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年系列｜从国外到国内：拖家带口的女青椒的生活记录

本文是缪斯夫人一周年系列第 4篇文章

撰文：黄玉琴

夫人说

上周，三位海内外青年学者分享了她们的青椒故事，为缪斯夫人一周年话题拉开了序幕。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华东理工大学的黄玉琴副教授，为大家讲一讲当“超人妈妈”的高校女教师生活，以及她回国后遇到的挑战和那些小吐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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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年的文章是关于初职的感想和体会，之前供稿的是几位博士刚毕业一两年、目前做助理教授的小姑娘。我比她们年长好几岁，2009年博士毕业，先后在两个单位工作，副教授的身份也有了三年多了。之所以要凑个热闹，一是因为她们几个小姑娘要么新婚、要么单身，我已婚已育，可以讲讲工作和家庭平衡的感受。二是国内外的工作经历我都有，正好可以做个对照，也有深切的感受想发声！

我将首先简述自己的工作经历，总结几个自己觉得有用的经验教训；然后重点吐槽一下让我耿耿于怀的问题，对哒，就是“年龄歧视”。

从Colchester到Goettingen

求职小波折

2009年初我过了位于英国Colchester的University of Essex的博士论文口试。其实早在2008年底我就在准备申请英国British Academy（BA）的博士后职位。这种职位是要自己找接收机构，然后和对方合作申请的。我当时找的是King’s College，London，对方答应合作，但恰逢经济危机，BA资助的位置减少，没有成功。但当时为我写推荐信的牛津大学的项飙博士（我的学长，我在国内时给他做过研究助理）把我给BA写的proposal（研究计划书）转给了位于德国Goettingen的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us and Ethnic Diversity（以下简称马普所）的所长Petervan der Veer。当时马普所处于草创阶段，正招兵买马，而我的proposal也符合他们的要求，就给了我一个研究员的职位。

由这件事我得出两个心得：一是人脉果然重要；二是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若我当时手里没有那个proposal，凭一个将要毕业、尚未有发表的博士生的身份，估计是拿不到这个职位的。而且，若我之前没有给项飙做过研究助理，也很难找他写推荐信。所以，多找机会、多做准备终归是不错的。

意外怀孕

马普所的四年，收获颇多。研究所不用教课，主要的任务就是科研。这是一个不太有安全感的职位：基本上进来的人先签一年合同，一年后就有同事没被续签而离开。我续签了一年，结果第二年我意外怀孕。这一年压力特别大，因为合同结束后若老板没有续签，一家大小该何去何从，生活该怎么办？幸好我比较有小强精神，小朋友在肚子里也没有多折腾，我照样努力写文章、做调研。最大胆的一件事是挺着大肚子跟一群英国的华人基督徒飞到四川做调查。夜晚我们走山路赶往另一个调研地时，汽车一路都很颠簸，我不敢直接坐在座位上，就两手撑着，怕颠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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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法定产假（预产期前六周，产后八周）时，我斗志昂扬，跟通知我休产假的行政人员说：“没事，你看我还可以工作呢！”结果行政主管劝我：“你看你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呢。你可以去给宝宝买衣服啊！”后来在其他同事的点拨之下我才明白，若我在法定产假期间在研究所出事，会给他们惹麻烦，我就赶紧把办公室的书打包回家呆着了。这件事给我的触动很大，因为我们中国人一直强调“天道酬勤”，似乎努力就是好事，但有时候却忽视了自己应得的放松机会。

用力过猛

在马普所的后两年让我有了一个特别深的感受，就是“不要用力过猛”。在国外没条件坐月子，所以剖腹产后身体没恢复好。本来德国产假可以休到一年甚至三年，但我那时候合同剩下大半年而已，而且是家中的经济支柱，所以在休满法律规定的产后八周就回去上班了。行政主管跑过来跟我说：“我从原来的马普历史所到现在的这个所，工作了几十年，你是我看到的生孩子后跑回来上班的最快的一个！”可能看我还算努力，老板再续了合同，这次给了两年。后来我妈妈过来德国帮忙带孩子，才稍微轻松一些。那时候一直在办公室泵奶，存在研究所的冰箱，下班后再带回去给孩子喝。等到孩子将近半岁的时候就完全喝奶粉了，因为奶水很少，还喝得费劲，小朋友以很坚决的态度拒绝了母乳，这算是我育儿的一个遗憾。本来我身体不错，但生育加上班对身体的亏损还是蛮大的。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全身酸痛，背部感觉像一块破布一样。2012年初老板让我到上海做田野，我那时开始有了比较严重的贫血和低血糖，经常头晕。犹记得有一次在星巴克做访谈，本来聊得很好，但我又开始觉得头晕、发虚，拼命往红茶里面加糖都不行，草草结束访谈后摸到隔壁的餐厅喝了一大碗乌鸡汤才感觉好一些。后来经过调养一段时间后，我就告诫自己：“不要用力过猛！任何时候，都是身体最重要。身体好了，才有精力写文章啊。”就像读研时考GRE，前辈语重心长地告诫：“笑在最后，拼的不是智力，而是体力！”

从Goettingen到上海

得益于这次在上海的田野经历，我和上海的几所大学建立了联系，并且有了回国后到上海工作的意向。经过和几所大学的沟通后，我最后选定了华东理工大学，在2013年夏天回国。

四点起床备课

头半年，可谓“疲于奔命”。因为我要教6学分（每周六节）的课，其中3个学分的课还在分校区，距主校区一个小时的车程。按量来说其实这些课不多，但因为我第一次教，没有提前预备好课程内容，有些手忙脚乱。加上那时候小朋友两岁多，我母亲又回家了，完全是我们自己照顾孩子和生活。所以经常的情况是，晚上哄小朋友睡了之后我也睡下，再凌晨四点多爬起来准备第二天的课程PPT。后来我经常给新工作的朋友说，一定要在入职之前问清楚自己要上的课，在开学之前就准备好。我主要给本科生讲“古典社会学理论”和博士生上“质性研究方法”。在上“古典社会学理论”时，我特别强调古典理论的contemporary relevance（和现代的相关性）和Chinese relevance（和中国的相关性），给他们与理论相关的中国实证研究来读，并让他们分组报告；上“质性研究方法”时，我则强调对该方法的反思，在Qualitative Research等期刊上找文章给他们读，并让他们做课堂展示。这两门课的反响都不错，尤其是“质性研究方法”上的阅读和讨论，让我萌生了系统整理后结构、后殖民时代对各质性研究方法的批判和反思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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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的便利

回国这几年我对这份工作的认同越来越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灵活的时间和地理的便利能让我兼顾工作和家庭。回来的头三年住在学校提供的宿舍，就在校园里。孩子上大学附属的托儿所、幼儿园，离校园也很近。我和孩子爸分工接送小孩，只要我不上课，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可以在办公室读书、写文章。最近买房之后搬了出来，但仍然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只要不送孩子上学，我都是走路到办公室工作。近距离真的非常重要：家离办公室近，孩子学校离工作单位近，这为我节省了很多时间。而且，住学校附近的另一个福利是，来不及做饭的时候可以吃食堂。大学食堂选择比较多，还能节省做饭的时间。我最近特别赞同Esping-Anderson说的“有离家近的、可负担的托育机构（尤其是为0-3岁孩子的）是提高都市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最重要的因素”。

回国后的安定感比在德国时强很多。因为之前在国外的工作经历，我回来后是直接聘的副教授。但也是因为拿着所谓的“海归”待遇，所以发表的压力还是蛮大的。而且，“publish or perish”（不发表就完蛋）越来越成为国内大学的生态；“非升即转”（有编制的）和“非升即走”（合同制的）也开始认真执行起来了。不过感谢之前在德国时积攒的研究材料，虽然回国后我面临转换研究方向的困境，但发表记录还不错。尤其最近学校和学院提升了奖励标准，比如发表一篇SSCI论文，学校奖励一万块，学院奖励一万块，激励机制还是蛮吸引人的。但一个感觉就是心态变了，越来越像是在工厂里加工产品一样，至于这个产品会对社会对知识界有何益处，考虑得不多了，而是单纯为了发表而发表。似乎情怀和数量很难二者兼得。

愿年龄不再成为障碍

虽然比较满意自己回国后的经历，但有一件事我一直想“吐槽”——国内学界对“年龄”看得太重。在德国的工作给我提供了一个背景，以此为对照，反观出很多我以前可能忽视的方面。这其中，充斥我们社会的“年龄恐惧”和“年龄歧视”算是给我冲击最大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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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岁是条线

回国的2013年，我35岁，在和工作单位商谈的过程中，领导就说：“要回来就今年回，我们还可以申请学校的一个青年人才计划，待遇好些，但是只给35岁及以下的，你明年就过了！”入职之后领导又说：“好好干，争取以后申请某某青年人才计划，那个要45岁及以下。”到年底申请国家社科的课题了，看了看要求，发现自己超过了申请青年课题的年龄限制几个月，而青年课题的竞争性应该比一般课题的竞争性低一些。我自己没赶上，于是给几个好友打电话，“赶紧申请国家社科项目，今年你还能申请青年课题，明年就不行了！”后来又亲见或听说了几个例子，都是女“海归”回国找教职，被嫌年龄大的事。

“海归”在国外社科类博士，花费的时间本来就比在国内读博要长一些。有一些人是工作后又出去的，读完回国差不多就在35岁上下了。这几年，国内教职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比如有2010年前回国的朋友还能拿比较好的职位，到2016、2017年左右，国外回来的博士，除非有很好的发表记录，据说都要从“师资博士后”开始做了。但师资博后是有年龄限制的，比如有的学校规定是32岁及以下，就给很多人设置了一道障碍。但是，33岁的人和32岁的人在能力上有那么大差别吗？尤其是女性，年龄和性别简直将我们置于“双重边缘”的地位。

女人四十也是“一枝花”

在马普所的时候，团队年龄跨度很大，并且从未成为一个问题。当时有两种轨道，一种是博士后，一种是研究员，20多岁到40多岁的人都有。一个做博士后的澳洲同事过四十岁生日，我跟他开玩笑，恭喜他进入“一枝花”的年纪，并告诉他中国有“男人四十一枝花，女人四十豆腐渣”得说法。他眼睛瞪得老大，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后来又很兴奋地说，要回去告诉老婆，但又有点犹豫，怕被老婆打。

以前我的多位同事都是做过别的工作后，才发觉自己还是喜欢学术，才回校园读硕博，然后走上学术之路的。他们展现了一种从容，他们探索生活的多样可能性，回大学、进研究生院只是其中一个选择，并且是在活过多种其它可能性之后才有的一个选择。而我们中国的文化里总有一种“急进”，社会一直在褒奖那些年轻有为、成就超凡的青年才俊；并且认为存在一种“应该”——多少岁的人“应该”做什么事。这无形中鼓励人们在很早的时候就选定某条道路、然后一直走下去；却排斥那些人生中想多一些“试错”、多一些体验的人。伴随着对“错过”的恐惧的是一种“年龄恐惧”，进而形成一种“年龄歧视”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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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人说，中国资源有限人口多，需要“年龄”作为一个甄选标准。但在学术界，其实可以有别的甄选标准，比如获得博士学位后的时长或者目前的职位，这是国外通常用的一种做法。比如招博士后或者针对“junior”的职位会要求博士毕业后五年内或七年内，一些研究经费也是给目前具junior或senior职位的人，而不是看年龄。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借鉴，比如国家社科青年项目对“讲师”及以下职位的申请者开放，而不是把“35岁”定为一个甄选标准。我相信一系列这样的改革可以缓解我们已经很急躁的学术氛围。

最后，我想在这里抒一把情。杜拉斯在《情人》中的一句话曾深深地震撼了我：“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年轻，人人都说你美。我是特意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愿我们学会与时光和解，与岁月握手。

黄玉琴

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学系副教授

专注于性别发展

中印社会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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