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南郊有一座“南唐二陵”，有些知道“南唐二主词”这个名词的游客初到南京，以为“二陵”中安葬的就是南唐中主李璟与后主李煜，其实不是。“南唐二陵”是南唐烈祖李昪的钦陵与中主李璟的顺陵的合称，至于李后主，其陵墓远在千里之外的北邙山上。前几年相传在洛阳孟津县的后李村发现了李后主的陵墓，其方位与徐铉所撰后主墓志铭中所说的“二室南峙，三川东注；瞻上阳之宫阙，望北邙之灵树”（《大宋左千牛尉上将军追封吴王陇西公墓志铭》）相合，但后来不见下文。我几次出差到河南，都想顺道寻访李后主的墓地或遗迹，为那个飘荡异乡的冤魂捎去一个故国后代百姓的问候，但未能实现。作为南京的居民，我对李后主的感情相当复杂。一方面，我知道他是一位昏庸无能的亡国之君，国破后肉袒出降，全失尊严，他后来在《破阵子》词中追忆说：“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苏东坡指责他：“后主既为樊若水所卖，举国与人，故当恸哭于九庙之外，谢其民而后行，顾乃挥泪宫娥，听教坊离曲哉！”（《书李主词》）我觉得“教坊犹奏别离歌”也许是李后主辞别祖庙时应有的宫廷礼仪，不能怪他。但是此时此刻，他理应对南京城里的百姓说几句告别乃至表示歉意的话，不该只顾对着宫娥流泪。另一方面，我又觉得他身为宋军的俘虏，身不由己地仓促北行，怕是根本没有机会与百姓相对。据陆游《南唐书》记载，李后主登基后“国削势弱，帑庾空竭，专以爱民为急，蠲赋息役，以裕民力。尊事中原，不惮卑屈，境内赖以少安者十有五年”。又说李后主入宋两年后暴卒，“殂问到江南，父老有巷哭者。”《南唐书》对李后主的总体评价则是：“虽仁爱足以感其遗民，而卒不能保社稷。”徐铉奉宋太宗之命为故国之君撰写墓志铭，措辞甚多顾忌，但仍称其“孔明罕应变之略，不成近功；偃王行仁义之行，终于亡国”。可见李后主对南唐百姓确怀仁爱之心，所以他入宋后的悲惨下场引起南唐百姓的同情。即使我这个现代的南京百姓，也对李后主被宋太宗逼着服下牵机药全身痉挛“头足相就”地惨死的命运一洒同情之泪。至于“卒不能保社稷”，其实也并非后主本人之罪。他二十四岁那年即位时，南唐已经兵败地削，在强大的宋王朝面前不堪一击。所以李后主登基之初就向宋太祖赵匡胤上表称臣，卑词厚贡，哀求宽容。而宋王朝则早就对南唐虎视眈眈，相传宋军南下时宋太祖对南唐派来求和的徐铉说：“江南亦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耶？”（《桯史》卷一）可见无论李后主如何应对，也改变不了南唐必定亡国的宿命。后主的昏庸无能，至多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而已。李后主其人，实在是个天赋异禀且多情善感的艺术家，只因投错了胎生于帝王之家，才导致那般悲惨的命运。清人郭麐咏李后主云：“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随园诗话》补遗卷三引《南唐杂咏》）慨乎斯言！
李后主被俘入宋后，在屈辱与困窘中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两年。相传他曾写信给南唐的旧宫人说：“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王铚《默记》卷下）可见其心境是何等痛苦不堪。然而正是他在这两年间所写的词作，感动了后代的无数读者，为他在千年词史上赢得了不朽的名声。“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题遗山诗》），真是一条颠扑不破的文学史规律！李后主在南唐所写的诗词字句清丽，情致宛转，但毕竟未臻高境。即使是相传为小周后所作的那首《菩萨蛮》：“花明月暗笼轻雾，今朝好向郎边去。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晌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郎恣意怜。”虽然颇得论者好评，但格调仍然近于《花间词》。要是李后主仅有此等作品，他在词史上的地位未必能胜于其父李璟或南唐大臣冯延巳。“一旦归为臣虏”的惨痛经历使李后主猝不及防，如遭雷击，他天性多愁善感，又不像吴越王钱俶那样善于察言观色，于是内心的万般痛苦喷薄而出：《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对于这些词，王国维有经典性的评价：“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感，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人间词话》）
王国维《人间词话》手稿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者拘于评价古典文学必须检测有无“人民性”的标准，遂将王国维的话弃若敝屣。是啊，李后主词所抒写的不过是一位亡国之君的个人愁怨，与“人民性”有何关涉？又怎么说得上“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我的理解相当简单：由于李后主词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他抒写的痛苦心情并不带有具体详细的特定内涵，“亡国之君”的身份标志并不显著。比如同样是追忆亡国之前的富贵荣华，宋徽宗《燕山亭》中有“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之类的华美字句，而后主词只以“雕栏玉砌”点到辄止。因此后主词中抒写的失意、惆怅、孤独、悔恨、痛苦、忧惧等种种情愫，都经过了高度的概括，都具有普适性的意义，可以引起身份各异的广大读者的深切共鸣。我本人就是在农村插队时爱上李后主词的。江南的春夜，经常风雨潇潇，春寒料峭。我栖身的村子没有通电，每户每月定量供应的一斤煤油只够点几天的灯，于是我经常摸黑躺在床上听着茅檐外的满天风雨。“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的词句便悄然涌上心头。我明知词人是位“归为臣虏”的亡国之君，而我则是响应上级号召上山下乡的知青，我们的身份有着天壤之别。我也明知后主所说的“一晌贪欢”是针对早年的富贵生涯，而我在枕上回想的不过是母校的学习生活，两者之间也是天差地别。但不知为何，那些词句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当时所受的心灵震撼，称为“销魂”绝不过分。在我看来，“以血书者”的后主词发自内心绝无虚饰的抒情，感动着千千万万的普通读者，那便是文学的“人民性”，便是“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此外何必深求？
唐圭璋《南唐二主词汇笺》
李后主词的艺术特色，夏承焘先生归纳成三点：“清丽的语言，白描的手法和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唐宋词欣赏》）其中尤以白描手法最值得称道，清人周济评曰：“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介存斋论词杂著》）王国维对周济严辞驳斥：“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人间词话》）我完全同意王氏对李后主词的高度评价，但是他对周济的驳斥却是无的放矢，事实上周济并无贬低后主词且“置诸温、韦之下”的意思。周济用美妇人的三种状态来比喻温庭筠、韦庄与李后主三家词的艺术特色，他认为对于一位绝代佳人来说，浓妆艳抹与淡妆素裹是同样美丽的，即使毫无修饰，也不会掩盖其倾国之貌。“后主则粗服乱头矣”一句，是紧接着前面三个比喻而来的，实际上已含有“不掩国色”之意。也就是说，周济指出三家词的不同风格，并无高下之分。当然在我看来，李后主词是胜过温、韦词的。因为“粗服乱头”这个词，从来就不含贬义。它最初见于《世说新语·容止》：“裴令公（裴楷）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后人沿用此词，一般也作褒义，比如清人李重华《贞一斋诗说》：“余谓学诗与学书同揆，到得真行草法规矩一一精能，尔后任意下笔，纵使欹斜牵掣，粗服乱头，各有神妙。”可见无论是品评容貌还是谈诗论书，“粗服乱头”这个词都含有“天然去雕饰”之意。所以周济所谓“后主则粗服乱头矣”不但不是对后主词的贬评，而且是对后主词纯以白描取胜的艺术境界的高度赞扬。内容上直抒胸臆，形式上径用白描，是李后主词独擅千古的两大奥秘。我完全赞同唐圭璋先生的评语：“后主晚期，自抒真情，直用赋体白描，不用典，不雕琢，血泪凝成，感人至深！”（《南唐二主词汇笺》）关注“程门问学”，查看“莫砺锋先生治学经验谈”系列文章；后台回复“莫砺锋”，获取公开课在线和下载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