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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玉生 | 社会科学中的创新发现与对标研究

陈玉生 社会科学杂志 2023-06-22



摘  要

如何研究社会世界,是哲学认识论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议题,国内外学界对此争论不休,需要凝聚共识。社会科学统一于“社会世界的创新发现”,包括有关社会世界“是什么”的本体创新、“为什么”的解释创新、“怎么办”的技术创新。社会科学方法服从社会世界的创新发现,包括导赏、表征、评判、干预社会世界的方法。导赏社会世界服从“以名责实”策略;表征社会世界服从“循证考据”策略;评判社会世界服从“对标研究”策略;干预社会世界服从“技术检验”策略。其中,“对标研究”是指研究者通过理念和经验互相参照的方式评判社会世界的过程。根据对理念和经验两端的确信程度不同,评判社会世界包括“评估、演绎、归纳、猜想”四种不同的思维方式。


作者简介

陈玉生,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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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次


一、求真、求全、求新:社会科学的价值取向

二、本体创新、解释创新、技术创新:创新发现的路径

三、创新发现过程:导赏、表征和干预社会世界的方法

四、对标研究:“评判”社会世界的方法


引 言


如何认识社会世界?哲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展开了历久弥新的理论对话,体现于唯理论与经验论两种认识论,本质主义与表象主义两种科学观,符合论、融贯论、冗余论、约定论、实用论、语义论等多种真理观,归纳与演绎两种逻辑思维,实证主义、解释学、批判理论、建构主义四大理论流派,定量与定性两种研究方法,证实与证伪两种科学检验方式,价值中立与价值无涉两种科学态度,等等。韦伯曾指出:“‘抽象的’—理论的方法与经验的—历史的研究处在一种无法调和、明显无法消除的对立之中。”近年来,国内学者试图克服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困境,比如,洪大用在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和郑杭生提出理论自觉基础上提出实践自觉,指出学术研究要直面中国社会的事件巨变,创造兼具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知识体系。黄宗智倡导实践社会科学,并以此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赵鼎新基于中国道家思想等建构对西方社会科学具有挑战性和突破性的方法论,如道家时间、本体创新等理论。但是,国内方法论研究同样面临二元对立困境与论战。渠敬东立场鲜明地批判“方法主义”,倡导社会研究要有价值追求和人文关怀。可见,任何哲学认识论和社会科学方法论都不可避免地陷入“无法调和、无法消除”的二元对立中,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正视社会科学中的诸多论战并发现其二元对立的逻辑基础。为应对多元理论之争,哈贝马斯提出商谈理论,布迪厄提出生成结构主义,吉登斯提出行动—结构二重性理论,他们共同致力于走向综合的社会科学,即使结果未必如其所愿。对此,谢立中认为,许多意见分歧实际上是“话语之争”。实际上,各种主义越是主张世界统一于其阐明的主义之中,越是证明世界可从不同角度观察从而达成其自身的整体性。故而,社会科学研究不过是不断探索发现社会世界的过程,我们必须采取现实主义态度回到产生这种二元对立的社会科学活动本身,阐明社会科学行动的逻辑。


本文主要勘察哲学认识论和社会科学方法论,进一步阐明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如何发现和报告社会世界。主要观点为:社会科学统一于“社会世界的创新发现”,创新发现服从导赏、表征、评判、干预社会世界的四种方法;其中,评判社会世界服从“对标研究”策略,包括“评估、演绎、归纳、猜想”四种不同的思维方式。


一、求真、求全、求新:

社会科学的价值取向


社会科学往往有“客观有效性”和“普遍代表性”两大追求。任何一项社会科学的研究,都免不了会受两个基本问题的“诱惑”:一是求“真”——探寻生活中真实的社会存在;二是求“全”——生活的真实若不能说明社会全体的脉络和逻辑,自然就难说是“社会”科学的。但是,求真求全只指向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问题,即手段取向,而科学研究的真正价值在于不断求“新”,发现社会世界,即目标取向。


1.求“真”


哲学认识论对到底什么是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形成了符合论、约定论等诸多真理观。这些真理观不同程度地影响社会科学并形成了诸多实现客观性和真实性的研究方法,如价值中立、悬置前见、反思社会学等。


第一,“价值中立”防线。为确保社会世界研究的科学性,韦伯提出了价值中立的观点。随后,许多研究者以此作为科学研究的基本规范要求。但是,韦伯将社会科学研究活动实际上分为四个步骤,只有其中的第三个步骤,即以“理想类型”评判和解释“历史个体”时才在科学研究行为本身逻辑上可实现价值中立。这个过程就是“范畴整理实在”,也就是以理念评判经验的“对标研究”(下文将阐述的概念)过程。其他三个步骤,包括基于先验前提确立文化现象、基于文化意义和科学兴趣确立研究对象和理想类型、基于价值中立和责任伦理为科学结论的适用立法,均包含着文化意义、科学兴趣、价值选择、责任伦理等。


第二,“悬而不论”策略。受胡塞尔现象学影响,社会科学研究者也常采取“悬置”方法。“悬置”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在排除了研究者自己先入为主的各种成见和观念之后对访谈对象所赋予访谈与访谈场景的意义的感知和认识。应该说,它与研究者感受被访人、访谈内容和访谈现场这样的“材料”是基本同步的。所以,悬置是感知的前提条件。但是,“人类能够感受、能够思考、能够言说的那个实在世界是经过了我们的符号系统和话语系统过滤的,因此也是由我们特定的话语系统所建构的,不再是纯粹自然的。……比如,我们对于‘残疾人’的话语就不是对作为纯粹自然的、客观实在的残疾人的再现”。在定量研究中,同样存在类似“悬而不论”的研究思维。比如,赵鼎新认为:“科学其实只是一种片面而深入地看问题的方法。面面俱到的观点一般都不科学,由科学试验得出的结论也并不一定正确。特别是,科学结论都是特定条件下的结论,离开这些条件,科学结论往往就不正确。”可见,科学在对复杂经验现象进行解释时,都会用“加括号”的方式设置条件,明确声言只对“加括号”内的经验现象才具有解释力,从而将限定条件之外的社会世界不予置评。


第三,“反思社会学”倡导。布迪厄提出社会科学要采取三重反思:研究者对调查过程中被访人提供的信息的反思,对研究者自身理论前见的反思,对适用的他人理论的反思。经由三重反思,以克服研究中的各种前见,从而保障科学研究活动中的客观性。



2.求“全”


求“全”包括经验通向理论和理论通向经验双向度的求全。在经验社会科学研究中,有许多求“全”的研究策略,如定量研究中以“样本”信息推论“总体”状况,大数据应用为跨过“样本”直接研究“总体”提供了可能,扎根理论中在“范畴饱和”“理论饱和”指引和约束下对文本信息内容的充分发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潘绥铭及其团队提出“信息饱和”法,指出为研究新现象及现象内部类属,经验调查中如果再也收集不到新的信息,则在理论上达到了“信息饱和”。渠敬东更是对个案研究如何迈向社会全体进行了系统梳理,阐述了各种求“全”的方法。


此外,还有理论对世界的解释能力的“覆盖性”问题。赵鼎新引入“覆盖性”作为评价研究者建立的科学的解释机制的重要维度。他指出:“一个理论的合理性取决于它能解释或者解读的经验现象的广度。”为此,赵鼎新建立了社会权力的取值概念: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并以此阐述社会变迁。在此之后,赵鼎新又提出了“道家时间观”,并以之突破西方社会理论中的没有时间的横向比较、固定时间下的纵向比较、进步时间、循环时间、无规律多样时间等时间叙事观。


社会变迁的解释机制的覆盖性应该建立在社会变迁的本体覆盖性基础之上。不管社会变迁还是结构,都必须创新社会本体,阐明社会到底是什么。谢立中认为:“从这些特殊性或地方性知识当中归纳出来的普遍性知识不仅不比这些特殊性或地方性知识更具优越性,而且还不如后者有价值、有意义,因为在这种归纳过程中有许多细节性的知识都被抽象掉、过滤掉了,而对我们了解和理解事物具有关键意义的可能正是这些细节性的知识。”因此,社会科学研究不断建立具有覆盖性的本体范畴和解释机制,其最终目的还是要回应细枝末节的日常生活,其结果是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理论与经验双向求“全”无法回应社会世界的无限性问题。


3.求“新”


社会科学研究除求“真”和求“全”,更在求“新”。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创新发现,为人类认识社会世界的无限性贡献新知识。那么,科学研究为何要创新发现?


创新发现是学术价值追求和学术规范要求。科学研究在于揭示未知世界,对前人尚未述说或尚未述说清楚的现象即剩余范畴作进一步探究。正因如此,学术论文发表通常被要求综述文献和阐明创新,学位论文对此更是有明确的规范要求。研究者必须通过综述前人研究来自证创新发现。但是,科学研究“不是阐明某一现有理论或意识形态”,而是要“创立或推进适合新证据的新概括”,“最终目的是最好地认识真实世界”。


创新发现是社会学本土化的重要旨趣和必然效应。谢立中将那些从本土语境出发补充、修正和革新西方社会学的概念与理论称为“补充—修正—创新型本土化”。我国社会学界提出的差序格局、伦理本位、一本一体、单位、面子、关系、名分、气等学术概念,所阐述的结构社会学、社会运行理论、社会互构论、“民-群”视角、社会结构转型理论、多元话语分析、后社会学、结构—制度分析、感性选择理论、道家时间、过程—事件分析等理论范式,均属于本土化的创新发现。


创新发现是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必然要求。我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创新发现取得明显成就,但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要求,国内学者就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也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洪大用指出:“能否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完整的话语体系是社会学学科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并认为“所谓话语体系,至少应该是建立在一定知识、概念、命题和理论基础上的,包含有研究范式、方法论和具体方法的话语组合,这些话语内容丰富但又有共享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逻辑自洽但又具有开放性和延展性。”


总之,求真和求全是科学活动的规范要求,其形式上鼓励研究者尽情发挥“想象力”,实质上要求研究者不被情感左右,保持冷静。哲学认识论致力阐明“真”是什么,形成了符合论、融贯论、约定论、基础论等多种真理观。这些真理观有一个共同点,即研究者探究世界须超越自我,以符合客观世界或融通符号世界等。求全逻辑上是通过研究者借助已知“世界”走向社会“全体”或世界“整体”。科学研究者通常被要求还原日常生活,以便描述和阐明的社会存在的真实性和社会整体的覆盖性符合生存体验。超强想象力的研究者可以根据很少的证据洞察世界,实现求真和求全双重目标。


二、本体创新、解释创新、

技术创新:创新发现的路径


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创新发现。创新发现包括本体创新、解释创新、技术创新,分别对应“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彭玉生认为:“理论创新既包括创造新理论、新概念,也包括有创意地应用一般理论,扩展或整合现有理论。”


1.发现现象与创新本体


社会世界“是什么”指向“社会”的存在(being),也就是社会世界的本体。赵鼎新认为:一个社会科学范式得以确立的最大关键在于本体创新。社会世界的本体创新相当于生物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博物学,它是社会世界的“博物学”。比如斯科特发现“日常抗争”,就是对社会世界之社会运动或社会抗争类型的新发现,它定义了此前尚未得到学术研究的社会现象。本体创新是社会世界“是什么”的澄明,服从“名分秩序”逻辑,即研究者创造学术概念,以学术概念照亮、表征、分异社会世界,使社会世界清晰可见。谢宇指出,刻画总体异质性唯一可靠的工具就是统计学,刻画的方式就是简化研究总体,采用社会分组。分组的依据来自社会结果(social outcomes),即社会分组要有利于研究结果以差异的形式呈现。显然,科学研究均服务于社会世界异质性的描述与解释。韦伯提出的方法论是“范畴整理实在”,知识的增量就在于世界的范畴化成就。


本体创新所照亮的社会世界逻辑上包括:(1)常人熟知但尚未被学术论证的社会现象;(2)常人日用而不自知且尚未被学术论证的社会现象;(3)已有学术论证但仍然有待继续深入研究的社会现象;(4)已有学术论证但需要重新论证的社会现象。研究者要对这四类社会现象分别采取转义说、显现说、继续说、重新说四种策略,以便创新性地描述和定义本体。


社会研究者通过本体创新,构建了非常复杂多元的范畴来描述和表征社会世界,如社会团结、社会变迁、社会运行、社会转型、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社会系统等。创新的本体通常被表达为社会世界的取值,如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犯罪率、大学生师比、总和生育率等指标。取值指标分为定比、定距、定序、定类四类,既是对测量指标的描述,更是对本体的描述。


本体描述形成科学研究中的本体性论断。本体论断主要指对本体类属的判断。“天鹅是白色的”和“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均属于本体论断。社会科学研究中,许多研究涉及到社会世界的本体论断。费孝通先生将中国的人际关系模式描述为“差序格局”,相对应的西方人际关系模式是“团体格局”,两个概念既是人际关系模式的取值,也是对中西人际关系模式的论断。


2.走出本体与创新解释


本体创新后需要“走出本体”,联结到其他本体。比如,研究“残疾人”不仅要依据“残疾人”定义考察个体或群体状况,更要探讨“残疾人”如何被话语系统建构,探讨话语系统的约束和引导下形成的“残疾人”体制机制及其实践效应。对其他如“自杀”“阶级”“家庭”“农民工”“吸毒”等现象的考察也应如此。


社会科学本体创新依赖“社会”整体来建构自身,因此,新本体通常表达为关联本体体系的范畴。这种建构,内含研究者对社会的想象。社会想象中,除了本体描绘,还有本体间性描述,阐明各社会本体间的逻辑关系。赵鼎新认为,高质量的社会科学范式是能够联通本体性命题和机制性命题的。一个高质量的社会科学范式需要遵从的四个方法论条件:第一,该范式的本体命题能被定义为互相独立的理想形态,并且每一命题都具有很强的经验上的不证自明性;第二,任何其他相关命题都是该范式本体命题的推论或组合,即范式具有完备性;第三,其他范式很容易被吸纳为该范式的一部分,即范式具有包容性;第四,该范式中的每一本体命题都应当指向一些重要的社会机制,即与社会机制有直接的连接。那么,新本体能否以及如何关联社会世界的其他本体呢?我们以个案研究为例阐明。



经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个案置身于社会全体,必然具有通达社会全体的可能。渠敬东认为个案研究可经由“人文地理志、制图术、人口志、历史编纂学、传记学、语词编纂学等各类民族志方法,通过‘事件化’的社会激活过程,呈现出多重社会构成的脉络”。科研活动可以而且需要通过个案迈向社会全体,即使这个过程不可能那么完美。新本体是可以走出本体联结到其他本体,并与其他本体形成逻辑关系的:一方面,研究者创新发现了这些逻辑关系,并以此解释社会现象的产生和变迁,这是解释;另一方面,新的本体为何如是及为何有如此属性,同样需要将新本体安置在包含其他本体的环境系统中才能得到解释。


个案内含无限意义和无限价值,为个案走出本体提供可能。社会科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定义现象,研究者将个案分解为一个个“分析单元”,并对应构建一个个“取值概念”,以便描述依托个案阐述的社会世界。当若干本体共同阐明一个个案时,通常表达为某种逻辑关系。如果通过个案定义的某个现象具有特殊性和新颖性,则因其构建的“概念”意味着本体创新;如果通过个案定义的逻辑关系具有特殊性和新颖性,则因其构建的“概念体系”意味着解释创新。比如,梯利等学者发现,由零散的个体事件发展为群体性的暴力活动,需要经过一系列中层机制才能实现:连接贯通、广为扩散、协同行动、社会采用、边界激活、证实确认和身份认同转换。这些以本体形式表达的中层机制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个体事件向群体性事件转化的逻辑机制,若其具有新颖性则属于解释创新。社区公共服务空间中,居民集群服从“空间参与-活动参与-组织参与-政治参与”梯次展开的参与层次模型。这四个参与层次分别对应四个本体,其本体间性的逻辑关系表达为解释创新。


概括起来,如何“走出本体”要经由以下逻辑关系:


新本体的生产逻辑和机制是什么,即其他本体如何孕育新本体?(因变量)


新本体将导致怎么样的社会效应,即对其他本体产生什么影响?(自变量)


新本体变迁的协变因素是什么,即与其他本体时空变迁有什么逻辑关系?(协变量)


所以,“走出本体”意味着创新发现新本体与其他本体之间的逻辑关系,也即意味着解释。社会科学的定量和定性方法都重视相关关系发现,因果机制的探寻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因果关系不仅是一种形式上线性稳定的关联,更是一种动态力量。 “走出本体”实际工作是循着新本体走向其他本体,从而迈向更加广阔的社会世界。按照韦伯的理解,社会学要“致力于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动并因而对原因和结果做出因果说明”。王小章认为,理解意指要领悟行动者赋予行动的主观意义,也即行动者的动机、目的;解释则意指要对原因和结果之间的真实的、客观的联系做出科学的、合乎实际的说明,也即要对具体社会行动发生的事理逻辑做出经得起检验的因果性说明。


那么,“走出本体”要将新本体安置到何处呢?笔者研究网格化服务管理,一是将其定义为科层化精细治理,区别于黄宗智阐明的中国历史经验中的简约治理,二是赋予其应对基层治理中“官进民退”的行动意义,三是阐明其孕育于社区保障居民个体自由与自我修复能力下降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效应,四是警示其虽然弥补社会自我修复不能的缺陷,但可能强化系统世界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因此,“走出本体”不只是理解、解释和因果说明,还包括其自身的话语过程即存在之存在本身,以及其文化效应和社会化效应。由此,本体的属性特征,以及该本体与其他本体的逻辑关系、它的社会意义、它的建构过程、它的未来价值等方面,都能得到阐明。总体而言,走出本体必然将新本体安置到社会世界,包括“实在界、意义界、话语界、想象界”,以确定其经验逻辑,赋予其行动意义,阐明其文化效应,分析其社会影响。


“走出本体”会产生不同的学术效应。第一,当“走出本体”取得丰富的理论成果时,它可能形成一种理论范式,比如“社会资本”“社会转型”“现代化”“符号互动”“社会冲突”“场域”等本体范畴及其相关理论。第二,当“走出本体”建立了该本体与其他本体之间的逻辑关系,且该逻辑关系能够解释特定社会现象时,就形成了相对可靠的、具有解释力的逻辑机制,如“价格规律”“公地悲剧”“同构效应”“择偶梯次效应”“社会参与层次”等。理论和机制均表达为不同本体之间的逻辑关系,是“走出本体”的结果。


逻辑关系与本体一样,对应具体的社会世界,是社会世界内在诸本体之间的关系的表征和阐明。本体实际上是对混沌世界的概念化,勾勒出世界的名分秩序。在这个名分体系中,自古至今的学者思想家都在建构一种能够覆盖整个世界的概念,如老子将其定义为“道”或“自然”,现代西方哲学将其定义为“对象”或“存在”,等等。包括机制在内的逻辑关系也一样,在于阐释世界诸要素的深层关系。不同的逻辑关系及其理论对社会世界现象的解释范围和解释能力有所不同。赵鼎新根据深层逻辑所能覆盖性解释的自然世界或社会世界的范围为标准,认为可以分为机制解释(mechanism)、法则解释(law)和覆盖性法则解释(covering law)三种方法。比如,价格规律是机制,牛顿定理属法则,进化论为覆盖性法则。不过,“走出本体”虽然产生理论和机制,但理论和机制的生产不一定需要“本体创新”,发现诸多已知本体存在新的逻辑关系也属于解释创新。


3.革新利用与创新技术


社会世界的本体创新与解释创新,通常表现为对社会群体及其生活状况的“取值”概念与“价值”评判,形成名分秩序,并最终激发人们的“理想”追求。为此,人们创新改变生活状况的管理学、社会工作、社会政策等技术知识。比如,社会工作研究侧重技术创新,探索和验证社工实务方法。技术创新的目的在于干预社会世界,使其符合人类生活价值目标和理想追求。


如何干预社会世界呢?自然律不因社会变化而变化,比如万有引力。人们可以认识和利用自然律,但不能改变它。社会却不同,社会一直包含着人类的创造知识,即上述有关社会现象的本体创新和解释创新,并且受这些创新的约束和指引。福柯将这种知识话语的历史效应称为话语事件。比如,在“精神病学话语”的约束和引导下,社会甄别出了“疯子”群体,并导致“疯子”的社会隔离、监禁、治疗现象。再如,人们在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话语系统的指引下,会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人均预期寿命”“城市化比重”等指标作为政策方向;在帕森斯的现代化话语系统的指引下,实践工作和政策促进的方向就会发生重大变化。所以,技术创新通常建立在本体创新和解释创新基础之上。


“技术创新”主要以某技术的具体实现程度和效果为经验现象,以某技术设定的目标为理念,通过描述实际效果与理想目标之间的差距,解释造成该差距的原因,提出改进技术的办法。针对技术创新的方案研究和行动研究需要理论支撑,需要运用理论来解释某技术的效果。但是,“技术创新”为主的研究,可以侧重技术的改进,而不必强调科学逻辑机制的发现和创新,故可以运用他人的研究成果,甚至综合利用他人研究成果。循证研究就是如此。所以,此类研究是理论回到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4.描述、解释、建构:社会科学研究的三个维度


我们需要统一“本体创新”“解释创新”“技术创新”三个社会世界创新发现维度。哈贝马斯将认知旨趣分为“技术旨趣”“实践旨趣”“解放旨趣”,对应“经验—分析的科学”“历史—解释的科学”“批判性的社会科学”三种知识类型。可以说,哈贝马斯从哲学认识论角度对科学研究旨趣的分类,就是有关社会世界“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三个根本问题的类型化。但是,解放旨趣不仅仅是批判,更主要的是建设性反思批判。对应“怎么办”的知识类型主要是“建构”。我们可以将社会科学旨趣分为“本体创新”“解释创新”“技术创新”三类,分别对应社会世界本体的“描述”“解释”“建构”三种知识类型。



实际上,批判反思在“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三个问题上均可体现。张静认为,知识来源于两种途径:其一,经验现象的证明、归纳、演绎和推论;其二,反思,通过考量一种潜在性——评估确定和已知的事实,将其与人类的经验、信仰和追求联系起来。按照张静的知识论,知识要么来自经验现象,要么来自理念。众所周知,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提出“我思故我在”著名论断。知识来自于经验或理念,均表现为对经验或理念的“怀疑”,即问题意识。正是对社会世界的追问,对经验和理念的批判反思,才成就科学追问。米尔斯在阐述社会学的想象力时指出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三重问题:个人问题、公共问题、学术问题。但是,并非所有个人困扰问题都是公共问题,即具有公共价值;并非所有公共问题都是学术问题,即未被学术界研究或未被研究清楚。研究者只有对已知经验或理念提出质疑,并证明该质疑对象具有公共性且尚未被学术界研究或未被研究清楚时,才可将其设置为可研究的学术问题。因此,学术问题本身一方面意味着研究者对经验和理念的批判反思,另一方面意味着对社会世界的创新发现。由此推断,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起点是有关社会世界的经验或理念的批判反思,批判反思贯穿于描述、解释、建构三种社会世界知识形成的过程,最终皆统一于社会世界的“创新”发现。


我们还需要严格区分“是什么”的描述、“为什么”的解释、“怎么办”的建构这三个领域。赵鼎新认为:“实用主义社会科学范式还有一个其他许多西方社会科学体系所没有的特点,那就是它很容易就能把本体性论述转化为机制性论述,从而打通了本体和认知/方法层面的联系。”他举例说,涂尔干的著述甚多,但是他的大量工作是建立在“人是规范动物,规范性的礼仪是社会活动最为重要的基础”这一本体性假设之上的。该本体性论断具有很大的公理性和完备性。按照本文上述分析逻辑,“人是规范动物”的有关“人”的种类和属性的描述,属于本体性论断;“规范性的礼仪是社会活动最为重要的基础”,并非“礼仪”的种类或属性的描述,而是其与社会活动之间关系的判断,因此属于机制解释;本体的描述、解释、建构的边界实际上非常清晰。


但是,本体性论述和机制性论述(解释)是联通的,对社会世界的描述、解释、建构均统一于本体,其中,本体描述是基础。比如,“天鹅是白色的”,是有关本体的特征的经验概括。当追问“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吗”时,其研究结果触及本体特征的概括,类似结论“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属于本体创新,其借助的方法是描述。当追问“为何天鹅是白色的”“为何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天鹅的白色对天鹅的生存有哪些功能”时,其研究结果触及解释创新,需要以某种因果分析来表明。当追问“如何将白天鹅改造为黑天鹅”“如何利用天鹅的白色保护天鹅”时,其研究结果触及技术创新,其借助的方法是因果解释和本体建构。由此可见,诸多追问均蕴含“天鹅是白色的”本体描述,故本体的解释和建构必须以本体的描述为前提,本体创新是基础性的。


由上可推断另一个结论:侧重假设检验和因果解释的定量研究,必须以侧重本体描述的定性研究和理论研究为基础。因为测量首先要将本体范畴化、概念化,进而指标化、操作化,这就涉及到本体描述。本体所属种类和所具属性描述不准确,则很难保证测量指标的效度。因此,定性研究是定量研究的基础。当然,定量研究中的频次分析,实质上也属于本体描述,是本体内涵属性或类型的数量分布状态。故而,所有社会科学研究最终统一到社会世界的本体创新和本体描述。


三、创新发现过程:

导赏、表征和干预社会世界的方法


那么,如何抵达并报道本体从而创新发现社会世界呢?任何本体创新,都需要研究者进入社会世界,在逻辑上必然历经导赏社会世界、表征社会世界、评判社会世界、干预社会世界的过程。这就需要社会研究方法。


1.导赏、表征、评判、干预社会世界


社会研究方法到底是什么?彭玉生认为:“方法论范式指学术界通用的连接理论与经验的基本规则和方法,其存在为形形色色的经验研究和大大小小的理论讨论提供了平台。”社会研究方法除了作为连接理论与经验的规范性媒介外,还是使经验现象表征出来的视角取向与策略手段。研究方法同时具有创新性地表征经验现象的视域性,以及约束学术共同体适当表征该经验现象的规范性双重性质。说视域性,是指研究方法是打开世界的方式。比如,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为人们透视知识构境的图景打开了一扇窗;格尔茨的深描,为人们探究主观意义指明了方向;加芬克尔的破坏实验,指引人们探究显而易见的社会秩序的底蕴,将人们日用而不自知的社会秩序展示出来;会话分析引领人们关注谈话内容之外的谈话形式。对于社会认知而言,新的研究方法能引领人们发现新的社会世界,并使其表征出来。说规范性,是指研究者对其研究所使用的方法规则和程序必须做出说明,以便读者知晓其所用方法是否符合对该方法的一般共识。科学方法是研究者通向、表征、评判、干预社会世界的路径、程序和规则。因此,到底用什么方法,取决于研究者研究的社会世界到底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先简略分析导赏、表征、干预社会世界的方法,然后另起一节再详细阐述评判社会世界的方法。


2.以名责实:“导赏”社会世界的方法


研究社会世界,需要通向社会世界的路径指引。通向不同的社会世界形成了不同的方法。这类方法如同导游一样,引领研究者和读者赏析不同社会世界:实证主义指引研究者通向实在世界,解释学指引研究者通向意义世界,建构主义引导研究者通向话语世界,批判理论引导研究者通向价值世界。


传统研究中,人们关注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及其关系;语言学转向后人们开始研究语言与世界的关系;现象学转向后人们开始研究人类生活的原初形态;身体现象学出现后人们开始研究身体与世界的关系。谢立中认为:实证主义、古典诠释学和传统的批判理论都属于现代主义的分析模式,尽管它们之间有很多差别,但也有一些共同之处,概括地说就是“传统的实在论”。它有五个基本特征:给定实在论,表现主义,相符真理论,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传统的实证主义、诠释学和传统的批判理论虽然存在着各种差别和分歧,但在上述五个方面还是有一致性的。随着新的导赏社会世界方法的出现,客观实在世界、主观意义世界、语言符号领域(列维-斯特劳斯)、知识布展世界(福柯)、日常生活世界(胡塞尔)、此在世界(海德格尔)、身体世界(梅洛-庞蒂)相继打开。


导赏社会世界的各种方法指引和规范了研究者所研究的社会之实。个案法指引和规范研究者观察社会世界中的一个个分析单元,会话分析指引和规范研究者研究轮流对话的秩序和逻辑,定量内容分析法指引和规范研究者将文献资料数据化并分析相关内容的分布情况,拓展个案法指引和规范研究者将分析的社会单元联结到更广阔的实在世界、意义世界等社会世界,破坏实验方法则采取人为因素,干预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世界,并通过这种干预,将那些日用而不自知的社会表征出来,如此等等。


总之,以方法之名打开和导赏社会世界之实的方法遵循“以名责实”策略。我们具体看看话语分析。“话语分析”是最近几十年西方学术界首先从语言学、常人方法学、传播学和教育学等领域中形成发展起来并扩散到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一种新的社会研究方法、研究模式。所谓“话语分析”就是要对那些已经说出来的“话”到底以怎样的方式以及按照什么样的规则被说出和被传播的过程加以分析。按照福柯的说法就是已经被说出来的话是怎么被生产、被流通、被分配的,支配着“已经被说出来的话”以这种方式被说出来的规则是什么,这就是话语分析要做的工作。可见,话语分析实际上指引和规范研究者进入知识布展的历史图景。


3.循证考据:“表征”社会世界的方法


当研究者通达社会世界后,需要将社会世界的现象表征出来,因此需要表征的方法。其中,实验法通过人为实验干预和创造社会世界,文献法通过二手资料表征社会世界,调查法通过访谈等方法讲说社会世界,实地法通过参与观察等体验社会世界。



社会学家在对一项社会现实加以研究时,第一步就是要去观察经验,其方法包括深入观察、问卷调查、访谈、收集相关文献资料等,通过这些观察得到一些关于这一现实的经验资料。表征社会世界需要证据化的经验资料,对社会世界进行测量取值并以数据化表征时用问卷法,进行眼见为实的记录表征时用观察法,采取主观事实描述或观点表述表征时用访谈法,采取实物证据表征时用档案和物证法,采取文字档案表征时用文献法,采取图像视频表征时则用影视社会学方法。社会世界以“证据”的形式进入学术论文。比如,彭玉生认为:“操作化是将概念层次和经验层次联系起来的认识论过程。概念是思维的抽象,不可观察。我们看不到性别,却可以看到男人和女人。我们看不到智商,却可以看到IQ分数或学生回答问题的速度。”通过不同的方式方法,收集到能够表征所要研究的社会世界的证据资料,这个过程遵循“循证考据”策略。


社会世界以话语形式表征,这些话语形式包括“日常生活中的言论、新闻报道、政府文件、书刊文章、日记、书信、广告、电影、电视节目、音乐、时装、建筑等”。研究者最终采取各种陈述方式将这些话语表达为文本,如访谈记录、文献资料、数据表格、影视图像、符号公式、概念模型、个案故事、观察笔记、情景记录等。不同的社会世界,可以采取不同的陈述方式表达,此外,不同陈述方式可以同时表达同一社会世界。比如,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残忍程度,可以通过日军军事力量投入数量、战争覆盖的区域、炸弹覆盖的区域、屠杀人数、破坏程度等多元证据来评判,也可以通过影像记录、日记、档案、回忆录等多种方式表征。


4.技术检验:“干预”社会世界的方法


在政策研究、国家与社会治理研究、企业经营管理研究、行动计划研究等以具体实践为对象的研究中,研究者通常采取政策导向、目标导向、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发展导向等建立理念,并以此评判实践经验现象,研究阐明针对现实状况的需要变革的维度方向和目标理想,以及变革现实的路径策略、体制机制、行为模式等。这类研究可统称为“技术研究”。


有些研究者不仅仅提供行动方案,还采取实际行动参与和引领实践者共同解决问题。为此,学术界发明了许多具体的指引和规范学者直接采取实际行动变革社会的研究方法。参与式研究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通过参与的方式来改变被研究对象及其所处社会世界。与此类似,循证研究通过各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获得最佳证据以认识和干预被研究对象及其所处社会世界。行动研究通过引导和组织实践者共同采取行动,协同采取“问题—研讨—计划—实施—检讨—问题”不断循环的方式,解决现实问题。行动社会学则倡导研究者不仅要认识世界,更要改造世界,在其中,研究者采取干预式和反思式研究方法,以实际行动变革社会世界。


研究者不管只提供变革社会的方案,还是将研究行为直接结合到社会变革之中,其主要目的都是变革社会,干预社会世界的发展。方案研究和行动研究发展出来的变革社会的知识体系,类似于自然世界研究中的工程技术,其知识体系包括管理学、社会工作、社会治理、社会营销、新闻学等。这类知识主要为解决问题的行动和方案知识,属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主要通过某技术具体的实现程度和效果为经验现象,以某技术设定的目标为理念,通过描述实际效果与理想目标之间的差距,解释造成该差距的原因,提出改进技术的办法。因此,方案研究和行动研究需要理论支撑,需要运用理论来解释某技术的效果。这种方法遵循“技术检验”策略。


四、对标研究:

“评判”社会世界的方法


韦伯提出的“范畴整理实在”表明,当研究者建立明确的概念范畴或者理论假设(即理念),以及阐明明确的经验现象(即经验)之后,用理念评判经验,或者用经验检验理念(假设)之时,应尽最大可能做到价值中立。这种采取“理念”与“经验”互相印证的研究策略,就是“对标研究”。


1.证据化、文本化、理论化:对标研究的前提条件


研究者进入社会世界后,通常带着研究工具开始观察,收集能够表征社会世界的信息。这包括能够建构过往历史的访谈、档案、考古、文献、文化物质载体等资料,能够呈现现场信息的观察记录、录音录像、照片等资料,能够反映人们主观理论和观点的访谈、对话、评论、笔记、录音录像等资料。这些资料对于研究者而言,相当于“证据”之于法官。研究者进入社会世界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收集表征社会世界的“证据”。这可称为社会世界的“证据化”。


社会世界“证据化”之后需要研究者将其制作成能够阅读的“文本”,即“证据文本化”。这包括访谈记录、文献摘引、录音录像对话的文字稿、实物人物场景的图片、数据表格和数据图示等陈述方式。“证据文本化”最终体现为某种有关社会世界的陈述方式——讲说世界信息的记号形式,传递作者意图的媒介工具。



“证据文本”以陈述方式讲说社会世界,但研究者不只是讲故事的人,还要通过证据文本的分析来“评判”社会世界。谢立中认为:作为社会研究人员在对观察得来的各种资料进行分析、整理、得出结论并最终将研究发现诉诸文字的时候,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我们脑海里既有的某些话语系统的约束和指引。处于不同话语系统(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冲突理论、现象学社会学、符号互动主义、社会交换理论、批判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布迪厄实践社会学等)约束和引导下的研究人员,面对同一批观察资料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解读和取舍,因而也就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研究结果。这个过程就是“文本理论化”。它包括使用已经形成的理念、价值观、道德伦理、学术观点、科学命题等评价表征社会世界的证据及其文本,得出评判结果;或者反之,使用表征社会世界的证据及其文本,检验研究者通过演绎、逻辑推理、价值判断、预言等方式形成的理论假设或理论问题,得出检验结果。


“文本理论化”过程包括用理念评判经验和用经验检验理念两种方式,但不管哪种方式,研究者都必须固定一端并对其持守信念。以理念整理经验,以经验证成理念。被固定的一端,我们可称之为科学研究中的“标准”。社会科学研究活动是持守某种“标准”来阐释有待分析的现象的过程。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对标研究”。


2.对标研究的特征


与“对标研究”相类似的人类活动非常普遍,如考试中用标准答案或参考答案评判考生答卷,项目评估中用评估指标测评某个项目,法官将案件事实纳入到法律条文中解读并作出判决,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行为及其结果纳入到法律依据中并作出裁判,基督教徒将自己行为和心理活动对照圣经教义作出分析并向神父忏悔,领导根据上级文件要求到基层检查工作并当场作出评价和指示,儿童依据逐渐形成的有关好人或坏人的认识对某具体的人作出评价,等等。上述现象有一些共同特征:一是均为论断行为,二是均有论断之对象,三是均有论断之参照,四是参照多为理念而对象多为经验。综合而言,论断行为表现为论断者以理念评判经验,或以经验检验理念,服从理念与经验之间的互相印证。印证过程先要确信一端,然后以之表征、检验或评判需要评判的另一端,并做出判断。


社会科学同样是基于对经验和理念的对应建立起来的。张静认为:“社会科学的假定之一,是生活世界和分析世界既相互联系又有所不同。二者的联系在于,分析世界必须以生活世界为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根据来源;二者的不同在于,分析工作是一项人类智力活动,须以专业的逻辑对资料进行取舍、排列、比较、计算、推论,找出其中的关键影响关系。这两个世界并不相互否定,只是目标有别。”所以,科学论断和日常论断一样服从“对标研究”逻辑。


3.科学判断中的对标研究


“对标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证有许多阐述。运用归纳和演绎两种逻辑思维开展的研究,服从“对标研究”逻辑。归纳法中,人们信从具体经验,随后在其基础上逐渐删减信息,抽象提炼出理念范畴或命题;演绎法中,人们信从抽象理念,随后从其出发,检讨和评价具体的经验现象,得出评判结论。“三段论”同样是“对标研究”,其经典例子:“人是会死的,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是会死的。”在这个例子中,“人是会死的”是人们信从的理念或观念,人们以之评判一个具体的经验中的人,得出论断。韦伯提出的“范畴整理实在”更是典型的“对标研究”。韦伯并没有明确到底范畴优先还是实在优先,但不管是从其所阐明的历史个体中抽象出理想类型的过程,还是以理想类型定义历史个体的过程,都属于“对标研究”的过程。吴肃然的研究显示:从认识论的角度讲,涂尔干的主张体现了基础主义和表现主义的经验论观点,即社会学家面对着两个世界,一个是观念/理论世界,另一个是经验世界。这两个世界是相互对应的,观念/理论世界无法被科学考察,人们必须在经验世界中找寻理论概念所对应的可测量的范畴,以此来检验理论命题的真假。因此,“测量一个概念时必须架通概念层次和经验层次的桥梁,找出一个经验地测量概念的方法,即在经验层次为这个概念找到一组指标或一个量表。操作化就是这种沟通概念层次和经验层次的过程”。


“操作化”主要有古典理论、扎根理论和操作主义三种理论,同样服从“对标研究”逻辑。“古典理论从概念层出发,然后设计经验测量。这种理论的关注点是如何保证经验测量准确反映抽象概念,即测量效度问题。扎根理论则认为科学研究应该从经验观察开始,然后过渡到抽象的概念层。操作主义合并概念层和观察层:在经验主义者的世界中只有感官观察,抽象概念不过是概括某一类经验观察的标签。这样,测量效度的问题就不存在了。”操作化的变量具有两个层面的涵义:概念层面和操作层面。其中,概念层面的变量连接要测量的理念,操作层面的变量连接要观察的经验。操作化实际上在理念和经验之间增加了一个测量的环节。


综上,“判断”服从“对标研究”逻辑。不管是日常生活中的判断,还是科学判断,都在理念和经验之间“执其一端”,以一端之信念为基础和出发点,形成另一端之评判或验证之结论。社会科学研究尤其如此。社会科学研究者在选题的缘起、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学术问题之后,应该在研究设计中通过阐释研究对象、资料收集方法、资料分析方法、研究策略、概念界定、理论视角、分析框架、理论范式等,将欲展开的对标研究作出详尽的说明,坦陈自己所确定的一端并为此作出一定的论述,指示说明清楚所评判或检验的一端。


4.对标研究的思维逻辑


在思维方式上,“对标研究”因“执其一端”之“一端”的确定性不同而又可区分出不同的思维方式。皮尔斯将凭借经验证据作出判断的思维方式分为三种:设定的条件下,是无可置疑的经验判断,属于演绎推理;有一定程度(概率)的可信性,并且可以经过反复实验的经验判断,属于归纳;难以根据经验证据演绎和归纳,但可根据经验线索作出合理推理的,属于猜测。研究思维方式可以根据理念和经验两者确定性程度做更多的区分,但为简化类型,可对“确定性”只作是与否两种取值,由此可区分出评估、演绎、归纳、猜想四种思维方式(参见图1)。



我们再次以上文所述经典三段论为例进行说明:“人是会死的,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是会死的。”人们通常认为该三段论遵循演绎法。但是,根据对标研究,我们会发现多种情况。第一,如果确信“人是会死的”理念,并确信“苏格拉底是人”经验,由此判断“苏格拉底是会死的”。这个过程属于评估。第二,如果确信“人是会死的”理念,但不确信“苏格拉底是人”经验,则可提出假设:假如苏格拉底是人,那么,苏格拉底是会死的。这个假设过程属于演绎。研究者通过经验调查,确认“苏格拉底是人”,则假设检验通过,否则不通过。这个过程属于演绎假设的经验验证。第三,如果不确信“人是会死的”理念,但确信“苏格拉底是人并已经死了”经验,同时,还确信“和苏格拉底一样的动物,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都是人,且都死了”,则可归纳出一个经验判断命题:只要是人,都会死,即“人是会死的”理念可证实。这个过程属于归纳。第四,倘若只确信“苏格拉底是人并已经死了”,但是,和苏格拉底一样的动物,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虽然知道他们是人,但不知道是否死了,那么,只能以苏格拉底之死的少量信息,推测“人是会死的”这个普遍命题。这个过程属于猜想。


5.对标研究统一定性与定量研究的可能


经验社会科学研究通常由八个部分组成:问题、理论、假设、数据、测量、方法、发现、结论。彭玉生称之为“新八股”。彭玉生所述新八股更适合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很难建立在假设、数据、测量基础上。因为从上述“对标研究”分析看,定量研究通常建立在概念与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之理念的不确定性基础上,但是,建立在概念及其操作化后的指标的确定性基础上,通过对指标的经验测量值之数据资料的确定并以此检验不确定的解释性理念,属于“检验”的逻辑,侧重解释创新;定性研究既可能是检验,也可能是评判,但通常建立在经验的类属的不确定性基础上,通过确信的解释性理念来评判经验现象,并给经验现象“定性”,侧重本体创新。因此,定性研究的组成部分通常为:研究主题说明、文献综述与学术问题、经验研究对象与经验资料、整理经验现象的概念与分析框架、评判研究对象的理论视角与范式、评判经验现象的发现、经验现象的定性结论、将定性现象连接既有知识的讨论。不过,不管定量还是定性,均旨在创新科学结论。张静认为:“无论使用什么材料作为证据,都不应偏离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分析逻辑:观察现象、描述特征、建立界定、比较类型、展示过程、分析影响、探索机制、寻求解释、达到证明。”


从本体创新角度看,定量研究侧重演绎思维逻辑,测量概念和取值概念先于经验资料;定性研究侧重归纳思维逻辑,现象定义和属性概括后于经验资料。但是,从解释创新角度看,定量研究侧重归纳思维逻辑,根据收集到的数据分析形成数的分布状态和数的拟合状态,并以此对照不确定的假设,以检验假设是否成立,经验现象先于假设检验结果;定性研究侧重演绎思维逻辑,根据明确的具有解释力的概念、理论视角、理论范式乃至价值理念,辨析、评判经验现象,得出评判结论,解释框架先于经验现象。比如,渠敬东认为,“个案研究的科学性,体现为一种社会全体的可能性解释。个案研究的策略,不同于以代表性为基础的假设检验,也不等于社会生活的单纯描述和记述,而是从具有典型性的案例出发,发现由具体社会生发的运行机制,在广度和深度上尽可能扩充、延展和融合与外部各种政治、社会、文化因素的关联。”可见,作为定性研究方法的个案研究是可以发展出解释机制的。但是,定量研究的科学目的主要是检验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彭玉生认为:“如果从理论演绎出假设是一种艺术,那么从假设到验证的过程则是社会科学之所以被称作‘科学’的原因。”总之,社会科学服从“对标研究”,定量和定性、归纳和演绎在“对标研究”中得到统一。


结 论


对如何研究社会世界,学术界持久争论,论题聚焦于如何保证某项研究的真理性和推理性,即如何通过有限经验现象的研究实现对外在社会世界的“客观性”描述,实现对无限社会世界的“覆盖性”解释。本文研究社会科学的创新发现过程和方法,获得几点认识(参见图2):第一,“求真”“求全”主要侧重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需要补上“价值性”,“求新”即创新发现社会世界才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所在。第二,社会科学研究目的和效应在于创新发现社会世界,包括质疑社会世界“是什么”的本体创新、“为什么”的解释创新、“怎么办”的技术创新,并形成了有关指引和规范研究实在世界的实证主义、意义世界的解释学、话语世界的建构主义、价值世界的批判理论四大理论范式和科学传统。第三,创新发现社会世界现象需要研究者运用科学方法,包括导赏、表征、评判、干预社会世界的方法。第四,导赏社会世界的方法服从“以名责实”策略,表征社会世界的方法服从“循证考据”策略,评判社会世界的方法服从“对标研究”策略,干预社会世界的方法服从“技术检验”策略。第五,本文侧重研究了“对标研究”,认为评判社会世界首先要在经验和理念中“执其一端”作为确信的基础,然后评判另一端,并以经验和理念确定程度为依据,区分出“评估、演绎、归纳、猜想”四种科学思维方式。


社会科学中的创新发现受既有社会理论约束,因此,研究者必须先梳理文献,然后提出学术问题。在文献梳理基础上提出的学术问题本身就意味着研究者对社会世界开始了“求新”探索,并意味着在站在巨人肩膀上向社会世界“求真”和“求全”。至于报道社会世界创新发现结果的方法,一方面受研究主题和创新发现对象约束,另一方面只是在创新发现中起辅助作用。方法始终是手段,不能用来替代目标。发现社会世界的方法的选择由社会世界本身及创新发现目标决定。



既往哲学认识论真理观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有关议题能否凝聚共识,关键在于明辨社会科学所研究的社会世界到底是什么。到目前为止,多种主义争论不休,将社会世界描绘为客观经验世界、意义世界、话语世界等,在引入现象学和语言学后,更是发现了深层语言结构、身体现象、日常生活世界等多种社会世界类型和处境。这些世界观的不同,导致哲学真理观和科学方法论的差别。反过来说,社会世界研究的价值,正是要不断创新发现各种处境中的“社会世界”,及其表现现象“是什么”,“为什么”如此,为此该“怎么办”。必须承认社会世界多面性,而导赏、表征、评判、干预不同的社会世界必然服从不同的研究方法。当前,归纳与演绎、定量与定性、科学性与价值性等方面的争论通常没有区分不同社会世界,没有区分导赏、表征、评判、干预社会世界的不同阶段,很难达成共识。本研究认为,定量研究必须以定性研究和理论研究为基础,社会世界的评判服从“理念与经验”之间的“对标研究”逻辑,社会世界评判包括“评估、演绎、归纳、猜想”四种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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