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回顾 | 李一凡：意外的光芒
传播教育部 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美术馆 今天
本期讲座回顾由人文与艺术学院的龙薪羽同学整理
讲座回顾这一板块将会面向校内学生征集，期待你的来稿！
稿件要求
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美术馆举办的讲座内容梳理
800-1500字，图文并茂
*请回复后台咨询详细投稿方式
12月11日，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美术馆有幸邀请到艺术家李一凡，策展人梁健华为我们带来题为李一凡：意外的光芒（👈展览详情请点击链接）的讲座，美术馆副馆长陈晓阳担任学术主持。本场讲座由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美术馆、广东时代美术馆联合举办。
梁健华：今天的讨论以一个我问他答的方式来展开线索。最早大家认识到李老师是因为他的旧片创作《淹没》，到后面李一凡老师的身份越来越多，从艺术家、项目发起人到导演，但所有东西的起点其实都是创作动力。那一刻是什么驱使你去到现场去拍纪录片，可以简短的向大家介绍，因为那的确是一切的起点。
李一凡：我91年大学毕业分到广州，95年底离开广州回重庆。90年代初广东社会处于高度兴奋中，非常好玩，也容易赚钱，整个社会的变化简直眼花缭乱。94年左右，我接到一个庞大的农业方面的项目，因为要做这个项目，开始接触到一些“三农”之类的社会问题，没想到一思考，我愉快的广州生活就嘎然而止了，事实上我内心分裂了。
梁健华：你说分裂是什么？
李一凡：刚到广州的时候一天到晚很好玩，朋友多，赚钱也不费力，有人想拉我去美国我都不去。过个不缺钱的快乐日子，我那时觉得一点都不复杂，觉得这辈子这样也不错。而且广州是个市民社会，我为什么要去关心那些和自己生活无关的多事呢？但是，大学毕业后重新开始大量读书、研究，我生活的价值判断立刻出问题了。回到重庆，差不多四、五年的时间，除了看各种有关中国社会的书，时不时也做些田野，之外几乎没做任何事情。大约2000年前后，重庆国营工厂的工人下岗达到高峰，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我非常强烈地感觉到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付出了及其惨重的代价的，包括我的一家亲戚，他们是个大家庭，二代人都在一个厂，工厂倒闭的时候一家六、七个人下岗。在主流话语兴奋地大谈上涨的GDP的时候，而这部分人的遭遇其实是被忽略的。所以我那个时候特别想去拍关于城乡关系和现代化进程的代价的片子。我真正想关心的是人的状况，所以我的《淹没》根本没有讲三峡该建不该建，也没有讲水涨起来对生态影响会怎么样，我主要讲的是它对居住在三峡库区里需要搬迁的人的直接影响。整个主流话语系统对城乡关系的失衡和那些为现代化付出代价的人的研究非常粗糙，判断也非常不公平。我觉得我的工作至少可以提供一些具体的样本，为这个社会话语的平衡做一点贡献。《乡村档案》其实也是抱着这个心态去做的。
梁健华：回到杀马特来说，你曾经提过他们不应该是被遮蔽的，并且尽量排除我们的偏见。你可以先讲讲，你看到杀马特的现状和你的认识。
李一凡：我最早看到杀马特的时候，大概在2012年，我的一个朋友把资料拿给我看，当时杀马特在网上基本上是一个挨骂的状况。我的第一感受其实跟大部分人不一样，我当时以为我是带有批判性的眼光去看待这些资料的，因为我觉得在一个日趋主流化和标准化的审美体制下，居然有了审美失控的地方，居然有人可以通过作贱自己来抵抗时代景观。我当时非常好奇，为什么在中国社会的底层会产生这样的审美抵抗呢？我就开始去找杀马特，结果花了很长时间一个也没找到。
2016年的时候，在深圳认识了罗福兴。我第一次见到了一个真的杀马特。但是，他跟我想象的那种视觉抵抗或者审美自由的人完全不一样，他在陌生人面前非常不安。2017年我到珠三角开始拍片，通过罗福兴联系介绍采访了很多曾经的杀马特，他们当杀马特的理由完全不是我们以为的通过作践自己进行审美抵抗之类的东西。他们要的是存在感，被关注，要的是自由和女朋友。尤其是在东莞石排金丰溜冰场，看到了现在还在玩的杀马特，他们对自己的头发非常自豪，头发让他们开心快乐。他们告诉我那些自我作践的居然是黑粉，是在网上整他们的人。
杀马特有几个共同的特征，一是几乎所有的杀马特都是留守儿童。第二，基本都在小学初中辍学。第三，大都来自于贫困山区。第四，都有在血汗工厂打工的经历。为什么这个发型符号能让有类似经历、类似身份的人联合在一起，能让他们相互安慰，有一种家的感觉？这是我接触到真正的杀马特后真正最想搞明白的事。或者说审美真的有阶级性吗？
梁健华：片子里杀马特的自述让我意识到这里面有一个身份认同的作用，赋予自己一个身份，然后重新获得一种方式去表达自己。但是并不是被大家所接受，你认为他们为什么会被打压？
李一凡：因为我们既不在这个背景下成长，整天又在主流话语社会里做各种判断，对这个状况不理解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尤其在大数据背景下，每天网络推送的都是你喜欢的东西，突然你发现了一个跟你所有的经验相反的东西，你肯定会认为对方是审美失控。你越是拥有主流话语世界的经验越不适应这种失控，对杀马特的围剿，甚至打骂都是这种经验话语对失控进行的惩罚。
梁健华：你曾经讲过你的创作甚至是教学是在研究我们面对社会现场是产生的感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
李一凡：我的作品是研究身体对社会的感受。我每个作品的表达方法都是在研究身体对社会的感受过程中生长出来的。十七世纪以来知识分子最显著的特征是具有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实证和逻辑。但是，中国几千年的文人传统都是考据，对实证尤其不感兴趣，这个惯性其实在方方面面都是影响很深的。今天的艺术圈和文化圈都盛行左派，连索罗斯、小札都是左派，但是大家似乎忘了从马克思开始所有左派思想都来自于具体实践，还记得对曼切斯特工人的研究吗？没办法，艺术家就是知识分子和手艺人的合体，要做艺术家必须得先做知识分子。
提问：我想知道杀马特跟前面那两部片子之间的联系在哪里？
回答：我的片子都是关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城乡关系，都是研究为现代化付出代价的人的状况。不同在于，以前我更在乎图像的唯一性，叙事性。但今天在一个移动互联网时代，一个手机摄影摄像普及，获取图像非常容易廉价的时代，你可以在网上找到任何信息的时代，研究图像背后是什么我觉得更重要？同样的东西会不会因为你的立场、态度、身份的不同获取的现场信息完全不同，因此产生完全不同的诠释？这部片子我非常警惕这些东西。
提问：作品表达不仅仅是杀马特本身，它更重要的是反映它背后的一些社会问题。请问在策展里面是如何把现实生活中的社会问题转化为艺术去表达呈现给观众的？
回答：作为美术馆来说，首先要赞同，然后再思考如何把他的工作在一个空间里面呈现出来。还得去辨认当中做的转换、得失是什么？替代公众挑选作品，最终还是要影响公众的。
提问：请问您跟他们进行这样一个采访，一起创作你的作品之后，他们又回到了这样一个无限循环的流水线上。请问您的创作目的，有没有给他们带来一些积极的改变？
回答：我相信我的能力是有限的，我做我会做的，能做的，只要我做的事在产生某种改变，向我理想的方向，我觉得就可以。改变审美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毕竟任何体制都是人组成的。
提问：您自己内心有杀马特的一面吗？
回答：因为贫乏所以夸张才是杀马特的本质。我的问题恰恰是常常觉得很满足，我的经历几乎跟他们完全相反，我身上更多的是嬉皮，貌似相像，实质相反。但我是觉得每一次的拍摄创作，都是一次发现社会和自我教育和自我发现的过程，也是我战胜我内心的贫乏的过程。
陈晓阳老师总结：我可以稍微给大家补一点人类学研究的部分。其实杀马特这个群体现在应该已经20-25岁了，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如果我们把他们的所有的视觉的伪装和外衣剥掉了之后，这个群体在当时应该叫做新生代农民工。这批新生代农民工是在90-95年出生的孩子，他们是这4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打工者的后代，也就是第一批留守儿童，所以这些孩子的奇装异服，也可以说是我们现代化的后果和代价。
他们为什么要用炫目的颜色和夸张的造型？是因为对于人来说，通常当人性必须的某一方面缺乏的时候，一定会用另一个很强烈的方式去补偿。这些留守的孩子因为缺乏被关注，所以需要创造被看到的可能性。李老师刚才也跟大家讲到这些被看到之后为他们带来生存上的一些可能性，包括他们互相之间组成一个家族，包括方便找到女朋友，并且为什么以家族来命名，这些状况非常生动的说明他们是缺乏家庭与关爱的的，缺乏家庭的人才会创造一个家庭性的组织来弥补过往中的缺乏问题。我们在李老师的感知和表达过程中，看见在现在这个时代艺术的生态是怎样的，我们可以不再为了表达而表达，而是在创作中根据现实找到另一种逻辑的循环。
非常感谢李一凡老师给我们带来意外的光芒，从他2000年开始早期的工作经历中，我们可以去学习他如何去发现问题，如何去反思自己的工作，然后开始从现场寻找素材，到他的一直以来的创作经历，他的所有感受都来自于身体在社会现场中的感知和发现，并且如何从记录和发现中自然而然地表达，帮助他人也帮助自己。
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美术馆
传播教育部
项目负责：王秀媛，余爽，杨柳，刘子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