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峰 ｜ 我思即我行”：脑机融合的存在论意蕴

摘  要

“我思故我在”与“我行故我在”分别将“我思”与“我行”作为建构世界图景的“形而上学支点”，由此刻画了两种不同的存在论立场，折射了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重大分野，这是脑体分工和脑机分离时代必然产生的哲学论争。脑机接口技术造就的脑机融合介导了“我思即我行”的关联，以新型的心物通达实现了“我思”与“我行”之间的融合，这为从哲学上重新理解“我思”的存在论意义、“我思”与“我行”在存在论上谁更优位，以及通过新型的心物交互来否定二元等问题拓展了新的视野。

作者简介

 肖 峰，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华南理工大学哲学与科技高等研究所教授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

目  次

一、“我思故我在”与“我行故我在”之争

二、作为脑机融合介导的“我思即我行”

三、“我思即我行”的存在论意义

思想与行动是人的两种基本活动，以第一人称表述就是“我思”(cogito)与“我行”（facio）。随着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Brain-Computer Interface 简称BCI）技术的发展，脑机融合的水平将会不断提升。在较高水平的脑机融合状态中，脑机接口可以精准地读取人脑中的行为或动作意念，并将其转化为控制体外器具设备有序运动的命令，而按照这种命令所形成的器具的运动，就如同人的行动，使得人在身体不动的情况下，就可以按自己意念展开行动，这就是以“意念制动”“心控外物”或“以想行事”的方式而呈现的“我行”。基于脑机融合的“以想行事”，可以使“我思”迈过身体而通达“我行”，形成“我思即我行”的效果，这对于“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与“我行故我在”（facio ergo sum）的存在论争论提供了一种新的审思视角，脑机融合也由此展现出丰富的存在论意蕴。

一、“我思故我在”与

“我行故我在”之争

“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最著名的哲学命题，是他用来建构自己的世界图景的形而上学支点，因此也被他称为其哲学体系的“第一原理”。在笛卡尔那里，“我思”意味着可以通过思考而意识到（我的）存在，这既说明了“我”的本质，也成为理解全部世界的起点，即以其为基础可以构建起笛卡尔整个主体哲学的框架。例如，与“我思故我在”相对应的普遍命题是“思考者不可能不存在”，由此“思考”和“存在”之间的必然关联得以建立，从而由“我思”就可以必然地走向存在论的研究。

赵汀阳明确否定了笛卡尔将“我思”作为存在论基础或形而上学支点的哲学方案，认为这个支点应该替换为“我行”。在赵汀阳看来，之所以要用“我行”替代“我思”，是因为“我思”即使在确认“我”的存在上也是极为有限的，因为“我思”时，我唯一能确定的是精神自我（即正在进行质疑或思维的思考者）的存在，即作为心灵或灵魂的“我”（主体）的存在，而不能确认肉体自我（有广延的我）的存在，即“身体性的我在”。这样来看的话，“我思”并不能证明作为身心统一体的我在，至多只证明了思想的存在，即“我思故思在”。也就是说，“我思”在确认我存在的“功能上”，是极为有限的，而“我行”则可以确认肉体自我即身体的存在，因为我的行动必须依赖我的身体才能进行和实施，这就是“我行的实践性”，正是这种实践性“才能同时在意识和身体双重意义上证明我在”。更重要的是，在赵汀阳看来，“我行故我在”中的“我行”作为问题的本源比“我思”可以说明更多的哲学问题，“因为人在创制历史的事件中开启的初始问题才是真正的‘本源’。这个初始问题正是同时具有‘行动’与‘创制’意义的‘我行’，它具有遍历一切意义创制和实践问题的能力”。也就是说，如果将存在论视为追寻世界本源的哲学理论，那么“本源必定是存在论与创世论的合一，所以需要一个同时表达行动和创制的概念，即‘行’与‘作’合一（相当于do和make合一），facio正好兼有行与作之义”。由于本源问题可以通达一切问题，所以“我行”能通达所有问题，而“我思”则不能。当“facio作为问题的本源比cogito说明了更多的哲学问题”时，进行这种形而上学支点的置换就成为必然的选项，即必须承认“facio是第一动词”，必须“选择facio这个概念并提出facio ergo sum (我行故我在)的命题”。这一命题也被有的学者称为“赵汀阳的第一命题”。

可以说，基于“我行”还是基于“我思”来阐释世界、建构哲学框架，即“我思”与“我行”何者居于存在论的更基本地位，从而作为“第一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是存在论的首要问题，是贯穿于思辨哲学与实践哲学之间的根本分歧。站在实践哲学的立场上，“我行故我在”确实比“我思故我在”更具阐释力与合理性。例如，“我思”可以只停留在心智世界中，而“我行”必须走出纯粹的心智世界，与外部世界进行交互，从而既能确认与实在的外物进行交互的身体之存在，也能确认周围环境或外物的存在，亦即客观世界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行故我在”优于“我思故我在”。换言之，对于建构一种更有说服力和现实性的存在论来说，“我行优于我思”。

我们可以列举出很多理由来表明“我行”在说服力上强于“我思”。如生物进化论就提供了“行”先于“思”的证据，因为思必须发生或“涌现”于中枢神经系统，而行则不然，有了身体，就可以有行。从生物进化的过程上看，身体显然先于中枢神经系统出现，有身而无脑的“低等动物”就是代表。如果将低等动物的身体活动理解为广义的行（也就是动物之“动”的能力），那么广义的行显然先于广义的思（可理解为动物的感知或反应能力）。随着行动越来越复杂，需要应对和处理的环境信息也更为复杂，动物逐步进化出处理这些信息的神经系统，并最后进化出脑这样的中枢神经系统，由此才形成了广义的思（感知）的能力与活动。我们可以将这一进化过程视为“行先于思”“行优于思”的生物学基础。由这一生物学基础所揭示的普遍关系也可以体现在作为个体的“我行”与“我思”之间，如发生认识论就揭示了儿童个体的认知（“我思”）就是起源于游戏等“我行”的活动之中，是在移动玩具等最初的身体活动（儿童的“行”）中才逐渐形成了“我”与“外物”等方面的认知（儿童的“思”）。这种“我行”优于“我思”的立场，还在技术哲学和工程哲学中被表述为类似于“我行故我在”“我制作故我在”“我造物故我在”等命题。

需要指出的是，探讨“我行”与“我思”何者更具存在论上的优位性，其前提是承认两者之间的不同，即承认“我思”与“我行”是人的两种不同活动：“我思”并非“我行”，即使是与行相关的思，也不是行本身，即“想做什么”并非“在做什么”，“想象行动”并非“实施行动”，“实践理念”并非“实践现实”，“批判的武器”并非“武器的批判”，如此等等。

“我思”与“我行”不同，首先是因为承载它们的“场所”不同：“我思”发生于脑内，而“我行”发生于身体（严格地说是肢体或躯体），脑与体之间具有明确的功能区分：脑动不同于体动，脑动为思，体动为行，它们之间可以交互，但无法等同或合并。此外，脑机分离也是两者不得不被区分的技术原因。在能够造就脑机融合的脑机接口技术还未问世时，所有的器具装置都不能由人脑来直接控制，而必须由身体来操作，也就是从“我思”过渡到“我行”，必须经由身体才能实现，即行动必须是具身的。在这里，身体既是将“我思”与“我行”贯通起来的唯一接口，也是将“我思”与“我行”区隔开来的界面或屏障：身体不动，“我思”就只能止于颅内，所以“我思非我行”也是脑机分离时代的必然现象，思与行的这种存在论分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心物二元分离的一个侧面。

二、作为脑机融合介导的

“我思即我行”

如果说，在脑机融合时代到来之前，“我思”与“我行”具有明确的区分，且“我行”在存在上优位于“我思”，那么，脑机接口带来的“我思即我行”，就会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先前的结论。

能够造就“我思即我行”效果的主要是“面向运动的脑机接口”，它又被称为“基于运动想象的BCI ”（MI-BCI：Motor Imagination BCI）。这种脑机接口通过探测和采集神经元活动的物理信号来解析脑中的行为意念，然后将其转化为智能设备能够读懂的指令，以实现对外部设备（如轮椅、假肢、机器人等）运动的控制，使其产生合乎人脑意图的“动作”，从而实现肢体行动的效果。我们可以将这种由脑机接口介导的行动称为“人工行动”。

具有人工行动功能的脑机接口，最初是为了治疗，即用它来帮助肢体残疾者、重度瘫痪者恢复行动，由此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减轻家庭和社会的负担。具有治疗功能的技术，通常还会向增强的方向扩展，脑机接口技术也不例外。基于运动想象的脑机接口也可以用来增强人的行动能力，如使健全人有更强的体力、更快的移动速度，甚至附着上“第三只手臂”来帮人做事。脑机接口不仅能被残障人士使用，而且也有被正常人使用的潜质，这使其具有了被更多人甚至所有人使用的可能性，由此在将来可以成为一种普遍的替代人的行动即行使“我行”职能的工具。例如，马斯克的Neuralink公司对于脑机接口的研发就设定了双重目标：提高人体机能和治疗神经系统的伤病，他将重点首先置于增强健全人的机能、提高其工作效率和能力，然后才是在这个过程中治疗病人。也就是说，他更致力于研发的是增强型的、可为健全人使用、能提高其能力的脑机接口。Neuralink公司甚至计划：在8到10年内，将植入式脑机接口从动物脑推进到人脑，使正常的健康人之间可以通过脑信号的直接沟通来实现“传心”（telepathy），即通常所说的“心灵感应”；在25年内，开发出全脑接口，将人脑的所有神经元与人工智能相联结，使人工智能直接作为人脑的延展。

无论是作为治疗手段还是作为增强手段，只要我们使用脑机接口来介导“我行”，就使“我行”的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即从“以手行事”变为“以想行事”。“以想行事”意味着“大脑可以不通过身体而对物体进行控制”，由此，“BCI现在已经为大脑不以身体为中介，直接对外部环境中的物体施加控制打开了一扇门”。或者说，身体不再作为从“我思”到“我行”的唯一通道，“我行”可以不具身地发生，我与外部世界的交互可以用全新的方式来实现，即“通过我们的思想来控制以前需要物理交互的事物”，而交互的结果则是“纯粹的思想力量所安排的作品”。不少国外学者对脑机接口开创的这一“以想行事”的行动方式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如施泰纳特（Steffen Steinert）认为：“脑机接口将人类的思想与各种技术设备和应用程序连接起来，为人类与世界互动提供了有趣而新颖的方式。”“脑机接口介导的事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们的非具身化性质。人们可以在身体不动的情况下影响世界，这是人类与世界之间无与伦比的互动形式。”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认为，“一动不动、无所作为的身体，现在可以极大地影响世界。迄今为止，人类影响世界的任何手段都需要移动身体，即使只是轻微移动，如说话或眨眼。脑机接口首次使人类能够在没有身体作为中介的情况下‘通过思想’去做事情”。或者说，“脑机接口第一次能够主动（或因果地）在不移动人体的情况下实现世界的变化”。

可见，脑机接口所介导的“以想行事”，是人无需身体或迈过身体的行动，是动脑不动手的行动，它仅用“我思”就能达到“我行”的效果，此即比尔包默（Niels Birbaumer）所刻画的： 脑机接口的功能在于仅通过大脑活动就可以将“思想转化为行动”。而一旦如此，两者之间就建立了“我思即我行”的新型关系。当脑机接口（脑控设备）在未来成为一种普遍使用的技术或常态化工具后，当它像智能手机一样被人随身携带（也是“附着于”人）或“穿戴”时，当它以更精细和更灵敏的方式植入人脑（即植入式脑机接口）而发挥作用时，“我思即我行”或“以想行事”无疑就会成为泛在甚至主导性的人类行为方式。脑机接口的先驱尼科莱利斯（Miguel Nicolelis）对这种行将到来的普遍行为方式进行了具体而生动的描述：“未来的人们将会实现的行为、将会体验到的感觉，是我们今天无法想象、更无法表达的。脑机接口也许会改变我们使用工具的方法，改变我们彼此交流以及与遥远的环境或世界进行联系的方式……我们可以想象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人们仅仅是想一想，就可以使用电脑、开车、与他人交流。人们不再需要笨重的键盘或液压传动的方向盘，也不必依赖身体动作或口头语言来表达一个人的愿望。”

当然，要理解脑机接口所介导的“我思即我行”，还有一个关键的环节，这就是在使用面向行动的脑机接口系统时，由“我思”（脑中的意念及相关的信号）所引起和控制的似乎只是外围的器具设备的运动——“器动”，那么这样的器动能等同于人的行动即“我动”或“我行”吗？其实，人的行动本身就不仅仅指“赤手空拳”的活动。人使用工具的活动，尤其是使用手工工具的活动，无疑也是人的行动，此时工具是“并入”人的身体中的，它被身体所同化，甚至被直接视为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工具的器动在这里无疑属于人的动作即行动的范畴。脑机接口介导的器动也具有类似的属性，只不过它是被人脑所并入和同化的，它和简单的工具并入人手之中在实质上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从人类使用手工工具起，器动同化于人的行动之历程就开启了，而且随着工具技术的进化，器动的方式及其被同化于人的行动的方式也在不断进化。例如，使用手工工具时表现为“合体的器动”，此时手工工具全部由人手所掌控，其功能的发挥须臾离不开人为其提供动力和进行操作，其运动路径和方式几乎完全融入人的身体活动中。这种合体的行动被直接视为人的行动几乎不会引起什么争议，我用手工工具所做的事情就是我做的事情（即“我行”），不会被认为是工具所做的事情。尤其是，当人熟练地使用手工工具而进入海德格尔所说的“上手”状态时，人甚至会意识不到工具的存在，工具与人的身体及其动作融为一体，器动与“我行”也呈现为一体化。换言之，只要是“上手”的器动，皆为“我动”，从而皆为“我行”。

使用无需由人力提供动力的机器时，机器可以离开人相对独立地运行，但其有序的合乎人类目的的运行则离不开人的操作，这样的器动可称为“离体的器动”。相较于使用手工工具时的合体的器动，机器之动似乎呈现出与“我行”相分离的关系。可以说，从直接性上看，此时的器动确实与“我行”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分离，这也是“机器劳动”使人与工具产生相互排斥的技术根源。但一方面，由于机器的运作仍受控于人的直接操作，在这个意义上它具有“隶属于我行”的关系；另一方面，随着人在机器使用过程中的“上手”程度不断提高，这种离体的器动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与“我行”融为一体，如人熟练地驾驶汽车时，就会进入人车一体的境界，此时驾车所行驶的路程就会被同化地感受为“我行”的路程，汽车成为“行走的自我”，由此，使用离体的机器所做的事情（器动的功能）就如同“我行”的结果，这也是“器动即我行”的一种状态。

使用脑机接口系统时，器具系统不是以“合体”而是以“合脑”的方式与人相融，由此导向的是“合脑的器动”。人如果实现了对脑机接口的熟练使用，就意味着人脑的动作意念活动与器具的物理运动可以融为一体，此时可称为人脑对脑机接口的同化，或脑机接口系统有机地并入了人脑之中，形成了类似于“上手”的“上脑”状态。由于脑机接口控制的器动是由脑动所控制的，体现的是人脑的动作意念，这样的器动当然如同“我行”。由此可见，脑机接口系统虽然直接呈现的是“我思即器行”，但由于同化于脑动的“器行即我行”，所以两者贯通起来就是“我思即我行”。

以上也是器动的进化过程。手工工具介导的合体的器动，需要人力来维持，由此形成的“我行”之能力极为受限，尤其是受人的体力之限，因此“我行”的实践水平（即改造世界的能力）较低。而在机器介导的离体的器动中，机器运行的动力不再由人力来提供，从而不再受限于人的体力，人的体力只用于对机器运行的操作控制，所以这样的器动所体现的“我行”之能力较之手工时代的器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也表征了大机器工业时代较之手工时代不可同日而语的人类实践能力。到了脑机接口介导的器动中，人不再对器动支付任何体力，而只是用脑中的意念或注意力来调动和控制器动的全过程，脑动（“我思”）与器动浑然一体，这也意味着在作为“我行”的器动中，工具从被肢体所同化演进为被大脑所同化，这是人对工具的更高程度和更高水平的同化，这也表明器动可以完全摆脱或超越身体的限制，器动的能力有多强，就标志着“我行”的能力有多强，由此为“我行”能力的增强拓展了新的更为广阔的空间。

当然，在器动的进化中，具有哲学意义上的飞跃的是从前两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的转换，即从需要体动才能开启或控制器动的“以手行事”，转换为无需体动仅需脑动就能制导器动的“以想行事”，这种转换实现了：从脑机分离时代的“我思非我行”“无体动则无行动”跃迁到脑机融合时代的“我思即我行”“仅脑动即可行动”，这是具有存在论意义的重大转换，其基础就在于脑机融合。目前这种融合刚刚起步，且由于技术不完善，还出现了种种不能有效使用脑机接口的“BCI盲”现象，因此脑机融合基础上的“我思即我行”还难以在一些使用者那里变为现实，但随着脑机接口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它所包含的“以想行事”或“我思即我行”的巨大潜力必将日趋开显。

三、“我思即我行”的

存在论意义

基于脑机融合的“我思即我行”，具有存在论上的多重意蕴，如它更新了“我思”的存在意义，重构了“我思”与“我行”之间的存在论优位性，并为心物二元对立的消除提供了技术支持。

（一）重勘“我思”的存在论意义

在脑机分离的时代，“我思”的功能极为有限，甚至“除了自证，我思一事无成”。因为当“我思”并非“我行”时，“我思”只能理解世界，“我行”才能改变世界；当改变世界优位于认识世界时，“我行”的存在论地位当然就优位于“我思”。而在脑机融合中，情况则发生了颠覆性改变：“我思”也能改变世界！此时由于“我思即我行”，“我思”的功能就不再局限于纯粹的心智领域，而是形成与现实的改变世界的物质活动的直接关联和融合，从而“我思”也具有了真正的“能动”（能行动）性。这就改变了“我思”的存在论意义：“我思”不再是脱离“我行”的局限于颅内的纯思，而是与“我行”相融合，是走向行的思。这样的“我思”是聚焦于“我行”的“我思”，“我行”成为“我思”指向的目标和凸显的特征，以至于需要围绕“我行”来定义“我思”：“我思”（认知）是为了我的适应性行为（“我行”）而对有意义的表征所进行的计算、加工等。这样的“我思”具有鲜明的“我行”色彩，不仅借助脑机接口取得了“我行”的实际结果，而且还可以在脑机接口的增强下取得身体行动所无法取得的“我行”效果，这样的“我思”不再是一事无成，而是“无事不成”：只要脑机接口的技术水平足够高，“我思”想要做的事它都能替我们做到（其极致表达就是“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此时，“我思”可以达到任何成就，“唯一限制我们的就是自己的想象力了”。

另外，如前所述，在脑机分离的时代，只有具备实践性的“我行”，“facio才能同时在意识和身体双重意义上证明我在，而cogito其实不能证明我在，尤其不能必然推出身体性的我在，只能证明我思自身”。也就是说，在没有脑机接口介导的情况下，身体是从“我思”到“我行”的唯一通道，“我行”必须是具身现象，所以只要“我行”存在，身体就必然存在，于是只有“我行”才能证明身体的存在。但在脑机融合时代，“我思”从只能证明思（心智或心灵）在，扩展为也能确证身体的存在。因为一方面，由于“我思即我行”，“我思”也具有了实践性，因此“我思”不仅证明精神自我的存在，也证明了身体自我的存在。另一方面，使用脑机接口造就出“我思即我行”的效果时，使用者还可以反向地通过“身体功能的缺失”来证明身体的存在。在人的日常体验中，当身体处于正常状态时，人常常感受不到身体的存在，即“我思”难以意识到一个“习以为常”的身体存在；往往当身体出了问题，如某个部位或器官发生了疼痛或不适，“我思”才会感受到其存在。使用脑机接口也可以凸显“我思”中的这种体验。我们知道，作为初始用途的脑机接口是帮助失去身体行动功能的残障人士重拾行动能力而研发的，他们在使用这一设备时，会自觉地意识到这是一种“迈过身体”而获取行动效果的新工具，身体功能在此时的缺位，或身体在运动功能上存在的问题，使人反而更强烈地感受到存在一个不能行动的身体，正是这样的身体使他们“处于敏感状态的完整意识陷入了一种可怕的状况之中，无止境地经历挫折，压力和痛苦，令他们的意识被困在不动的身体中”，甚至是“被活埋在身体中”，所以，他们使用脑机接口进行“我思即我行”的前提就是强烈地意识到存在着一个不具行动功能的身体，需要通过脑机接口来实现身体所丧失的功能，而脑机接口能发挥作用，也确证了这样一个（不起“我行”功能的）需要模仿其功能的身体的存在，可以说这是脑机接口所提供的一种特殊的验证身体存在的方式。换句话说，在脑机接口介导的脑机融合中，即使没有基于身体的“我行”，照样可以使“我思”通过不具身的“器动”来证明一个具有特殊性身体的“我在”。

总之，在脑机融合的背景下，由于“我思”的功能增强，所以需要重新理解“我思”的存在论意义。因为“我思”具有了“我行”的功能，所以“我思”不仅能自证自我（精神主体）的存在，也能证明身体和外部世界的存在。

（二）再探“我思”与“我行”的存在论优位问题

在脑机分离的技术时代，“我行”在存在论上优位于“我思”是无可置疑的。而在脑机接口的介导下，“我行”可以迈过身体去实现，“我思”在身体不动的情况下就可以取得行动的成果，“我行”可以非具身地进行，“我思”也可以改变外部世界，这样，无论是对于确证身体的存在，还是确证外部世界的存在，“我行”都不会比“我思”提供更多的东西，所以“我行”就不再具有存在论上的优位性，而由于“我思即我行”，两者的存在论地位具有了等价性。就是说，在脑机接口开创的“我思即我行”的关联中，再争论“我思”与“我行”谁更优位，是“我思故我在”还是“我行故我在”，就不再有实际意义。或者说，“我思”与“我行”，哪个才是“我在”的基础，已经不再重要，因为两者已经合一。于是，“我思故我在”与“我行故我在”也实现了基于“我思即我行”的相互通达，这种通达并非是回到笛卡尔那里用纯粹的“我思”作为理解世界的形而上学支点，而是将融入了“我行”的“我思”来作为这样的支点，也就是用两者的融合来作为阐释世界图景的基础。

脑机融合背景下的“我思”与“我行”在存在论上具有等价性，这还体现为，脑机接口不仅建构了“我思即我行”的融合，而且进一步验证了“我行即我思”的包容。在脑机接口发挥“我行”功能的过程中，代表着“我行”的器动由于执行的是通过“读心”（或“读脑”）而来的指令，这些指令是适时的作为行动意向的“我思”，且是在相关设备上可以显示出来的“我思”，“我思”在此除了可以被“我行”（器动）外在化，还可以被读心设备加以外在化，使“我思”不再只是“我”自己能体验的过程，也是他人能读取的对象。基于脑机接口的“我行”都能在相关的设备上找到与其对应的“我思”，而且是客观化的对应，于是“我行”所包含的“我思”就进一步成为可用技术手段所验证的事实，两者之间在存在论上的交织和关联由此也得到了加强。

这样，“我思即我行”与“我行即我思”在脑机接口介导下可以同时成立，即两者之间可以互逆互换，这也改变了脑机融合实现之前当“我行”优位于“我思”时两者不可互逆的关系，即之前是“我行”包含“我思”，但“我思”却不一定包含“我行”，所以“我行”才成为“第一动词”；而现今“我思”与“我行”达成了互相包含的状态，从而使得“我思即我行”与“我行即我思”也成为相互兼容且可以互逆的存在论命题，而非先前由于仅有“我行包含我思”而没有“我思包含我行”时所昭示的“我行”优位于“我思”的不对等关系。

不仅如此，如果从存在论延展到生存论，将优位问题转换为重要性问题，则在脑机融合的背景下，“我思”的重要性不仅不亚于“我行”，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更甚于“我行”。因为作为生存主体的我，只要有“我思”的能力，就可以借助脑机接口形成“我行”的能力，而一旦失去“我思”的能力，自然也就失去“我行”的能力，此时可见“我思”可以囊括、发动、掌控甚至替代“我行”，而反之则不然，所以“我思”较之“我行”对于我作为一个主体的存在而言更为重要，甚至更为根本。这从将脑机接口作为治疗手段的对象中也能看到：失去“我行”能力的肢体残障人士仍是主体，而失去“我思”能力的脑死亡者就不再具有主体的功能；一个人如果“我思”方面的功能正常而“我行”方面的功能丧失，他仍可以通过脑机接口恢复为正常的主体，而“我思”功能丧失后，即使身体正常，也会随之失去正常的行为能力，从而丧失作为主体的能力。这里也折射出一个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对于作为主体的个体而言，“我思”的能力与“我行”的能力，究竟哪个更为根本？

（三）对消解二元论的技术支持

脑机融合导向的“我思即我行”，不仅在思与行之间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合一，而且体现了两个世界的多向度融合。例如，它体现了神经网络与物联网（如果将脑机接口视为小型的物联网）的“并网”，中枢神经系统与人工技术系统的互联，脑动（我思）与器动（我行）的协同……甚至可以说，“我思即我行”也是另一种“知行合一”。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曾从道德论上消解了“我思”与“我行”的二元区隔，他认为即使是坏的念头，也有“一念发动处便是行”的知行合一效果；而脑机接口则进一步从存在论上通过技术路径实现了“思行合一”，因此可视为意义更为根本的“知行合一”。总之，从哲学存在论意义的角度来看，“我思即我行”体现的是内部心智活动与外部物质活动的新型交互，即在新通道、新平台（脑机接口）上的心物交互。

“我思”与“我行”的传统区隔，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心物互不关联的二元论，而脑机接口介导的“我行即我思”，则在新的平台上弥合了这种二元区隔，这是因为，要使脑机接口有效地发挥“我思即我行”的效应，就必须对大脑活动机制、对心智内容与脑内物理信号之间的关联有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实现“心脑互译”，并借助心脑互译来深化心灵活动与神经过程之间的相互纠缠关系，从而对身心关系、心脑关系等哲学问题的研究做出贡献。

例如，比尔包默认为，将脑机接口技术用于恢复肢体残疾者的行动功能为分析心灵哲学中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背景，它在弥合大脑与外部环境之间的鸿沟方面取得的显著进展，破解了笛卡尔实体二元论的传统问题。古尔克（Hayrettin Gürkök）和奈霍尔特（Anton Nijholt）指出：计算机无法读取我们的思想，但是脑机接口可以通过解释我们的大脑信号来推断我们的心理意图。使用脑机接口，可以在心灵与大脑有生物学联系的前提下推断意图，亦即从大脑信号中读取这种意图，并通过数字化、算法和机械方式实现这种意图。约瑟夫·李（Joseph Lee）进一步认为，脑机接口中的大脑在神经心理学上是与思想、记忆、情感和推理联系在一起的。大脑虽然不是心智本身，但大脑对于心智和脑机接口的操作以及心智的存在是必要的。因此，脑机接口在阐明心智的本质方面，也许比先驱者所设想的更为精妙：思想翻译实际上是指将一个人的思想转化为行动，就是对记录下来的大脑信号进行复杂分析，而信号是物理的，因此，思想是可以被“读懂”的，因此它揭开了身心差异的神秘面纱。如果二元论是真的，那么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脑机接口的出现得益于神经工程、人工智能和心脑相关概念的验证，它通过使人脑的意图得到实现的方式来挑战二元论，它创造了一个通向心灵的生物电子通道，通过脑机接口可以发现关于移动的意图、语言交流的意图、玩游戏的意图、竞争的意图甚至绘画的意图等属于心智维度的现象，都是依赖于大脑的，由此否定了实体二元论将身心分开的主张。总之，“交互是脑机接口功能的基础，它通过维护脑机接口可执行的和现在可以达到的意图挑战了二元论，也就是说，存在真正的大脑/思维与身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由此形成了对唯物主义的广泛的技术支持”。

脑机接口所具有的心脑互译功能表明，一个物质性的大脑在进行物质性的活动中形成的物质性的信号包含着心智性的信息，通过智能算法可以使物质信号与心智信息之间实现互译，其背后无疑存在着心物之间本体论上的关联，而非二元论所主张的心物分离。脑机接口能够发挥“我思即我行”效应的哲学前提就是心物能够交互，而且脑机接口不仅通过技术上的成功、实际应用上的有效等实践的判据验证了心物之间的可交互性，还通过新的方式解决了心物如何交互的问题，表明了心物交互方式的多样性。

余 论

脑机融合所造就的“我思即我行”，既开启了新的存在视野，也为人赋予了一种新的能力，而具备这种能力，既意味着人的“新进化”，也昭示了生存论新风险，由此也提出了需要审慎应用这种能力的新要求。可以说，这是将我们的视界从存在论延展到生存论后必然带来的人文意义问题。

在脑机融合之前，当人不具有“我思即我行”的能力时，身体是“我行”的必经通道或唯一手段，此时的身体对“我行”具有特殊的限定作用，它在从“我思”到“我行”的转换中起着“过滤”作用，它将那些力不从心的、为恶有害的“我思”限定在头脑中，阻隔其具体化为行动，如为了避免身体被报复、被伤害而不敢或不愿将上述的“我思”实施为“我行”，这就对“我思”进行了“设防”。而一旦借助脑机接口超越身体的限制后，从“我思”到“我行”就失去了身体这一过滤装置，“我行”就不再能通过身体的有限性或趋利避害性而制约“我思”，从而可能导致无所顾忌的“我行”，对他人的伤害或对世界危害之可能风险就会大大增加。在将来，如果功能更强的脑机接口（可称之为“强BCI”，它可以由强传感器与强人工智能构成）得以研发和使用，装备了“强BCI”的人无疑就会成为“超人”，而这样的超人如果再有为恶的动机，成为所谓“恶超人”，那么他们对人类的安全甚至生存就会构成巨大的威胁。即使是并无恶意的“正常人”在使用功能强大的脑机融合装置时，也会有情绪波动、思绪混乱以及被不能自控的潜意识干扰或影响“我思”的时候，此时的“我思即我行”也会带来种种预料不到的问题和风险。这就表明，即便开发了技术性能优良的脑机融合技术，也不能无限度使用其“我思即我行”的功能，而是需要加以严格的限制。

但紧接而来的问题是：这个限度应该设在哪里？我们可以假设将脑机接口的应用范围设定为“只治疗不增强”，因为许多技术风险都来自技术从治疗到增强的扩展。但问题是治疗和增强的界限本来就模糊不清，有的脑机接口技术在用于治疗的同时就产生了增强的效果，由此带来了如何区分治疗与增强这个更难解决的新问题。又如，可以限定脑机接口使用的人群和场所，如只让“好人”使用而不让“坏人”使用，只能在“非用不可”时使用，而不能在“可用可不用”时使用，如此等等。但接下来的问题是：由谁来鉴别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以及由谁来确定满足何种条件才是“非用不可”的情形？对此无疑需要有专门的脑机融合伦理甚至脑机融合立法的介入、干预和管理，凡此种种问题，都需要专文、专题甚至设置专域来加以具体而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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