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年系列｜我27岁博士毕业，顺利入职名牌高校，但“年轻有为”又能怎样呢？

本文是缪斯夫人一周年系列第 3篇文章

撰文：吴舫

夫人说

今天，吴舫老师将为我们更加详细地介绍国内高校的tenure track。此外，她提到的教学、科研、行政多线作战也是青椒们共同面对的挑战。

从香港到上海，吴舫老师一路走来都很幸运。同其他青年学者一样，虽然生活变得更加辛苦和清贫，但也不乏有忙里偷闲、自得其乐的幸福。

我博士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6年8月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同年11月入职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新闻传播系。

求职：香港到上海

我运气比较好，求职过程很顺利。2016年4月，我在一个微信群里看到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的招聘启事，当时我的男友已经拿到复旦的offer，我正好那两个月接连3篇论文被接受，虽然毕业论文尚未完成，我还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投了简历。没想到一周之后就收到了面试通知，五月中旬就拿到了offer。

关于求职值得一提的是，现在内地很多高校都在经历改革，从过去的事业单位制改成“非升即走”制。事业单位制是老体系，一般情况下是三年一个合同，合同到期考核，不出意外都会续聘，评职称是在达到学校要求的基础上横向比较，今年评不上可以等明年，基本不影响工作稳定性。“非升即走”制是近年来逐渐被广泛采用的新制服，据说目的是为了提高青年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在这个体系下，每个青年教师的聘期大概三到六年，如果聘期之内没有评上副高级职称（一般指副教授），很可能会被解聘。

这两个体系各有利弊，难分好坏。我是以老体系被招进了现在的单位，好处是工作稳定性强，合同要求我三年需发表2-3篇SSCI论文，申请一个省部级项目，每学期完成6课时教学任务，虽然不轻松，但也不难做到。事业单位制的特殊性在于，就算考核不合格，也不至于丢工作，但是，员工收入普遍不高。“非升即走”制类似美国的tenure track，每个学院设的岗位不同，有的叫讲师，有的叫博后，有的叫研究员，其实基本上是一回事。“非升即走”制在内地的施行时间较短，没有全国统一的政策，每个学校给这类岗位的编制形式、福利待遇和工作内容都不同，科研任务多少、有没有“老板”、是否需要教课、有没有续聘可能、能否补贴住房和提供子女就学学位这些具体事项，都需要跟单位具体确认。不过，大部分“非升即走”岗位的薪资较高，很多时候会高过事业单位制的副教授。

这几年高校岗位改革还在进程之中，两种岗位还同时存在，很可能几年之后“老体制”的岗位就会消失。如果新的制度带来的不是压榨青年教师的学术成果之后就解聘换人“行业潜规则”，而是鼓励高校提供有晋升机会和良性压力的岗位正向激励员工工作热情，那也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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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教学科研行政，一个都不能少

我的日常工作主要分三块：教学、科研和行政。我们学院大部分青年教师都需要兼顾国际学生全英文课程和本科生中文课程的教学。我这一学期只有一门全英文课程，分两个班上，每周四学时，还比较轻松。下学期有一门英文课和两门本科生中文课，一周八学分，教学量比较大。我们系领导在排课之前有事先跟我沟通，了解我的经历、研究兴趣和已有课程，尽量保证我的教学和科研相关，且教学任务不会过重，这一点很让我感动。

学院对我科研工作的考核指标是三年2-3篇SSCI论文（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和一个省部级课题。我去年入职前后，把我之前博士期间的两个课程作业改了改投出去，几轮R&R之后都被接受。靠吃老本加运气好，短期之内发表论文的压力得到缓解。今年也尝试申请了课题，但感觉课题报告写作和论文写作套路不太一样，还需要时间慢慢摸索。

我们学院给青年教师的行政工作比较多，除了参加会议、面试、答辩等最基本的工作之外，几乎每位青年教师都有自己专门负责的行政工作。我刚入职不久就被抓差去负责我院三个系的合作办学工作，任务很多，经常需要协调多方意见，解决各种非常琐碎问题，几乎每天都要花时间在行政工作上。所以我在学院的工作是科研、教学、行政三条线，一个都不能少，所有的工作时间都被占得满满的，感觉日程已经排到了明年。

挑战与幸福并存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恩师之一李立峰教授常说，学术生涯就像进修道院，得道的瞬间固然欣喜，但是求道的过程往往漫长、寂寞和艰辛。我入职至今不到半年，尚处在和工作的“蜜月期”，还没体会到修道般的艰苦，但是也遇到了不少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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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挑战是缺乏经验，这应该是所有新老师共同的挑战吧。很多同事提起第一次上课的经历，都是失眠、头晕、腿软到进不去教室。我开始上课的第一学期，就被排到了国际项目研究生的一门全英文必修课。之前听说国际项目的学生一般比较“难搞”，因为学费不菲，他们对课程期待比较高。我备课的时候经常感觉压力山大，每做一张PPT内心都充满不确定，总是反复修改，备课效率极低。后来反观自己的内心，我这种焦虑的根源是课堂上有太多不确定。因为经验不足，总是担心准备的东西太少不够讲怎么办，学生反应不热烈不爱听怎么办，举的例子不恰当怎么办，每天反复拿这些问题折磨自己，直到崩溃。为了缓解焦虑，只能拿出用最大的认真和热忱弥补经验不足导致的不自信。开学之后，我每周大概一半的工作时间都用于备课，上课前一天不管多懒都会抽两个小时过一遍第二天讲课的内容。学期过去一小半，教学效果还不错，同学们都找到了不错的研究题目，我也终于能在上课前一天睡好觉了。

工作之后，时间管理变难了很多。读博士的时候，每天只用做写论文一件事。工作后写论文的压力不那么大了，但是需要做的事多了好多倍，这让我很不习惯。我不是一个擅长多线作战的人，multitasking会让我特别焦虑。大学老师不用坐班，时间相对自由，可是这种低受控的工作方式往往使人更加劳累，一是因为上下班没有严格的界限，随时随地思考工作，经常有24小时不下班的感觉；二是因为时间虽然自由，工作量却一点都不小，只有高度自律才能保证按时完成工作。我和一些同行朋友交流之后发现，有时候大学老师也要有点“朝九晚五”的精神，适当划分工作和生活，把多线任务转化为单线。为了更好地管理时间，我给自己制定了计划，每周一二做 41 31889 41 13107 0 0 6930 0 0:00:04 0:00:01 0:00:03 6927究，三四备课，周五上课，行政任务重的时候就留出一天专门处理，不睡懒觉不熬夜，尽量让自己一天只专注做一件事情，周末就休息。这样每周跟着计划走，心情会舒畅很多。

还有一个挑战有关于生活。之前听说高校教师最困难的是工作生活不平衡，不过我未婚无孩，有可以合写论文的稳定男友，简直无可抱怨。我现阶段感到工作生活不太“平衡”的地方在于，我工作赚的钱好像不怎么够生活。之前提到，事业单位制的岗位收入比较低。虽然我有心理准备，第一次领到工资的时候还是吓了一跳：虽然上海的物价直逼香港，可我每个月到手的工资不及我读博期间奖学金的一半。不过过了几个月只关心生存不关心消费的日子，吃食堂穿优衣库骑共享单车，生活简单了挺多，每天乐呵的时间好像也没变少。生活没有变艰难，我倒是变得愈发没有赚钱的动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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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工作虽然充满挑战，但是和读博时的生活相比，还是要丰富有趣很多。博士期间迫于求职压力，觉得人都被异化成了“论文机器”，天天掰着指头数几篇在审，做研究第一件事就是想做什么容易发表。现在终于可以从容地做研究，可以把更多的时间分配给教学和指导学生，可以规律健康地生活。仔细想想，干一份好奇心驱动又有成就感，还能让人身体和精神相对自由的工作，少赚点也挺值吧。

写在后面：年轻又怎样呢？

本来文章写到这里已经结束了，可是回头读了一遍，觉得我的工作体会和大部分青椒相比，显得有些过分轻盈。男友提醒我，这一切“良好”的体验其实都是因为我很年轻。我27岁博士毕业，完全可以先专注渡过最艰难的工作适应期，甚至先解决职称问题，再考虑结婚生子。另外，国内学术界现在普遍的年龄歧视现象，也让求职的利益天平向我倾斜。作为一个年轻女学者，我的轻松恰恰是其他老师的沉重，我就像是性别权力中的男性，是一个不平等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我不应该因为自己的安逸就无视这个制度存在的问题，更加不应该沾沾自喜。我身边有很优秀的朋友，因为工作过几年年龄稍大，怕不能三十五岁之前毕业而放弃读博，也有刚刚过35，因为年龄问题放弃回国工作。人文社科博士论文一般耗时较长，尤其是做质化研究，六七年毕业的大有人在。而且，人文社科研究需要学者对理论问题高度抽象的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深度理解，成熟学者反而更具优势，学者学术贡献的黄金期都是在四十岁以后。如果为了让老师评杰青申青年项目而给年龄设坎，把一部分优秀的学者挡在门外，那真的是学术界的损失吧。

从我个人亲身体会来看，年轻也真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我曾经在微博上看到过几位教授回忆自己当年刚工作被当成学生的趣事，言语间不无自豪。确实，“年轻有为”这个幻觉太诱人了，我第一次在教工餐厅被保安拦下来的时候，心里真的有偷偷傲娇一下。可是很快问题就来了——在学校这个环境里，师生这组权力关系背后有一套详尽的社会互动准则，而我看起来不太像老师，互动准则就变得模糊了，这很容易让学生感到困惑和无所适从。我有时候会感觉到学生跟我讲话不太自在，他们觉得应该遵循师生的互动准则，又觉得几乎是同龄人，应该有点亲近感。有时候他们开了个玩笑，然后马上就后悔，觉得自己越界了，又赶忙跟我道歉。还有学生来找我，要先问一句是否应该叫我老师，我也挺尴尬的，不知道该回答是或不是。我逐渐意识到，让自己迅速成熟起来，变得像个老师，也是工作的一部分。这不只是为了职业规范，也是为了给自己和他人省点麻烦。最重要的是，要时刻自省，不要把被误会成学生当作别人对自己的夸奖。真正值得骄傲的是切实的成就和贡献，是为人师表无愧于心，年轻算什么呢？那些睿智成熟兢兢业业的老师，谁都曾经像我这样年轻过，而我离成为他们，还任重道远啊。

吴舫

上海交通大学

媒体与设计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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