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庆熊 ｜ 从经典到后经典的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范式转换及其启发意义
摘 要
19世纪后半叶堪称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经典时代”。那时涌现出马克思、孔德、穆勒、涂尔干、韦伯等杰出的社会理论家，他们开创了诸如历史唯物论、实证主义、诠释学、理解社会学等丰富多彩的方法论，用于社会研究。20世纪，帕森斯、舒茨、布鲁默等人接着上述经典的社会理论建立他们各自的学说，因此被称为“后经典”的社会理论家。他们分别建立了结构功能论、现象学、符号互动论等社会研究的方法论。阐明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从经典到后经典的范式转换需要将它们串联起来看，在它们的互相辩难和理论实践的成败中加以考察。厘清这些内涵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启发意义。
作者简介
张庆熊，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2年第12期
目 次
一、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经典时代的主要形态
二、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的综合意义及承上启下的作用
三、以现象学社会学和符号互动论为代表的后经典社会科学方法论
四、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范式转换的关键因素及其启发意义
在西方思想史上，“社会科学”还是一个相当晚近的概念，它作为一个学科集群和对其方法论的专题探讨，大致出现在19世纪后半叶。那时围绕社会科学的性质以及方法论问题不仅在哲学界而且在社会理论界都出现了一批重量级的思想家，其中包括马克思、孔德、穆勒、狄尔泰、涂尔干、韦伯等。这些在19世纪开创新学说的代表人物，如今被称为“经典”的社会理论家，而后来的一大批社会科学理论家采取“接着说”的方式，通过改造上述经典理论来构建新的学说，因此被称为“后经典”的社会理论家。这些经典和后经典的社会理论家所建立的学说，如果将其分开来看，那么目前学界已有很多专门介绍，但如果把它们合起来看，阐明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以及演变的轨迹，那么还是一项值得探讨的工作，且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
经典时代的主要形态
我们大致可以这样说，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开创性人物是马克思、孔德、穆勒、狄尔泰、涂尔干和韦伯。鉴于马克思在中国已有相当全面、深入的研究，在这里我们先从孔德说起。孔德提出了“社会学”的概念并开创了实证主义方法论。穆勒推进了实证主义方法论在社会领域的研究途径。狄尔泰主张精神科学的自主性，并认为诠释学方法论是精神学科的基本方法。涂尔干用结构功能论来补充孔德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韦伯强调价值观念在社会科学中的作用，并建构了社会研究的理想型框架。这几位学者堪称现代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经典代表人物。他们分别建立了各具特色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为后来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播下了争论的种子。
在孔德看来，只有一种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只要是使用实证方法的就是科学，否则就不是科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在建立之初与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思想有很大关系。他主张用研究自然现象的实证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社会现象无非是比自然现象复杂一些。一旦人类组织的法则渐被发现，并逐步系统化，就能用来预测社会现象和指导社会活动。只有这样，具有科学形态的社会学说才能被建立起来。研究社会的科学家将是社会的预言家，他们对人类社会运作过程和发展方向进行预言，从而达到对将发生的社会事件预先做好准备和进行有效控制的目的。就像物理学有助于我们找到支配物理现象的法则一样，社会科学也要从社会现象中搜寻法则，用来调控社会。孔德在1842年出版的《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中首次提出“社会学”（sociology）这一名称。他认为，一门可以称之为社会科学的“社会学”无非就是把研究物理现象的方法推广到社会现象的研究中去。在这个意义上他觉得也可以使用“社会物理学”（social physics）这个名称。因此，他阐述“社会学”这个概念时特意指出：“请允许我发明社会学这个词来指称社会物理学。”
在孔德之后，穆勒发展了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在穆勒看来，孔德的实证主义方法还过于简略，难以被有效地应用于复杂的社会现象。穆勒对孔德的方法论的改进主要体现为：（1）改进了归纳法，引入了概率统计的方法；（2）提出一种融贯论的思路，尝试把演绎法与归纳法结合起来。他认为，尽管社会现象比较复杂，不够精确，但仍然有一定程度的“齐一性”可言。固然人有自由意志，人们的行动不是齐一的，有关社会现象的规律并非适用于每一个自由的个人，但从社会整体上看，它依然可有一定概率上的正确性。一旦我们知道某个社会、某个民族、某个阶级中的大多数人将如何思考、感受和行动时，我们就足以归纳出可用于预言的普遍命题。社会科学考虑的是适合于大多数人的情况和社会多重因素合力的平均值，这使得我们能依据统计上的概率找到一定的规律性，做出近似性的预言，这类似于自然现象中的气象预报。
穆勒在总体上赞同孔德的实证主义立场，但他认为，孔德的“社会物理学”的提法有点不妥，因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人，而人具有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所以社会科学需要研究有关人性和人的性格形成的规律，需要研究社会习俗和道德风气的形成机制和作用范围，而这与物理学的研究方法有很大差别。穆勒在《逻辑体系》中把与自然科学相区别的另一类科学称为“道德科学”（the moral sciences），它包括社会学、政治学、民俗学等。尽管如此，穆勒仍然认为，自然科学中取得成功的方法，即经验实证的方法，原则上适用于“道德科学”。
与此针锋相对，狄尔泰主张“精神科学”具有自主性，具有自己独特的认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狄尔泰的“精神科学”与穆勒的“道德科学”概念存在一定的联系。希尔在把穆勒的《逻辑体系》翻译成德文时用“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来翻译“道德科学”。而狄尔泰注意到了穆勒的《逻辑体系》这本书及其德文译本中的“精神科学”概念，有意提出与穆勒相对立的精神科学自主性的主张。在穆勒看来，“道德科学”（“精神科学”）并没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实证主义方法论在原则上也是研究“道德科学”的基本方法。在狄尔泰那里，“精神科学”以理解意义为主，诠释学是其基本方法。
狄尔泰的观点源于德国的思想传统和文化背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知识界发生过一场“历史主义之争”。新康德主义弗莱堡学派的代表人物李凯尔特围绕科学分类的问题，提出了两组基本对立，即自然和文化的对立、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en）和文化科学（Kulturwissenschaften）的对立。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在《精神科学引论》中提出要对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进行区分。狄尔泰部分赞同历史主义学派有关人的文化现象的历史性的观点，即人类历史是不重复的，每一历史时期的文化现象都有其独特性。狄尔泰也部分赞同新康德主义有关人的主体意识及其结构在理解文化现象中的作用的观点。但他认为，既需要提防历史主义所可能导致的相对主义，又需要提防新康德主义用抽象的、非时间的先验范畴去研究人类的历史文化的做法。他指出，生命是人类一切历史文化现象的基础和主线索，所以应该建立一种以生命体验为依据的诠释学方法，去理解人的一切社会活动和文化创造的意义。因此，他主张诠释学是精神科学的核心方法。
涂尔干作为法国社会学的开创者，继承了自孔德以来的法国实证主义传统，他反对将社会事实还原为个人心理状态和动机的研究方法。在其经典方法论著作《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涂尔干提出应当将“社会事实”视为“物”，而就社会事实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而言，它们应像物理事实一样，具有公共的可考察性。涂尔干虽然不否认每个社会行动者各具自己特定的意图、意向和价值观念，但他认为，社会研究要避免心理主义的个体化倾向，因为这将导致无法把握社会总体的规律。在他看来，尽管社会的存在形态高于物理之物的存在形态，社会研究的对象具有不同于物理对象的独特性，但社会现象也具有客观的可考察性。剥离个体心理和动机上的偶然性，能够找到社会整体运转中的恒常形态，其中有不取决于个人的任意性，而从社会整体的结构功能中产生各种必然联系的性质。它们关系到社会上的人的生存条件和组织结构，能对人的社会活动产生一定的牵引或强制作用。正如自然研究者认识到自然之物具有固有属性，只有周密观察和把握其规律后才能建立自然科学的理论一样，社会研究者只有认识到社会现象虽然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的表现，但仍然能够像对物一样可以深入考察和把握其整体关联上的客观实在性时，作为科学的社会学才真正诞生。这一研究方法的应用成果主要体现在其代表作《自杀论》中。
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主要著作是《社会科学方法论》和《经济与社会》。从这两本著作中，可以看到韦伯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思路。在《经济与社会》的第一部分“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中，韦伯提出了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在于“理解”（Verstehen），以区别于自然科学中的“说明”（Erklären）。社会中行动者的基本特征在于具有特定的意图、规范和意向。韦伯还区分了“直接观察的理解”和“解释性的理解”，后者要求超越简单的动作观察，而对行动者的动机有所把握。韦伯在《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中的“客观性”》（1909）一文中提出了“理想型”（Idealtyp）这一概念。理想型是思维建构中的重要环节，是将现实中的某些特征纯化、升华之后形成的一个概念范本。通过建立理想条件和理想因素的关联模型，来帮助人们理解看似个别和偶然的历史事件之间所蕴含的因果关联，这特别有助于阐明文化因素在其中的作用。韦伯有关“资本主义精神”和“新教伦理”的论述很大程度上是在运用其理想型的方法。此外，他还给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价值中立”（Werturteilsfreiheit）的原则。这一原则是那个时代德国国民经济学内部“价值判断论战”的一个产物，它反对那些讲坛社会主义者的做法，认为学者应当在讲坛和研究中保持克制，不可将个人的政治、宗教和世界观立场引入纯粹的学术研究中。韦伯的“价值中立”原则不仅是一个操作性的规范，实际还关涉对社会科学基本目标和属性的界定。他所提出的“理解”“理想型”和“价值中立”虽然未能获得学界的全部接受，但都涉及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要害问题，为日后论争埋下了伏笔。
韦伯所采取的社会科学研究进路正好与涂尔干相反。韦伯将社会学称为“理解社会学”（die verstehende Soziologie），强调对社会行为意义的“理解”在社会研究中不可或缺，与涂尔干强调的依据社会的功能和规律来说明社会现象的进路针锋相对。韦伯并没有停留在论述文化价值和生活意义对人的社会行为的作用上，而是把理解价值和意义的问题与说明人的社会行为的过程和效果的问题连贯起来考虑。韦伯认为，如果一个社会学家想通过发现因果规律来说明社会现象，那么他必须首先理解人的行为的意义，这需要了解这些行为者的社会处境、职业、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等，需要弄清楚他们的行为动机，从而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如此行动，并对这些与行为意义相关的因素进行分类。只有在恰当分类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有效统计，才可能建立合理的因果说明模式。这也就是说，如果缺乏理解意义的层次，统计就无章法可循了；即使有了，人们也不懂它们究竟说明什么。
由此可见，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欧洲社会理论内部的方法论之争集中体现在涂尔干和韦伯两人的对立中。涂尔干倡导以实证为准则的结构功能论的社会学，韦伯则倡导“理解社会学”。涂尔干的从整体出发的结构功能论的研究路径和韦伯的从个体行动出发的理解社会学的研究路径形成鲜明对比。后来的学者将他们两人的方法论之争分别刻画为“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methodological holism）与“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之争。这也奠定了后世社会科学研究的两个不同阵营。
二、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的
综合意义及承上启下的作用
在涂尔干和韦伯之后，帕森斯可谓是从孔德到涂尔干和韦伯的社会学经典时代的集大成者和承上启下的人物。帕森斯的社会理论以结构功能论著称，他企图通过这一理论把分别以涂尔干和韦伯为代表的方法论综合起来。但帕森斯建立的这幢理论大厦并非牢不可摧。帕森斯之后的社会理论家往往把攻击的矛头指向这个庞然大物，通过揭示其中的问题而发展他们各自的社会理论。正因为如此，亚历山大在《社会学二十讲：二战以来的理论发展》中称，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标志一个新的‘后经典’（postclassical）社会学理论的开端”。本文采纳亚历山大的这一说法，把帕森斯之前的社会理论家称为经典（时代）的社会理论家，把帕森斯以来与此相关的社会理论家称为后经典（时代）的社会理论家。
帕森斯在1937年出版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中梳理了以前各主要社会学家的思想，分析了这些社会学理论的优缺点，企图在他的结构功能论中把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综合起来，把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综合起来，把实证主义的旨在说明的方法与诠释学的旨在理解的方法综合起来。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沿着两条线索思考社会现象：一条是作为个体的社会行动者的意志自主的行动理论的线索，在这条线索上，他从韦伯等社会理论家那里吸纳了很多思想资源；另一条是作为整体的社会结构和功能，在这条线索上，他从涂尔干等社会理论家那里吸纳了很多思想资源。帕森斯认为，这两条思想线索是可以结合起来的，因为人总是在社会结构和社会条件中行动的，人的意志自主的行动要受到社会结构和社会条件的制约，如何才能在合理的社会结构中发挥社会行动的最佳功能是社会科学方法论应该考虑的首选问题。《社会行动的结构》这一书名很好地体现了帕森斯想综合这两条思想线索的意图。
在帕森斯看来，实证主义的社会行动理论的错误在于，忽视了符号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和价值观念对人的行动的影响，而源于唯心主义传统的社会行动理论的错误在于，忽视了人的行动势必在一定的社会系统中进行，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外部条件的约束。他的解决方案是提出一个包括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的有关行动的结构功能系统，让部分和整体、主观和客观互相协调，各司其职，均衡地在这个系统中发挥功用。帕森斯认为，社会现象最基本的单位是人的社会行动。社会行动具有如下性质：（1）有一个行动者；（2）有行动目的；（3）有行动情境；（4）有行动的规范取向。这也就是说，社会行动是由目的、手段、条件、规范这样一些要素构成的。在此，每一种社会行动既涉及行动的目的、价值观念等主观因素，又涉及社会条件、手段等客观因素。韦伯关注意志自主的因素，强调行动者所认可的价值观念对行动者的引领作用，社会规范对行动的调节作用。帕森斯认为，这本身无可非议，但他指出，行动者为实现行动的目的需要依据社会条件，需要采取适应社会情境的行动手段和步骤，这又涉及客观的因素。而且，社会规范不纯粹是一种主观要素，社会规范与社会秩序相关联，而社会秩序又与客观的社会条件相关联。人们的社会行动需要互相协调和协作，需要在一定的社会秩序中展开。这必须考虑社会的分工和分配的结构。在这方面，涂尔干的结构功能论大有用武之地。
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是行动者之间互动协作的系统。社会系统不能脱离个体的行动者而自创，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缔造了社会系统的各种各样的结构。社会系统具有内在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只是个体行动者相互协作的制度化的结果，因此，社会系统归根到底是个体行动者交互行动的历史努力的产物。就此而言，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与涂尔干的结构功能论有所不同。涂尔干的结构功能论是“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而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则企图把“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与“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综合起来。
帕森斯在《社会系统》等著作中进一步发展他的结构功能论的社会系统思想。他认为，社会行动者通过社会身份和社会角色而发生社会联系。一种社会身份意味着一种社会地位，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其相应的行为规范。社会角色是相互性的，角色之间相互期待，由此形成社会角色的结构。社会整体是由一系列互动的角色组成的一个结构功能系统。社会制度是为了调配社会角色和发挥其社会功能而组织起来的权利与义务的模式，是制度化了的身份与角色的复合体。社会制度需要培养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使之促进社会整合。文化教育旨在培养行动者履行社会角色的能力。社会规范经过文化的熏陶内化为人的道德品格和价值观念。
帕森斯认为，任何一个能够维持社会生活稳定的社会系统必须满足如下四个功能：（1）“适应”（Adaptation），指一个行动系统必须调整自己的行为以便适应环境，并通过改造外部世界使之适应自己的生存；（2）“目标达成”（Goal attainment），指一个行动系统必须确定自己在外部世界中的目标，调动可利用的各种资源去实现目标；（3）“整合”（Integration），指一个行动系统必须协调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使之整合起来，形成合力，保持系统内部的融贯性和团结一致；（4）“潜在性”（Latency）或“模式维持”（Pattern maintenance），指一个行动系统必须提供规范的模式和激励机制，使得行为者按照一定的准则来行动，以便维持系统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这四个功能合起来就组成所谓的“AGIL系统”。
不难发现，帕森斯的这个社会行为的结构功能论系统来自生物学的结构功能系统学说。按照生物学的系统论，任何一个生命体都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都包括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的结构功能。外部的功能是适应环境和获取营养资源；内部功能是整合生命体内部的组织，使得生命体得以维持和繁衍。在此，“适应”指一个生物必须适应环境；“目标达成”指一个生物必须通过捕获食物等方式达到维持自己生存的目的；“整合”指一个生物由各器官组成，如口、眼、胃等，它们各自承担一定的功能，并通过神经系统和血液循环系统被整合起来；“潜在性”或“模式维持”指一个生命体通过遗传基因和新陈代谢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繁衍。帕森斯把生物学的系统论思想移植到社会研究中来，他设想：一个国家的社会生活犹如一个生物适应环境和从外部世界中获取营养一样，它也包括适应、达到目标、整合、潜在性（或模式维持）四个功能。这意味着：（1）一个国家的社会行为需要适应其自然资源、气候、地缘政治等环境条件；（2）一个国家需要确定自己的目标，制定如何从事生产、分配、外交、防务的方针，并采取手段和行动去实现自己的目标；（3）一个国家需要通过司法机制、社会保障机制来整合农、工、商、军队等各个功能部门。这表明国家需要兼顾各方面的利益，确定什么是社会允许的行为，什么是社会不允许的行为，通过奖励和处罚机制鼓励有助于社会团结的行为和抵制分裂社会的行为，以维持社会秩序和团结；（4）一个国家需要给行为者提供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促使行为者自觉地按照这样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行动。这也就是说，国家需要发挥文化的功能，国家的文化犹如生物的基因密码，作为一种符号系统以潜在的方式为行为者提供行为规范，传承价值观念、教学知识和技能，以保持社会形态的稳定性。
按照帕森斯的看法，这四个结构功能的系统关系不是并行的，而是一种由低到高的层次：下层的功能系统是上层存在的条件，为上层系统提供能源，而上层系统则对下层系统发出指令，进行调节。“适应”的功能系统是最基础性的，其行动相对来说最简单，就是适应外部环境。“目标达成”的功能系统较为复杂，要制定目标和调动行为机体使用各种手段去实现目标。“整合”的功能系统就社会而言是社会制度的系统，是由人组成的各社会组织的综合体，要协调各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潜在性”（或“模式维持”）的功能系统就社会而言是一种文化系统，它处于顶层，以符号化的方式表达人的思想观念，反映人的生存关怀，通过文化的信息维持和调节人的生存方式。按照这种结构功能论，如果社会各界和各职能部门都尽其所能发挥各自的作用，那么国家就会稳定，财富就会涌流，社会福利就有了保障。
三、以现象学社会学和
符号互动论为代表的
后经典社会科学方法论
20世纪中叶，当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盛行时，它就像一辆大篷车，装载了经典时代的孔德、涂尔干、韦伯等人的社会理论，并让它们配合起来形成一个大合唱，虽然这也掩盖了这些不同的社会理论之间的内在矛盾。到了20世纪后半期，帕森斯构建的体系成了一个被攻击的靶子，其中现象学社会学和符号互动论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从不同角度瓦解了帕森斯的综合性体系。
舒茨依托胡塞尔的现象学和韦伯的行动理论建立起现象学的社会理论。舒茨批评帕森斯没有真正研究具体人的实际生活经验是如何发生的，没有深入人的主体的意向结构中去，没有在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中看到人的具体动机的活生生的来源，而是把人具体的意识活动和实践活动化约为人工抽象的社会结构的功能体现。按照舒茨的看法，帕森斯建立的结构功能论的社会系统存在如下三个严重缺陷：（1）缺乏明见性，没有牢靠的基础，是一种脱离人类实际生活的、非历史的、人工设计出来的想当然的产物；（2）无视社会世界是一个意义的世界，不懂得社会的结构功能只有经由社会成员对社会意义的理解才能发挥作用；（3）停留在仅仅从外部考察社会行动，还没有从行动参与者的切身体验的角度考察社会行动，因此不能真正理解和阐明社会行动的意义。
舒茨主张，社会世界确实具有结构及功能，但这样的结构和功能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形成的，是有着生活世界的基础的。对于社会世界的结构功能需要按照现象学的面向事情本身的基本原则来加以揭示，并依据认识上的明见性和逻辑上的可能性原则加以构成。对社会世界的构成同样要遵循现象学的两条原则：（1）按照明见性的程度安排构成的层次，明见性程度高的放在前面，明见性程度低的放在后面，并努力探索构成的起点；（2）按照可能性的条件安排构成的层次，依托前提较少的放在前面，依托前提较多的放在后面。假如有A、B、C三者，如果C的成立要以B为前提，B的成立要以A为前提，那么它们的顺序就是：A在第一，B在第二，C在第三。
我们的社会世界是非常复杂的，有着政治和经济的结构，承载着长期的文化传统。那么，什么是社会世界中最具有明见性的意义理解？什么是社会关系构成的起点呢？在舒茨看来，这就是人在当下的日常生活情境中的行动。在这样的行动中，人有自己的筹划，与他人相关，从而形成最切近的社会关系。社会行动是经由与他人相关的筹划而实施的行动，人与人之间的角色关系、社会分工和社会地位最初是在这样的社会行动中建立起来的。舒茨主张，立足于日常生活世界，以日常生活世界中具有明见性的人际交往为起点，由近而远、由具体而抽象地建构社会世界中的人际关系和结构功能。在一个大家互相认识、互相熟悉的世界中，比如，在一个家庭或村社中，大家共同生活和生产，这里人们筹划的社会行动是大家都能亲知的具体的社会行动。但随着社会活动的日益扩大，人们也与不认识的人和不熟悉的事情发生关系。比如，我往邮筒投递一封信，我并不认识邮递员，我也不知道邮政系统是如何运作的，但我相信某位邮递员将收取我的信件，并按照信封上的地址将信件送达。邮递员是一个类型化的他我，是在具有邮政系统的社会结构中建构起来的特定类型的职务。我生活在这种社会结构中，我相信这个匿名的他我会按照社会的规则来履行社会行动。社会世界中越来越复杂和系统化的道德规范、法律制度、国家体制就是在人的社会行动中被建立起来的。它们不是从理念的天空中掉下来的，不是从系统本身的结构功能中产生的，而是建立在生活世界基础上的有源之水和有本之木。
舒茨反对从外部研究行为者的动机和价值观念，主张每个行为者在具体的情境下对自己行为的目的和意义的理解是研究社会世界意义的基础。社会研究不能采取旁观的方法，而需要从参与者的角度来理解社会行为的意义。社会行为的参与者有自己的情感、语言、对于生活处境的体验、对于社会行动的意义赋予和前景向往。因此，社会研究者需要学会换位思考，需要从被观察者的角度去理解行为者的实际心境，需要从亲身遭遇者的角度把握其行动的心态。这就是为什么现象学的社会研究注重第一人称的研究，注重每一个自我的意向性研究。因此，舒茨反对帕森斯的旁观者的社会研究方法，而强调内在的考察方式：“在这种情况下，要回答社会世界对于一个作为观察者的我来说意味什么，其前提是回答一个与此很不同的问题：社会世界对于在这个世界中的被观察者意味着什么，以及他们以往在其中所赋予其行为的意义是什么。”
如果说现象学的社会理论主要从主体的意向性和生活世界的角度出发批判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的话，那么符号互动论主要从社会世界联络中的关节点出发批判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按照符号互动论的观点，整体的社会结构中存在许多社会关系的关节点。这些关节点是动态的，是通过语言交往和行为互动建构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符号互动的关节点不只是整体的社会系统中的媒介，而且也是社会关系生成和社会结构形成的原动力。结构功能论把结构视为自足的系统，符号功能论把结构视为参与者的互动联系。符号互动论批评结构功能论不能解释结构是如何形成的，无法描绘结构演变的实际历史过程。结构功能论虽然把文化视为一个符号系统，但没有阐明文化系统中的价值观念在符号互动中的生成问题。按照符号互动论的看法，社会存在的意义和社会世界的结构功能是从人际的社会互动中衍生出来的，人类借助符号的形式表达思想和实现行为互动。各种各样的社会系统的形成都有赖于参与者借助符号的行动和对系统规则的理解。各种制度的实施过程和结局都是在参与者的符号互动和解释过程中发生的。符号互动有各自的意义背景，参与者把背景知识带到联合行动中去，在符号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维护、削弱、加强或转化它们。正因为人类行动处处存在符号互动，文化价值观念才能影响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美国社会学家赫伯特·布鲁默是符号互动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批评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把社会组织的参与者及其活动还原为社会系统本身之诸力量的表现形态，或社会机制发挥其功能作用的媒介。结构功能论把社会组织比喻为一架巨大的机器或者一个庞大的有机体，各个组成部分的行为都应当根据这种社会组织本身之运作的原理来说明。社会上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从逻辑的角度看，只有求助于这些力量或机制才能得以说明。符号互动论则以与此不同的方式看待社会组织或社会复合体。按照符号互动论的看法，它们都是对通过各自的行动而互相联结起来的人们的安排。这种组织和相互依赖性就存在于人们在不同的关节点上安置的这些行动之间。“参与者在任何一个关节点上都会面对其他人的有组织的活动，而且他们必须使自己的活动适合于后者。在各种不同的关节点上发生的这些行动所具有的一系列互动联系，构成了既定的克分子单元或者大范围领域的组织。”
四、西方社会科学
方法论范式转换的
关键因素及其启发意义
最后，我想简要总结一下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从经典到后经典转型的关键因素及其启发意义。19世纪后半叶开创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繁花盛开的经典时代，同时也确立了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各种典型形态和竞争格局。经典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主要形态是马克思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孔德、穆勒、涂尔干创建的实证主义，狄尔泰倡导的诠释学，韦伯倡导的理解社会学。后经典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对经典社会方法论的展开、修正和重组。后经典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以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为承上启下的标志性环节。舒茨倡导的现象学的社会理论、布鲁默倡导的符号互动论是两种影响深远的后经典形态。为什么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会发生这样的范式转换呢？这要从它们各自所遇到的问题和互相之间的争论来考虑，把这里的关键因素弄清楚，对于建构中国特色社会科学也会具有一些启发意义。
经典时代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之争从理论上看主要围绕以下四个焦点：（1）社会科学（精神科学）有没有自己特有的方法论，（2）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3）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4）历史偶然性与历史逻辑性。这四个方面的争论具有关联性。孔德开创实证主义社会学，他主张社会科学没有自己专属的方法，社会科学在原则上应采用像物理学一样的实证的方法。穆勒、涂尔干在总体上赞同孔德的这种实证主义观点，但他们认为孔德的观点有点简单化，需要加以修补。穆勒的修补方法是引入概率论和完善归纳法，涂尔干的修补方法是引入结构功能论，并从社会的结构功能的整体性上说明社会事件预言和实证的可能性。狄尔泰主张社会科学（精神科学）应有自己专属的方法，这就是诠释学的方法，因为社会现象是人的活动的结果，人具有思想意识，人的行动是在价值观念指导下的行动，因此需要用诠释学的方法加以阐释，从而帮助人们理解意义。韦伯的观点较为复杂。从总体上说，他赞同狄尔泰的观点，主张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是意义理解问题，因此他倡导“理解社会学”。大致地说，实证主义社会学偏向客观主义路线，狄尔泰的诠释学和韦伯的理解社会学偏向于主观主义的路线；主张社会历史发展具有逻辑性的学者，会采用孔德等提出的社会历史发展经历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农耕时代和大机器生产时代的实证标志，和涂尔干等提出的用社会结构功能的复杂化和合理化的标志来描述社会演进的逻辑；而主张社会历史现象不重复、社会历史偶然性的学者，会采纳狄尔泰和韦伯所强调的人的思想意识和对意义的理解在社会行动中的重要作用的观点。
从历史背景看，经典时代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发展与所遇到的现实的社会问题有关。实证主义的兴起与反思近代启蒙思潮及其导致的革命运动中的乌托邦失误有关。启蒙思想家鼓吹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但法国大革命并没能真正实现这些美好的理念，反而带来剧烈的社会动荡和悲惨的流血牺牲，导致在崇高目标名义下的暴力专政一度笼罩法国全境。在此背景下，孔德倡导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这是启蒙狂躁清凉剂，它告诫当时的激进人士，社会改革必须按照社会发展水平所允许的条件和客观规律稳步推进。这也就是说，在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中，实证主义强调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反对某些启蒙思想家的主观主义的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工程。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提出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在早先商贸繁荣的欧洲南部城市没有发展起来，反而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欧洲中部和北部获得突破？韦伯的解答是：基督教新教伦理在这场社会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欧和北欧的一些地区借助加尔文等改革宗的思想推动了那里的法治国家的建设和敬业、勤俭、守法、诚信等价值观念，从而建立了一种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和伦理精神。这也就是说，社会科学需要有一种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的要点在于“意义理解”，只有促使人们对行动有充分的意义理解，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这包括在欧洲的中部和北部建立较为完备的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涂尔干的社会理论的特色是从结构功能的角度论证宗教信仰、伦理观念、礼仪活动等文化因素在社会中的作用。在涂尔干看来，它们是社会结构功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社会之所以具有某种普遍的特性，并非因为其成员（个体的人）偶然具有这样的素质，而是社会的结构、体制、法律、教育等整体性的功能和力量长期培养的结果。诸如友善、诚信、勤俭等道德素质，不是偶然产生出来的，而是该社会集体中的某种同一的力量把大家引向同一个方面。我们现在称之为“意识形态”的东西，涂尔干称为“集体意识”：“同一个社会中的平均的公民（average citizens）所共同拥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构成一个有自己生命的确定的系统；我们可以称之为集体的或共同的意识（collective or common conscience）。”他主张，集体意识是社会整体的结构功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的运行机制中起着凝聚团结力等作用。这也意味着，在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争中，涂尔干持整体主义的立场，他不像韦伯那样把资本主义的兴起解释为“加尔文新教”等偶然的文化现象发挥的作用，而是从社会的结构功能的角度加以考虑，即不论什么宗教或其他的文化因素，只要它们能在社会中履行积极的功能，就值得被培育和发扬。当然，这种集体意识的形式绝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是与一个国家长期的文化传承和民众的心理积淀和习惯养成有关。
帕森斯建立的结构功能论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他之前的经典社会科学方法论。帕森斯可谓从经典时代到后经典时代承上启下的人物。帕森斯自己也承认，他的综合思路受到经典时代的社会理论家的一些论述的启发。上面提到的韦伯有关宗教文化在人的意义理解方面的作用，和涂尔干有关集体意识的社会功能都对帕森斯产生过影响。韦伯在深入分析人的目的行动时谈到，人为了达到目的需要采取手段，而有效的手段需要考察周围环境和客观条件，目的行为纵然具有主观性，但实现目的的手段包含客观性，而且目的理性会演变为工具理性，会使得人的主体性异化为物一样的客体性，这在西方以技术理性为圭臬的工业化时代表现得尤为明显。韦伯的这一观点不仅激发帕森斯想到综合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路线，而且后来也被法兰克福学派引为批判工具理性的依据。
帕森斯的整合集中表现在他设想的“AGIL系统”中。就“AGIL系统”中的社会生活必须适应环境和在外部世界中采取手段达到目的这一功能而论，帕森斯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容纳了孔德、穆勒、涂尔干等强调客观规律的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理论；就“AGIL系统”中的社会制度的整合功能和文化系统以符号化的方式维持社会潜在模式的功能而论，帕森斯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容纳了韦伯的强调主观价值和文化传统对人的行动的作用的社会学理论。然而，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的社会理论仍然有其局限性：它难以解释人的主观意识如何形成的问题，难以解释社会形态的多样性和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在我看来，帕森斯有关社会的结构功能论与生物学的结构功能论很相似，然而社会系统与生物系统有重大差异。生物的器官及其功能是相当固定的，生物的演化相当漫长。纵然人类社会组织像生物的器官那样履行不同的社会功能，但人类社会群体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不像生物器官那样绝对地依存于整体，而是有其自主性。在社会中，有个体的首创意识和自由选择的意愿，有新旧思想的更替，有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人类社会不是机器，不是蜜蜂和蚂蚁式的由先天生理功能决定的分工社会，而是由自主的个人为基本单位而组成的社会。
后经典时代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具有如下四个特点：（1）后经典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是经典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延续和发展，它们有所创新，但其源头可追溯到经典的社会科学方法论。（2）帕森斯通过对各派经典社会理论的综合而建立的结构功能论，在从经典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到后经典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转型中起到关键作用，后经典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往往通过对帕森斯结构功能论体系的批判而建立它们各自的学说。（3）后经典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除了分别继承经典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某些观点和思路之外，还从当时流行的哲学思潮中吸纳思想资源。这表现为：舒茨的现象学社会研究方法论是把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论与韦伯的社会理论结合起来；布鲁默的符号互动论是借助实用主义的方法论，特别是实用主义哲学家米德有关符号、社会角色与人的自我认同的理论，批判地重构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4）后经典时代的社会理论立足于对新社会现象的考察，它们相较于19世纪的经典社会理论而言取材较新，吸取了科学理论发展的一些新成果。例如，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吸纳了系统论的研究成果，符号互动论吸纳了符号学和语用学的研究成果，现象学的社会理论吸纳了心理学和民族志的研究成果，等等。
从现实意义上看，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对顶层设计具有参考价值。帕森斯的“AGIL系统”可谓是一种想得很周到的顶层设计系统。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在美国大行其道时，正值20世纪30年代美国推行罗斯福新政。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为克服经济大萧条，采用政府宏观调控的方式推行救济（Relief）、复兴（Recovery）和改革（Reform）的三R新政。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在理论上为这种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服务。随着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了黑人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反越战运动，帕森斯的顶层设计的人工系统遭到质疑，被认为脱离社会现实，缺乏社会基础，随后兴起了符号互动论和现象学社会研究方法论等后经典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一个顶层设计的系统可能在下面难以行得通，在某些社会运行的关键部位受阻。如果不打通社会运行机制的各个关节，就意味政令不畅通，顶层设计成为空谈，因此需要借助符号互动，让从上层到下层各方面的参与者都全面理解顶层设计的意义，从而自觉贯彻。此外也需注意，顶层设计的经验基础和有效性检验来自下面参与者的实践，各种政策的实施过程和结果显现都是在参与者结合实际经验的符号互动和解释过程中发生的。顶层设计离开下层参与者的符号互动寸步难行。现象学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强调社会理论的生活世界的基础，高深的理论概念和美好的社会设计方案如果缺乏生活世界的基础就是一纸空文。现象学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在民族志研究中大受欢迎，因为每种民族文化都有各自独特的话语系统和理解问题的方式，不用他们源于自己的生活世界的话语方式而用外来的话语方式去解释他们的文化和社会活动，是强加于人的文化霸权行为。这多少能够说明为什么那些设计得看似相当完美的民主体制在阿富汗等部族社会会一事无成。
最后，我觉得有必要指出，现象学的社会理论和符号互动论尽管对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的杀伤力很大，但它们属于微观和中观层次上的社会理论，其分析和批判适用于微观和中观层次上的社会现象，还不足于取代帕森斯的宏观层次上的社会理论。此外，无论是实证主义等经典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还是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等后经典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都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它们的价值在于把它们串联起来看，在它们的互相辩难和理论实践的成败中加以考察。相比这些社会理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马克思有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论述，有关社会矛盾推动社会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论述，有关社会变革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人的意识觉悟的程度的论述，有关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社会理想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论述，至今仍然是我们认识社会结构和把握社会演变规律的至理名言，需要我们结合新时代的社会历史实践，在与西方社会科学其他方法论学说的批判性对话中，在承担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时代使命中进行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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