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喜欢读杜甫的诗，时常翻阅，常读常新。有人问：这是为什么？我想，不外乎以下三大理由。北宋后期的两位大诗人——王安石和黄庭坚，几乎不约而同地写诗题咏杜甫画像，前者说：“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后者说：“常使诗人拜画图，煎胶续弦千古无！”是什么因素使他们在杜甫像前如此虔诚地顶礼膜拜呢？当然是杜甫的人格境界。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在评判前代人物时，总是持着近乎苛刻的高标准，但他对杜甫却是青眼有加。朱熹提出了一份历史上的“五君子”名单：诸葛亮、杜甫、颜真卿、韩愈、范仲淹。细察这份名单，诸葛亮等四人都是重要的政治人物，都有轰轰烈烈的功业建树。唯独杜甫不然，他不但没有任何功业可言，而且经常身处民间，只是一位“杜陵布衣”或“少陵野老”而已。那么，杜甫有什么理由跻身“五君子”之列呢？朱熹说得非常清楚：“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所谓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原来他们有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高尚伟岸的人格精神。儒家极其重视修身，这是他们实现仁政理想的必要条件。杜甫对此心领神会，他年轻时就怀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远大理想，经过长安十年的沦落后仍坚定地表示：“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稷、契是古代的著名大臣，杜甫这样说是否自许过高呢？非也，杜甫想表达的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是古代有志之士的崇高人生理想，也是杜甫的人生信念，他对此身体力行，终生不渝。杜甫一生坎坷，甚至连家人的温饱都无法保障，但他始终忧国忧民，始终不放弃对于国家、民族的责任感。杜甫在人格上达到了超凡入圣的境界，这是后人尊他为“诗圣”的重要原因。儒家一向提倡“人皆可以为尧舜”，杜甫以自身的行为证实了这种理论：普通百姓同样可以进入崇高的人生境界。这种伟岸的人格精神是成就“诗圣”的重要条件。否则的话，杜甫怎么可能在屋漏床湿的风雨之夜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宏愿？他又怎么可能在湘江孤舟上奄奄一息之际还牵挂着“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的苦难人间？要想成一个好诗人，首先要做一个品格高尚的好人。古人如此，今人亦然。当代的诗人如果想写出真正的好诗，当务之急就是向杜甫学习，努力修身进德，在人格境界上力求进步，从而具备优秀诗人必备的胸襟和人品，舍此别无他途。
杜诗题材之广阔，前无古人。一部杜诗，从朝政国事到百姓生计，从山川云物到草木虫鱼，凡是当时诗坛上可能出现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新唐书》称赞杜诗“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此语既针对杜诗风格之百花齐放，也指其题材之广阔无涯。但是，杜诗在题材走向上有一个最突出的优点，也是杜诗最有光辉的精华，那就是反映民生疾苦，以及抒写忧国忧民的情怀。宋人周紫芝诗云“少陵有句皆忧国”，正是对杜诗主题走向的准确概括。杜甫生逢“安史之乱”前后的大动荡时代，他的一生经历了唐玄宗、肃宗、代宗三个皇帝的统治，正好与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变化过程相终始。那个多灾多难的动荡时代对杜甫成为“诗圣”起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关键作用。然而，亲身经历了“安史之乱”的盛唐诗人并非只有杜甫一人，为什么只有杜甫的作品达到了“诗史”的高度呢？仿佛是命运的有意安排，正是在唐帝国的朝廷和整个社会开始动荡的天宝初年，杜甫开始了沦落长安的十年生涯。他上下求索，但始终被排斥在统治集团之外，过着“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辛酸生活，有时甚至穿着粗布短衣与贫民挤在一起去购买太仓的减价米。所以杜甫最早从盛唐诗人的浪漫群体中游离出来，开始以清醒的目光观察社会。在哭声震天的咸阳桥头，杜甫仔细聆听征夫的怨愤诉说。在仕女如云的曲江池畔，杜甫远远地冷眼观看杨氏兄妹的奢华排场。于是，《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兵车行》《丽人行》等作品产生了。到了“安史之乱”爆发的前夕，杜甫终于写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不但对不合理的封建制度进行了入骨三分的批判，而且直到今天还对贫富不均的社会隐患有着巨大的警示作用。也仿佛是命运的有意安排，在安史乱起后的几年内，杜甫始终与战乱、灾荒相纠缠，凡是中原人民所遭受的痛苦，杜甫几乎都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从而写出了“三吏”“三别”等不朽之作。天翻地覆的动乱时代，兵荒马乱、生灵涂炭的苦难社会，都在杜诗中得到了生动真切、毫发无隐的披露和记录。千万读者都能从杜诗中认识那个动荡的时代，从而获得深刻的经验和教训。杜诗也从而赢得了“诗史”的称号。优秀的诗人必定具备仁爱的胸怀，他们理应成为人民的“代言人”。优秀的诗人必定具备深沉的忧患意识和敏锐的洞察力，他们理应成为时代的“晴雨表”。杜甫就是这样的诗人。一部杜诗，就是“安史之乱”前后那段历史的生动画卷，杜诗的字里行间激荡着时代的疾风骤雨和内心的感情波澜。这才是真正的诗，这样的诗才能感人肺腑。古人如此，今人亦然。如果诗人只关注个人生活中的风花雪月，甚至只盯着灯红酒绿的奢华生活，他们就只能发出矫揉造作的无病呻吟，他们的作品注定要被广大读者弃之不顾。
一部杜诗，其艺术造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格律精严而气势磅礴，字句冶炼而意境浑融，成语典故与口语俗字并得妙用，泼墨濡染与工笔细描同臻极境。杜甫在五七言诗各种体裁的写作中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杜诗达到如此高度的艺术造诣，固然有其天才卓荦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他艰苦卓绝的创作态度。杜甫对待诗歌创作的态度极其严肃认真。对杜甫来说，写诗绝不是吟风弄月、怡情养性，更不是无病呻吟、舞文弄墨。杜甫视写诗为毕生的事业，一部杜诗融入了诗人整个的生命。杜甫从幼年就开始写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直到生命即将终止，还奋笔疾书，写下了《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的绝笔诗，为持续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画上了句号。即使在流落长安、一筹莫展的艰难处境中，即使在奔走荒山、濒于绝境的蜀道上，杜甫都没有停止写诗。更重要的是，杜甫在诗歌艺术上孜孜不倦，千锤百炼，“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无论是炼字、琢句，还是运思、谋篇，杜甫都达到了呕心沥血的程度。如果不是将毕生精力全部投入对诗歌艺术的探索，杜甫怎么可能以一人之力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中华文化是一种闪耀着诗意光辉的文化，华夏大地从古就是诗人的乐土。在当代社会，物质的巨大吸引力正诱使人们远离由诗神守护的精神家园，我们其实比古人更需要诗歌的精神滋养。所以我们应该认真地阅读杜诗，学习杜诗，让杜甫的光辉照亮我们的精神生活。
《诗意人生》
莫砺锋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莫砺锋讲杜甫诗》
莫砺锋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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