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目录及摘要

中国式现代化：

“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伟大创造

摘 要: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历史实践中探索出的现代化道路，也是一条非西方的现代化新道路。这条道路的成功开辟不仅验证了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设想的可行性，而且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这一设想，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历史性地回答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探索现代化道路这一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课题。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及其创造性实践大大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极大地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开拓人类现代化新道路的勇气、智慧和能力。随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不断展开，中国式现代化还将以新的更大成就，对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人类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产生重大而持久的影响，在人类伟大时间历史中创造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时间。

作 者: 王公龙，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从二十大理论创新特色

看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优势

摘 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概括了当代中国取得伟大成就的基因密码，也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善于理论创新的突出优势。党的二十大报告在理论创新方面有三大特色：其一，在主题一以贯之的基础上，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在理论话语上，体现了路向坚定和使命鼎新的历史统一；其二，特别凸显和着力阐述了理论创新的方法论，体现了“论”的阐释和“道”的升华的内在契合；其三，在坚持中国特色的基础上揭示了普遍规律，对特殊与普遍辩证逻辑进行了科学论说。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优势，来自始终不断的理论创新，它由辉煌的社会发展成就所印证，其关键就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作 者: 孙 力，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学院特聘教授

作为“世界哲学”的中国经学

——兼议克服对中国哲学的

历史主义的理解

摘 要: 作为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世界哲学”至少有两个不同的含义，代表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地理的”概念（外国哲学)，另一个是“逻辑的”概念（普遍哲学）。而后者还可以被进一步区分为四种不同的定义：（1）名义上的弱意义上的世界哲学；（2）事实上的弱意义上的世界哲学；（3）名义上的强意义上的世界哲学；（4）事实上的强意义上的世界哲学。本文将要在概念分析与历史分析的基础上论证如下命题：当“世界哲学”在（1）或（2）的意义上使用时，“作为世界哲学的中国哲学”这一说法是可以成立的。中国经学中所体现的语言哲学可以是“世界语言哲学”，我们根据汉语言语实践所做的语言哲学可以是超越汉语而普遍为真的。

作 者: 萧 阳，美国肯庸学院哲学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

《周易》本义三例

摘 要: 自《周易》问世以来，对其卦辞爻辞的释读，虽有《易传》为基准，历来仍多有分歧，误读、过度释读亦多。其中《乾》卦九四爻辞、《咸》卦卦辞、《未济》卦上九爻辞，是长期以来被误读的典型。“或跃在渊”的本义不是待时而起，而是高位者如临深渊的忧患意识；“取女”的本义不是占断能否娶新妇，而是指男女谈恋爱应以婚娶为目的；“濡其首，有孚失是”的本义不是指失节违礼，而是在继续前进的道路上不仅有信心，更要有力量。只有把握住每卦的特殊语境、每爻在其特殊语境中的特定位置，才能对借譬取喻的卦爻辞的本义有一个放心的解读。

作 者: 周 山，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至善或意义？

——论康德的终极目的概念

摘 要:《实践理性批判》中的至善学说将幸福视作至善的构成要素，并通过配当幸福的概念将至善规定为德福一致。基于康德对幸福的理解及其伦理学对质料性的幸福原则的拒斥，康德将该至善规定为“纯粹实践理性”的整全对象乃至道德的终极目的的做法面临着根本困难。在康德的后续著作，尤其是《判断力批判》的相关讨论中，康德论证至善与道德的终极目的等同的尝试亦未完全成功。但第三批判在目的论问题的视域中对世界的终极目的的思考，具有独立于至善概念的理论价值。基于对意义而非对幸福或至善的需要的终极目的概念，能够为世界性道德秩序即“道德世界”的可实现性的信念做最终辩护。

作 者: 贺 磊，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

秦汉县级诸官的流变：

以出土文献为中心的讨论

摘 要: 秦汉县级诸官系统的基本职责是保障行政运转。里耶秦简“迁陵吏志”中10个诸官分别是仓、司空、库、少内、田、田官、畜官、都乡、启陵乡、贰春乡。诸官除了服务官府外，还是以经济活动为主的业务部门。诸官体系在汉代依然存在，但其生产功能弱化，机构和吏员减省，一些服务类职官地位上升。这是因为汉代郡的地位上升，有更大的事权，能够组织起公共生产服务，并拥有一些专门的生产职官，而县廷则相形见绌。此外，客观条件的变化也造成了部分县级诸官的消失。秦代县廷控制刑徒劳动力较多，而汉代多使用小农劳役，这也导致了县级诸官收缩。同时，秦代和汉代史料记载的偏差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我们今日对秦汉诸官演变的直观印象。

作 者: 沈 刚，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教授

政潮与学潮：

直系主政时期的

北京政府教育部与“学阀”陷阱

摘 要: 皖系下台后北京政府教育部致力于重建权威、缓和与北京学界的关系。直系上台后中央政府权力分散，吴佩孚寻求同盟并选择与“北大派”合作，至此教育部被“北大派”掌控，一时间以“学”领“政”的趋势达到高峰，“学阀”话语得以形成。此后由于政学两界各自的内部矛盾，教育部被国立七校与政府内多方势力视为敌人，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学阀”话语盛行的背景下，教育部成为倒阁的关键一环，被国会与“津保派”联手打击，地位难以维持，秩序全面崩溃。这一时期教育部的表现令政学两界部分势力深感不满，为日后教育部被全面洗牌和政学关系的逆转埋下伏笔。

作 者: 商盛阳，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论“审美”的运作机制

摘 要:“审美”的运作机制是这样一套认知机制与过程：首先，惠爱之心与愉悦期待是审美得以启动的前提；接着，审美统摄完成对对象的整体性精神风貌的把握，感悟到其中的审美理念；然后，从以下三个路径中，审美者自由地选择认知对象的切入点——直观感知、情感体验与认知判断；进而在欣赏对象的时间性过程中，任由三者自由游戏，相互激发，相互转化，诸认识能力的自由游戏是我们的审美享受的核心与基础；最后在交感反思愉悦的获得中，审美得以最终实现。

作 者: 刘旭光，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异域体验

和老舍世界主义思想的形成

摘 要: 老舍世界主义思想的形成和他1920—1940年代在英国、南洋和美国的三次异域经历和体验密切相关。五年的英伦经历赋予了老舍放眼看世界的眼光，以及对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现代价值观的接受，同时身处异邦的弱国子民境遇又催生了他的国家意识及对西方人的东方主义思维的高度警惕。南洋经历让老舍东西方文化双向批判的思路增加了“南洋”维度，他一方面以孩童视角中的新南洋颠覆了西方人的东方主义式书写，另一方面也有意识地去建构一个以东方弱小民族的联合为主体的理想的东方世界，这也成为老舍世界主义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40年代的抗战和战后的访美经历，让老舍既开始对理想的东方世界是否可能存续发生怀疑，又深刻体会到冷战背景下东西方阵营对垒背后的意识形态力量，进而意识到要超越冷战思维追求人类社会和谐平等相处的必要性，至此老舍已经建构起了以国家意识为底色，以文化审视和文化重造为途径，以承认人类间的差异，并以人类的和平共存为最终目标的世界主义思想。

作 者: 凤 媛，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协商政治：

理解中国政治过程的内生概念

摘 要: 协商政治是理解中国政治过程的内生概念。中国的协商政治根植于特定的公共价值预设。在特定公共价值的统领下，中国政治形成了落实公共价值的政治主体和政治制度，协商成为政治过程中联结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主体的基本机制。由于公共价值根基的差异，中国的协商政治分为传统与现代两种形态。中国传统协商政治的公共价值基础是民本思想，士大夫是落实民本思想的政治主体；中国现代协商政治的公共价值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中国共产党是践行人民性的政治主体。中国现代协商政治在赓续传统协商政治的基础上实现了超越，它将在中国共产党坚守人民立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继续发展。

作 者: 何家丞，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企业社会责任

对公司债发行定价的影响研究

摘 要: 企业社会责任是推动经济、社会与环境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金融市场的正向反馈能够强化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研究检验了企业社会责任对公司债发行定价的影响。首先，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能显著降低公司债发行价差，重污染企业会削弱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价效应。其次，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分解发现，股东责任和社会责任能显著降低公司债发行价差，然而员工、供应链和环境责任尚未得到债券市场投资者的认可。机制分析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信息透明度较低、发行期限较长的公司影响更大。此外，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价效应在民营企业中更显著。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价效应主要由股东责任和社会责任驱动，亟需发挥金融市场资源配置功能，促进金融资源向员工、供应链和环境责任表现好的企业倾斜，助力多维企业社会责任协调发展。

作 者: 朱小能，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教授；白楠楠，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生

智慧城市建设与居民幸福感：

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

摘 要: 提高人民福祉及获得感，重视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善是当前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在我国数字经济进入快车道的背景下，智慧城市建设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但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如何还有待检验。文章综合运用多种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了智慧城市试点建设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智慧城市建设显著提高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可能的影响机制为，智慧城市建设提升了居民对于互联网服务的使用熟练度并促进了当地的电子政务发展。而异质性分析发现，目前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带来的积极效应存在选择性，智慧城市建设对居民幸福感的积极作用主要存在于非老龄人口、高收入人口和较大规模城市的居民群体中。因此，我国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应重视信息通信等技术的应用，在提高居民的参与度与获得感的同时，更应当注重智慧城市建设政策的覆盖面和有效性，全面考虑不同群体的诉求。

作 者: 张传勇，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副教授；蔡琪梦，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杨 力，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智慧法院研究院教授

社区协同治理中的转译实践：

模式、困境及其超越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

摘 要: 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角度来看，中国社区协同治理本质上是一种以居委会为中心，包括业委会、物业公司、社会组织、驻区单位等主体在内的转译实践过程，这种转译实践由问题化、利益相关化、征召以及动员四个阶段构成。当前各种人的因素和“非人”因素共同导致社区转译实践面临着多重困境：一是结构压制下转译主体的能动性受阻；二是情境受限所导致的社区转译空间狭窄；三是主体分化所导致的多元行动者合力不足。在社区协同治理的现实要求下，我们亟需从制度赋能、情境创设以及主体整合等层面入手，共同破解现阶段的社区转译困境，探索优化社区行动者网络实践的策略。

作 者: 文 军，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发展学院教授；陈雪婧，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生

作为数据的劳动：

网络主播的数字劳动及其治理研究

摘 要: 数字科技革命孕育了数字劳动这一新的劳动形式，也催生了短视频/直播这一新的数字平台。平台、数据、国家是网络主播数字劳动治理过程中密切关联又充满张力的三个维度：网络主播是数字劳动的主体；短视频/直播平台是数字劳动的场域；数据是数字劳动的生成物，也是平台和国家争夺和治理的对象。在平台上生存的数字劳动者有着数字劳动的自主性，但也面临着剥削并不断被异化，由此而主动和被动生成的各种乱象，以及那些被合理化了的支配关系，体现了数字平台的商业属性与其被期待具有的公共性之间的张力，凸显了国家进行数字劳动治理的必要性。在数字劳动治理的过程中，平台价值与国家价值导向之间的矛盾、平台私权力与国家公权力的矛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数据殖民主义”以资本增殖为中心之间的矛盾等会进一步显露出来。国家要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到网络主播的数字劳动治理之中，将其作为新时代数字治理方案的一个有益的切入点，这意味着必须：推动关键数字科技的普及与普惠发展；在数据分类的前提下确定数据权属边界；探索建立国家与平台间的对话合作机制。

作 者: 吕 鹏，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

雇主算法权力：

法理构造、内涵特征与规制路径

摘 要: 雇主算法权力是指具有雇主全部或部分权力的主体，在劳动过程中依靠算法劳动规则对劳动者权益产生影响的能力。雇主算法权力作为一种复合权力，其所指向的算法劳动规则的隐蔽性、分散性和动态性特征，决定了雇主算法权力在适用对象、权力内容和适用方式层面区别于传统的劳动管理权与规章制度，进而对劳动关系平衡带来特殊的影响。其中，劳动的技术异化与劳动者“去人格化”是核心影响。为此，必须从保护劳动者人格尊严原则出发，强化集体劳动权对雇主算法权力的制衡功能，对算法劳动规则“去伪存真”，从而建立起以算法备案、算法审计、算法监督为核心的算法劳动规则纠偏机制。

作 者: 田思路，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李帛霖，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日本早稻田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

论反垄断指南的

规范形式与效力实质

摘 要: 在反垄断规制中，指南是反垄断法解释的主要文本载体和“更好规制”的重要工具，通过提供一致性的指引、守法示范和裁量约束，有助于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但中国反垄断指南的规范形式与效力实质一直不尽分明，这影响了反垄断法解释的充分展开，也阻滞了规制可及性、公正性和一贯性的提升，因此必须予以充分释明。在规范形式方面，首先应当确立反垄断指南以垄断行为为中心的完整体系结构，限缩行业、领域指南的扩张化倾向；其次在文本建构上，聚焦内容拓展和文本形塑，充分展开行为类型拓展和标准引入的探索，确立指南有别于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文体风格与制式。就效力实质而言，无论是在执法机构内部，还是对行政相对人与法院，反垄断指南都无法律上的约束力，但具有不同程度的事实上的约束力。借助反垄断指南更新与案例发展，这种约束力的范围与程度可以得到进一步廓清。

作 者: 江 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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