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最高使命是战胜谎言
在捷克作家看来，“生活的原则就是文学的原则，比如自由、个性、多元化，因此，真正的文学天然地就是反专制的。”
撰文〡叶克飞
捷克布拉格
关于捷克作家，有人曾这样描述他们：“写作的最基本、也是最高的使命就是为了战胜谎言，见证真正的历史，恢复人类的尊严。”
捷克有多小？不到8万平方公里，大概相当于5个北京市，0.4个广东省，0.8个江苏省。但它的文学有多厉害？光数作家名字就能数到手软。
如今在布拉格，可以轻松见到各种与卡夫卡有关的故迹。但卡夫卡从来都不是布拉格的象征，只是游客所爱。在捷克人看来，始终使用德语创作的卡夫卡，并不能代表捷克文学。
同样，另一个蜚声世界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也不受捷克人待见，捷克人总说他是法国作家，难怪有人曾揶揄，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其实是祖国人民对他的轻视。
捷克人更喜欢的，是在米兰·昆德拉流亡时，依旧选择坚守布拉格、坚守波希米亚精神的赫拉巴尔和克里玛。
当然，如果追溯历史，捷克文学真正的象征是哈谢克。在捷克评选的“二十世纪五十大捷克小说”中，哈谢克的《好兵帅克》排名第一，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排名第二。值得一提的是，后者于1976年完稿，但1989年才正式出版，那一年还爆发了天鹅绒。
与卡夫卡同时代的哈谢克，代表着捷克文学的真正传统——幽默、温和而坚定。如今在布拉格，随处可见好兵帅克的纪念品，这个矮矮胖胖、样子笨拙的士兵，以戏谑态度嘲弄专制，成为世界文学史上最经典的形象之一。
继承哈谢克衣钵的是赫拉巴尔，在很多年的时光里，他每天都会在布拉格金虎酒馆写作。1994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访捷，希望能见见赫拉巴尔，后者选择的见面地点便是金虎酒馆。
上图：布拉格的金虎酒馆；下图：赫拉巴尔在金虎酒馆
除了《过于喧嚣的孤独》，赫拉巴尔最出名的作品，当属以《一缕秀发》、《甜甜的忧伤》和《哈乐根的数百万》共同组成的《河畔之城》。这部作品人物繁多、故事纷杂，以小人物的悲欢，铺陈捷克的历史、波希米亚的历史。
曾有人说，《河畔之城》里的贝宾大伯，其原型就是好兵帅克。我倒是觉得，与其说是赫拉巴尔借鉴哈谢克，不如说他们都忠实记录了捷克社会以及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正如赫拉巴尔所说：“我的老师哈谢克的生活，乃至我的生活，都是令人不快的巴比代尔式的。”何况，作品中的贝宾大伯，在现实中也确有其人，他被赫拉巴尔称为“精神上的父亲”，是他文学创作的缪斯。在他十岁那年，贝宾大伯来到了他的身边，这个啤酒厂管理员饱经沧桑，却豁达幽默，影响了赫拉巴尔的一生。
在赫拉巴尔笔下，贝宾大伯堪称最典型的巴比代尔。“巴比代尔”这个名词不但是赫拉巴尔的短篇小说集之名，也是他自造的一个词。赫拉巴尔说，这个词专指一类人，他们“善于从眼前生活中找到快乐，善于用幽默，哪怕是黑色幽默来极大地装饰自己的每一天，甚至那些最悲惨的日子。”
曾有人说，捷克的光辉都拜文化传统所赐。早在二战前，它便已是欧洲少数几个宪政国家之一，也是欧洲最发达国家之一，人均GDP高于英国、法国和德国，这与较高的国民素质有极大关系。经历了二战的摧毁性打击，又经历了数十年灰暗统治后，捷克仍走出了黑暗，也是前东欧国家中发展最快最好的。在这一系列变革中，捷克人的高素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他们敢于抗争，又善思明理，让一切平稳和缓。
也只有这样的国家，才会诞生一位文人总统吧。在捷克作家看来，“生活的原则就是文学的原则，比如自由、个性、多元化，因此，真正的文学天然地就是反专制的。”
以捷克作家的个性，几乎每个人都活成了一段传奇。比如在国内声名不彰的阿尔诺什特·卢斯蒂格，这位纳粹集中营幸存者一生颠沛流离。二战后，他在查理大学学习新闻，毕业后工作于布拉格电台，并从事文学创作。1967年，他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提出放松文艺管制，布拉格之春后选择出走，1970年定居美国。
阿尔诺什特·卢斯蒂格
有趣的是，他在美国除了任大学教授外，还在69岁高龄时出任《花花公子》捷克文版主编。
他一生中的数十部小说，大多以纳粹大屠杀为主题，其中以其当年跳车逃离纳粹魔爪为故事蓝本的《暗夜里的钻石》，还于1964年被拍成电影，成为新浪潮名作。
晚年的他重返布拉格，哈维尔专门在布拉格城堡内为他开了一个套间，供他颐养天年。
捷克作家的个性，很大程度上感染了捷克人。布拉格之春后，面对入侵者，捷克人以幽默抗争。据记载，入侵者一夜醒来，发现布拉格人民摘掉了所有的路牌和门牌号码，路标方向也被掉转，布拉格成了迷宫。清晨，入侵者睡得正香，布拉格人民一起按响了汽车喇叭、轮船和火车的汽笛。那些美丽的少女们穿着超短裙，与路人随意热吻，唯独不搭理远道而来的入侵者。
在之后那段灰暗日子里，捷克有多达25%的大学教授被解聘，所有文学和文化杂志被停刊，失业的学者和作家们成了厕所清洁工、建筑工人和锅炉房司炉，但捷克人依然无惧。
在天鹅绒期间，没有一面玻璃窗被打破，没有一辆汽车被点燃，一切却都改变了。克里玛曾经回忆：“布拉格居民给他们所鄙视的统治者最后一击不是一刀，而是一个笑话。但是在这个别致的、不动声色的斗争的核心，仍然居住着激越的感情。”
那位文艺范儿十足的文人总统也曾说过：“在捷克，对作家的要求不仅仅是写一些可读之书。许多年来，作家代替了政治家：他们创造了国内社会，保持了民族的语言，唤醒了民族的道德心，表达了民族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