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从“伪斯洛伐克国”到新斯洛伐克（三）
【当代东欧的右翼民族主义评述系列】
从布拉格之春到“斯洛伐克式改革”
有道是六道轮回，运数无常。战前的捷克斯洛伐克是民煮体制，1948年后的捷克斯洛伐克是STL体制，但两者都实行“捷克斯洛伐克主义”，即认为捷斯是一个民族，不承认有斯洛伐克族。但后来，两者却都发生了改变。
1960年代赫鲁晓夫的“解冻”在东欧发酵，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开始了“布拉格之春”。随着冤假错案的平反，斯洛伐克人、gcd改革派杜布切克战胜了捷克人、保守派诺沃提尼，成为新的捷共当家人，这是捷克斯洛伐克gcd有史以来第一次由斯洛伐克人做第一把手——而且以后20年皆如此。“斯洛伐克民族主义案”平反后再度活跃的胡萨克也成为改革派，在他们二人影响下，当时斯洛伐克的干部普遍认同改革，他们的支持对于杜布切克战胜诺沃提尼起了一定作用，以至于有时被保守派贬称“斯洛伐克帮”。
杜布切克（前排居中者）成为新的捷共当家人
而“斯洛伐克帮”的兴起，在政治趋向民煮、经济趋向市场的“人道社会主义”或“第三条道路”之外，又给改革增加了一个内容，即改变民族政策、承认斯洛伐克族，国家改行联邦制，以实现捷克与斯洛伐克两族平等。
然而捷克斯洛伐克的离经叛道惹怒了莫斯科。1968年8月，苏联纠集华沙条约五国突然出兵镇压“布拉格之春”，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人道社会主义”惨遭失败。但是事后，人们却惊讶地发现苏联人既没有重新起用诺沃提尼，也没有起用一直被认为最亲苏的强硬派英德拉、比拉克等，而是把杜布切克的盟友和同族、STL时代曾被判过重刑的前改革派大员胡萨克扶上了台——当然，前提是胡萨克此时已经变节投苏。
但他的变节开始是隐而不发。在长期党内斗争中整人和挨整都很惨的胡萨克老谋深算，他先说服苏联人把被抓到莫斯科的杜布切克及其战友释放回国，甚至名义上仍让杜布切克继续在位（当然已经无权）长达8个月之久而不作任何处分。同时胡萨克还声称只要大家不再闹，他会劝说苏联撤军。就这样使民众感觉改革尚未全败，抗争趋于平息。经过近一年的“转弯”后，他才渐露狰狞，显出背叛改革投靠苏联的真面目，开始了越来越严酷的秋后算账，即所谓“正常化”运动。包括杜布切克在内的改革派被抓的被抓，逃亡的逃亡，开除的开除，50万党员被革除教门，国家进入了漫长的“布拉格之冬”……。
1969年， 布拉格
1968年的改革只有一项在“正常化”时期保留了下来，甚至还强化了。那就是苏军入侵前议定、入侵后才实行的联邦制和“民族平等”。自1969年起，单一制的捷克斯洛伐克被胡萨克改成了联邦制，斯洛伐克不仅作为一个民族获得了承认，而且自蒂索之后，人们又一次见到了“斯洛伐克共和国”——当然，此时还是联邦制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下面并列的两个联邦主体“捷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之一。联邦的正式国名没有改，但国会改称联邦议会，并由一院制改为两院制（人民院和国家院），同时捷克与斯洛伐克两个共和国还各自成立“国民议会”。事关全国的立法必须五处（联邦议会及其两院加上两个联邦主体的国民议会）都通过，而且缺一不可。这在一d 砖政下问题不大，也就5个橡皮图章而已。但剧变后就是大麻烦了。
“正常化”的联邦完全照搬苏联的“LN式联邦”规则，通俗地说就是当年苏联国歌中的一句歌词：“独立共和国，自由结合成”，或者用我过去论述南斯拉夫时的说法：“一d砖政下的‘民族平等’，党领导下的‘自由联合’”。在这种模式下，宪法明文规定联邦主体有比绝大多数“西方式的联邦”更大的自决权，可以自由决定退出联邦，简单地讲就是“独立”这事理论上完全是可以做的。但另一方面，联邦及其主体都实行一d砖政，而领导一切的党却是高度集权的，而且没有盐-论自由。谁如果公然主张独立，马上就把你灭了没商量。换言之，“独立”是不能说的。岂止独立不能说，任何被党或党魁认为影响国家稳定的“政治不正确”话语都不能存在。
捷共与苏共茶话会
“能做不能说”与“能说不能做”
说都不能说，又谈何做？这就使宪法规定的自由退出权毫无意义。
这和绝大多数西式联邦或民煮联邦正好相反。在那里“说独立”就与宣传共产主义一样完全受盐论自由权的保护，但“做独立”的门槛就如真正实行共产主义一样，往往高不可攀。一般地说那里的法律不会允许联邦成员有自由退出权。因为你的“独立”会改变现状，从而对他人构成侵权。如果你在本来国民可以自由进出的地方圈起一条“国界”，不就剥夺了大家的通行权吗？如果你在这样的“国界”上自行设个“海关”收税，那不成了土匪收买路钱？这就如马克思可以在英国出版《gcd宣言》，但他真要去共某个英国人的产——大概也就能共恩格斯的吧，别人的产不经同意，他能共吗？
显然，实践证明这种“独立好说不好做”的联邦通常更加稳定。而“宪法规定独立可以做，现实使得独立不能说”在一党专政下还能维持联邦，但一旦“剧变”，没了一党专政，这“独立可以做”就会弄假成真，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三个“LN式联邦”剧变后都发生解体，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不是说民煮了就会导致国家解体，你看那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都是多民族国家，也有民族矛盾，但民煮化后都维持了统一，因为他们没有搞“LN式联邦”嘛。
所以捷克斯洛伐克后来的解体不能怪别人，主要就怪胡萨克。他把捷克斯洛伐克搞成了“LN式联邦”，统一的维系就只能吊死在一d制这棵树上，此树既倒，联邦即无救。幸亏当时捷斯双方在好说好散这点上有共识，“天鹅绒分手”后还是朋友，比起苏联尤其南斯拉夫，他们还算幸运的。但即使是和平分手，也还是增加了转型困难。1992年捷克斯洛伐克经济本已结束“休克”恢复增长，但1993年捷斯两国分手后，两国经济又出现了一段跌势。
如果当时不搞这个，而是像第一共和国那样作为一个民煮制单一国家，或者像“布拉格之春”本来可能的方向那样，民煮化、市场化与联邦化同时并进，最终成为一个民煮制的（非LN式的）联邦国家，或者根本没有布拉格之春，像罗马尼亚那样作为一个单一制国家最终迎来民煮化，捷克斯洛伐克能否避免解体，而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延续下去呢？
捷克斯洛伐克能够避免分裂吗？
历史不能“如果”，但做些逻辑推论还是可以的。
我们知道第一共和国时期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矛盾远比后来尖锐。当时严重的还不是捷-斯之间，而是德意志人、匈牙利人问题，这两族不仅人数众多（德族当时超过斯族，为第二大族群），而且受外部本民族国家吸引，离心力很强。但就这样，第一共和国还是中东欧“第二波民煮化”中最稳定的民煮国家，其馅正民煮曾把不少苏台德德意志政客以及蒂索、沃罗申这些人都吸纳进去从事“主义”的竞争，有的做部长，有的当议员。在纳粹上台前，民族问题一直是可控的。至于斯洛伐克人，甚至赫林卡那样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在那时也没有主张过独立。所以第一共和国的瓦解，可以说主要是外部因素导致。而战后的捷克斯洛伐克已经没有了德族、匈族乃至罗塞尼亚人问题，也没有纳粹德国那样一个不择手段要瓦解第一共和国的强邻。这时如果延续的是第一共和国的体制，单纯的捷-斯矛盾是不足以使国家分裂的。
1970年代布拉迪斯拉法街头
民煮条件下形成了国家凝聚力和常态多元政治（即左右多元）后，再来考虑联邦制行不行？可以说，“布拉格之春”中的许多人希望的就是如此，今天世界上能够延续的多族群联邦也多是如此。捷克斯洛伐克能走这条路吗？我们可以看看“人民民煮”时期的1946年大选。如前所述，当时的“人民民煮”就是在苏联给定限度下的议会民煮。这次大选显示了捷克与斯洛伐克两部分的差异：在捷克，gcd是第一大党，而在斯洛伐克，民煮党以62%的选票成为第一大党。
但是请注意：这民煮党属“中右”，却并非民族主义的政党，它在战前叫“农场主与小农共和党”，当时曾是第一共和国全境乡村地区的第一大党。与当时中东欧流行的“农民党”一样，他们通常都声称代表农民这个阶层，而非代表某个（例如斯洛伐克）族群。
农民党通常政治上属于自由保守主义，是“左右多元政治”中的重要角色，按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他们算“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小资产阶级代表。作为全国性政党，他们虽然只在斯洛伐克胜出，但并非在捷克就没有活动，正如gcd在捷克胜出并不意味着该党在斯洛伐克就没有努力一样。他们的治国理念与捷共不同，却很难想象他们会主张斯洛伐克独立，更不用说以极端手段独立。
同样，捷克地区gcd成为第一大党，但其反对派国家社会党（中左）、人民党（右派）也都是全国性的“主义党”或“阶层党”，而非族群党。笔者曾经指出：这种“左右多元”而非“族群多元”的政党构成是最有利于民煮体制下形成多民族国家认同的。至于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党派获胜，这在民煮体制下几乎是家常便饭，如美国的红州、蓝州，印度曾由gcd长期执政的“三红邦”，它们都不会破坏、只会增强多民族国家认同。
但是1948年“二月事变”后，“人民民煮国家”终结，废除了议会民煮的捷克斯洛伐克虽然没有马上建立联邦制，但也和它声称仇恨的铁托一样，走上了“禁止左右多元，独许（民族）‘文化’多元”的模式。在斯洛伐克地区曾得到绝对多数选票的全国性政党民煮党被强令解散，其主要领导流亡西方，余下愿做“花瓶”的人，则尊执政者之令改名“斯洛伐克复兴党”，成为执政党领导下旨在发展“斯洛伐克文化”的一个族群组织，而且不得在捷克地区发展。通过“左右多元”建立超族群政治分野的可能，就这样被摧毁。到了剧变后，这个党又从“花瓶”变成独立派别，但这时它已经真的只追求“斯洛伐克复兴”，不再有超族群的“捷克斯洛伐克”认同了。
胡萨克实行“LN式联邦”体制后，这种趋势更一发不可收。有趣的是这里我们又看到了“极左”和“极右”的类似：当年蒂索实行一d砖政后，也是禁止了除赫林卡斯洛伐克人民党外的左右各党，但却允许德族和匈族各有一个同样主张法西斯主义的小党作为“花瓶”。
就像“民煮党”变成“斯洛伐克复兴运动”这种改名暗示的，胡萨克时代20多年的“LN式联邦”造成民间政治的区域与族群割裂。尽管捷斯两族并没有南斯拉夫塞克两族间那种历史仇恨，但是维系一个“有生命力的联邦”（捷克总理克劳斯语），仅仅没有仇恨是不够的。因为联邦还要有合作。而后来的情况是：就捷克或斯洛伐克其中一地而言，甚至左派与右派有时都能合作，但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就难以合作。
1977年后对“七七宪章”运动的残酷镇压更加剧了这一点。“宪章运动”是捷克斯洛伐克民间最后一次跨地区超族群的政治整合尝试。而这一次胡萨克没有再经过“转弯”，直接就以大逮捕和判刑镇压了哈韦尔们。这并没有巩固胡萨克体制——仅仅12年之后这个体制就垮掉了。
77宪章的部分签名者
哈维尔（右）与政治家丹尼尔·克鲁帕（左）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天鹅绒革命”中捷克与斯洛伐克两地的政治组织都是“属地”的。捷克的公民论坛与斯洛伐克的“公众反暴力”都一度整合了该地左中右各派抗议人群，但前者影响不了斯洛伐克，后者影响不了捷克。两者各自分化后形成的左中右各党，也都只在捷克或斯洛伐克其中一地有影响。除迅速瓦解中的前执政党外，斯洛伐克左派与捷克左派，斯洛伐克右派与捷克右派都是各搞各的。而“公民论坛”系统与“公众反暴力”系统就联邦前途的谈判又达不成协议，联邦解体就难以避免了。
-----
每日一图
金雁/插画
(打赏请长按识并别二维码，谢谢支持）
点击标题索引，阅读更多精彩文章
微信ID：qhjy_gzh
（长按二维码，欢迎关注秦川雁塔）
秦晖、金雁原创文章
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