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在中央大学没有讲授《文心雕龙》吗

在朋友圈读到清华大学张海明教授的《范文澜抄袭黄侃？——起底尘封百年的学术公案》一文，因系节选，便立马找来全文拜读。该文原题《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发覆》（下简称张文），刊于《清华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长达27页、4万余字，钩沉索隐，可谓用力甚勤。

张文认为，范文澜的《文心雕龙讲疏》大量抄录黄侃未刊讲义，引起黄侃和黄门弟子的不满。黄侃随后匆匆出版《文心雕龙札记》，并停止讲授《文心雕龙》，甚而讳言《札记》一书。黄门弟子还在黄侃的授意下，撰文批评范文澜的《文心雕龙讲疏》。此后，范文澜另起炉灶，完成《文心雕龙注》，且绝口不提此书与《文心雕龙讲疏》之关系，终至二人彻底失和。张文认为：“尽管当事人对此避而不谈，知情者也都三缄其口，然而，随着某些史实逐渐浮出地表，当年那段已被尘封的往事或得以显露其真容，为我们解开历史之谜。”（P45，《学报》页码，下同）

遗憾的是，读罢张文，我只感觉：“史实”不足，离“真”尚远，“谜”也完全没有解开。张文所谓的“结论”，实乃“胸中先持一成见”，再“曲引古籍以证成其说”（金毓黻语），因而对史料的解读存在一定问题；不少结论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经不起推敲；尤其对于当事人内心想法的判断，因为没有史料相佐证，多出臆测，难以让人信服。

现提出以下问题，就教于方家。

黄侃先生坐像

01

黄侃停止讲授《文心雕龙》了吗？

张文认为，在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出版后，黄侃有一系列“反常表现”，首先就是黄侃“悄然中止”讲授《文心雕龙》：

首先是黄侃课堂讲授《文心》悄然中止。1919年黄侃离开北大前往武昌高师任教，《文心》仍是所开课程之一。徐复观《关于黄季刚先生》有如下回忆： 

在住国学馆的同时，我们约了七八个同学，私自请他教《广韵》和《文心雕龙》。我们为他印了《广韵》的《声类表》（记得不十分清楚），他并把在武高油印的《文心雕龙札记》分送给我们。时间大概都没有超过一年。 

据徐复观哲嗣徐武军《先父徐复观先生年表》，徐复观1918年入武昌第一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毕业，同年入武昌国学馆，1926年毕业。则黄侃为徐复观等人私授《文心》，时间当在1923年9月至1925年年中。这是目前所知黄侃最后一次讲授《文心》。1926年黄侃离开武昌北上，先后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高校，开设音韵、训诂、《尔雅》、《说文》及经学、诗词、乐府、骈文等多门课程，而未见有讲授《文心》的记载。1935年黄侃过世后，中央大学《文艺丛刊》出纪念专号，所刊《札记》11篇实出自武昌高师讲义，可为黄侃此一时期未曾开设《文心雕龙》课程之佐证。（P57）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黄侃在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都曾讲授过《文心雕龙》。

如程千帆回忆：

我跟黄季刚先生学过经学通论、《诗经》、《说文》、《文心雕龙》。（《劳生志略》）

武酉山回忆：

余受业于季刚师，四年之久，《尔雅》、《史记》、《文心雕龙》、训诂学、词选、《文选》、姜张词等，得益俱深。（《追悼黄季刚师》）

以上二位都是金陵大学学生。而中央大学学生常任侠的回忆，还特别提到“课堂听讲”：

黄侃先生字季刚，是我的拜门老师，每年春节，必往叩首致敬。所居量守庐，是我常去问学的地方。除在课堂听讲《文心雕龙》外，还到寓所问诗问礼，几乎无所不问。（《忆黄侃师》）

陈祖深就说得更清楚了：

予尝选师开《文学研究法》一课程，师用《文心雕龙》作课本。（《黄季刚师》）

这里需要厘清课程名称与讲授内容这两个概念。张文以为，黄侃讲授《文心雕龙》，就一定要有一门“《文心雕龙》课程”。实际上，无论在北京大学、武昌师范还是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都不曾有一门“《文心雕龙》课程”。

查中央大学课程表，正有一门“文学研究法”，教员为黄侃。（《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课程一览（二十一年度上学期）》，《中央大学日刊》，1932年10月7日）

陈祖深等人回忆的材料，张文也注意到了（P57注6），但却费力考证这里的“文学研究法”实为金陵大学的“文学概论”，且是为胡小石代课。将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混为一谈，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此外，黄侃还有《讲文心雕龙大旨》一文，是1923年3月17日的一次演讲，略云：

自唐以来，论文之言多存于书札及夫丛谈、小说、文话、评选之中，绝无能整齐洽通者，然唐以前此等书至众。案：《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有《文士传》，张隐撰。……《文心雕龙》，刘勰撰。……《诗品》，钟嵘撰（已上皆举其著者）。大抵先唐评文之书，约分四类，一则评文士之生平，二则记文章之篇目，三则辨文章之体制，四则论文章之用心。始自荀勖，终于姚察。纷纶葳甤，湮灭而不称，略可道者，刘、钟二子而已。详刘氏之为书，惟于文士生平不能悉见，至余三者，则囊括众说，得其会归。其所树精义，后人或标为门法，或矜为己宗，实则被其牢，无能踰越。今故取为讲授之本，以杜野言。……凡研究文学者所应知之义，略举其目有如下方：……。

这段文字实可为陈祖深之言添一注脚。

初版《文心雕龙札记》

02

黄侃出版《文心雕龙札记》，是和范文澜较劲吗？

关于《文心雕龙札记》单篇论文的发表，张文先列出以下篇目：

《文心雕龙札记夸饰篇评》，《新中国》1919年第1卷第2期。

《文心雕龙附会篇评》，《新中国》1919年第1卷第3期。

《补文心雕龙隐秀篇》（并序），《华国》1923年第1卷第3期。

《文心雕龙札记》（题辞及略例、原道），《华国》1925年第2卷第5期。

《文心雕龙札记续》（征圣、宗经、正纬），《华国》1925年第2卷第6期。

《文心雕龙札记续》（辨骚、明诗），《华国》1925年第2卷第10期。

《文心雕龙札记续》（乐府），《华国》1926年第3卷第1期。

《文心雕龙札记续》（铨赋、颂赞），《华国》1926年第3卷第3期。（P47）

但张文没有提及，《华国》是由章太炎和章门弟子主办的刊物，章太炎任主编，黄侃则是编辑之一。张文继而又列出《晨报副刊·艺林旬刊》所载诸篇：

《文心雕龙札记·题辞及略例》，《晨报副刊·艺林旬刊》1925年第1期。

《文心雕龙札记·原道第一》（续前期），《晨报副刊·艺林旬刊》1925年第2期。

《文心雕龙札记·原道第一》（续前期），《晨报副刊·艺林旬刊》1925年第3期。（P47）

并说：

这就很有些不同寻常了。黄侃此时为何如此急于将《文心雕龙札记》公之于世？（P47）

张文大概没有注意到，《艺林旬刊》是挂靠北京晨报社所出的一种专刊，真正的主办者是武昌师范大学国文系的艺林社（创办人有刘大杰、胡云翼等）。而黄侃当时恰好任教于此。那么黄侃的稿件刊于《艺林旬刊》，也就不足为奇了。该刊还发表过黄侃的《覆钱玄同书》《中国文学概谈》《诗经序传笺略例》等文。

通过连续几期的文章，我不知何以能看出黄侃“急于公之于世”之意；张文只是这么说，却没有给出理由。张文还认为“《晨报副刊》连载止于三期，除其容量有限之外，主要还是因为《札记》转由《华国》刊出”，是不知《华国》所刊在前。

《艺林旬刊》第1期刊发的《文心雕龙札记》

关于《文心雕龙札记》一书的出版，张文先引潘重规言：“先师平生不轻著书，门人坚请刊布，惟取《神思》以次二十篇畀之。”继而说：

作为黄门弟子，当然熟知黄侃五十岁之前不著书的规矩，可为什么还要“坚请刊布”呢？而据黄侃之子黄念田后来所言，“文化学社所刊之二十篇，为先君手自编校”。这就是说，无论黄侃本人情愿与否，对于门人的请求，他最终还是予以配合。可想而知，如果不是某种特殊缘由使然，黄侃又怎会违背初衷，仓促出书呢？

……

说得更具体一点，黄侃之所以集中发表乃至刊行《文心雕龙札记》，是否导源于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一书的出版？（P47）

和上文所说的“急于”一样，对这里的“仓促”，张文也没有给出理由。且黄侃“手自编校”，分明就是“不仓促”之证。而关于黄侃不轻著书的说法，的确是有，但出版《文心雕龙札记》，即便是有“某种特殊缘由使然”，就一定跟范文澜有关？至少从张文中，我没有看到一条足资证明的史料。另外，《文心雕龙札记》也不是黄侃出版的唯一著作，1933年，黄侃在中央大学任教时还出版过一本《日知录校记》。如果说黄侃出版《文心雕龙札记》，是跟范文澜较劲，那么他出版《日知录校记》，又是跟谁较劲呢？这显然是说不通的。

03

骆鸿凯做了那么多吗？

范文澜的《文心雕龙讲疏》出版于1925年10月，而黄侃开始在报刊发表《文心雕龙札记》单篇论文的却在此之前。为此，张文根据范文澜自序的落款日期，证明此书其实完成于1923年，而梁启超序作于1924年，这便给黄侃在发表论文之前就知道范文澜要出版《文心雕龙讲疏》之事，带来了可能性。如何知道呢？张文引入了一个关键人物：骆鸿凯。

骆鸿凯是黄侃北大时期的学生，当时正和范文澜一起任教于南开。他一定早就知道范文澜撰写《讲疏》和梁启超作序之事，并将此事告诉了黄侃。遗憾的是，这只是张文毫无证据的猜测。他是这样论述的：

黄侃1922年1月21日日记提到骆鸿凯：“骆鸿凯绍宾自南开大学归长沙，便道视余。绍宾于诸门人中，待余为至有礼，冬夏经过，未尝不抠衣请业。今日聆其品评张尔田（浙人，不知其何籍）书，至中其失；又谓梁启超学业可以比肩胡适，此真知言也。饭后去。”此条材料可注意者有二：一是称赞骆鸿凯执弟子礼甚恭，寒暑假回乡省亲道经武汉，必登门问候；二是肯定骆鸿凯识见过人，其中评梁启超语，似可与《中学国文教授刍议》互为发明——“时彦”者，即梁启超、胡适等新派人物也。虽然这是1922年初的事，然此后数年骆鸿凯仍在南开，如果骆鸿凯得知范文澜撰写《讲疏》并梁启超为之作序事，1925年初告知黄侃，岂非正合情理？（P48）

可惜，根本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张文的“如果”。将结论建立在假设之上，只能落空。

骆鸿凯的作用还不止于此。张文提到一篇批评范文澜《讲疏》的文章《文心雕龙讲疏提要》，刊于《甲寅周刊》第1卷第20号（1925年11月）“书林丛讯”栏目，署名章用。此文直指范文澜《讲疏》对黄侃《札记》的依附：“总观全书，一以黄氏《札记》之繁简为详略焉。《札记》所曾涉者，虽连篇累牍，未厌其多；《札记》所不及者，只依黄注笺释，略有出入。黄氏《札记》，自为一书。注疏自有义例，当以本书为体，未可倚钞袭为能。尚论昔贤，取则不远。今之君子，宜矜式焉。”

问题出在这篇文章的作者。章用，本是章士钊之子，但其时仅15岁，恐怕写不了这样老成的文章（同期还有确为章士钊之子章用所写的文章）。叶毅均《范文澜与整理国故运动》一文认为，可能就是章士钊所写。因章士钊与黄侃曾一度同为北大教授，又指导过范文澜，或在得到范文澜赠书后，亲自撰写或指导儿子撰写了这篇书讯，刊登在自己主编的《甲寅周刊》上。但张文认为，此说“证据仍嫌不足”，转而给出另一人来，那就是骆鸿凯：

依我之见，《提要》一文之作者，应该另有其人，而综合相关材料来看，最有可能写作该文者，或为骆鸿凯。（P51）

理由是：

骆氏与黄侃之关系已见前述，当属黄侃最可信赖之人。骆又是黄门弟子中最擅《文选》者，有《文选学》一书传世。联系骆氏曾作《物色》篇解说并收入黄《札》一事，可以说完全具备写作《提要》一文所需之条件。范《疏》出版之时，骆氏尚在南开，可于第一时间获得范《疏》，在征求黄侃意见之后草成此文并公诸于世。至于为何选择《甲寅周刊》并署名章用，则是顾及师门颜面，不欲外人知晓内情。章、黄二人同属旧文化阵营，彼此仰慕，引为同道。是年九月，黄侃、章士钊曾有书信往来，虽与此事无关，却可能为后来刊发文章埋下伏笔。骆鸿凯与章士钊有同乡之谊，就读北大时或已相识，后又因其与刘赜联名文章《中学国文教授刍议》而被归为“甲寅派”。据此，谓骆氏领受师命面谒章士钊陈其隐情，当非妄臆；而文章署以章用之名登出，则无疑表明章士钊本人对此事之立场与态度。 

所以，即便没有后来李笠文章议其体例，《提要》刊发本身已足以解释何以范《注》不提范《疏》，及其何以与乃师黄侃渐行渐远。而如果我们相信《提要》一文出自黄门，则黄侃为何急于刊出《札记》也就不难索解。（P51）

读后不禁令人惊诧：章用与章士钊，本有线索可循，却落得个“证据不足”；章用与骆鸿凯，毫不相干，却成“最有可能”。甚而杜撰出“骆氏领受师命面谒章士钊陈其隐情”的情节来，说“当非妄臆”——没有任何史料可以佐证，不是“妄臆”是什么？又说“如果我们相信《提要》一文出自黄门”，没有证据，叫我们如何相信呢？

前人云：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张文说的太多，苦于证据太少。骆鸿凯于是成了救命稻草。凡事都让骆鸿凯来顶包，骆氏泉下有知，不知当作何感想？

骆鸿凯先生：？？？

04

黄侃不爽了吗？

张文坚信是骆鸿凯将范文澜写《讲疏》之事告知黄侃的，紧接就替黄侃“不爽”了起来：

黄侃知晓此事后会作何反应？不爽当然是肯定的。（P48）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张文给出两个理由：

黄门弟子大多遵从师训，沉潜用功而不急于出书，范氏此举则与之相左，此为其一。（P48）

那么，是否弟子出书，黄侃都要不爽呢？显然不是。就拿张文提到的两位黄门弟子刘赜和金毓黻来说。刘赜1934年出版了《声韵学表解》，金毓黻1934年出版了《渤海国志长编》，黄侃不但没有不爽，还都题签以示支持呢。

黄侃为《渤海国志长编》题签

刘赜在《声韵学表解叙》中说：

本师蕲春黄君承余杭章君之业，集古今音学之大成，海内言声韵者，莫不以为圭臬。余以愚昧，得闻绪言。年来教于上庠，恒据其说以为讲习之资。诸生闻之，靡不欢悟。兹复引伸排比，参合众家之论，立为表解。

这段话与范文澜在《文心雕龙讲疏序》中“今兹此编之成，盖亦遵师教耳”的话可谓如出一辙。怎么到范文澜那里就要不爽，在刘赜这里却还题签支持呢？

黄侃为《声韵学表解》题签

再看张文理由二：

黄侃对梁启超、胡适等新派人物多有讥评，而范氏既以黄侃门生相标榜，谓《讲疏》之作乃遵师教，又求序于梁，就算出于无心，难免不令黄侃难堪，此为其二。（P48）

查梁启超序曰：

乃者，吾友张伯苓手一编见视，则范君仲沄之《文心雕龙讲疏》也。

可见，梁启超作序，是张伯苓所托；那么范文澜有没有托张伯苓呢？不知道。至少范文澜没有直接“求序于梁”。因此请梁启超作序，是否出于范文澜本意，就不得而知了。这倒给日后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不用梁序，带来了另一种解释。

总之，骆鸿凯将范文澜著书之事告知黄侃，本是张文的一种假设。在假设的基础上，张文却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不爽当然是肯定的”——恐怕有点“想当然”了。

范文澜先生

05

“近人吾乡某甲”是范文澜吗？

现存黄侃日记提到范文澜者仅一则，即1931年3月7日日记：

焯取太炎师春秋左氏疑义答问稿去誊清，又取手批说文下册，又借胡及光明书局《中国文学史》及范《文心雕龙注》上。（附言一句：张文认为“胡及光明书局《中国文学史》”中的“及”为衍文，也属妄断。两本《文学史》分别是胡小石和谭正璧所著，谭著为光明书局出版，故云。）

日记明确可证，黄侃见过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一书。卞孝萱、周文玖等人据此认为此书为范文澜所赠，张文则认为“此条记载只表明黄侃家中存有范《注》上册，并不能确证该书一定就是范氏本人寄赠”。这是难得的审慎。那么书从哪里来的呢？张文却又开始了他的“臆测”。他引黄侃1930年3月9日、12日及5月21日的三条日记：

得富晋片，言寄来近人吾乡某甲书二种。（3月9日）富晋寄某撰书二种至。（3月12日）竟日检近人某书所引用书。（5月21日）

接着论证道：

富晋即北平富晋书社，位于琉璃厂，主要经营古籍善本，黄侃因购书与之多有书信往来，日记中亦多有提及。黄侃日记中提及富晋时，通常会附带书名、书价等信息，而此番却不置一辞，15日日记也只说“寄富晋书价”，此可怪者一；黄侃此前日记未见向富晋索书事，故富晋所寄当是主动为之，然其何以认定黄侃会购此书？此可怪者二；日记不写是书作者姓氏，代以“某甲”“某”，此可怪者三。当然，“近人吾乡”四字，似乎表明与范氏无关，黄籍蕲春，范籍绍兴，一属湖北，一属浙江，何来同乡之说？但如果考虑到战国后期楚灭吴、越以后，现今江浙一带已然并入楚国版图，同属楚地，则以乡人称之，未为不可。

如若此说不误，那么问题就比较清楚了：1.富晋书社所寄之书即范氏新作《文心雕龙注》上、中册。富晋书社距位于和平门前的文化学社不过咫尺之遥，得见范书或属无意；富晋书社中人亦未必知晓内情，只是耳闻黄侃关注《文心》一书，况范《注》多引述黄《札》，将之寄与黄侃，或正投其所好。2.黄侃收到范《注》后自会过目，……。3.黄侃不提范氏之名，原因适如本文前面所论，实在是范《疏》所为令黄侃心存芥蒂。……另一方面，黄侃又不能完全无视范《注》的存在，以至还要查证范《注》引用书目。

推而论之，范《疏》一事所以令黄侃难以释怀，固然与范氏大量袭用黄《札》且多不予别白直接相关，更由于范氏所为事先未经允许，事后不做解释，而将黄侃置于被动两难之境。毕竟讲义只是半成品，作为课堂讲授之助自无问题，但距正式成书公之于世尚有距离。……范《疏》的出版打乱了黄侃的写作计划，迫使黄侃仓促应对，选取《神思》以下二十篇以“札记”之名印行。这在黄侃，无疑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不仅有违其五十岁以前不著书的初衷，而且未能以完整之样态示人，无怪后来“有询及之者，心则不怿”，乃至以“刍狗视之”。（P67—68）

这段论证的漏洞就太多了。

首先，湖北蕲春和浙江绍兴，断不可称为“同乡”。“如果考虑到战国后期楚灭吴、越以后，现今江浙一带已然并入楚国版图，同属楚地，则以乡人称之，未为不可”，这样的论证未免令人齿冷。其次，同一本书的上、中册，可以称“二种”吗？闻所未闻。第三，5月21日日记中的“近人某书”就一定是3月9日日记中的“近人吾乡某甲书”吗？而且范文澜可称“近人”吗？

如果上面的问题解释不了，那张文“如若此说不误，那么问题就比较清楚了”之后的结论，就全部落空了，他后面的“推而论之”，就更没有着落了。

张文类似这样建立在不靠谱假设之上的结论，还有很多。通过检索得知，张文中的“如果”两字出现21次，除了前文所引的几处外，还有：

①如果说，《提要》一文确为骆鸿凯所作，或出自黄门，……

②当然这只是一种揣测，但如果真是这样，……

③如果黄侃致怒之由确与范《疏》相关，那是否可以据之肯定，……

④如果以上所述去史实不远，那么……

读者诸君觉得这“如果”后面的结论，还可靠吗？

由于张文较长，无法一一辩驳，只能择其大端略陈鄙见。黄侃曾言“考据之要”，第一便是“不可臆说”，又说读书“当择其可解者而解之，以阙疑为贵也”。张文所议之事，目前只能说证据不足，难以定论。作为茶余饭后的八卦闲谈，当无可厚非，但言之凿凿写成论文，恐怕有违著述之道。

附张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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