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绥铭｜我在红灯区
来源：性研究ing，本文经授权转载
撰文：潘绥铭（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
《我在现场》系列之（二）
我不是在“挖故事”，
我只想了解人。
1998年夏天，我第一次去东莞的红灯区进行社区考察，写出了《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此后至今，我带领我们的团队（老师和学生），定性调查了中国21个红灯区以及其中的近1400位小姐、妈咪、老板、帮工与相关人物，陆续出版7本书与8篇论文。
在第一本书里，我首次论说了“社区考察”的定性研究方法。随后，我的学生们陆续发表论文，把这一研究方法命名为“入住式调查”、“相处调查”、“情境中调查”等。
01.原来我“只看不干”
02.“最怕小姐爱上我”
03.小姐是有自尊的
04.当作一个人来了解
05.访谈男客
06.小姐与情人
07.学术难点
08.人家不烦恼，是我在纠结
09.生命之困惑
人家最喜欢问的就是，潘老师你嫖不嫖？我说我不嫖吧，人家也不信，我说我嫖吧，那我又违心。我只好不说，咱们也别问。所有人都假设我要嫖的。当然，这些年讲了这么多，像我现在把这些事都说了，大概能有60%的人相信：甭管他嫖不嫖，反正他确实做研究了。实际上他只是忽略我嫖不嫖。我真要问他/她，你认为潘老师嫖不嫖，估计90%的人还是说我肯定嫖过。这很正常。
我说我最早是“三陪男”，陪着资本家到处跑。那是因为在1995年前后，我有一个朋友是小爆发户，有钱了，就揪着我到处去吃喝玩乐，拿我当花瓶。他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当工人时认识的工友。人家发了小财带我到处走，跑了有十几个地方吧，南方北方哪都去过。无意中我就接触到小姐了，到处都能看见。谁都有这好奇，我也想了解她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试过当场跟人家聊一聊谈一谈，发现根本就不行，隔着一层山一样，什么都了解不到。
我就寻思，这个我怎么弄，后来就想到必须要通过老板和妈咪，通过她们我才能跟小姐有点接触。可是我上哪找去呢？谁认识一个妈咪啊？
1998年的时候，另外一个哥们，也算发小，他自己跑到东莞去当医院院长去了。医院院长人脉就广了，什么人都认识，尤其他的患者好多都是做生意的。他跟一个卡拉OK厅的妈咪和她老伴非常熟。他就主动跟我说，上我那去，我有关系啊，我帮你介绍进去。就这么去的，我就去了。在学术上管这个叫“引路人”。
去了以后只能在那OK厅里面，我还能到哪去啊？所以在OK厅里面，这就变成了一种相处了。我天天去，又是老板的朋友，又是妈咪的朋友，人家也知道我不是嫖客，就这么待下来了。一共待了47天，时间比较长。这才能够了解到一些东西。因为我是在人家的非工作时间、非工作场合、非工作关系中接触这些小姐，这样才能看到她们真实的一面。
来之前我就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我假装嫖客去，根本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从根上就错了。那样的话，我充其量了解到价钱问题。可这还需要我了解么？我问谁谁都知道。我如果假装去嫖她，那我看到的都是职业表演，跟模特、电影演员一样。我看见的根本就不是她这个人。
我是想了解人。
最开始，我跟大家的想法一样，就想知道，她为什么会做这一行？人看起来都挺好的嘛。一年以后就发现了，这根本就是个愚蠢的问题，一点意义都没有，都是表演。但是最开始确实是这个动机，我是跟人家相处以后才明白这些的。
“为什么要研究这个？这有什么好研究的呢？”，小姐们才不这么问，这是学者提的问题。人家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不是卧底，是不是警察？第一个问题我的朋友给我作证了，说不是警察。第二问是不是记者？要是记者就掐死他。记者是第二恨的。然后就问我来干嘛。
他们不会想到有什么研究，研究这词儿都听不太懂。男老板向另外的老板介绍我的时候说，第一，人家从北京来的；第二，人家现在是教授，马上就要当研究生了。我回来跟老师们一说，都乐得哈哈的。其实，对他们来说，教授还能听得懂点儿，研究生他根本就听不懂，所以研究生就比教授高。
那我来这地方干嘛？这个问题到第三天就解决了，他们用他们的世界给我解释。我说，我只是来看看。得，他们就抓住了，说，“啊，原来你只看不干。”这他们就都通顺了，就接受我了。
其实大多数底层人，生活很简单，世界很狭小。他/她们主要判断的是我会不会害他/她。警察和记者都是会害她的，而我就一个“来看的人”，她才不管我是不是有什么嗜好啊，是不是变态啊，她没这些概念。
我遇到的第一个妈咪是高中毕业了的，还念了函授，她比较担心我把她写到书里去。但她手下的姑娘们都没想到过这个问题，她们都说：“啊！太好了，把我写到书里头去，写我真名儿啊！”把名字都告诉我了，但我很快就忘了。（这是我们的研究道德，不是给人家保密，而是根本就不要记住人家的真名。）
她们是真这么想的。她们太缺乏关注了，一辈子没有受到过关注，可能她爸爸都不正眼看她一眼，所以听说写到书里头高兴死了。年纪大的顾虑就多点，她们里头一半是有孩子的，而且文化低，她无法作评价，被写到书里是什么意思，她不懂，所以既不反对也不支持，无所谓。
怎么打消顾虑？这太简单了。一年以后我再去，把书给她送了一本。她高兴了，翻着看了半天，“啊，看不出来是我”。还散发给台湾老板看。
还有一点，她们的生活太狭窄，我待了几天马上就觉出来了。小姐最大的苦恼，当然是被压迫被欺负；可是还有一个，就是太无聊。真的太无聊了，电视剧看腻了，打麻将又输不起，一块钱的都输不起，一天24小时打麻将下来也要输不少。所以麻将也不打，扑克也不打，没事干，客人随时可能来，小姐又得在那坐着，无聊，真的无聊。时间一长，那小姐是呆呆的，呆若木鸡这词真是太形象了，就那么呆呆地待着。
所以她们也很希望有个人聊聊天说说话，又不是嫖客，嫖客的话她得表演啊。尤其是比较年轻的小姐，越是小孩就越高兴，因为来了个人跟她聊。可是中年小姐大多数有孩子，孩子不能带，心理负担特别重。我就在那跟她们聊聊天，玩玩牌啊，给她们算命、看手相。
从1998年到2010年，我和我的团队，前前后后一共接触到一千多个小姐吧。原样记不住了，但大概的事儿还记得。你要是拿出我书里的哪个故事来，我就能大概反应出来她是在哪儿，至少在什么地方。
只有头两回是我自己去，后来都是带学生去的。最多时带着七个女生，最少时候也带着四个学生。带女生有什么好处呢，她能跟小姐聊感情方面的事。
那么，我跟小姐怎么也能聊天呢，因为有个代沟，年龄差距在那。我在那住上两天以后，就恨不得叫我爸爸的、叫我爷爷的都有。她一看我这老啊，有安全感。这个年龄差距挺有用的，她不会把我想象成嫖客。老嫖客倒是有啊，但是我证明了我不是嫖客，因为红灯区并不大，如果我嫖，一分钟就传遍啦。于是，我不嫖，她们就拿我当长辈来看待了，就会主动跟我聊生活经验什么的。
把小姐当人看，我一直这么强调。但开始也没这么自觉拿出来讲啊，这个认识比较晚。我一共写过六本关于小姐的书。大概是在第三或者第四本书的时候，才悟出来的。
我跟学生讲课，每一次我都提这个问题：到她们那去调查，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回答都是被敲诈啦，被行骗啦，被她们引诱下水啦。甚至有一位我们大学的老师也说：老潘，你带我去吧，保证坐怀不乱。
我说，你这一说就露了，不合格。什么叫坐怀不乱？你以为小姐是妖魔鬼怪，非要把你给拉下水啊？你就把她想象成狐狸精了，你怎么不说她是个可怜的小姑娘呢？你怎么不说她是个平等的人？
只有一次，有一个看起来三十多岁的男的，是学医的，他说对了。最大的危险是：小姐会爱上你的。为什么？你这么一个年龄身份，平等地对待她了，别说很平等，你就能跟她坐下来聊就够了。男人从来是居高临下地跟她们说话的呀。你就跟她平等坐下来，能关注她，她就会掉眼泪。在她那个世界，恐怕连她爸爸、她哥哥都没这么对待过她们。
她爱上你了，你可以感谢她，却没办法回报，根本无以回报，搞不好就伤了人家的心。这才是最大的风险。
还有一次，一位女老师非要找小姐谈谈，就是好奇，不是调查，问我应该先问什么。我说，先问她的孩子啊。她不信，说那么年轻怎么会有孩子？我说我一问，她的眼泪就下来了。她更不信了。结果呢，她跟那个小姐抱头痛哭。
这些都不是做学问的问题，是为人处世。有一个预防艾滋病的男医生说，潘老师，我看你写的书，我不信，见你这个人，我就信了。我说，你骂我长得像嫖客？他说不是，你没架子。
不是光这个啦。人跟人讲的是以心换心，我去了，就不能有那么多隐私。我在东莞的时候，帮我调查的妈咪，打电话跟我夫人聊天。那时候打长途多贵呀，她打了三次，都是半个多小时。我夫人直劝她，我给你打吧。不行，还是要她打。后来我走了，她也走了，还记得打电话告诉我。
我有一次离开“红灯区”的时候，有一个小姐，三十多岁了，跟我说，你娶我吧。
后来好几个记者和学生都问我，我怎么回答的？还有人转述成：有一个小姐要嫁给我。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说：小姐这话让我很感动，可是你这样问，我却很痛心。
第一个，你真的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吗？这位小姐，她也拿我当人看，不把我当嫖客啦，也不再把我当坏人啦，所以才这么说。这还需要回答吗？
再一个，人家想嫁给我吗？天啊，人家说的是，我这个人还不错，有资格娶她了。你以为人家是小姐就想攀高枝啊？才不是呢，这是表扬。
我第一次去红灯区的时候，刚刚到处热播《常回家看看》这首歌。有个年纪特小的小姐说，这歌写得特别好。我说不是写得好，是你感触特别深。在她们那个圈里，每天无聊地呆若木鸡地在那等着人，听见这歌，你说多刺激啊。
这种歌，唱给白领中产阶级可以，对底层劳动妇女，完全是在伤人家的心。
我参加预防艾滋病工作以后，发现有些预防艾滋病的人，很积极很努力，但他们永远飘在水面上。他看到的永远是正在上班的小姐。这谁没见过啊？大多数地方都有这么一条街，或者都有几个发廊。你永远看见的是身为妓女的她。你不由自主地忽视了她是一个人，她有她的感情，她会有老公或者男朋友或者情人。她需要一个精神寄托，一个生活依靠。
可是艾滋病怎么来的？小姐13岁从农村来，艾滋病哪来的？天上掉下来的吗？是男人先传给她的。你现在冲着她使劲，这属于不懂人之常情，没良心，就这两条。他们老觉着中国艾滋病就是小姐传出去的，使劲告诉小姐，戴套！但小姐又没那个器具，怎么戴套？
这种宣传从一开始就是很莫名其妙。所以我跟他们说，你们的专业知识都比我们强，就是第一缺乏生活常识，二是缺良心。你看着她们就觉得是病人。你要真的把她们当一个人，那你怎么从来不问她孩子？你知道她有三个老公吗？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也不去问，根本不关心。你知道她挣多少钱，你知道她钱到哪去了？你什么都没管啊。
其实啊，小姐们，尤其是没孩子的，最怕的就是人流。天下女孩子都怕这个，尤其在中国这儿，给你弄得半死不活的，连喊带叫的。一个小姐去人流，三个小姐陪着，回来这场所就垮了。老板都知道，“你们赶紧走，我换人。”干不下去，没心情了。
女人的人生，就血糊糊的摆在你面前。你挣多少钱，你嫁多好的老公，你当多大的官，你不还碰见生育这个事吗，她躲不过去啊。有几个中国女人敢说自己不生孩子？那都是高文化剩女，底层群众都明白这个。
打垮了生活的自信啊，人家老板都比咱们懂。
我把嫖客叫做“男客”。因为小姐都能叫“性工作者”，那嫖客也应该有一个中性的称呼。
小姐我接触不少，可嫖客我很难接触到，因为男人我跟他没法“相处”，人家完事就走了。也接触过几个，不多。有的上点儿年纪的，他不愿意走，完事他坐着，他也喜欢聊天。或者他不进去，先聊上俩钟头再进去。遇见这种人还行。后来只能就是比较正规的坐下来访谈这种。
在某市，也是蹲在场所里面，一个卡拉OK，先去跟人家借个火，然后喝上一杯酒，聊上两句，他会请我喝点的，男人嘛，都显大方。两三句了，人家肯定问我：来玩啊？我就开始接上了，往往到这一步就可以说说了，我们是人民大学来的啊，来做一个研究。可是基本上四分之三的情况，就进行不下去了，人家说，我们不参加，跟我没关系，等等，找各种理由。
最后还是找引路人，有妈咪啊。她能过目不忘，要不然她干不长，别说你来过一次，就是来问过价，她都能记住。她最懂男人，善解人意，体贴入微，所以她很容易跟这些客人熟。通过她来介绍，这就成功了。成功了一共9次，一次五六个人、三四个人，都是成群儿的，都是妈咪介绍成的。
后来的“单聊”是到别的城市，找三轮车司机协会，他们里边嫖客比较多，而且是底层男性，他不在乎，说是嫖客他也承认，他不怕。但是他也不会跟我说很深的事儿，也是一个道理。因为，如果这么正规地坐下来调查，再底层也不行，他就不由自主地不跟我说了。唯一一个办法就是喝酒，可是喝酒我们团队从男到女都不行。别人老是笑我，说老潘你不喝酒你还调查？我说这是没办法呀。
后来我写了一些小文章说“男客”的事情，算不上研究，就是一些发现和感悟。
男人研究的少，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反正男人一说性，一说上床，那可就承载了好多好多其他的东西。我和学生访谈“男客”，就盯住问他：到底什么才叫嫖？到底跟和老婆做有什么不一样？结果说什么的都有，什么也说不出来的也有。
作家把这个叫做“用下半身思考”。我没那么清高，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性社会学没做好工作。人家得学来一些词儿，一些概念，才能回答我啊。我们自己没研究出来，不能怪人家。
我访谈“男客”的时候，都是连老婆带情人一起问，做对照。
有一位三轮车司机，聊起情人，热热闹闹说了半个钟头，到最后来了一句叹息：可是不给她钱，她还是不高兴。
我就安慰他：给点钱也应该嘛。
他又来了一句：减价也不减的。
这下我可晕菜了，揪住问才明白，他那个情人是现任小姐。他不但在发廊认识的她，找她做爱也是在发廊里。
我来劲儿了，说，这怎么能算情人呢？是小姐啊。
他一句话就把我打倒了：她给我做饭吃。
你看看你看看，我就这么傻。小姐连自己都不做饭吃，还给嫖客做饭？这就是情人，没错儿。人家没骗我，是我忘了人之常情。我当然可以说这人档次太低，可是爱情就都是花前月下？我也可以说是小姐在骗他，可我要了解的是他这个人，他就这么觉得，这就是事实，怎么分析，那是后来的事。
所以才发觉，我以前不但把小姐看得太简单，也把“男客”看得太简单，反正是自己太简单啦。
我第一次去“红灯区”，回来写了一本书《存在与荒谬》，书名是一个学生想出来的。后来反过头来看，价值观上传统色彩很浓。
一个是只看到小姐的悲情，忽略了她们的自主选择。我那时候没有想到，对于她们来说，这虽然不是唯一选择，可还是不错的选择。
再一个是我自己建构出一个嫖客和小姐的对立；在小姐和老板之间又建构出一个对立。我当时并没有明确这么想，但是我从小受到阶级斗争那一套的熏陶，这种二元对立的东西很容易就露出来了，完全是不自觉的。
后来我觉得，还是重点研究红灯区，它怎么运行的，这才是社会学。可是一路做下来，我发现红灯区其实跟一般的商业区没什么大区别。我们把当地跟小姐有联系的人全都调查了，学术上叫做“相关的旁人”，什么开报亭的、送外卖的、卖药的、看门的，就连一般居民也调查了，就是想搞清楚，红灯区跟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可是结果呢，除了X省的开发区，别的地方其实就是普通的商业区，一扫黄就是失败的商业区，真没什么大的差别。
我老跟学生说，12年做下来，到现在我越来越觉得没什么做头了。我越来越发现，都是共性，越来越发现她们都很普通，越来越发现它跟别的行业，他们跟别的人越来越没有区别了。不是真的没有区别，是差距没有我们原来想的那么大。
在E市的那次，16公里的山路，我一个人走就累得要命了，一些女孩子挑着些食品啊矿泉水方便面，遮得严严实实，怕晒黑啊，一头大汗挑着。挑那么一挑子过来100斤，才挣两块钱。旁边就坐着小姐，一次三十元。我就想，这个区别到底在哪儿？为什么这个挑担子的女孩儿，她就不来干这个？不知道。所以当时我就感到很好奇啊，我就开始研究。
我估计所有研究小姐的人，一开始都是这个想法，她们特殊！可慢慢我觉得，我们的研究就变成：在女性劳动者中，有这么一类劳动者，她们跟其他类别相比，区别其实没有那么大，仅仅是因为她们沾了一个“性”字。
那么咱们就来讨论讨论，究竟是因为“性”本来就坏，还是为了装高尚才把它说得那么坏？再说了，如果性不那么坏，钱也不那么坏，那为什么两个连在一起就变坏了呢？别跟我说什么道德，您那个道德经过全民公决吗？怎么就能强迫别人遵守呢？
说来说去，钱的问题中国人讨论很多了，可是性的问题还是没讨论。性为什么这么敏感，这么隐私，这么珍贵，承载这么多的意义，这么不可借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受，也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性社会学非得回答这些问题不可。我呢，继续努力吧。
我刚开始考察红灯区的时候，首初遇到的道德问题是自己的操守。但是后来考察多了才明白，最大的问题不是这个，而是一个根本道义上的问题：我究竟应该如何面对那些小姐和妈咪呢？
这里面又有3个层次：
第一，我究竟应该不应该去研究她们，这本身就是一个道义问题。
在西方激进女权主义者中，有些人认为，任何对妓女的研究，只能是利用她们为自己牟利，因此只能给她们带来损害。如果真的是关心她们，就请收起怜悯和托辞，去帮她们建立一个工会。
我不能否认，像我这样大谈性产业和红灯区的情况，有可能使得小姐们的日子更不好过。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所需要和所期盼的，其实只是像小草那样不显山不露水地生存下去。在不能“非罪化”的时候，过度的关注就可能像过度的镇压一样，危害到她们现实生活的质量。
可是，我是凡人。虽然我并不认为研究小姐就一定会损害她们，但是我也不想天花乱坠地打扮自己，因为某个红灯区里的某位老板一语道破：“你是教授，总要找些事情做嘛。”（因此，他并不害怕我摸他的底。）
不过，我仍然承担着道义上的责任。因此我只能遵守中国人的两条古训：在精神上坚持“将心比心”；在行动上实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为我跟小姐是生而平等的。
首先，我匿掉任何具体的地名和人名，而且像在性咨询当中一样，努力去真的忘记所有人的真名实姓，因为这才是最可靠的保密。我希望，这样可以减少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小姐可能造成的伤害。
其次，我努力“学术化”，寄希望于大多数各级决策者都不会看我的书，看了也会无动于衷，惹恼了也只来处罚我一个人。这样，也许可以在整体上避免危害小姐们。
当然，这是远远不够的。这仍然会使我居高临下。还是严月莲女士说得更加透彻：怎样才能真正平等地对待小姐呢？只有4个字，就是“自甘堕落”，就是让自己的一切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光环”彻底休克。否则，请离小姐远一点，让她们过自己的生活吧。
研究道义的第二个层次是：我能不能为了研究的需要，就去挖掘对方所不愿意暴露的隐私呢？
例如：萍姐已经回家乡结婚了。这是研究小姐“转业”和“退役”的罕见好机会。可是，我还能再追去找她聊天吗？甚至，如果我再遇到她，还能表示我们曾相识吗？显然是不能，哪怕我的记录因此而残缺不全也罢。
再如，我曾经偶然遇到过一位现在已经被包做二奶的前小姐。这是研究小姐的“业内上升”的绝好个案。可是，既然她并没有主动跟我打招呼，那么我就只能视而不见，擦肩而过。
我坚信，任何社会调查都不能搞“逼供、诱供”，哪怕是使用最最温柔的手段，也不行。尊重对方的“隐私屏障”，就是尊重对方的整个人格，也就是尊重调查者自己。
第三个层次是：我应该从什么角度上去帮助她们呢？
在西方，从19世纪起，就一直有许多善良的人们试图“拯救”妓女，哪怕仅仅拯救她们的灵魂也好（劝她们入教）。现在，中国的某些机构也在大张旗鼓地拯救“失足妇女”，甚至关押她们的地方的名字，也与关押嫖客的地方不一样，不叫“劳教所”，更不叫“监狱”，而是叫做“妇女收容教育所”。
但是，人们的这一切良苦用心，其实都是建立在同一个前提之上：“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如若不然，那就必须“抗拒从严”。马玉珍，一个北京的妈咪，不就在春天即将来到，1999年的时候被枪毙了吗？也许我应该虔诚地相信：她的罪恶已经等于真的杀人了，已经大于那些贪污受贿、鲸吞公款数亿元的人了。
可惜，我所见到过的所有小姐和妈咪，虽然都表示自己愿意离开性产业（转业或者退役），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有什么“前非”可以去“痛改”，也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现在做小姐就不是人，非得重新做起不可。因此，她们没有一个人相信什么拯救或者“收容教育”。她们认为那仅仅是“被抓”，是“劳改”，是自己从事这个职业所不得不面临的诸多灾难之一。结果，按照通行的说法，她们也就自绝于所有那些准备教育她们的机构，自绝于主流文化。
可是，她们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最底层、最弱小、最无望的人。她们确实需要帮助，需要一些对她们自己有用的具体帮助。
这样一来，我就很难办了。虽然我可以不去拯救（抓）她们，因为我没有领那份工资，也没有人给我授权。但是我是一个人，理应奉献爱心，似乎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给她们钱。可是我的想法刚刚冒头，一位老板就借着议论一个嫖客的机会，洞若观火般地说：“你给她们多少钱都没有用，都给（她们的）鸡头拿去了。”
当然，原因也不是这样简单。我从小就被灌输“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我还看过不下六次革命电影《大浪淘沙》。在那里面，主人公想给一个乞丐一些钱。一位地下党员教导他说：天下的乞丐那么多，你一个人能管得过来吗？只有推翻万恶的旧社会，所有人才能都幸福（大意）。于是主人公就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也就是说，中国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们，成功地使用了“为了整体的长远利益”这样一个信仰，使得他们最初发源于深切人道同情的个人义举，成为伟大的事业，并且最终成功。我属于“老三届”，就这个问题而言，在我的人文精神储备中，这是唯一可供选择的、唯一拿得出手的理论。所以，35年之后，我在红灯区面对乞丐般穷困的小姐时，这就成了我不施舍的理由。
不过，最近15年来，我又总是被教导应该“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所以我也总是在怀疑：我的上述理由是不是怯懦和逃避？是不是“先当救世主，再做人上人”？这搞得我着实困惑了好久。
最终，我所能找到的存身夹缝是：尽可能多地给她们讲一些预防性病的知识、给几个人不要吸毒的忠告、帮几个人办一些与她们的生意无关的事情、资助一个人回家。
此外，我也许是老糊涂了，所以还尽可能多地陪她们呆坐、打扑克、逛街、吃饭，哪怕这些对我的研究毫无意义也罢。因为我亲眼看到、亲身体验到她们的生活中那深不可测的枯燥、乏味与寂寞；还因为她们中的好几个人都说过，还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和“外人”这样对待过她们呢。结果，有一次下雨时我要出门，在场的4位小姐一齐帮我到处找伞借伞，令我十分感动；因为她们自己没有伞，也从来不用伞。
当然，我知道，这一切肯定会被一些人斥骂为“物以类聚”。可是，如果我们这个社会，连将心比心的同情都要被指责，那我们还活个什么味道呢？
有一位记者，最近是这样描绘我的：“潘绥铭是我见过少有的既快人快语又善解人意的人。他说起话来富有节奏，而那张卡通化的脸则强化了这种表现力……。”
我生于1950年，青春期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深深体验过什么叫做“性的精神禁欲主义”。这成了我以后痛加批判的靶子。
我1984年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2014年初退休，刚好做够30年。我的前30年贡献给毛主席了；后30年做了一件自己愿意做而且喜欢做的事，这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了。
我其实主要就做了三件事。第一个是在21世纪的前15年里，四次做过全国随机抽样的性行为调查；再一个就是红灯区调查；第三个则是反思了社会调查的方法，我把它叫做“论方法”。
包括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和“编外学生”，我一共带过42个学生，女多男少，基本上都直接参加过我所做的三件事。我们是民主家庭式的关系，情真意切，没大没小。这对于只有独生女的我来说，也很幸福。
我2014年2月退休，开始以老年人的身份，发起和加入了“老年知性”的恳谈活动，终于身体力行了我自己所提倡的“主体建构”的研究方法。
我的外表年龄比实际年龄至少大15岁。这对我的工作有利。世界上只有两种职业是越老越受人欢迎，一是医生，二是教师。我不是医生，但是总有些朋友来找我，帮他们解决一些隐私问题，所以也算跟“医心者”沾边。我常做调查，外表老一些更好。年轻的觉得可信赖，年老的觉得有共同语言，女性觉得有安全感。
我的性格至少是有一些孤僻，宁可独处，不喜欢聚，因此得罪过一些朋友。我不大可能成为一个好的调查专家。除了调查任务逼迫之外，我基本上是呆在家里看书、写东西和想。
1994年的时候，有一位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法国博士曾对我说：“现在你可能是最激进的，但到50岁时，你会变成一个儒家。”中外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但是我不甘心，不服气，不愿辜负当年把我引向“性研究”的那种激情。我会一直告诫自己的。当然，如果剧变的历史和全新的下一代抛弃了我，我会欣慰的。
从否定传统开始，一直拼搏到自己被否定，这就是研究者的“命”。
可惜的是，到了现在的2015年，我却发现自己在心态上确实变成了一个“儒家”。在社会实践层出不穷、多元思潮风起云涌的今日，我还一直坚持着自己的这“一亩三分地”。这究竟是专业知识分子的操守，还是犬儒主义的生存？我自己也没有答案，只好找到最方便的解释：我一辈子走到现在，已经没有参与社会的能力与资格，只能追求善始善终了。
最后，我想说一点，在中国，尤其是最近十年来，各种各样的草根组织、NGO风起云涌，各种各样的运动越来越多的时候，我这样的研究者们非常尴尬。曾经有个年轻人当着我的面骂：“你们就会自娱自乐。”我想我要是二十多岁的时候，我也会这么骂别人的，不稀奇。可是做一个研究，如果不是自娱自乐，它一定做不到今天，一定坚持不到。
最大的尴尬就是，面对中国这种环境，我们这帮做学问的教授该怎么办呢？我也没有什么好的结论和想法，只好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专业知识分子”。专业知识分子在别的国家叫“技术官僚”，很保守的，很多国际上的人都在骂：中国知识分子整体上都是犬儒主义的，就是缩头乌龟。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这也是我最大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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