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乾坤 ｜ 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研究的历史演进与当代展望

摘  要

马克思所奠定的科学的价值形式理论，是超越李嘉图劳动价值论和贝利价值理论的关键。20世纪20年代后，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被重新重视，以德国资产阶级学院派、苏联学界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三个方向，出于不同的理论需要，用不同的方法对价值形式理论展开了研究。20世纪下半叶，价值形式理论在德、日、法、英等国左翼思想中得到了大规模复兴。这些研究都强调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的革命性意义，强调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中的辩证法，强调交换和流通的重要意义及货币理论的重要性，并将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作为社会理论的切入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获得了更强的解释力。但我们必须将价值形式理论放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方法论中加以考察。

作者简介

李乾坤，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2年第11期

目  次

一、价值形式理论的奠基

二、危机与革命：20世纪初价值形式理论研究的语境与观点

三、价值形式研究的高潮：20世纪下半叶西方左翼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探索

四、当代价值形式理论研究的新动向与新地平

近年来，我国学界对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的讨论逐渐升温。然而，当前对价值形式理论的研究，较少注意这一独特理论研究传统的历史演进过程。这一视角的缺失，使人们或者陷入价值形式理论复杂思辨框架的牛角尖之中，或者对价值形式这个只是作为《资本论》开篇提出的理论为何如此重要充满疑惑，以致难以捕捉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在当代的价值和意义。本文将对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研究的历史演进过程进行梳理，并尝试探讨价值形式分析在当代所具有的理论价值。

一、价值形式理论的奠基

马克思提出价值形式理论的目的，是为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逻辑上展开找到一个根本异质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起点，这首先体现为对于李嘉图的超越：马克思认识到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仅仅停留在量的维度上，看不到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内在关系。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已经对价值的实质，特别是价值与货币之间的内在关系展开了研究。这是马克思站在新的理论地平上批判以蒲鲁东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思想所必须展开的过程。马克思在这里清楚地认识到，价值是一定的社会关系经济上的“质”，而且它以货币形式存在：“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关系，是商品的经济上的质……作为价值，商品是等价物；作为等价物，商品的一切自然属性都消失了……作为价值，商品是货币。”马克思对价值形式认识的关键飞跃发生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这里开始意识到价值“形式”对于理解李嘉图和贝利在价值学说上冲突的重要意义，从而获得了如柄谷行人所强调的“跨越性批判”。李嘉图肯定了价值的实体即劳动，并将这一原则贯彻到底，将劳动量作为考察商品价值的唯一标准，从而做到了科学的抽象。然而马克思发现，李嘉图看不到价值的形式对于价值实体的必要性，也就没有研究“劳动在什么样的一定形式上才是这种东西”；而贝利看到了价值的表现形式、价值的尺度，即交换的量的关系，但他却拒绝进行抽象，而是停留在这一直接现象之上，将交换价值这一“商品互相进行交换的量的关系这种最表面的形式”当作商品的价值，并拒绝承认在两个相交换的商品背后存在“相同的东西”。马克思恰恰将李嘉图所强调的价值的内容即劳动，和贝利所强调的价值的表现形式即交换价值的现象，通过价值形式的理论建构结合在一起，从而超越了两者各自的片面性。马克思所要强调的就是“劳动借以表现为商品的统一体的特殊形式”，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内部的实质的东西”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的。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中，马克思在价值形式问题上做出了清晰的论述。在第一章中，马克思细致地论述了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价值形成的过程、价值的根本性质，以及价值与价值形式之间的逻辑关系。马克思还特别强调了价值形式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与意义，马克思明确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从来没有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价值形式，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最杰出的代表斯密和李嘉图那里，被视作一种无关紧要的东西。在马克思看来，其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将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价值量上，还因为他们无法认识到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最一般”的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特殊的历史特征。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缺乏历史的反思性，从而将价值形式这一历史的结果当成了超历史的存在，因为他们恰恰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商品的价值形式正如马克思所言，“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但它恰恰是“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的细胞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的形式表达。价值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这一意义上价值其实正是一种关系性的结构，所以是一种无法从经验上直接把握的“空无”；然而这种关系性的结构必然要在交换过程中，以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价值形式。价值形式的完成形式是货币。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刊印前，马克思接受了恩格斯的建议，增加了更为通俗化、更清晰明了的“价值形式”一节作为附录。在出版第二版时，马克思又将这一附录再次加工，并入第一篇之中。这一处理方式也为后来围绕价值形式问题的一次次争论埋下了伏笔。

在马克思去世后，围绕价值问题和转形问题，恩格斯和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展开过争论。这一争论所涉及的就是马克思提出的“两个总额相等”。即从生产的全部过程来看，平均利润的总额与剩余价值总额相等，生产价格总额与价值总额相等，在具体过程中，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形这一“转形问题”。“转形问题”离不开价值形式问题：商品的价值是成本价格加上利润，而商品的生产价格则是成本价格加上平均利润，在市场上直接经验地存在的生产价格，正是以货币形式即价值形式的完成形式存在着；更为关键的是构成生产价格的关键：平均利润的形成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熟程度直接相关。因此，生产价格就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价值的转化形式，价值概念就“已经消失”。从哲学方法论的基础来看，价值形式理论所提供的对社会形式与生产方式内容之间辩证关系的理解是不可或缺的思想前提；否则，就注定会陷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停留于经验表象之上的拜物教之中。但此时，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所蕴含的社会历史哲学维度并没有被集中凸显出来。这也为此后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的讨论留下了巨大空间。

二、危机与革命：20世纪初

价值形式理论研究的语境与观点

20世纪20年代前后，资本主义的新形式即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了顶点，开始陷入全面危机。新的历史条件使得当时的资产阶级学者开始日益重视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开始积极思考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与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础问题。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价值形式成为这一时期马克思思想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由于此时马克思大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还没有问世，所以此时理论家更多是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资本论》对商品和货币范畴的论述中，阐释其中蕴含的社会历史性维度。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的探索主要集中在三个不同的方向之上。

第一个方向是德国资产阶级学院派对马克思价值形式问题的研究。这是一个尤其独特的方向。在20世纪初，马克思思想研究开始进入德国的学院派研究视野之中，出现了若干以马克思思想为研究主题的博士论文。就目前掌握的文献来看，德国第一篇以马克思为主题的博士论文，是埃米尔·汉马赫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体系》。汉马赫立足于新黑格尔主义的方法论，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将思辨和经验的思想过程相结合所面临的一系列困难，与此同时，也肯定了马克思对货币统治与文化的物化的批判，具有重要意义。除汉马赫外，最值得我们重视的学者就是弗兰茨·佩特里。佩特里是这一时期专门以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研究为题而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他1916年出版的博士论文《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社会内容》，最早以新康德主义的视角和方法指出了马克思在价值理论上区别于李嘉图之处。他认为，马克思的二元论框架正在于要以文化科学的方式揭示价值的社会内容和表现形式，而其中的关键是“将这种作为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独特性的文化科学内容强调出来”。佩特里还特别强调，马克思在批判庸俗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特别强化了一种社会的观点：“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应当是社会的，这些范畴表现的不是物之间的关系和联系，而应当是人之间的社会的关系。”从这一基本判断出发，佩特里从“质的价值问题”和“量的价值问题”两个角度研究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他尤其重视“社会生产关系”这个概念，认为社会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价值范畴的基础。佩特里还指出，马克思的价值学说反映了“认识社会生活的方法的明显变化”，价值概念是马克思总的方法论最重要的一种应用。在此基础上，佩特里探讨了质的价值问题的基本内容，即对交换过程和交换关系的理解；从而阐明了马克思经济关系拜物教的基本理论，并强调了黑格尔在这一问题上对马克思的作用。

第二个方向是以经济学家伊萨克·鲁宾和法学家叶甫根尼·帕舒卡尼斯为代表的苏联学界早期对价值形式理论的研究。鲁宾在研究中常常自觉地与包括前文提及的汉马赫与佩特里在内的资产阶级学者进行批判性对话。在鲁宾看来，马克思《资本论》的主题就是对社会形式的批判，政治经济学要分析的并非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物质和技术方面，而是“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生产关系的总体”的社会形式。这种社会形式的表现就是拜物教，而“拜物教理论只有在马克思全部经济学体系的基础上，特别是在他的价值理论之上才能够被理解”。进而，鲁宾明确强调了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的重要地位：“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也就是以劳动的产品为前提的社会形式）是劳动的一定形式的结果。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价值理论最特殊和最具创造性的部分。”在此基础之上，鲁宾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理解商品、货币以及法律和国家的问题，这些范畴都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形式”即价值形式紧密相关。

帕舒卡尼斯的关注重点是商品形式、法律形式、国家形式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资产阶级的法律形式（乃至国家形式）都源自商品形式本身：“马克思揭示了法律形式的存在根植于社会的经济组织，也就是说，按照等价原则交换劳动力成果的经济形态。由此马克思揭示了法律形式与商品形式之间的内在关系。” “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只是最终成为商品的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的反面。”法律形式与商品形式一样，归根结底是现实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帕舒卡尼斯为价值形式理论研究补充了法律和国家这一上层建筑领域的研究对象，从而大大扩展了价值形式理论研究的论域。

鲁宾和帕舒卡尼斯的观点都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语境中，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和法学理论展开批判性研究而得出的成果。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他们的研究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才被重新认识，并对此后的价值形式理论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

第三个方向是以波洛克和索恩-雷特尔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价值形式理论的研究。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定者之一，卢卡奇在他发表于1923年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并未直接探讨价值形式，而更多立足于商品形式问题展开对“物化”的讨论。价值形式在青年卢卡奇那里“缺场”，是因为他没有从价值形式所提供的客体的社会关系维度，而是立足于主客体关系的维度，以主客体同一的辩证法为指导，来研究商品形式所带来的物化对阶级意识的影响，以及恢复总体性从而激发无产阶级主体意识的自反性问题，所以卢卡奇不可避免地滑向一种人本主义。

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成员之一波洛克1923年的博士论文《论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是这一阶段价值形式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波洛克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问题，特别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表现形式与真实生产关系的实质之间相分离的特征，以及在这一特征之下，马克思价值问题的基本关切即价值形式问题，尤其是货币所具有的社会表现形式和实质过程之间的中介性功能。波洛克这一研究对社会批判理论的范式构建有重要作用。除波洛克外，与法兰克福学派关系密切的索恩—雷特尔在这一时期也从认识论角度开启了对商品形式、价值形式与思维形式关系的研究。索恩—雷特尔坚定地认为在商品形式的结构和超验主体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人的主体形式的产生是与价值被铸造出的货币形式不可分割的”，主体源于货币这一价值形式。索恩—雷特尔的这一观点曾得到了阿多诺的高度肯定。阿多诺在他后来的社会哲学研究中始终将交换抽象作为理论工具，就是这种影响的力证。

可以说，价值形式研究的第二个阶段非常关键，因为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中诸多基本问题都在此时得到了阐发。

三、价值形式研究的高潮：

20世纪下半叶西方左翼理论

的政治经济学探索

在20世纪60—90年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领域在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形成了以德国的新马克思阅读运动、日本的宇野学派和法国的调节学派、英美学界的新辩证法学派为代表的学术传统，并在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研究上形成了一系列共识。

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理解这一独特的理论研究潮流。从文本研究史的角度看，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代表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等文本的发表是一个重要诱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不同于《资本论》“叙述过程”的“研究过程”，呈现出更多历史主体性维度的分析，为人们理解价值形式的辩证法提供了丰富而坚实的文本基础。从社会历史的角度上看，二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均已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普遍采取了福利国家政策等新的治理模式，资本主义矛盾被大大化解，经济原则所扮演的社会治理功能得到了强化；与此同时，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实践所遭遇的挫折，也引发了对斯大林主义模式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质疑。现实的变化提出了从经济学的维度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展开批判的要求。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西方学院派经济学对马克思的价值学说的批判在二战后进入新的阶段。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边际效用学说和新自由主义的货币学说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科学性提出了挑战。批判“正统”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庸俗化和价值学说上的误读，捍卫马克思的价值学说，成为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自觉担负的任务。这些原因都促使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并形成了一个研究高潮。在这一时期里，各国学者在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的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高度相近的观点。

第一，这一时期的价值形式理论研究都强调价值形式分析在马克思思想中的革命性意义。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的研究中，不同派别的研究者都强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特别是经济学范畴批判的关键意义，认为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完成了一种革命性的思想超越。而“正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未能把握住这一点，从而将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解退回到了李嘉图的水平上。这里我们以新马克思阅读运动和新辩证法学派为例。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主要代表巴克豪斯和海因里希等人发现，第二国际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教条主义，无法回应新古典主义和边际效用理论针对马克思价值理论提出的质疑。这不是因为马克思的理论不充分，而恰恰是因为这些教条的机械性建立在对马克思《资本论》起点的误读之上。他们认为，《资本论》的起点即对商品、价值和货币的分析，描述的并非前资本主义的简单商品生产，而正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叙述的逻辑起点，这一逻辑起点并非以生产，而是以交换为基础的。新辩证法学派则是在与英国分析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中提出了基于价值形式的系统辩证法理解的。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科恩看来，劳动价值论并不能够论证剥削概念，因为劳动价值论规定的“过去的劳动所确定的产品的价值”和“当前的必要劳动时间所确定的价值量”之间存在矛盾。而在新辩证法学派看来，分析马克思主义和李嘉图犯了同样错误，就是看不到价值一定采取价值形式，而仅从经验出发将价值和价值量视作矛盾的。在科恩那里，无需劳动价值论也可以论证剥削概念。然而在克里斯·亚瑟看来，“科恩的方法意味着‘剥削’这一范畴丧失它的大部分解释力，并实际上沦为一种规范性范畴”。正如有学者所总结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剥削理论的重建，“把剥削工资劳动者视为对他们的劳动产品的（不公平的）占有”，所以其理论上的结果就只能聚焦于财富和收入分配之上，也就无法看到价值和价值形式所表征的社会内容和社会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无法得出社会革命的观点。批判分析的方法捍卫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方法，则要将马克思对价值形式的探讨放在中心位置，因此，新辩证法学派与新马克思阅读运动有着很深的思想继承性，这一点，克里斯·亚瑟也做了清楚的说明。正因此，凸显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的革命性意义，也为论证社会批判和社会革命的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与强调价值形式理论的革命性意义相应，这一时期的价值形式理论研究往往注重阐发马克思价值形式分析中运用的唯物辩证法。新马克思阅读运动将价值形式分析视作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关键，提倡重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使用的辩证法。重建“价值形式的辩证法”因此成为了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宣言和口号。在建构价值形式的辩证法的过程中，以巴克豪斯和莱希尔特为代表的新马克思阅读学者，尤其重视阐发列宁所强调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的辩证法，特别是阿多诺在对实证主义社会学批判时所强调的建立在社会总体性之上的辩证法思想。这使得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牢牢植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之中。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思想滋养出的一批学者，为批判理论奠定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成为他们的重要理论抱负之一。与新马克思阅读运动高度相近，宇野学派同样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建立在恩格斯“简单商品生产”之上的“教条”，即将简单商品生产视作普遍适用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以适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就是剩余价值生产规律，而非价值规律。宇野学派认为这是典型的斯大林主义的观点，因为“除了价值规律的作用之外，并不存在剩余价值规律。价值规律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随着劳动力转化为商品而建立起来的规律……只有当劳动力转化为商品时，商品生产才变得普遍”。正是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宇野学派的主要观点之一就是认为，“ 《资本论》的主要内容是‘纯粹资本主义’（Pure Capitalism）的理论模式。研究该理论模式所需要的方法，与研究实际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所需要的方法不同”。这种独特方法就是与机械抽象的教条主义方法截然不同的辩证分析方法。新辩证法学派在方法论上受到新马克思阅读运动和宇野学派很多影响。克里斯·亚瑟为论证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中的辩证法思想，着重研究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黑格尔“体系的辩证法”的运用，他强调辩证的逻辑，而将“正统”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解视作线性逻辑，这也正和巴克豪斯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相一致。这一时期的价值形式理论研究对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强调，恰恰揭示了在面对政治经济学对象时，学院派与马克思主义方法之间的根本差异。

第三，这一时期的价值形式理论研究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点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转向了流通和交换，因而尤其强调马克思货币理论的重要意义。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论者们在价值形式理论研究的谱系中，以一种更为清楚的理论自觉深化了马克思货币理论的重要性。他们认为，马克思之前包括劳动价值论在内的价值理论，以及此后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所接受的价值理论，都是一种“前货币的价值论”，而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应当更为准确地被理解为“货币价值论（monetäre Werttheorie）”。与新马克思阅读运动在马克思货币理论问题上的关注程度相匹敌的是调节学派。调节学派的核心关注点就是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调节学派将货币理解为一种资本间关系的媒介。从这一基础出发，以阿格里塔为代表的调节学派学者，将货币视作一种起中介作用的权力。这一观点与其他价值形式理论的研究方式内在一致，因为货币同样被放置在资本关系中来加以理解；与此同时，这一观点也有其独特之处，即它是在更为发达的资本形式上来考察货币的，将货币视作资本之间的关系。从对货币的认识出发，调节学派同样将交换环节视作先于生产过程的环节，是个体劳动社会化的中介，货币在这一过程中充当着中介的作用。正如米歇尔·德弗鲁依总结的，价值不是在历时性的生产中，而是在共时性的生产和流通的结合过程中产生的；没有货币理论，价值理论就根本无法得以成立，在价值概念和货币概念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固有联系。另外，调节学派更为强调货币所具有的政治功能。货币问题之所以是一个彻底的政治问题，恰恰因为在脱离了金本位之后，货币的纯粹形式性功能得以独立化。而货币的这种纯形式功能之所以能够得到保障，就在于国家权力，由此货币的调节功能便凸显出来。新辩证法学派也顺理成章地同样将关注点放在了交换形式的发展上，特别是货币形式的研究上；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首先是作为货币关系出现的。它本质上是货币体系，因此，这种形式对资本的任何充分理论都是重要的”。

第四，这一时期的价值形式理论研究大多更加关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社会理论意义。这一时期的价值形式理论研究的一个共性，就是由于看到了资本逻辑的结构优先性，并将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矛盾视作这种结构的后果，所以放弃了对无产阶级历史主体性的认识。宇野学派和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一些学者在价值形式的研究中得出的观点一致，都强调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未完成性，注重马克思的科学方法的伟大飞跃。宇野学派强调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并不能解释工人阶级的反抗问题，这些观点同样也出现在巴克豪斯对卢卡奇所提出的物化问题的追问，与普殊同对革命主体性问题所做的思考之中。调节学派拒绝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工人阶级历史主体性的指认，而是从价值形式理论的经济主体和交换主体所呈现出的主体间性维度上来看待工人阶级的地位。调节学派认为，资本所具有的普遍决定性就在于，“劳动者生产出了社会结构，但这一社会结构也把劳动者纳入到了其自身的再生产的逻辑之中”。阿格里塔实际上正是以经济学的观点，叙述了新马克思阅读运动通过价值形式问题所关切的、继承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物化问题，也正切中了阿多诺的社会哲学的基本框架。

这一时期价值形式理论研究在不同国家、不同理论传统中所展现出的一致性，体现了理论界对资本主义最新发展阶段的关注。价值形式理论研究所体现的话语转向，也与这一时期西方左翼理论的话语转型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契合，成为西方左翼理论发展历程中的一个独特现象。然而，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的生命力，并未随着此后西方左翼理论走向低谷而减弱，反而日益增强。

四、当代价值形式理论研究的

新动向与新地平

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可以被视作价值形式研究的当代阶段。这一阶段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研究已经从之前少数学术流派的探索，变为当前国际学术界广受讨论的显学。从外在形式上看，当代价值形式理论的研究往往是对第三个历史阶段相关思想资源的整理、利用与重新阐释。然而，在面对的社会历史问题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主流，而金融资本主义的危机也促使人们重新思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涵。

这样，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领域的价值形式研究，在思考的主题上与过去已经存在着显著差异。其中一个特征就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自觉地尝试将价值形式理论与当代批判理论主题相结合，这使得价值形式理论的思想张力获得了巨大的扩展。例如，澳大利亚学者米格尔·瓦特就将巴克豪斯为代表的新马克思阅读运动所做的价值形式理论研究，作为生命政治研究的理论基础。在瓦特看来，巴克豪斯通过价值形式理论研究所实现的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社会理论根本转换，为生命政治的理解提供了入口；而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在对数字劳动所做的研究中，也将德国新马克思阅读运动所提供的价值形式理论作为分析的理论铺垫。除前述两位学者外，笔者认为，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同样有助于理解当代西方左翼理论关于现代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研究。现代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源便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现代社会的内在规律与价值观念之间的必然矛盾，马克思自进入政治经济学来研究市民社会后就始终紧扣这一矛盾，并最终在价值形式理论上完成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当代世界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危机，构成了当代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研究的新地平，使得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的研究摆脱了学院化、思辨化的色彩，日渐获得了巨大的现实解释力。这其中的中介就是货币理论。金融资本主义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产物，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正是新自由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都信奉货币的发行与流通受自然规律的支配，拒绝国家和政府的任何干预，这样的观点在价值形式理论的论者看来是无比荒谬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逐渐开启的金融资本主义进程，以及新自由主义所推动的生产的货币化，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抽象性在金融衍生品这一现象上尤为突出地表现出来。资本逻辑与现实物质生产之间的分野，从根本上改造了当今社会的时间与空间，资本对于活劳动的榨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隐蔽性和高效率。以金融衍生品为表现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第三次”剥离，以及金融衍生品通过建立起不同资本之间的价格关系而获得的货币属性，这些事实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提出了挑战。实体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和商品货币理论似乎无力承担这一任务。价值形式理论传统所提供的货币阐释，特别是新马克思阅读运动所提出的“货币价值论”和调节学派的货币理论，成为回应当代资本主义最新发展所提出的挑战的重要理论资源。然而，在当前相关研究中，能自觉地把握到价值形式理论在面对金融资本主义这一对象时所具有的高度解释力的学者，其实并不多。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学者布莱恩和澳大利亚学者拉弗蒂对金融衍生品的研究。他们认识到金融衍生品恰恰是一种货币形式：“货币、价格与物质价值之间的关系亘古长存，但并未受到充分认识。唯有靠衍生品了。衍生品，究其本质，乃是价值具有可比性（contestable）的其他资产的镜像。……衍生品对理解货币、价格与基础价值三者之间的联系之所以关键，并非因为衍生品真的决定基础价值（谁也不知道基础价值到底是多少），而是因为它们是市场判断或直觉基础价值的手段，衍生品将基础价值的可比性转化为实际可交易的商品。如此这般，衍生品就为未知价值提供了一个市场标杆。”但是，他们认为，既有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是无法解释这种货币形式的，金融衍生品这一新现象提出了对价值和货币概念进行重新理解的需要。其实，价值形式理论的思想资源恰恰能够满足这一要求。价值形式就在于强调价值更多是在一种关系性的形式表达之上，这是社会关系的表现，而非关注价值“实体”，以及价值的“量”的维度。而价值形式理论则强调，价值的质是社会关系，是一定的社会性、历史性的客观结构。解释衍生品需要对传统的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做出更新。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与货币概念，并不与衍生品矛盾，反而可以为其提供论证。这可以从两个维度来加以证明。其一，价值形式是一定生产方式的表达，其完成形式货币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的象征性形式，正如希法亭所指出的，“价值的纯粹社会性质表现在：一种像纸这样本身没有多少价值的东西，由于执行一种纯粹的社会职能及流通，获得了某种价值”。其二，金融衍生品客观上发挥的功能，正成为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一般利润率形成的手段。一般利润率是理解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关键，作为价格形式的货币所承担的一个重要角色就是在竞争中作为一般利润率形成的中介。在这个意义上，金融衍生品同样是一种货币形式。而这些都能够用价值形式理论的理论资源加以论证。可以说，价值形式理论在当代获得了更为宽阔的地平和更加坚实的现实基础。

结 语

回顾价值形式理论在历史上的发展逻辑，我们可以尝试总结出这样几个看法。

第一，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价值形式理论研究传统，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总体理论结构。在既往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书写中，人们或侧重于哲学史的角度，或侧重于政治思想的角度。我们看到，价值形式理论尽管在理论形态上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域中的研究，但它提供了一个十分丰富和饱满的理论分析框架，这是价值形式理论自身天然具有的理论特质。从价值形式理论出发，我们可以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哲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之间展开跨学科研究，这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解放的科学这一超学科的内在属性。

第二，我们必须注意到，对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的研究，从来都是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紧密结合在一起，与资本主义发展史结合在一起的。价值形式理论在历史上始终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具体形态中，在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事业的具体境遇中，面对不同社会历史条件，出于不同的理论目的而被加以讨论的。不同的具体的历史语境和研究视角，是我们看待价值形式理论时所离不开的，反之，则一定会悬浮于价值形式理论研究的理论形式之上，成为一种煞有介事的思辨游戏。因此，我们在考察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研究时，一定要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将其放到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前提下进行审视。而在当代，这一具体的历史条件就是金融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及其危机。

最后，我们还必须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之上，坚持用批判的视角来看待价值形式理论传统。价值形式理论研究一方面对于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帮助我们理解资本逻辑、理解资本主义最新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性意义；但另一方面，只有看清了价值形式理论研究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特定语境，才能够看到价值形式理论研究的深层困境。这些研究往往过于强调逻辑和体系，而忽略了历史性的维度，这尤其明显地体现在这一理论研究往往聚焦于交换和流通，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实体到货币形式转化的逻辑结构，而无法从生产力的历史维度，从而从世界体系的视角看到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具体辩证法，这种理论探索往往陷入资本逻辑的围城之中，因此也就无处寻找革命主体，无法真正理解革命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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