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史

中国古代文学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学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所以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史与南京大学的校史同步。因不满书院制教学，且受西方现代教育制度的启发，1901年，清政府下令“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经江苏士绅张謇、缪荃孙等斡旋，1903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在南京建立了“三江师范学堂”作为省城“大学堂”。学校设立“修身”、“历史”、“文学”等十八门课程，由王瀣（伯沆）讲授中国文学，此为本学科的远源之一。

1913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发文江苏省，“准就两江师范学校校舍改设高等师范学校”，1915年开始招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不再是江苏、安徽、江西之“府学”，而成为南方的高等学府。南高师校长江谦《关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办状况报告书》（1915年8月）谈及当时“录取学生资格之状况”：“最多者为江苏，其次则安徽、浙江、江西，其次则广东、四川、贵州等省。”学校设预科、本科、研究科、专修科和选科。国文为预科必修课程；本科设有国文部；国文部并设国文专修科。之后本科之英文部亦开设“国文及国文学”，历史地理部亦开设“国文”。当时主国文部讲席者仍为王伯沆先生，但今存教员履历表中未见其名，因为先生以不受聘为条件，以保持传统士大夫的节义、师道和学术尊严。胡先骕先生回忆南高师时期：“文史诸科，名师群彦，亦一时称盛。言国学则首推王伯沆先生之于文，柳翼谋先生之于史。……王伯沆先生主讲《四书》与《杜诗》，至教室门为之塞。而柳翼谋先生之作中国文化史，亦为吾国士夫所辨认。”柳诒徵“与王伯沆共晨夕，王喜谈诗，赣人胡先骕、邵祖平亦昵就”（《劬堂学记》）。

王伯沆先生

柳诒徵先生

教育贵普及，学术贵大成。秉持这一理念，1920年4月，南京高等师范校务会议通过筹备国立大学议案，张謇等东南人士上书教育部正式陈请，同年12月，国务会议正式通过并定名为国立东南大学，国立东南大学在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规模上进一步扩充。1921年10月，国文系主任为陈中凡教授。据1923年1月《国立东南大学教职员一览》，当时国文系的教员情况是：陈钟凡（中凡），“国文系主任兼教授”；吴梅，“词曲国文教授”：陈去病，“诗赋散文教授”；顾实，“国文教授”；邵祖平，“国文助理”。依现在的学科分类，他们都是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成员。国民党政权定都南京后，1928年5月，学校易名为国立中央大学。据1930年《国立中央大学一览·文学院概况》，当时中国文学系教员有：汪东为副教授、系主任；黄侃、王伯沆、王易、胡小石、汪辟疆、吴梅为副教授，陈延杰为讲师，钱子厚、黄焯、张述明、黄文鸾为助教。可谓极一时之盛。除1935年黄侃先生病逝，其人员格局一直持续到1937年中央大学西迁重庆。

中央大学中文系教员合影。前排左起：杨仲子、王易、汪东、黄侃、王伯沆、吴梅、胡小石、汪辟疆

国立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期间，本学科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如成立国学研究会，刊发《国学论丛》，拟设“国学院”，组织词社、文会等。1920年、1921年，胡适先生来南高师、国立东南大学暑期学校讲课，并以研究国故为题发表演讲，北大的“整理国故”风气蔓延到南方。但自南高师起，南北学术即呈双峰对峙、二水分流的格局，所以国立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的成立有与同校的《学衡》派互相声援而与北大抗衡之势，国学研究会的指导教授是陈中凡、顾实、吴梅、陈去病、柳诒徵五先生。1923年，《国学丛刊》正式发行，刊发刘师培、章太炎之文，实有承章太炎、刘师培《国粹学报》（自1905年）之意，是面对“整理国故”之潮时，国立东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教授在文化与学术上的选择。1923年4月，国文系计划成立“国学院”。在顾实起草并经国文系全体教授赞同的《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中，顾实提出整理国学要分“两观三支”。“两观”即“客观”和“主观”。“客观”包括：设立“科学部”，搜集各种古图谱、古器物，并编写专史和辞典，“以科学理董国故”；设立“典籍部”，对古籍进行疏证、校理和重修工作，以证其真伪义理，“以国故理董国故”；设立“诗文部”，“非以理董往籍也，将欲以衡量现代之作品云尔。移风易俗，责无旁贷”，即“客观化之主观”。“科学部”近王国维等提出的以“两重证据法”研究国故，“典籍部”承传统之校勘、疏证之学。

《国学丛刊》创刊号

顾实先生等因不满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旧文学的态度，提出创作诗文以“移风易俗”，其说虽遭北京大学国学门教授的抨击，但《国学丛刊》始终贯彻捍卫传统诗文的旨趣。该刊设立了“文录”、“诗录”、“词录”、“曲录”等栏目，刊载国学研究会师生和友朋的诗文作品。中央大学期间，本学科继续发扬诗文创作的传统。如1924年春，东南大学国文系师生组织词社“潜社”，由吴梅主盟。“月二集，集必在多丽舫，舫泊秦淮，集时各赋一词，词毕即畅饮”。1928年秋，吴梅重主潜社社集。教授们亦颇多文酒登临之乐。如1928年春，黄侃、胡小石、汪东、汪辟疆、王伯沆、王晓湘、王友箕等先生于上巳日修禊于玄武湖，并联句；1929年黄侃先生邀陈伯弢、王伯沆、胡翔冬、胡小石、汪辟疆、王晓湘等先生集南京鸡鸣寺豁蒙楼，并联句。

豁蒙楼联句原稿复制品（局部）

二十年代以来，本学科的这批学者被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贬称为守旧派，却取得了辉煌的学术业绩，也为中国现代学术史谱写了重要的篇章。如现代中国一批著名的词曲学者，唐圭璋、卢冀野、王季思、任中敏、钱南扬等都是吴梅的学生；现代中国一批著名的语言文字学者，陆宗达、殷孟伦、周法高、潘重规等都是黄侃的学生；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批著名学者，冯沅君、程俊英、刘大杰、胡云翼等都是胡小石的学生。王国维先生曾说，治学强分新旧，实为不学之谈。张其昀在《吾师柳翼谋先生》中认为：“民国八年以后，以南京高等师范为中心的学者，俨然以继承中国学统、发扬中国文化为己任。”“以继承中国学统、发扬中国文化为己任”，是对东南学风内在精神的精辟概括。

还需指出的是，这批学者在人格上也达到了崇高的境界，真正做到了道德和文章的统一。如王伯沆先生，日寇侵占南京前，因病未能随学校西迁，日伪闻其声誉，多次以伪职威逼利诱，他大义凛然，坚决拒绝，以致饥病交迫，不幸去世。临终前，他要家人将其葬于家院之中，以示不与日本人之意，表现了崇高的气节。又如陈中凡先生始终以学术自任，1925年拒绝教育部长易培基请他出任江苏省教育厅长的邀请。又如有人以重酬请胡小石先生为蒋介石作六十岁寿序，遭严词拒绝。先生们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以道自任的精神，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践履，与东南学风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以胡小石等人事迹为原型改编的话剧《蒋公的面子》

1937年，中央大学西迁重庆后，李长之、卢前、唐圭璋等先生任教于古代文学学科；1945年，罗根泽、朱东润先生随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并入中国文学系；1947年，陈匪石先生至中央大学任教。金陵大学虽是教会大学，但也高度重视中国传统文化。金陵大学国文系成立于1924年，长期以来，金陵大学的古代文学教授往往同时为中央大学教授。如金陵大学首任国文系主任胡小石教授，1925年兼任东南大学教授，1929年任中央大学教授而兼职于金陵大学，直至1937年。1946年两校回迁南京后，先生复兼任金陵大学教职。在本学科的著名学者中，仅胡翔冬、刘继萱两先生一直为金陵大学教授。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南京大学中文系和金陵大学文学院合并。由于极“左”政治日益严重，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干扰破坏了学术事业的正常发展。特别是在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泛滥成灾，胡小石、汪辟疆等一辈学者被视作封建主义学者，而罗根泽等一辈学者被视为资产阶级学者，都遭到歧视或批判。六十年代，罗根泽（1960）、胡小石（1962）、汪辟疆（1966）诸先生相继去世，陈中凡先生也已年迈。“文革”结束时，南京大学古代文学学科已甚为衰微。正在此时，程千帆先生应聘来南京大学任教，为本学科注入了生机。

以程千帆先生为首的学术梯队，左起：吴新雷、周勋初、程千帆、郭维森、吴翠芬

程先生求学于金陵大学，受教于黄侃、吴梅、胡小石、胡翔冬、刘国钧等先生，不但积累了深厚的学养，而且学到了老师们的治学方法和治学精神。由于程先生的学术基础是在南大打下的，由他返回母校来领导重振古代文学学科的工作，在学术渊源上与南大的传统天然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与此同时，由于程先生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逐步总结出一套特色鲜明的学术理念，由他来主持南大古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就有条件形成较为鲜明的学科特色。于是，在程千帆先生的主持下，南大的古代文学学科不但逐步恢复了元气，而且日益发展壮大。1981年，国务院学术委员会批准本学科为首批硕士、博士学位授予点。1983年，教育部批准南京大学建立古典文献研究所。1988年，本学科被国家教委评为国家首批重点学科（2001年重新认定，2007年第三次评定）。八九十年代，老一辈学科带头人程千帆、周勋初先生在教学、科研方面取得了卓著的成就，为弘扬本学科的优良学术传统树立了楷模，为学科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学科顺利地实现了新老两代成员的交接，新一代学科带头人继承了前辈学人的治学精神，接过了领导学术建设的重任、形成了以莫砺锋教授为学术带头人，以徐有富、张伯伟、张宏生、程章灿、巩本栋、曹虹、许结、徐兴无等教授为核心力量的新的学科团队。

>摘自莫砺锋主编《继往开来的东南学术——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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