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书 |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解决了什么问题

程千帆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初版于1980年。这本仅90页的戋戋小册，开创了中国文学制度研究的新范式，是一部经典之作。近日，此书单行本由中西书局再版，前有巩本栋教授长篇导读。本文节选自导读，并省略了注释。

今人在研究中较早涉及唐代科举制度与文学关系的，是陈寅恪等先生。陈先生论唐代政治，由家族门第、科举和所事之学而判别党派分野，遂及当日重进士而轻明经的社会风气，并揭示了进士科与倡伎文学的关系；论韩愈、元稹等以古文为小说，又指出，韩愈的那些“驳杂”之文，正是曾被唐人用来“温卷”的“文备众体”的传奇小说。受陈先生的影响，李嘉言先生论词的兴起与唐代政治的关系，便据其說立论。刘开荣先生论唐传奇兴盛的原因，指出：“进士科举又因为实用起见，更刺激了传奇小说的大量产生和改进，因此中唐及以後的科举制度，实在是传奇小说勃兴的另一重要因素。”冯沅君先生论唐传奇作者的身份，举牛僧孺为例，指出他“身为重科举的政党的领袖，却作了大量的传奇，别人更以这种作品作为攻击他的武器，这似乎不是偶然的，可能是唐传奇与唐科举的关系的反映”，也都是依陈先生之说立论的。另，施子愉先生曾通过对唐代五言律诗数量的统计，认为它的兴盛，与唐代进士科举制度的試五言六韵格律诗有密切关系，“政府以它‘取士’确可以促成它的发达”。则注意到省试诗对五律诗发展的影响。

程先生的唐代进士科举与文学的研究，也受到了陈寅恪先生的影响。程先生与陈先生三世通家。光绪年间，陈宝箴任湖北布政使时，程先生的叔祖程颂万子大先生亦在武昌张之洞、潭继洵幕府中，既与陈宝箴有往来，也与被张之洞延为武昌两湖书院都讲的陈三立多有唱酬。程先生的父亲穆庵先生则自幼从子大先生读书。抗日战争时期，燕京大学内迁成都，借用华西大学校址上课，陈先生在华西大学文学院讲授“元白诗研究”，程先生和孙望先生便去听课，向陈先生请教。後来程先生与陈登恪交往也颇多。陈先生在元白诗讲授的过程中，必会涉及唐代政治派别分化与进士科的关系，也必定会以举子的温卷来解释元稹《莺莺传》的文体特点。这对程先生的研究当有启发。之後程先生又读到了陈寅恪的《韩愈与唐代小说》等文章，便开始有意识地搜集和积累有关唐代进士科举、尤其是进士行卷与文学关系的文献资料，并深入思考相关问题。

在陈寅恪和其他学者的研究中，几乎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的一条重要的材料，那就是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中的记载：

唐之举人，多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踰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王荆公取而删为《唐百家诗》。或云荆公当删取时，用纸帖出付笔吏，而吏惮于巨篇，易以四韵或二韵诗，公不复再看。余尝取诸家诗观之，不惟大篇多不佳，馀皆一时牵课以为贽，皆非自得意所为。故虽富而猥弱。今人不曾考究，而妄讥刺前辈，可不谨哉。

然诸先生所引，皆为此条材料的前半部分，即至“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为止，并都指出唐代进士科举对唐传奇创作有积极的影响。惜所论亦止於此。至唐代进士科举制度究於何时形成？行卷风尚的由来和具体内容如何？行卷又怎样影响传奇的创作？唐代的诗歌和古文是否也受到或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行卷风气的影响等等，便都少有人追究了。这些问题的解决，是由程先生完成的。

程千帆先生

所谓行卷，就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文学创作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前送呈当时在社会上、政治上和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司即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从而增加自己及第希望的一种手段。然这一现象出现的缘由，此前却并没有人梳理过，是程先生首次为我们理清了行卷风尚的来龙去脉。

上文引到赵彦卫的《云麓漫钞》，他虽然告诉了我们唐人以传奇小说和诗行卷的事实，但存在许多语意含混的地方。从他的话来看，好像无论应考什么科的举子，都曾以传奇小说来行卷，惟独进士才以诗行卷，这并不合乎事实。此外，他也并未区分行卷有纳省卷和投行卷两种情况，实则这两种情况都只与进士科有密切联系，而与明经科是并无关系的。

程先生网罗资料，详加辨析，将有关行卷的许多史实一一厘清。唐代科举考试的试卷是不糊名的，哪本试卷属於谁，都是公开的，这使得主考官除了评阅试卷之外，还有参考甚至完全依据举子们平日的作品和声望来决定去取成为可能，也使得应试者有呈献平日的作品以表现自己的才能和托人推荐成为可能。唐代贡举有常科和制科两种，常科中又主要有进士和明经两种。进士科考试以文词优劣定去取，出路最好，为世人所重，这又使得行卷得以成为一种应进士科举考试的举子的特殊风尚，并盛行一时。行卷分两种：纳省卷和投行卷。前者是向主考官呈交的，後者则是向有政治和社会地位的人投纳的。二者的内容可能相同，但对象却不一样。由於省卷成千累百地集中於主司一人，势不能尽阅，结果反成了具文，故举子所重，往往在於向显人投献行卷一方面。唐代进士科加试文词，早在唐高宗永隆二年（681年）以前即偶有之，永隆二年，经刘思立奏请，逐渐转为试诗赋，并制度化。“因为最初杂文所包者广，这才使行卷之文也可相应地具力求众体，逐渐发展到古诗、律诗、词赋、骈文、散文、小说等无所不有”；“由於进士科出路比其它科目都好，所以竞争就特别激烈；由於进士科考试重在文词，其录取又要采平日誉望作为重要参考，所以举子们用来表现自己的创作水平乃至於见识和抱负的行卷，就特别重要。在一般情况下，举子们没有不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以期写出较好的作品，并用它们来行卷，从而打动当世显人的心的。这样，行卷的风尚在客观上就不能不对唐代的文学发展起着较广泛和较长远的推动作用。”总之，进士行卷风尚的存在和盛行，是唐代进士科举考试制度的产物。程先生的这些细致梳理和考辨，廓清了长期以来笼罩在行卷问题上的许多疑惑和误解。

社会风尚总是在较长的时期中形成，并逐渐使其自身具备丰富而具体的内容的，唐代进士行卷的风尚也是如此，它同样有着丰富的内容。早在晚唐时期，就有士人著书专门介绍行卷的内容和初次赴举之人应注意的事项了（如卢光启的《初举子》），可惜这些材料早已佚失，人们往往难以悉知进士行卷的细节。程先生不辞烦难，对行卷的具体内容一一作了考察，就中包括：唐代进士行卷的时间地点、行卷对象的选择、行卷作品题材的求新求奇、措辞用语的诸多避讳、行卷举子的种种情态，以至行卷卷轴的多寡、作品编排的顺序、所用纸张、行卷举子的衣着等等，皆有述及。自昔所不能详者，今得程先生之书，可了然於胸。

唐代进士行卷之风如此盛行，那么，举子们是用怎样的态度去行卷、所谓当世显人又是用怎样的态度对待那些投来的作品呢？程先生分析道，虽然在行卷过程中存在一些描写猫狗、嘲弄婢仆以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的举子，也有取笑举子、对投献的行卷看也不看，视同废纸的达官显宦，但以严肃的态度对待行卷的举子，知音爱才、乐於奖掖扶持後进的显人，还是占了多数。举子们试图在作品中表达自己认为正确的政治社会观念，体现较高的艺术水准，并以此去行卷，求知音。像晚唐皮日休所撰《文薮》，即为一显例。其序云：“比见元次山纳《文编》于有司，侍郎杨公浚见《文编》，叹曰：‘上第，污元子耳。’斯文也，不敢希杨公之叹，希当时作者一知耳。赋者古诗之流也。伤前王太佚，作《忧赋》；虑民道难济，作《河桥赋》；念下情不逹，作《霍山赋》；悯寒士道壅，作《桃花赋》。《离骚》者，文之菁英者，伤於宏奥，今也不显《离骚》，作《九讽》。文贵穷理，理贵原情，作《十原》。太乐既亡，至音不嗣，作《补周礼·九夏歌》。两汉庸儒，贱我《左氏》，作《春秋决疑》。其余碑铭赞颂、论议书序，皆上剥远非，下补近失，非空言也。较其道，可在古人之後矣。”以这样的态度去创作，以这样的作品去行卷，对文学发展的积极推动是显而易见的。再如罗隐，自称其所撰之文：“他人用是以为荣，而予用是以辱；他人用是以富贵，而予用是以困穷。苟如是，予之书乃自谗耳。目曰《谗书》。卷轴无多少，编次无前後，有可以谗者则谗之，亦多言之一派也。”用其手中的笔与社会生活中的黑暗面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以此行卷，虽或无益於其仕进，但这部“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的著作，与《皮子文薮》同样，在诗风頹落的晚唐，都放出了耀眼的“光彩和锋芒”。而像张籍之赏识朱庆馀，杨敬之逢人说项斯，吴武陵之推荐杜牧，薛能之评刘得仁诗，刘禹锡之点窜牛僧孺文等等，则又都是当时或居高位或为文坛的前辈们出於爱才的心理，对後进举子予以奖掖扶持的例子。通过行卷的方式，举子们结识了某些爱才而又能文的前辈，经过他们的鼓励、培养和提拔，有的人取得了功名，也提高了写作能力；有的人尽管在科场中失败了，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文学上有所收获。行卷在文学的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既有以严肃认真的态度行卷的举子，又有以同样态度对待投来行卷的显人，唐代进士行卷之影响文学的发展，就顺理成章了。

康熙影宋刻本王荆公唐百家诗选

程先生首先讨论的，是行卷对诗歌发展的影响。

赵彦卫谈到行卷时曾说：“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於世者是也。王荆公取而删为《唐百家诗》。”这实际上给後人的讨论提供了一个行卷影响诗歌创作的典型例证。程先生的研究便由此入手。

王安石编选的《唐百家诗选》是一部很著名的唐诗选本。其序云：“余与宋次道同为三司判官时，次道出其家藏唐诗百馀编，诿余择其精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诗选》。废日力於此，良可悔也。虽然，欲知唐诗者观此足矣。”也许是名家名选，编者又说了“欲知唐诗者观此足矣”的话，这部唐诗选本自宋代起就备受关注，可谓众说纷纭，已成为诗学史上的一桩公案。程先生则通过对各种说法的分析，敏锐地指出：“（他们）只着重地考证了此书资料出自宋敏求所藏，编选出自王安石之手，而忽略了宋敏求所藏的是一些什么样的资料，在那样一些资料的制约之下，这部诗选又必然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面貌这个重要问题。”这个资料就是唐人行卷。除了赵彦卫的说法之外，程先生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证据。他指出，唐人的行卷，不论是闱中之作还是行卷之文，在宋代都还保存了不少，如秦韬玉、顾云等人的行卷即是。宋敏求不但是著名的藏书家，而且其藏书的重要特点还是专藏，从宋家所藏大量的唐代诏令和方志来看，他也完全可能藏有很多唐人行卷。而从《唐百家诗选》所载诗人的出身来看，十之八九是进士及第和曾应过进士试的人，其身後留存一些行卷也是很正常的。至於《唐百家诗选》所选的诗人作品中，就有直接从唐人行卷中截取的（如皮日休《杂古诗》十六首中的後六首便入选《唐百家诗选》，连篇题和次序都一样），那更是强有力的证据。因此，既然《唐百家诗选》的主要文献来源是唐人行卷，那么，不仅对王安石的这一编选工作要重新评价（即不应以反映唐代整个诗歌风貌及每位诗人全部的、最高的成就来要求这部选本），而且我们“还得感谢宋敏求和王安石，感谢他们为今天研究唐代进士行卷这种风尚对於诗歌的有无促进作用，提供了可贵的史料，并且对於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答复”。事实上，《唐百家诗选》既选入许多思想性较强、艺术性较高、脍炙人口、传诵至今的行卷之作，其它未入选的行卷之作中的好诗也不在少数，如李贺曾向韩愈行卷的《雁门太守行》、李绅向吕温行卷的《悯农》、许棠、聂夷中向高湜行卷的《洞庭》诗和《咏田家》等等，都在在证明着“行卷之风，确有佳作；行卷之风，确有助於诗歌的发展”。程先生从《唐百家诗选》的文献来源作考察，不但为这部著名的唐诗选本的研究开辟了解读新途径，而且更重要的，他由此入手，揭示了唐代进士行卷之风对唐诗发展的积极影响和有力推动。

当代学者研究中唐的古文运动，如陈寅恪、黄云眉、郭绍虞等先生，大都对韩愈以道统自任，奖掖後进，开启来学，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古文创作的发展，给予过充分的肯定。程先生则进一步指出：“这个运动，不仅是有组织、有领导、有理论的，而且还是有策略的，这种策略对於这个运动的成功是不可少的；同时，也从而证明进士行卷之风同样有助於古文的发展。”这就补充和丰富了前人的论述。 

在韩愈之前，也出现过一些古文家，他们对韩愈等人的古文创作也有影响，但这些作家的活动往往缺乏组织性和完整的理论，他们与进士科举的关系也不太密切。但韩愈及其同辈与後辈不同，他们几乎都是进士科集团中的人物。韩愈、柳宗元、李观、欧阳詹、张籍、李翱、李汉、皇甫湜、沈亚之、孙樵等，都曾应进士举考试并得以及第。这是中唐古文运动与进士科举发生密切联系的前提。那么，这种关系究竟如何？进士行卷又是究竟怎样影响古文的创作呢？

程先生分析道：

这种关系，具体地说，又可分为两层。第一是古文作家应举时，虽然遵照功令，必须以时文——甲赋、律诗应试，却往往以古文行卷。他们希望通过这种双管齐下的办法，达到既取得了功名，又推行了古文的目的。第二是当他们登第为官以後，逐渐上升为当世显人时，便又凭借其社会地位来鼓励後进之士也走他们的道路，并且利用回答後进之士向他们行卷以请求提拔和教益的机会，大力宣传自己的那一套文学主张。这乃是韩愈等人当时进行文学斗争所运用的基本策略。这种策略显然是有效的。

这是一个极为精微细致的分析和判断。古文家们可以反对也当然会反对时文，但古文运动不可能反对时文所依存的进士科举制度；举子们必须通过以时文——甲赋、律诗为内容的考试才能进入仕途，他们不得不学习时文，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以古文向达官显宦行卷，以表现自己的才华，求得知音，博取名声。韩愈等人自己年轻时就是这样做的，於是当他们也成为当世显人、能够接受後进行卷的时候，便利用这种与後进接近的机会，来大力宣传和推行古文，而许多後进士子也主动地接受这种主张，并积极地写作符合这一主张的作品，呈给韩愈等人，以求知己。如此循环，互为推动，效应明显。韩愈、柳宗元集中今存答复举子们的多封书信，唐人杂记韩、柳等人援引後进之士的许多记载（如奖掖李贺、牛僧孺、程子齐等），都证明着上述策略的积极和有效。推行古文与提拔後进，结合在了一起；师与弟子、显人与举子，对於韩、柳等倡导古文与响应这种号召的人来说，成了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以古文行卷，以时文应举，二者既有对立，也有统一。韩愈等人正是利用了後进之士希望觅举、学文一举两得的心理，借行卷的风尚 ，来开展古文运动，获得了成功的。

至於唐代进士行卷对传奇小说创作的积极影响，前人在研究中多已涉及，然对於为什么要采用传奇这种新兴的文学样式来行卷这个问题，则意见不一。程先生分析了这些不同的意见，也提出了自己新的看法。程先生认为，对赵彦卫提出的唐传奇“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所以进士们纷纷以传奇来行卷的看法，可以结合唐代进士考试的总体内容来认识。“叙事或史才，抒情或诗笔，说理或议论，本是广义的文学创作内容的三个主要方面。唐代进士科举考试的主要项目，甲赋、律诗可以表现其抒情能力，策可以表现其说理能力，可是叙事能力在这两个考试项目中是难以表现的。传奇小说以叙述故事、描写人物为主，正好可以使得作者在这方面的能力得到发挥。”同时，进士试诗赋、试策，虽然可以表现抒情、说理的能力，但限於考题和文字的程式化，也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也是举子们在行卷中试图加以弥补的。所以，一些举子在编选行卷的时候，就比较注意所选篇目要能够体现自己在叙事、抒情和说理各方面的才能，而“文备众体”的传奇小说恰恰具有备众体於一篇之中，而非备众体於多篇之中的特点和优势，使人读其一篇，就可以了解作者在史才、诗笔和议论方面的能力，一新耳目。因而很自然地传奇小说也就成为举子们所乐於采用的一种样式了。牛僧孺的《玄怪录》、李复言的《续玄怪录》、裴铏的《传奇》等小说的产生，便都是行卷之风影响下的产物。显然，程先生的这些看法，也比前人更合理、更周全了。

总而言之，无论是从整个唐代文学发展的契机来说，或者是从诗歌、古文、传奇任何一种文学样式来说，行卷的风尚都曾对其创作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对其发展起过促进的作用。这个结论看起来似很简单，实际上如上所述，却具有丰富的内涵，而且，无论是在研究领域还是在研究方法上，程先生都给後人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和提供了很多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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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

程千帆 著

中西书局2020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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