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如果不读大学，我会是一名优秀的钳工 | 我的高考故事

▲2009年，在扬州大学正门前

人生总有一些改变命运的机会，很多情况下机会出现时我们都意识不到。但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1977年恢复高考，却是大多数人都清楚意识到的一个机会。在农村插队的，在农场务农的，在工厂上班的，乃至于游荡在社会上的，所有年轻人都意识到，一个改变我们命运的机会正在降临。

高考，上大学，虽然未来的前途尚不分明，但将摆脱目前的处境，走上一条充满希望的路，则是确信无疑的。在所有不满于现有处境、希望改变命运的年轻人面前，一扇门突然打开，一个通过考试获得学习机会并进而实现各种理想的古老的历史传说再次成为现实。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像唐朝武则天推行科举制时一样，顷刻间被欢欣所激动，被梦想所陶醉。

我已记不起是怎么知道恢复高考招生的消息，当时似乎也没有特别地振奋。因为我当时的境遇还算不错。1976年高中毕业，适逢江苏修改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规定。原本规定老大必须先插队或插（农）场，下面的孩子才能留城，新规定改为家庭可以选择先下或先留。我早已做好下乡的准备，但临了不知道是当时人们固有的对政策的不信任，还是父母对社会变革的先见之明，促使他们将我先留了下来。毕竟妹妹小我五岁，谁也不知道五年内会发生什么。这样，我就在1977年5月参加工作，被分配到江苏仪征造船厂工作。这比起插队、插场来，已是很让人羡慕的境遇，更何况我还很喜欢自己的工作。

造船厂属于交通局，我的档案材料经过局里时，被认为文字通顺，书写工整，有关部门想留我在局里做文秘。有人认识我父亲，转达此意，征求我的意见。在旁人看来，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啊，但我却不乐意。我生性好动不好静，一想到成天坐在办公室里，那多枯燥无聊啊，觉得还是船厂的工作有意思。档案材料到了船厂，又出现同样的情况，厂里也想把我留在厂部，做点文字工作。我再次要求下车间，最后如愿被分配到金工车间，做了一名钳工。

和其他工厂的钳工相比，船厂的钳工是比较有意思的。平时工作没多少高精尖的技术活儿，却会旁通电焊、冷作、电工甚至开车、刨、铣床的本事，装水管和拆装、修理柴油机则是基本技能。日常工作主要是给拖轮安装机动装置，恰好赶上装一条19米拖轮，每天跟随师傅按图纸加工零件，上船安装，直到整条船装完，开出去试航，周期差不多整一年。这种每天内容不同、不断变化的工作显然较适合我的性格。虽然寒冬酷暑、日晒雨淋，工作也相当辛苦，但并不觉得疲劳和厌倦，上班时一空下来就操练基本功。据说钳工学徒三年满师，要考锉六角，没事就锯一段圆钢锉着玩。一年下来，我可以不用尺，光凭眼睛看，锉出极规准的六角，用游标卡量每边差距在四丝以内——一根头发丝是七丝左右！如果不读大学，我相信三年满师时我会是一名优秀的钳工。当时我的理想确实就是成为一名像我师傅吴志军那样的技术最好的钳工。

船厂的业余生活也很丰富，一起进厂的青工凑成了一支篮球队。为参加县职工篮球赛，我们自己平土拉碾，整出一个篮球场，每天下班后训练。虽然第一次比赛成绩欠佳，但我们的训练热情有增无减。我中学球队的教练是县体委工作人员，扬州地区职工篮球联赛时还推荐我去担任裁判，参加过二级裁判资格考试。应该说，以篮球为中心的业余生活是相当快乐的，工作中也没有觉得知识不够用——中学的工业基础知识（相当于物理）课，已足够应付一般钳工能用到的简单计算，甚至机械制图也能对付（不知现在的中学生能否掌握）。无论从哪方面说，考大学对我来说都不是特别有诱惑力、特别令人鼓舞的事。但我获知恢复高考的消息时，心头还是涌起去试一试的冲动。因为我隐隐觉得文学是可以学习的东西。

青春与写作是天然相连的。在那个年代，喜爱文学的青年更是无人不想当作家。许多人回忆高考经历，都说在当时，读大学就等于读中文系，而读中文系就是要当作家。我倒没有这样的意识，文学对我来说还是个很朦胧的东西，作家更是遥不可及的存在。

我出生在一个化肥世家，爷爷、父亲都曾在南京化学工业公司工作，两位姑姑和一些表姐表弟也都在化肥厂工作。因此我填家庭成分从来都是工人，其实我父亲是高级工程师，虽然没上过大学，却能看英语资料，还懂点日语，那是读中学时留学生任教和日据时皇民教育的结果。他是获得化工部奖励的对中国化肥工业有贡献的技术人员。我母亲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女中，曾是上海学联篮球队（相当于今天的青年队）的控球后卫，可以保送上海体育学院，却一心要考复旦新闻系，终因家庭成分的缘故不能录取。她很喜欢看小说，从我记事起家里总有许多小说。即使在“文革”中，她也总能从不知道什么地方借来各种翻译小说，多数是旧版的苏联和东欧作品，还有一些内部印行供批评用的材料，记得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和柯切托夫《你到底要什么》等。在中学时代，我已读过很多中外小说，包括现代文学史上大量被定为“毒草”的作品，像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欧阳山的《三家巷》《苦斗》，冯德英的三《花》，茅盾的《蚀三部曲》，至于《平原枪声》《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艳阳天》《金光大道》这些就更不用说了。

▲小学时的照片

我们这一代人的中小学教育，虽然很不正规，却也有个好处，就是课余没作业，有大把的时间自由阅读，喜欢读书的孩子也可以满腹经纶。尽管缺乏真正的美育，但背诵毛泽东诗词、老三篇、五篇哲学著作，唱语录歌、样板戏，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听钢琴协奏曲《黄河》，总算也接触到诗词、文章、戏剧、音乐，不至于白纸一张。同辈中大概许多人都能将《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从头唱到尾，比起现在的孩子也算了解一点京剧唱腔。对文学和艺术的这种非正常的接受方式，最终却熏陶了我们对文学的兴趣，这真是匪夷所思！

我从小除了读小说外，也很喜欢听故事。父母单位里有一位南京知青非常会讲故事，夏天纳凉时孩子们都围坐听他讲当时流行的手抄本故事。他还是个红学迷，常讲《红楼梦》的话题，我也因此将《红楼梦》读得很仔细。后来我虽不研究红学，但有时与研究红学的朋友聊天，故意问一些冷僻的问题，比如贾芸的父亲叫什么名字，他们也答不上来。

我对诗词发生兴趣，是在1976年高中毕业后，偶然在同学家看到一册王力先生的《诗词格律十讲》，借回家照着诗词格律作诗填词。没多久进工厂，午休时没事，借一些诗词方面的书来读。第一部就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编的《李白诗选》，对李白的喜爱便从那时候开始。将近体诗格律弄清楚后，又将《考证白香词谱》中的词调都抄在一个小笔记本上，全部标画出平仄，等于自己编了一本用⊙●○符号标记的词谱。这么读着读着，对古典诗词的兴趣越来越浓。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考中文系。中文系也是当时最热门的志愿，就像王安忆说的：“我的那个年代，最好的人才都是读中文系的。”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优秀人才，只是很想学文学。

可是没想到，我填志愿却遇到了挫折。由于父亲在“文革”中历经折磨，觉得文学就是舞文弄墨，搞大批判，写大字报，坚决反对我报考文科，无奈之下我只得选理工科，第一志愿报大连海运学院的船舶设计与制造专业，这当然是出于对造船的热爱。

仪征濒临长江，当时有两个船厂，仪征造船厂隔壁还有一个南京航运公司的保养厂，俗称南京船厂，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唐晓渡就是南京船厂的工人。他是我小学篮球队队友的哥哥，认识但不熟悉，临考试时在上班途中偶遇，交流了一点填志愿的信息。我很羡慕他报考了南京大学中文系。他毕业后分配到《诗刊》社任编辑，成为有名的诗人和评论家，我在七年后才成为他的系友。

1977年的高考，江苏分两次进行，初考只是语文、数学两门，后来知道110分为及格线，合格再参加统考。我读中学时数学成绩虽也不错，但毕竟没学到什么东西。初考两门总分勉强够线，数学成绩终究偏低。招生办老师来电话，建议我统考时改考文科，正合我意，立即着手复习文科。不料临近考试时，招生办又紧急告知，文理不能转科，我还是必须考理科。结果可想而知，统考数学成绩更低，总分不够线，名落孙山。

经过初试，我已确知数学成绩不可能好，落榜实在意料之中，倒也不至于太气馁，心里只想着如何补好数学。班照常上，复习都用业余时间，晚上和节假日。七七级入学甫定，七八级的考试又在眼前。那时考大学对全社会来说是个新鲜事儿，也是大事儿，全厂好像只有两个人考，厂里对我俩也很优待，在临考前一段时间准许我们休假备考。

这一次我决意不再听家里的意见，非考文科不可，父亲看我数学确实不行，只好由我。第一志愿填报复旦大学中文系，是要实现母亲当年的夙愿。第二志愿是南京大学中文系。那时候中文专业可选院校很少，我又很怕当老师，只拣非师范专业的学校填，甚至报了辽宁财经学院师资班，其实也是师范性质，但我并不清楚。就这样六个志愿还是填不满，实在无可选，最后填了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鉴于去年历史、地理两门合一张试卷，题目也不难，我就没怎么复习史、地，所有时间都花在了数学上。结果本年史、地分为两张卷子，内容多出许多，我毫无准备，都只考了72分，数学拼命补习半年多，也仅得46分，总分343。语文和政治各考多少已记不清，语文更高些，应该是80多分。想想这个分数真不知道是怎么得来的，因为我记忆中从来没好好学过语文课。

说起来，我的中小学义务教育，经历颇为曲折，说是九年制，实际读了十二年。因为父母双职工，家里没人照看，我5岁就上小学。“文革”开始时已读二年级，所以全过程都记得很清楚。在江苏六合县读到小学四年级，赶上学制改革，六年制改为五年制，本应升五年级的我们被退回三年级，结果重读了三、四年级！这个匪夷所思的结果说起来没人相信，连我自己也一度怀疑是不是记忆有误，后来遇到一个在江苏读书的同龄人，证实情况确实如此。读到五年级，随父母调动工作迁居仪征，将要毕业又逢教育制度改革，夏冬毕业改为冬季，这样我小学就读了七年半！初二时冬季毕业再改回夏季，两年制初中又多读半年。到1976年夏天高中毕业时，我的中小学已读了十二年，正好相当于“文革”前的老学制。为此我常觉得自己也等于是一个“文革”前读中学的老三届！

大概因为比别人读书年头长，我的中小学成绩一直很好，主课考试经常都是100分，后来评分方式改为优、良、及格、不及格四等，就都是优秀。读小学时我曾是“小红花”宣传队里跑龙套的，当时读书好点的学生本来就不多，宣传队里的文艺尖子更少有成绩过得去的。考完试宣传队排练，纷纷晾成绩单取乐，一蟹不如一蟹，队长念一个笑一个。这让我很不好意思晾自己的成绩单，可越是忸怩大家越起哄得厉害。当队长拿到成绩单，惊呼：“这家伙三个100！”所有人都不相信，就差把成绩单抢撕了。

其实我上课很少认真听讲，经常是看小说，下课看看黑板就知道老师讲了些什么。数学有不明白的问问同学便了然，实在是课堂教学的知识量少得可怜。考试也简单，初中数学课一度曾用口试，每人到老师面前抽三道题，口头回答一下，我从来都是优秀。高考的数学题，超出我们课本知识很多，我完全不能应付；语文则靠读了一肚子小说，作文能文从字顺，而且卷面整洁无涂改。改错改病句都无问题，但要说明理由往往讲不清楚，因为没怎么学过语法知识，只凭熟读小说获得的语言感觉，80多分怎么得来的只有天知道。

考完之后，自己的感觉还是不错的，觉得数学没那么难，很有希望及格；语文也没什么大失误，只有历史、地理不太满意，后悔没有认真复习一下，本来可以考得更好一点。整个夏天是在漫长的等待、忐忑的期盼中度过的。每一串自行车铃声都会让我竖起耳朵，屏息静听是不是邮递员的来临。

录取通知书终于寄到。拆开招生办的信函，当看到录取通知书写的是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时，我脑袋轰地一下仿佛全身的血液都涌到了脑门上！怎么会是扬州师院中文系？我根本就没报这个志愿啊！事实上我的总分只够扬师的分数线，并且我也填了同意调剂。我乱轰轰的脑子稍微镇定下来，第一反应就是放弃，明年重考。家里倒随我，说重考就重考。可是父亲很快获知，招生政策规定，凡师范院校录取不报到的要被取消高考资格。正在纠结中，邻居一位浙江大学毕业、曾被打成右派的叔叔来串门，说：“本科读什么大学没关系，将来肯定要恢复研究生招生的。”这话很触动我，觉得以后并不只是当老师一条路。于是，怀着对不可知未来的朦胧希冀，我走进了座落在瘦西湖畔的扬州师范学院，开始中文系学生的生活。那是1978年10月，只比七七级晚入学七个月。

后来知道，我们高中七个班，每班考取大学的只有一两个人，我们班只有我一个。为此我像所有同辈人一样，万分珍惜这个机会，每天学习，学习，不倦不懈地学习。

▲2009年，在扬州大学任二北先生纪念雕像前

后来将七七级到七九级这三届称为新三届，与公认中学基础较好的老三届相提并论，不是没道理的。新三届和八〇级以后，生源大不相同，风气也截然异样。新三届的学生以往届生居多，大都是从工厂、农村、农场考上来的，年龄相差也较大。以我们这个年级而言，年纪最大的36岁，最小的16岁。八〇级开始以应届生为主，一入学就谈恋爱成风，读书空气也淡化许多。我们年级共有四个班，（一）班为老大哥班，年龄都在28岁以上，绝大多数都为人父母；其他三个班都是27岁以下，23岁上下的最多，应届生没几个。同学之间水平差距也很大，（一）班同学中不乏小有名气的作者、写过不少剧本的剧团编剧、工作多年的机关干部、教学经验丰富的中学老师……其他三个班则以知青、工人和民办教师为主，很少上述成功人士。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是以第一志愿被扬州师院录取的。像我这样没报扬师而被录取的，大概少而又少。知道了这一点，不仅没让我有半点自得，反而甚觉气馁。

很快大家就知道，有许多同学是以远远高出分数线的总分入学的。虽然当时是先填志愿后考试，无法估量成绩，但为求稳妥、以必中为唯一目标，是个重要原因。扬师340分的录取线已是江苏本科院校的底线，许多插队、插场的同学只求考取以改变生活道路，根本就不考虑其他。因此，刚过分数线的我，不用说是班上基础最弱的学生之一。听到同学们这个说在写评论，那个在写散文，我连散文是什么都不清楚，感觉自己和同学们有不小的差距。不过话也说回来，大家对分数其实都看得较淡，起码高分入学的同学并没有表现出什么优越感，相反都一个赛一个地勤奋学习。新三届区别于八〇级以后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都埋头读书，不谈恋爱，男女生之间没什么交往，彼此间言语举止都很拘谨；生活更是简朴，上街除了买书，基本上没有下馆子吃喝的。

现在回想起来，那一代人的勤奋真是今天的学生难以想象的。

很少有人翘课，没课时宿舍空无一人，都在图书馆或教室自习。宿舍晚九点五十熄灯，总有些同学在走廊就着昏暗的灯光读书。虽然兴趣各不相同，但似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有沉迷于哲学的，有热衷于美学的，有喜爱写作的，有耽于文学批评的，有用功练书法的，甚至还有对遗传学感兴趣的，经常捧一本《遗传学报》在看。更多的则围绕中学语文教学来看书和积累资料，他们多是从中学考来的公办或民办教师，将来的理想是成为特级教师。

我刚进学校时学习并无目标，只是疯狂地读小说。入学第一个月就看了40多种，大多是以前接触不到的西欧小说。从雨果开始，司汤达、巴尔扎克、大小仲马、罗曼·罗兰、左拉、狄更司、马克·吐温……转眼到二年级，我得知研究生恢复了招生。这点燃了我心底的愿望，同时在漫无目的的阅读中，我也慢慢发现自己的兴趣还是在古典文学方面。偶然看到社科院系统招聘助理研究员的消息，也曾怦然心动，但终究对外语毫无信心而作罢。

我中学时英文学得还算认真，曾担任英语课代表，毕业后就再未看过。高考时外语只是参考科目，不计入总分，很多人都弃考。我考是考了，却不曾复习，28分竟然名列班级亚军，考38分的第一名是下乡一直坚持学英语的一位老大哥。从获知研究生恢复招生起，我就铆足劲儿准备考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了解到日本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比较发达，便跟着电台刚开播的日语广播讲座学日语。1981年秋，系里通知七八级可以同七七级一起报考硕士研究生，我们年级共有4个同学报考，最后3人考取。我第一志愿报考南京大学程千帆先生，未被录取，调剂到第二志愿广西师范学院，三年后再考程先生的博士生，终得立雪门下，从此成为一名古典文学研究者。虽然我从高中毕业后就自学诗词格律并尝试写作，但进入扬师中文系才是我学习文学的正式开始，我对古典文学的兴趣也是读本科期间培养起来的，和老师们的诱导、鼓励分不开。

▲1988年，博士毕业照

记得1990年，我和同事也是扬师中文系七七级学长汪晖同被遣往陕西山阳县“锻炼”，闲谈中回忆起扬师中文系的老师们，好生感慨。那一代老先生的学问之好，绝不亚于任何名牌大学的教授。其中有现代汉语语法体系自成一家而讲授古汉语课的李人鉴先生，以王国维美学研究名世的谭佛雏先生，与林散之、高二适、费新我并称江苏四老的书法家孙龙父先生，古典文学则有《张溥年谱》和《刘鹗年谱》的作者蒋逸雪先生，《新校元杂剧三十种》的作者徐沁君先生，《唐代扬州史考》的作者李廷先先生，至于任二北先生就更不用说了。我个人则更得赵继武老师亲炙，前几年我写过《我的第一位学术蒙师——赵继武先生散忆》（《文汇报》2013年3月16日）一文，回忆从赵老师受业的往事。

当时我们还不懂得这些先生的学问，多年后自己成为学者，见识过各方前辈，这才知道我们那批老师的学问之好和学风之正。最难得的是他们还葆有旧日学人的风骨，勇于表明自己的学术立场，决不乡愿趋时。如果说我们这一代学人，对学术还有那么一点信念、一点不随流俗的崇高感，那是与老师辈的熏陶分不开的。

转瞬高考迄今已40年，我也从一个文学爱好者成长为一名古典文学研究者和教授。回顾40年间最重要的经历，高考仍不能不说是改变我们人生轨迹的第一个重要契机。没有高考，我可能永远不会走上文学研究之路，体会到职业和兴趣合而为一的巨大幸福感。我确实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职业能和兴趣相重合，工作就是做自己有兴趣的事，同时满足了兴趣和谋生的需要。为此，我也像所有同辈人一样，发自内心地感谢邓小平同志果断恢复高考的伟大决定。这一举措不仅改变了我们一代人的命运，同时也加快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速度。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三届逐渐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并薪火相传，成为思想、科学和文化上承上启下的重要桥梁。站在现时回看1977年的高考，感觉就像打开了一扇自由之门，无数优秀人才由此走上社会的重要岗位，使古老的中国重新焕发生机，洋溢着年轻的活力。此后日益高涨的改革开放热潮、思想解放新风，激发了巨大的创造力，带来空前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进步，使80年代永远成为让人激动不已、深情怀念的时代。近年我越来越多地追怀80年代，那是属于我们的青春，而对青春的回望只是意味着迟暮的到来。

怀旧从来是老暮的标志，也是过来人独享的权益。若道未来的岁月无可展望，怀旧足以消遣短暂的时光；而如果确信时间的轨迹仍在延伸，则怀旧的激动也可成为天地回春的一股力量。

>原题《我的高考1977·1978》，载《传记文学》 201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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