郗 戈 陈洪鑫 | 马克思实践观的具体化发展及其演进逻辑——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德意志意识形态》

摘要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实践范畴并不是抽象同一的，而是包含着思想发展的创新与质变。《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实践一般”逻辑形成于马克思对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中，但由于其作为哲学普遍性范畴而残留着抽象一般性形式，因而被扬弃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作为具体总体的“生产实践”逻辑；与此同时，“生产实践”也成为了马克思构建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枢纽性范畴。马克思的实践观之所以能够获得深化发展，一方面源自其早年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即“政治经济学—哲学”持续融合的研究方法以及理论与现实深入结合的思想取向；另一方面得益于第二阶段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即《布鲁塞尔笔记》后期摘录与《曼彻斯特笔记》中所获得的具体思想环节与经验内容。从思想发展和理论建构逻辑来看，马克思实践观从“实践一般”逻辑到“生产实践”逻辑的上升发展，恰恰表征了其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演进逻辑。

作者简介

郗 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员；陈洪鑫，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2年第7期

目  次

一、“实践一般”：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中为科学实践观奠基

二、实践观深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文本支援

三、“生产实践”：科学实践观的展开及其演进逻辑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对马克思实践观的理解也在本质上关涉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质的把握。以往学界关于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研究，大多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的实践观做了同质化的理解，不仅遮蔽了马克思微妙而深刻的思想发展进程，而且还忽视了马克思为获得思想发展所进行的理论努力及其研究成果，即《布鲁塞尔笔记》后期摘录（四册）与《曼彻斯特笔记》（九册） 这两大笔记。

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提出于1845年4月写作的《提纲》中，而这一文本也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在这一试验性文本中，马克思以“实践” （原文为Praxis,指区别于解释世界的思辨理论活动的一般意义上的改变世界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为核心概念，既完成了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又搭建起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理论地平。但是，恩格斯所使用的“萌芽”一词就标明，《提纲》中的“实践”并非是马克思实践观的完成，而恰恰是其开端。在随后不久写作的《形态》中，马克思全景式地建构新世界观所依凭的核心范畴是更为具体化的“生产”。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实践观随着其思想的发展而不断获得深化。本文旨在揭示马克思实践观微妙而深刻的发展进程，并由此深化学界对马克思哲学革命及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史的理解。

一、“实践一般”：

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中

为科学实践观奠基

马克思在《提纲》中着重强调的是实践的普遍化性质与一般性形式，而非特定历史条件下实践活动的特殊性质与内容，因此实践范畴呈现出“实践一般”的逻辑内涵。“实践一般”这一概念本身并没有在马克思著作的原文中出现，是笔者在马克思思想逻辑基础上的总结与概括。“实践一般”并非是脱离现实的抽象概念，而是马克思在对现实社会历史具体考察的基础上合理抽象出来的普遍性范畴，是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基础。

按照阿尔都塞的说法，马克思思想的开端具有“偶然性”，这种“偶然性”源于马克思思想诞生时就被包裹在“一块巨大的意识形态襁褓之中”，但它从中解脱出来了，而《提纲》就是挣脱这个“意识形态襁褓”的标志性著作。在《提纲》中，马克思正是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而确立起“实践一般”逻辑，实现了思想的革命性变革，并在此基础上搭建起新世界观的理论地平。

马克思在《提纲》中以“实践一般”逻辑基本实现了对青年黑格尔派包括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鲍威尔（思辨唯心主义）与赫斯（行动哲学）的批判。马克思开篇就指出：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这一论述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既指出了马克思在这里所批判的对象——以往的一切唯物主义（特别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及其内在缺陷，又指出了批判所运用的武器——作为人的感性活动的实践。

对费尔巴哈进行批判的理由，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的序言中就已经说明了，即“费尔巴哈的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在整个青年黑格尔运动中，费尔巴哈的功绩无疑是突出的。他指出： “思辨哲学一向从抽象到具体、从理想到实在的进程，是一种颠倒的进程。”费尔巴哈通过对黑格尔哲学唯心主义基础的颠倒与人本学批判，使得唯物主义“重新登上了王座”。但是，费尔巴哈的理论立足点是所谓的“人”或“现实的人”，这样的人虽然是感性对象性存在，但却不是感性活动的存在，因而这样的人是直观的和抽象的，只有自然客体性而缺乏社会主体性。马克思不满足于如此去把握人，因而他从作为感性活动的实践出发去把握真正的现实的人，将人理解为感性的活动性存在，并赋予人以主体性。而马克思之所以能批判地超越费尔巴哈，除了他丰富的社会政治活动经历外，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一方面承继了黑格尔最重要的哲学遗产即辩证法及其所揭示的事物自身展开的发展逻辑，另一方面通过第一阶段的政治经济学研究（1843年10月至1845年1月），他掌握了考察人类社会的最新手段，并对社会发展的规律和逻辑有了基本的认识和把握。基于此，马克思对实践的理解就不再是费尔巴哈式的实用功利行为即“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而达到了社会历史的具体展开过程与人的现实存在方式的高度。尽管如此，这时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所依凭的感性实践活动本身，更多是哲学一般性原则，即是从主体自我活动与自我扬弃的哲学视角来进行分析的，因而凸显出“实践一般”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所说的唯心主义“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其批判矛头指向的是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中的思辨唯心主义观点。在黑格尔哲学解体后，鲍威尔代表着将黑格尔哲学中的自我意识原则绝对化并借此批判基督教德意志世界的发展方向，在青年黑格尔运动初期取得了重大成就。正如科尔纽指出的： “鲍威尔的批判哲学，给青年黑格尔派提供了一个武器，这个武器，至少在理论方面，使他们能够对反动势力进行激烈的斗争。”但鲍威尔将改造现存制度的希望全部寄托于自我意识的批判活动，认为仅仅依靠批判就能实现对基督教德意志世界的完全改造，因此将精神与现实完全割裂开来，从而破坏了黑格尔哲学中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原则，退回到了费希特哲学的绝对自我独断论之中。从鲍威尔将群众看成是历史发展的阻碍因素就可以知道，鲍威尔的视野中并没有社会现实或现实的人，只有思辨精神的批判活动。正如马克思批判的，鲍威尔“只是提供了一幅毫无内容的漫画，这幅漫画只是满足于从某种精神产物中或从现实的关系和运动中撷取一种规定性，把这种规定性变为思想规定性，变为范畴”。实际上，现实的人的实践领域完全没有被鲍威尔的思辨唯心主义所捕捉，现实和历史在鲍威尔的视野之外。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会说“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马克思对以鲍威尔为代表的思辨唯心主义的批判从《莱茵报》时期就开始了，他与柏林小组（“自由人”）的决裂就明显体现了他对思辨唯心主义空论与抽象的反对。而马克思批判鲍威尔所依凭的实践范畴，其逻辑重点就在于通过对感性对象性现实的强调而反对纯粹自我意识思辨导致的非现实性，但这里的“感性现实”并非后来意义上的“具体总体”，只是一般性的强调，因而此时的实践范畴仍然体现为“实践一般”逻辑。

对于赫斯的唯心主义哲学立场，马克思在《提纲》中重点批判的是他的行动哲学。赫斯行动哲学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切什考夫斯基的行动哲学、费尔巴哈人本学与法国社会主义，因而赫斯主张一种“反对资产阶级社会新奴役的共产主义‘自由行动’”。赫斯是德国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他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的虚伪性，他指出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它的自由平等，它的抽象人权，仅仅是奴役的另一种形式”，要实现人的真正自由与解放，就需要通过“自由行动”来破除依然存在着的“暴政”。但是，这里的“自由行动”是什么呢？其实质就是一种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价值悬设。赫斯将自由规定为道德行动，希望通过道德行动的社会化打破资产阶级社会奴役的牢笼。因而从根本上说，赫斯的行动哲学及其所倡导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论虽然有革命性与进步性的一面，但终究还是会落入空想，变成一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伦理价值批判；其最终的哲学立场尚未超出费尔巴哈式的人本学价值批判，因此，赫斯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批判缺乏真正的革命性和现实性。正是看到了赫斯资产阶级批判的非革命性，马克思才在《提纲》中提出了“革命的实践”这一表述。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实践范畴虽然已经内含着革命性，强调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实的根本在于实现一种革命性的现实改造，但此时的马克思还不能科学地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与基本矛盾及其所导致的现实革命的可能性。由此看来，马克思此时的实践范畴同样是停留于对“革命的实践”的一般原则性地揭示与强调，因而呈现出“实践一般”的理论逻辑。

总的来说，马克思通过在《提纲》中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确立了“实践一般”逻辑的普遍性内涵：在对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批判中强调了实践的能动性与历史性，在对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中确立了实践活动的对象性与现实性，在对赫斯行动哲学的批判中强调了实践的能动性与革命性。由此，马克思在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中确立了以“实践一般”为核心范式的实践观并为科学实践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实践观深化发展的

内在逻辑与文本支援

《提纲》中提出的“实践一般”逻辑虽然实现了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并奠定了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但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实践一般”本身还存在着理论缺环： “实践一般”逻辑更多是一个哲学普遍性范畴，因而还残留着抽象一般性形式。这在客观上要求马克思不断充实“实践一般”的具体内涵，即深入社会现实之中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由此，便形成了《布鲁塞尔笔记》后期摘录与《曼彻斯特笔记》，为马克思实践观的深化发展提供了文本支援。

马克思实践观的深化发展有深刻的内在逻辑。其一，“政治经济学—哲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使得马克思在构建“实践一般”逻辑之后深入经济现实之中探寻更为具体的思想环节。“政治经济学—哲学”的研究方法形成于早期马克思思想：首先，早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所遭遇的地产析分等“物质利益难题”就使他注意到，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政治与法的问题探讨。其次，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时，马克思受到了黑格尔将古典经济学与哲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的影响。黑格尔早在19世纪初的耶拿时期就对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有所研究并留下了手稿，而晚年写作的《法哲学原理》则标志着黑格尔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巅峰。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的法哲学进行批判时不能不注意到黑格尔在“市民社会”中提及的政治经济学概念与研究方法，虽然彼时的马克思尚不能完全理解黑格尔的用意，但黑格尔将政治经济学用于哲学研究的做法必然会引起马克思的关注。最后，马克思在担任《德法年鉴》编辑时看到了赫斯和恩格斯寄送到编辑部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并深受其影响，从而认识到经济学研究对于深刻把握社会现实所具有的重要价值。进而，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首次尝试将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哲学视域相融合，从而形成了一种“政治经济学—哲学”的研究方法。事实上，这时的马克思已然认识到，“为了揭发和陈述更深一层的关联，愈来愈不得不超越狭义的哲学问题范围，而把注意转移到整个的人类思想在科学地掌握具体现实中的历史发展上”。从这个方面来看，马克思在《提纲》中提出的作为哲学普遍性范畴的“实践一般”必然不能使自己满意，因此一定会深入作为社会现实具体考察方式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之中寻获物质生产、分工、交换、生产力、交往形式等更为具体的范畴，并由此推动其实践观的深化。

其二，理论与现实紧密结合的思想取向促使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进行哲学批判之后深入人的生活世界进行具体现实的考察。马克思早在学生时代就朴素地感到理论应当与现实相结合。他在柏林大学时写给父亲的信中提到： “出现的严重障碍同样是现有之物和应有之物的对立，这种对立是理想主义所固有的，是随后产生的无可救药的错误的划分的根源。”虽然此时马克思还处于启蒙理性主义的唯心世界观之中，但他看到了康德、费希特等先验主义哲学家将应有与现有对立起来的错误，因此他转向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哲学，尽管他不喜欢那种“离奇古怪的调子”，但黑格尔倡导的思维与存在同一性原则、事物自身的辩证理性原则还是将马克思“诱入敌人的怀抱”。在参加青年黑格尔运动之后，马克思对其他青年黑格尔分子退回到费希特独断论哲学并沉湎于抽象理论的做法表示了反对，并更加坚定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思想取向。正如科尔纽所指出的： “马克思和其他青年黑格尔分子不同，他们尽管热衷于事业，却不能做到真正的理论与现实的结合，而满足于单纯理论上的批判；马克思当时则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为了改变现存社会制度而对它积极施加影响。”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通过现实的政治斗争与社会调查，深刻地认识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意义。他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写道： “人们在研究国家状况时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可见，此时的马克思已经看到了社会关系的客观优先性而反对思维的主观任意性。特别是在经过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后，马克思开始真正掌握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论，即以政治经济学重铸哲学，将哲学探讨本身转化为、归结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因此，马克思在《提纲》中以“实践一般”逻辑实现哲学上的理论批判之后，就必然要以政治经济学研究深化哲学批判，进而把握历史本质性。

沿着上述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马克思开启了第二阶段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其间所获得的研究成果，即充实工业实践与物质生产等客观具体的现实经济内容、探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与真正动力，成为了马克思实践观深化发展的必要环节。具体来看，其一，在《布鲁塞尔笔记》后期摘录中，马克思经由机器与工业生产的中介而认识到物质生产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这就使得马克思认识到“实践”范畴必须吸收与综合特定现实经济内容、诸种具体生产形式及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马克思通过笔记摘录，充分认识到机器生产对工业发展的巨大意义，也意识到工业生产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马克思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加斯帕林（Gasparin）的摘录主要是“人类的解放正由工业机器的轰鸣声所宣告着”这句话，而这也体现出马克思此时的焦点意识，即他意识到人类社会的真正解放所依托的正是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只有将人的智力运用于工业生产和物质创造，才能够真正推动人的解放，这就提示马克思将人类解放问题与生产力的特定发展水平、发展阶段相联系，从而超越了“实践一般”逻辑下普遍的哲学革命性内涵，使得人类解放作为一个历史具体性问题获得了特定的现实可能性。除此之外，马克思还摘录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拜比吉（Babbage）、尤尔(Ure)、罗西(Rossi)等人的著作，重点仍然集中在机器与生产问题上。拜比吉指出： “发明机器与制造机器的想法正在增长，随着机器的引入，生产正在增长。”而罗西也指出： “人类带来了什么物质生产？归根结底，他们只带来了一件事，即运动。归根结底，生产是一种力量的运用，它产生了一种能够满足人需要的东西。”马克思通过他们的论著看到了机器与生产发展之间的直接关联，看到了机器生产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也意识到了机器生产在推动社会进步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动力作用。而另一方面，马克思在摘录过程中也初步认识到了机器大生产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对人的支配与贬抑。尤尔强调了资本家通过科学技术对劳动者的控制，“现代工厂主的最大目标，就是通过科学和资本的结合，将工人的作用降低到仅仅使用他们的注意力和灵活性”。这就表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条件下，资本与技术的结合必然会导致对工人的压迫。而加斯帕林所说的“人类的解放正是由工业机器的轰鸣声所宣告着”的论断，往往被资产阶级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用来维护资本统治，因为它所实现的是资产者的局部解放与劳动者的全面被压迫。马克思在这里看到了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剥削性质，并促使他思考机器大工业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关系及其所生发出的人类解放的现实可能性。由此，马克思认识到了实践范畴不能仅仅停留在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性存在方式或者人类历史过程的一般性基础等普遍性逻辑之中，而必须综合现实存在的诸种生产形式的经验内涵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客观现实性，尤其是要综合机器大工业生产等多样性形式、社会性内容及其现实革命性。这也使得马克思以各种特定生存形式所形成的“生产实践总体”视域超越了“实践一般”的逻辑视域。

其二，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造访英国时所完成的《曼彻斯特笔记》中，马克思加深了对机器大生产在推动社会历史发展中基础性地位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他改变了在《1844年手稿》时期否定劳动价值论的观点，开始重新认识劳动价值论，并从中引申出了对资本主义现实的内在批判，同时也开启了从实践范畴对社会历史规律进行把握的具体维度。一方面，马克思深化了对生产力的认识，并且凸显了交换关系（包含后来的生产关系范畴）与生产力的相互作用。马克思摘录了英国早期重商主义者戴安南特（Davenant）论著中的观点，即“大自然赋予不同国家不同的制造能力，寒冷潮湿的气候更适合加工羊毛，因为太阳不会耗尽其天然水分，也不会让它变冷”。通过这句摘录我们看出，马克思此时已经注意到了生产力的具体情境和不同条件，再进一步马克思就能认识到应该对生产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除此之外，马克思还通过摘录和研究英国李嘉图派空想社会主义者汤普森（Thompson）和布雷(Bray)的著作，对交换关系（包含生产关系）进行了考察。汤普森指出： “没有交换的工作几乎与没有工作的交换一样无用……欧文的合作体系不是从个人到个人观念的交换，而是利益的不断和普遍的交换。”而布雷则指出： “社会的原则，通过向所有人展示他们对所有人的依赖，向他们证明人类没有优于人类同胞的优势……财产不平等与我们目前的社会制度密不可分。”由此可见，通过摘录汤普森和布雷的这些论述，马克思意识到了只关注生产力或物质生产本身等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是不够的，还应该对交换关系或生产关系等生产方式的社会形态给予更多重视。人们在从事生产活动时不是孤立的，特别是在机器大生产背景之下，人与人的相互协作和相互依赖更趋强化。也正是在这一认识过程中，马克思逐渐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相互作用及矛盾运动作为一个内在视角，并以此视角来审视他当时所面对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另一方面，马克思重新认识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看到了从资本主义现实中产生出来的社会不平等和阶级压迫等问题，并进而引申出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内在批判。马克思摘录了汤普森的著作，即“对于财富观念来说，交换价值是不必要的……劳动是财富的唯一父亲”。汤普森是从肯定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角度出发的，而马克思并未对汤普森的这一观点做出否定性的评价，这已经与他在《1844年手稿》中对待劳动价值论的否定态度明显不同。进一步地，从“生产中的工人被资本家剥夺了至少一半的劳动力”这句摘录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从劳动创造价值但劳动产品中的一部分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一现实矛盾中生发出对资本主义现实的客观否定（而非《1844年手稿》中从类本质与异化劳动的矛盾出发的伦理性否定），就是一种逻辑的必然。马克思通过对劳动价值论的重新认识，发现了劳动价值论能够“以独特的方式”导向内在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结论。这种社会主义不再是基于先验类本质的价值判断，而是从机器大工业中生长起来的现实趋势。同时马克思也认识到，财富的源泉之一是劳动，而财富的不平等占有则是阶级社会制度的产物，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内蕴着现实的自身否定性。因此可以看到，马克思在这里已经基本把握了劳动、生产（生产力）与社会制度（交往关系）的内在矛盾及其表现形式，从而丰富和拓展了“实践一般”逻辑所不具有的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特定发展规律的历史维度。

概言之，马克思通过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派空想社会主义者等论著的摘录与思考，使《提纲》中“实践一般”逻辑获得了三个极为重要的新的思想环节：其一，马克思认识到了机器大工业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关键动力作用及其对工人的压迫和贬抑；其二，马克思意识到应该对工业生产的各种形式、发展历程、社会作用做更为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其三，马克思将机器大工业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并认识到了二者的矛盾运动，实际上科学地把握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学基础。而马克思通过这一阶段的经济学研究所获得的思想环节，拥有了实践范畴具体化发展所必需的丰富多样的现实经济内容，拓展了科学实践观题中应有的具体现实维度，指出了以实践的思维方式把握社会历史发展基本规律的具体路径，因此成为超越“实践一般”逻辑的哲学普遍性范畴而综合、上升到《形态》中作为现实具体普遍性范畴的“生产实践”逻辑的必要中介。可见，正是在从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哲学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转换中，马克思以具体的客观经济内容深化了“实践一般”逻辑，并开启了向“生产实践”的过渡。

三、“生产实践”：

科学实践观的展开及其演进逻辑

“生产实践”这一概念本身并没有在《形态》之中作为原文出现，而是笔者在马克思原文逻辑基础上的总结与概括。 《形态》中出现的“物质实践”“生产方式”“生产物质生活”“物质生产”“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等概念或短语，实际上已经体现出“生产实践”的实质内涵，因而笔者使用“生产实践”这一概念来进行理论阐释。在这一点上，与前文出现过的“实践一般”概念相同。

在我们看来，“生产实践”是人类为维持其生存发展需要而从事物质生产创造的感性生命活动。“生产实践”逻辑是理解现实的人及其真实历史的一把钥匙，也是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具体化发展形态。马克思在《形态》中以“生产实践”逻辑为核心系统地建构了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与恩格斯一同实现了把“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的心愿。

“生产实践”逻辑超越“实践一般”逻辑的地方在于，它不仅属于哲学范畴，更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哲学”的总体性范畴。这即是说，“生产实践”内含丰富的现实经济运行与社会历史运动的具体内容，是基于政治经济学研究而重构的哲学范畴。因此，“生产实践”扬弃了“实践一般”残留着的抽象一般性形式，上升为一个包含更多特定经济社会内容的、具有更多现实规定性的具体范畴；而这也恰恰体现了马克思科学实践观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再现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思想发展逻辑。

“生产实践”蕴含着丰富的现实经济的结构性内容，是构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枢纽性概念。一方面，“生产实践”表现为一种现实的人的活动结构，即包含着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与人自身的生产三个层次。首先，从物质生产的角度看，它包括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以及新的需要的生产，即生产生活资料与生产生产资料。马克思在《形态》中指出： “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马克思认为，真实历史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而现实的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不是思辨活动，而是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活动。没有这个活动，现实的人就无法维持其生存，因而也就根本不会有历史。在基本生存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人又会产生新的需要，而这就需要现实的人创造新的生产资料。其次，从精神生产的角度看，“生产实践”包括个人意识的形成与阶级意识的形成两个侧面。马克思深刻地指出：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个人意识所赖以形成的依凭正是个人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脱离了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及物质交往活动，就无法正确地把握和理解个人意识产生的基础，就会陷入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所营造的意识形态幻境。而单个人在从事物质生产活动中必然与其他人结成一定的物质交往关系，在共同活动中形成一种共同意识；在阶级社会中，这种共同意识就表现为不同阶级内部的阶级意识。最后，从人自身生产的角度看，“生产实践”包括他人生命的生产以及自身生命的生产。所谓他人生命的生产即通过生育而繁衍后代，并由此形成了以夫妻关系和父母子女关系为核心的家庭关系，这也是个人生命的自然形式。此外，个人在物质生产劳动过程中、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也实现了自我改造，因而个人通过劳动实际上再生产了自己的生命，形成了个人生命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劳动创造人本身”。

另一方面，“生产实践”以其所内涵的双重结构——人的活动方式和社会关系结构——成为马克思建构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核心范畴。首先，从人的活动方式来看，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构成了历史的真正起点，而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现实的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以及由此而来的新的需要的生产。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扩大，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交往范围也随之扩大并形成与特定生产力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社会交往形式。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分工的出现及其扩大，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逐步分离，这既导致了意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现实去想象世界，也导致了“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因此，分工事实上导致了社会分化为不同的阶级，造成了劳力者与劳心者、无产者与有产者的分离和对立，社会矛盾及其可能导致的社会革命就出现在这里。其次，从社会关系来看，现实的人在为维持其生存和发展需要而进行的现实物质生产活动中所形成的共同活动及其活动方式，就是马克思所认为的生产力；而与此共同活动相适应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就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生产关系。而人的需要必须被不断地满足，因而就要求不断地进行再生产，这就导致了生产力始终处于活跃之中；与此相反，生产关系却具有相对稳定性，并不像生产力那样活跃。这二者之间的不协调就会导致社会矛盾，并诱发潜在的社会革命运动。因此我们可以说，马克思通过“生产实践”所揭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人的活动方式与社会关系结构这一社会发展动力学，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历史规律，科学地回答了历史演进之谜。

前文提到，《提纲》中的“实践一般”虽然实现了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但其本身作为一个哲学普遍性范畴，在理论上还残留着抽象一般性形式；而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则客观上要求充实“实践一般”逻辑的理论缺环并使之在特定现实中得以丰富发展。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实践观才实现了从《提纲》中“实践一般”到《形态》中“生产实践”的具体化发展；而这一具体化发展恰恰体现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演进。这一演进逻辑并不意味着将“实践一般”通过普遍概念自相区分而逻辑地展开为特殊或个别概念（如黑格尔主义解释模式），或者将其推广运用到社会物质生产特殊领域之后就逻辑地形成了“生产实践”（如传统解释模式），而是说，“实践一般”范畴经过了具体化、特殊化之后综合上升为“生产实践”，这是不断从抽象的哲学一般性研究上升为内含特殊性的具体总体研究。同时，“实践一般”逻辑一旦具体化和特殊化为“生产实践”逻辑，就丧失了独立存在的能力，而必须作为“生产实践”的一个环节才能得以保存。虽然在《提纲》和《形态》中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都有批判，但二者的侧重点存在差异：前者侧重于实践的主体性、现实性与革命性，注重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而后者侧重于丰富实践范畴的具体内涵、揭示历史起源及现实发展，偏重于对德国观念论传统的批判。侧重点之不同不仅仅意味着研究视角的不同，更为重要的是，这揭示了马克思实践观深化发展过程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展开过程。

第一，在《提纲》中马克思所面对的批判对象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几位代表人物即费尔巴哈、鲍威尔与赫斯。他们基本上都没有科学系统地研究过政治经济学这门实证地考察社会现实的科学，因而他们对基督教德意志世界的批判主要是激进理性主义的哲学批判，虽然有其历史进步性，但最后却陷入了“应有”与“现有”的无限分离和对立之中，丧失了批判的现实性和革命性。而马克思之所以能实现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超越，除了其思维发展的内在逻辑之外，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此时已然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于社会历史的现实状况有了比《德法年鉴》时期更为深刻的认识，因而马克思能够敏锐地捕捉到费尔巴哈思想的非活动性、鲍威尔思想的非现实性以及赫斯思想的非革命性。但尽管如此，马克思此时对于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主要还是从哲学存在论、认识论角度划分出与旧唯物主义和思辨唯心主义的根本差别，因此马克思着重强调了“实践”概念的哲学性质，而并未能够深入把握“实践”的社会历史具体环节。所以，马克思此时的“实践”概念仍然是残留着抽象一般性的“实践一般”逻辑。

第二，马克思在《形态》中的具体任务有二：一是“清算以往的哲学信仰”即批判以“黑格尔以后的哲学”为代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二是正面阐述自己的主张即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在经过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后，马克思从人的活动方式与社会关系结构两个层面发现了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一般规律，科学阐释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基础及内在趋势。而达到这一理论高度所依凭的核心逻辑正是“生产实践”，这也意味着马克思已然补足了“实践一般”逻辑的理论缺环，深入社会历史的现实之中把握了具体环节，由此形成了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从“实践一般”综合上升到“生产实践”，意味着作为哲学一般性范畴的“实践一般”下降为作为具体总体范畴的“生产实践”的一个环节，意味着哲学的抽象普遍性上升为“政治经济学—哲学”的具体普遍性，也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的哲学意识形态表象批判深化为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表象及其生产方式本质的双重批判。

结 语

如果将视野超出《提纲》与《形态》时期马克思实践观的发展，而放到整个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程之中，那么我们将会更为清楚地看到这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演进。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研究对象已经从《形态》时期的一般人类社会历史过程特定化和具体化为资本主义社会。与之相应，《资本论》时期马克思的实践观不再是以整个人类社会为基础的“生产实践”，而进一步具体化和现实化为“资本生产的特定实践”。可见，马克思的实践观从“实践一般”上升到“生产实践”之后，又经历特殊化、个别化而发展成为特定实践体系的“具体总体”，即以资本生产为轴心来运行的资本主义生产实践总体。总之，马克思实践观经历的“实践一般—生产实践—资本生产的特定实践体系”的发展历程，体现了“从普遍到特殊再到个别”的辩证法思维以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演进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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