意义上，劳动仍然是社会区分的产物。
这样，通过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劳动从资产阶级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家的神秘化的概念，变成了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经济学概念，马克思不仅要将观念还原为帽子，更需要将帽子还原为人，于是马克思提出的口号，并不是顺从庸俗政治经济学将劳动变成神秘化的概念，也不是像《哥达纲领》那样，用一个抽象化的劳动概念作为平等的标准。倘若劳动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的区分的产物，那么即便未来更为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出现，建立在这个不平等概念区分之上，也不会产生革命性的后果。因此，马克思反对抽象地谈论“劳动”，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不应当泛泛地谈论‘劳动’和‘社会’，而应当在这里清楚地证明，在现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怎样最终创造了物质的和其他的条件，使工人能够并且不得不铲除这个历史祸害”。这样，在马克思那里，问题并不是平等地享有劳动，而是彻底从具体的历史维度，铲除这种抽象化和神秘化的劳动概念，剥除附着在它身上的资产阶级社会结构的“画皮”，而如果要弄清楚劳动问题，就必须先弄清楚19世纪的产业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同样，要在今天批判数字劳动，也必须从政治经济学层面弄清楚数字资本主义的社会构成。

二、产业资本主义下的劳动

对于产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马克思十分明确地指出：“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它在这种一般性上——作为劳动一般——的表象也是古老的。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这一段出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话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其一，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劳动”这一概念自古以来就有，马克思并不是讨论劳动问题的第一人；其二，马克思所分析的劳动，不是古典经济学家们所设想的那种一般的、超历史的劳动，其作用仅仅在于中介人与自然的关系，相反，马克思所讨论的劳动是一种由(资产阶级)社会所建构的、具有历史特殊性的人的生存方式、活动方式。因此，当“劳动”这个范畴被放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平台之上时，马克思所锚定的就不再是闪现在历史长河中形形色色的劳动形式，而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特定的、结构化了的人的生存方式，它既是促成马克思探求历史本质规律的重要因子，也是马克思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统治与剥削的重要钥匙。
马克思曾说过：“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这也意味着如果要理解今天的数字经济下的劳动问题，我们首先必须要弄清楚在资本主义社会初级，即产业资本主义阶段上的劳动一般的本质。马克思认为，在最为抽象、简单的范畴之中可以管窥历史发展的整体线索。劳动，尤其是资本主义劳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将资本主义看作是自然永恒的现实不同，马克思的论证中心在于一种历史特殊性的论证，他直言：“劳动这个例子确切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这一方法论要求同样可以自反性地体现在马克思讨论“劳动”的逻辑进路之中。在马克思的分析视域中，“劳动”并不是一出场就带有现代性意蕴，概念内涵的纵深与拓展，与马克思逐渐深入现实的物质生活密切相关。1844年，马克思开始触及经济学问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44手稿》)中，马克思论证了私有制是异化劳动的产物，并揭露了两大阶级的对立，主张人的类本质复归以对抗异化的现实本身。到1845年，社会物质实践成为马克思新世界观的逻辑起点，并且，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实证分析的影响下，马克思指认了从重商主义到李嘉图，“劳动一般”的历史抽象过程。在随后几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的劳动问题逐渐聚焦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现实，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57－58手稿》)中得到更为科学的规定，即作为资本对立面的雇佣劳动。由此观之，在把握“劳动”这一最抽象范畴的逻辑进路中，马克思也是经历了从哲学抽象(价值悬设)到经验抽象(实证分析)，再到现实抽象(科学批判)的曲折过程。
马克思的致思路径说明了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历史特殊性，但这只是完成了第一步，更关键的一步是论证这种历史特殊性，即进一步说明劳动作为现代范畴是如何被历史性地生成出来的，这种劳动又是如何被社会性地建构起来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先是在一定的基础上——起先是自然形成的基础，然后是历史的前提——从事劳动的。可是到后来，这个基础或前提本身就被扬弃，或者说成为对于不断前进的人群的发展来说过于狭隘的、正在消灭的前提。”因此，19世纪50年代后期处于马克思讨论中心的劳动，即那种作为资本的首要的社会基础的劳动本身，恰恰是以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发生解体的历史过程为前提的。这一过程被分为若干个共时性发生的步骤，先是“劳动者把土地当作生产的自然条件的那种关系的解体”，其次是“劳动者是工具所有者的那种关系的解体”，最后是“生活资料表现为劳动主体的自然条件的那种关系的解体”。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劳动者成为除了其自身的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自由工人；另一方面，所有客观的生产条件都变成他人的财产形式，而与劳动者相对立。当然，这种对立的二元结构并非是不可调和的，恰恰相反，大量剩余的自由工人能够为资本所吸纳，独立外在的客观条件作为对象化的价值(死劳动)也可以被交换，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为活劳动所占有。进一步阐明劳动被资本所实质吸纳的过程，不仅在揭露其历史特殊性的层面上具有意义，而且对于揭示价值的生产过程、抨击资本的抽象统治也是十分必要的。
那么，一个不得不回答的问题便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什么样的劳动可以被视作创造价值的劳动？或者换一种说法，什么样的劳动才是生产性的？社会区分出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实现机制又是什么？对此，马克思有一个言简意赅的回答，即“生产劳动只是生产资本的劳动，……劳动只有在生产了它的对立面时才是生产劳动”。可是，劳动又是如何生产出资本的呢？为此，我们需要回到劳动与资本的交换过程之中，这一过程既可以被看作一般的商品交换过程，同时也可以被看作资本实现其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就前者而言，工人与资本家的交换是简单交换，资本家所获得的是单纯作为使用价值的劳动，而工人所获得的是货币形式的等价物，即工资，其后，这种等价物又会转化为商品形式的等价物，为工人所消费。至此，这一交换行为就结束了。然而，就后者而言，资本家在“交换”中所获取的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有用性的使用价值，更是一种对他人劳动的支配权。因此，工人获得的是维持生存所必要的生活资料，交换结束生活资料便被立即消耗掉。而资本家所获得的是内在于工人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是一种源泉，它源源不断地产生出资本所需要的使用价值，“并且不断地同资本相对立，以便重新开始这样的交换”。
据此，我们已知，只有作为非价值存在并与资本相对立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同时，劳动之所以能够形成价值，是因为在劳动与资本相交换的过程中，劳动是以劳动力商品的形式被出售给资本家，是作为价值活的源泉而存在。在明确了“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之后，那么问题的关键就转移到“怎么样”上来了，即怎样在劳动过程中形成价值？与劳动被社会性地区分为生产性与和非生产性一样，劳动过程同样被区分为两个不同的过程：一是一般的劳动的过程；二是价值形成过程。前者是一切社会历史得以存在的基础，而后者是构成资本主义社会异于其他社会的本质差别。资本主义社会最直观地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以及永不辍停的交换之流，它所宣扬的“平等、自由”皆建基于流通领域的等价交换。这种等价交换何以可能？它所凭借的是一个对质的褫夺和对量的追求过程。在等价交换的两端，不是这种或那种的物，而仅仅是量的比例关系，要使比例关系能够成立，就必须找到一种可以衡量一切的标准，这就是“被计算的，只是生产使用价值所耗费的社会必要时间”。而这一劳动并非各种具体的生产特殊使用价值的劳动，而是作为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不是这种或那种劳动，而是劳动本身，抽象劳动”。正是这抽象劳动构成了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
因此，在马克思所处的19世纪产业资本主义时代，劳动，或者说劳动一般，作为一个抽象的社会范畴，其本身就是历史条件更替的产物，并且从观念上依据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思维方法而被确立了下来。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劳动作为社会不平等区分的产物，其奥秘被隐藏在劳动与资本的交换过程之中，并且正是依托于这一交换过程，资本实现了生产与再生产其自身的终极目的，同时，借助于将一切劳动转化为抽象劳动，通过量对质的占有，实现了资本对人的本质力量的抽象统治。

三、数字劳动批判的社会基础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谈到，产业资本主义的劳动被社会性地划分为两个维度：其一是中介人与自然关系的具体劳动，目的在于生产出维系生存的使用价值；其二是中介人与社会关系的抽象劳动，目的在于生产出推动资本运转的商品价值。这两个维度构成现代劳动的两个向度，而对后者的分析直接指向产业资本主义的本质，即资本对剩余劳动的剥削。由此产生的异化现实是，“财产同劳动之间，活劳动能力同它的实现条件之间，物化劳动同活劳动之间，价值同创造价值的活动之间的这种绝对的分离；——这种分裂，现在也表现为劳动本身的要素的物化，客体化”。简言之，工人现在受其自身生产出来的抽象统治。但正如马克思以历史的观点来分析这种资本主义劳动一样，马克思对此并不持悲观态度。相反，他认为，在产业资本主义阶段劳动“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极端的异化形式，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它必然被作为历史的前提而被扬弃与消灭，从而为一种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劳动创造客观的物质条件。
那么，反观我们当下的社会，数字技术和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极大地解放了人的双手，创造出一种更为便捷高效的生活方式，但我们并没有感到自己更加自由。正如德国社会理论家哈特穆特•罗萨指出，这种新数字技术革命带来的巨大加速，并没有让我们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相反，我们感觉越来越忙，越来越累。罗萨说：“马克思在这里观察了生产技术的‘加速的循环’，由于运转更快的机器使得劳动的强度增大，而后者至少从长期来看是需要缩短劳动时间的，因此这又刺激了发展和购买更快的机器或速度，在这个过程中就形成了技术上的加速的循环。”这意味着，数字技术之下的劳动，在看似轻松自由的表面下是劳动的极其不自由。我们看到，外卖骑手在数字算法的控制下，最大程度地完成接单、送单等服务，而办公室白领面对着“996”的体制，一句“躺平”似乎都成了奢望。或许，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原理并没有问题，只是我们需要在今天的背景下重新理解劳动的概念。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是一种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剩余价值的量的界限，在资本看来，只是一种它力图不断克服和不断超越的自然限制即必然性”。在资本的有机构成中，凡是使用非人类劳动的地方，资本都要忍受一定的自然限制，然而，“资本家在人类劳动的这种无限适应性中找到了扩大资本的基本资源”，这种特性一旦为资本所把握，便成为持续创造激发社会生产力的社会条件与文化条件的动力。因此，在数字经济时代，空喊“拒绝劳动”的口号是不切实际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明晰资本对劳动的控制方式以及建基于此的劳动剥削的新模式，重构一种充分适用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以把握其重要的新生维度。
从协作分工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一开始是社会分工，将社会划分为不同的行业，将不同的劳动过程区分开来，接着便是工厂内部的分工，将劳动分成不同的工序。但是我们知道，分工有一个最后的界限，即从事劳动的个体。到了数字化的今天，原来不可分的个体突然变得可分了，德勒兹称之为分体(dividuel)。德勒兹强调说：“我们发现自己面对的不再是群体/个体的配对。个体成了分体，而群众变成了样本、数据、市场或‘银行’。或许，货币能最好地表达两种社会的区别，因为规训社会通常要回溯到铸币，即将黄金作为计量的标准，而控制所关心的是浮动汇率，按照一套标准货币确定的汇率进行调节。旧的金属铸币的鼹鼠是封闭空间的动物，而蛇则是控制社会的动物。在我们生活的体系之下，在我们生活的方式之中，在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之中，从一种动物过渡到另一种动物，从鼹鼠变成蛇。规训的人是不连贯的能源生产者，而控制的人是在轨道上，在连贯的网络中跌宕起伏。无处不在的漫游已经取代了古老的运动。”分体的作用，并不像产业资本主义阶段，需要我们在机器和车间里不停忙碌，或在写字楼的格子间里面对电脑屏幕不停地敲打键盘。德勒兹的意思是说，分体更为灵活，可以在不同的空间场域中流动。在这个意义上，分体是一种解域化和逃逸的运动形式，它可以在原先各个封闭空间中来回穿梭运动。例如，原先在工厂里，车工和铣工由于规训的作用，在职能上很难互相更换工种。然而，在分体的形式下，他们能够横贯各个分开的空间领域，按照杰拉德•劳尼格(Gerald Raunig)的说法：“分体与其说意味着单个事物的无限可分性，不如说它是一种延伸，一种分配，它通过不同的单一事物运动着、撒播着、分散着、蔓延着。”这仿佛2021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无依之地》中的女主角弗恩一样，她的身体流动到哪里，她就在哪里打工生活，她一路上当过酒吧服务员、亚马逊的仓库管理员，这是一种流动的生活，没有专一的身份，也没有规训的身体，只有无限流动的分体。在这个意义上，德勒兹用了两种比喻来形容个体和分体，个体是鼹鼠，它巢居在稳定的洞穴里，而分体是蛇，它四处游走，居无定所。所以，在《控制社会后记》中，德勒兹强调，从规训的个体到控制的分体的转变，就是“从一种动物过渡到另一种动物，从鼹鼠变成蛇”。这样，从个体到分体的转变，也意味着从产业资本主义到数字资本主义下的劳动主体的转变。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不仅劳动主体发生了转变，劳动过程也发生着转变。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消解“商品”“货币”和“资本”的“非神圣形象”一样，摆在我们面前的工作便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分析框架来破除数据的“非神圣形象”。这一点还需要回到数字劳动的具体劳动过程中来。在产业资本主义阶段，工人的劳动过程表现为：在工厂内工人通过使用资本家提供的劳动工具来加工、模铸原材料，并最终以产品的形式上交给资本家，以获取维持生存必要的劳动酬劳。到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这一劳动过程发生了变化。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克里斯蒂安•福克斯认为：“新的劳动的国际分工在时空上以如此方式组织了劳动过程：整个商品的具体组成部分在全球经济的特定空间生产，并重新组装以形成一个商品销售的连贯整体。”福克斯意义上的数字劳动便是指社交媒体用户运用自己所持有的生产资料(如情感、想象力、注意力等)作用于数字平台的劳动过程。这还只是从单一的劳动过程来看数字劳动，在社会总生产过程中，数字劳动也与产业资本主义下的劳动不同。在产业资本时代，生产领域构成流通领域及消费领域的底层基础，在时间与空间上具备一定的独立性。但是在数字信息媒介中，生产与消费的界限被消弭了，数字劳动者在生产出一般数据的同时也在消费着一般数据。最为典型的例证就是大数据的推荐算法，互联网用户在购物平台上挑选商品，从而生产出偏好数据，这一偏好数据在重复多次的浏览、购买行为中被算法所捕捉，从而生成出一份推荐购买清单，诱导互联网用户购买。在这一过程中，互联网用户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其生产与消费的对象就是储存在数字平台中的“一般数据”。
当然，从一般的劳动过程来看，无论是数字劳动还是19世纪的产业劳动，它所强调的还只是劳动塑形功能，仍旧是停留在生产内部讨论劳动者与劳动资料之间的对象性关联，所反映的也只是每个“数据人”与“数据人”之间单纯的交往关系。因此，数字劳动的批判性维度还需要从这种一般的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社会关系层面才能显现出来，即从一般劳动过程进入数字劳动的价值增值过程。互联网中的数字劳动按其具体形式可以大致被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互联网用户因使用数字平台而无意识地留下数字的足迹；另一类是互联网用户借助新媒体技术自发地在数字平台上生产原创内容。与这两种数字劳动形式相对应，数字资本实现剥削也有两个过程。在第一个过程中，数字资本实现剥削主要依靠的是一种占有机制，并依靠这种占有机制实现了“一般数据”的“原始积累”。这也是数字平台通过各种文化宣传以及免费政策吸引用户登录的初级目的，即无偿地占有数字劳动者“生产”出的一般数据。一旦用户基数达到某一数值，该平台就具备了进入第二个剥削过程的条件。在第二个过程中，数字资本变被动为主动，并通过竞赛逻辑和奖金激励机制，使数字劳动者被无尽地卷入资本剥削的漩涡之中。这是一种极其不稳定的劳资关系，劳动者要想获得报酬(生存资料)就得服从竞赛逻辑和奖金激励机制，但在该逻辑与机制的运作之下，能脱颖而出的只有1%。因此，竞赛逻辑使得很多人的工作成为无效工作，为资本家降低了沉没成本，同时筛选出来的获胜者无可争议地成为资本家精准剥削的对象，使得资本以一种更便捷且“正当”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真实目的。
资本剥削的全部秘密隐藏在资本对劳动的控制过程之中。从第一个剥削过程到第二个剥削过程，反映的是数字资本对数字劳动由形式吸纳转变为实质吸纳的过程，即资本剥削日趋“合理化”的过程。数字媒介彻底打破了人的行为模式受限于时间与空间的局面，使得个体不仅依靠数字媒介维持生计，更依靠数字媒介开展生活。前文所提阿伦特对劳动与工作所做的“自然－社会”的区分，在数字经济时代似乎不再具有现实意义，或者说这种区分被更高的社会机制所统摄，这种社会机制就是大数据下的算法治理。无论用户借助于数字平台执行何种行为模式，任何形式的输入与输出都会被转化为一串串数据存储于网络空间，这些数据在精妙的算法构架之中被分析与整合，最终形成一副被精准测量与描绘的用户画像。这就是“互联网比你更懂你自己”原因所在。但是，这种精准画像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被社会性建构起来的，并被作为一个基点来实现资本在经济或政治上的统治目的。个体生命在数字媒介技术的作用下逐渐变得抽象，逐渐丧失其内在自我，而被虚拟空间中形成的外在主体所左右。这样一种数字异化的生存方式却很难被数字劳动主体所感知，因为数字资本实现劳动控制的方式除了隐秘的算法权力之外，还包括虚假的意识形态体系，它使得互联网用户在“免费准入、自由表达、自我认同”等互联网文化中完全丧失了自身的反抗意识。
因此，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与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劳动”不同，劳动实现了更为细致的分化，它在使得现代人成为被数字所架构的数字劳动主体的同时，也将资本剥削的触角延伸至人内在的生命活动。资本控制数字劳动的过程，既呈现出产业资本主义时期的共同特征，即劳动作为一种塑造对象的活动，同时也呈现出数字劳动的社会构序功能，揭露出数字资本借助占有机制与竞争机制，实现了对互联网用户无偿劳动的彻底剥削。而这一不平等的剥削关系在所谓的算法治理与意识形态控制下被隐秘地掩盖了起来。

结　语

综上，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认为每一个新的社会都会根据自己社会的结构、分工状况和生产力水平对劳动进行有益与无益的划分。即，劳动是社会区分的产物，因此，我们不应泛泛地谈论劳动，而应从具体的社会现实中剥离出每一时代界划劳动的社会机制。从《44手稿》中的经济学分析开始，一直到《资本论》，马克思借助逻辑与历史相统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方法，科学地把握住了在其所生活的时代，劳动如何被历史性地生成出来，又是如何被社会性地建构成一种抽象劳动，成为资本实现价值剥削与抽象统治的根本性基础。而到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的预言也分毫不差：“旧资本总有一天也会从头到尾地更新，会脱皮，并且同样会以技术上更加完善的形态再生出来。”今天资本的新生维度更彻底地体现在劳动控制与劳动过程的合理化之中。信息技术的发展，消弭了时空界限，也消弭了工作与休闲的界限，将人在虚拟网络中的一切行为模式转化为可以盘剥的数字劳动，并借助“流氓”般的占有逻辑与竞争逻辑，使个人交往被数字化抽象所统治，使资本实现对劳动价值的彻底剥削。
因此，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与数字劳动，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凭借社交媒体与数字网络，实现了转型升级，不仅对于人的体力输出，而且对于人的脑力输出、情感输出、关注输出等都实现了资本化吸收。其次，资本实现劳动控制和劳动过程合理化的机制在于一种占有逻辑与竞赛逻辑，它打破了以往产业资本主义阶段的必要－剩余模式的局限，而使得所有嵌入数字平台的劳动都沦为剩余劳动，从而被资本无偿占有。最后，社会呈现出资本集中的趋势，以及依赖与贫困化的趋势，对于后者而言，无产阶级所遭遇的不仅仅是金钱的贫困，更是一种思想的贫困。数字资本在催生出数字巨鳄的同时，也生产出1%对99%的对抗。因此，在今天重提阶级意识与劳动解放，并寻求一种新的社会联合方式，以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便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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