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的语言发展战略（上）| 带路语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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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研究︱

“一带一路”的语言发展战略（上）

王铭玉 王双燕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形势向世界提出的中国理念和方案，它的核心要素是“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但五通要通畅无阻，必须要“语言互通”，它贯穿于“五通”全线，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要素和前置要素。“一带一路”建设亟待语言发展战略的构建，必须要在五个方面有所作为，可以概括为语言规划是核心，语言服务是保障，语言安全是环境，语言传播是条件，语言话语是主旨。

视频来源：中国一带一路网：https://www.yidaiyilu.gov.cn/index.htm

一

“一带一路”发展概况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将张骞开辟的东西贸易大道誉为“丝绸之路”（Silk Road），另一个德国学者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撰写成专著《丝路》。从此，丝绸之路这一名称得到世界的承认。

李希霍芬与其家人身穿中国服装合影

图片来源：环球人物网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分别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发表演讲时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一年多之后，在2015年3月28日举行的博鳌论坛上，国家三部委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正式启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一带一路”概念也正式走向世界。起初，外媒和中国媒体更多地使用One Belt,One Road译法，简称OBOR；而西方媒体多沿用Silk Road的说法，也有媒体用New Silk Road的译法；2015年9月由中国外文局确定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为官方译法，并用英语详细解释了该术语的起源及内涵，这一译法目前已经得到英美主流媒体的认可和使用。

“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它从起初的规划设想已经变成了目前实实在在的国家间合作。

以下典型数据和事例可以充分说明情况：

截止2019年下半年，国家成功举办了两次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已有136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与中国政府签署了195份合作协议，而且商签范围由亚欧地区延伸至非洲、拉美、南太、西欧等相关国家，尤其是2019年3月下旬，中国与意大利签署了“一带一路”倡议谅解备忘录，这是首个G7国家正式加入“一带一路”；聚焦“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主骨架，一批标志性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中老铁路、中泰铁路、雅万高铁、匈塞铁路等扎实推进，瓜达尔港、汉班托塔港、比雷埃夫斯港、哈利法港等顺利进行，空中丝绸之路建设加快，已与12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双边政府间航空运输协定；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近1.7万列，境外到达16个国家的53个城市；经贸投资合作不断扩大，2013-2018年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超6万亿美元，与50多个沿线国家签署双边投资协定，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额约900亿美元；设立丝路基金，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动各类银行和保险机构等为“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截止2019年6月底，丝路基金实际出资额近100亿美元，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在沿线国家累计实现保额约7704亿美元；人文交流合作不断深入，“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理事会由来自25个沿线国家40家主流媒体组成，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成员达300余家，发起成立了“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启动科技伙伴计划、共建区域技术转移平台等。

总之，“一带一路”越来越赢得了世界的认可，“一带一路”的整体发展进度与合作成果都超出了预期设想。

二

“一带一路”语言状况

瑞典卡罗琳医学院教授汉斯•罗斯林打过一个生动的比喻：

如果地球有识别码的话，那会是“1114”，即全球70亿人口中，大约10亿居住在欧洲，10亿居住在美洲，10亿居住在非洲，40亿居住在亚洲。

到2050年，世界人口很可能达到90亿，地球的识别码将变成“1125”，非洲和亚洲将各增加10亿人口，而亚洲和非洲是“一带一路”的主要沿线国所在地，人口和语言将是影响世界格局天平的重要砝码。

全球现有使用中的语言（活语言）为7097种，各大洲拥有语种数量的占比分别为：亚洲32%、非洲30%、大洋洲18%、美洲15%、欧洲5%（Lewis,201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拥有的数量所占比例在60%以上。在世界语言中，使用者人数最多的12个语种排列为：汉语、印地语、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孟加拉语、阿拉伯语、俄语、日语、德语、法语和朝鲜语，其中三分之二语言被沿线国家所使用。

“一带一路”沿线共涉及国家64个，贯穿亚、欧、非三大洲，占世界224国家和地区的29%。从官方语言数量来看，沿线64个国家的官方语言近60种，如果算上区域内的少数民族语言，可能达到200种左右，涵盖了世界九大语系的不同语族和语支。

其中，占比大于0.25%的语言（使用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有26种，使用频率较高的前10位的语言为：英语、汉语、印地语、印尼语、阿拉伯语、乌尔都语、俄语、孟加拉语、波斯语、越南语；在沿线国家中，除波黑外，其他63个国家均在本国宪法中明确规定了本国的官方语言。大部分国家从法律上讲都以单一的官方语言为主，只有东帝汶、菲律宾、新加坡等12个国家采用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官方语言，新加坡的官方语言种类最为复杂，包括英语、马来语、华语及泰米尔语4种。需要注意的是，除了英语之外，以阿拉伯语作为官方语言（或之一）的国家最多，共有14个，主要集中在西亚和北非；以俄语为官方语言或通用语的国家为12个，其中，俄罗斯、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以及中东欧的白俄罗斯5个国家均正式使用俄语。另外，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汉语在沿线国家也日益受到重视。

三

“一带一路”语言发展战略

“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要素是“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其中，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设施联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但五通要通畅无阻，必须要“语言互通”，它贯穿于“五通”全线，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和前置要素，需要先行。我们认为，“一带一路”建设亟待语言战略的构建，必须要在语言规划、语言服务、语言安全、语言传播以及语言话语五个方面有所作为。

3.1

语言规划

美国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在“国防教育法”中列出了一些重要外语，资助并鼓励大中学生学习。“9•11”恐怖袭击发生以来，美国又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台过“关键语言”战略，政府和军方更是斥巨资支持各大高校开设危及“国家安全”的语种课程。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又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却始终未见有关国家的语言政策出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缺失。

3.1.1 加大国家宏观指导

中国外语教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理藩院开设的俄罗斯文馆（1708年）以及后来的京师同文馆（1862年）、京师大学堂的译学馆（1903年）。在300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外语人才培养积累了很多经验，但语言政策始终时常出现因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导致的“剧烈动荡”现象。比如，以中学为例，上个世纪50年代，中学外语教学中英语与俄语的比例大约为1：9，到了2001年，英语与俄语的比例居然逆向偏差为198：1，时至今日，这个比例的偏差可能更甚。试想一下，语言的发展完全不靠理智引领或者完全由“市场”来决定这将是一条不明智之路，治国理政需要从顶层来规划语言、研究语言，需要国家战略宏观指导，尤其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国际形势更应如此。

3.1.2 提升外语教学水平

水平就是质量，而质量分别体现为“质”与“量”。从质的角度来看，首先要重视公民外语素质，不能眼睛只盯着学校，因为全民的外语水平决定国家的外语水平；次之要重视外语人才的能力培养，因为传统外语教育以知识为标准，以各种考试来定人才标准，往往把最重要的学习能力、交际能力、跨文化能力、服务能力置之度外；再则要重视师资水平的提高，这是一个老话题和新要求。新时代、新技术、新方法是现代外语教学的新课题，许多专家诟病中国外语教学“费时费力效果差”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外语界的真正警觉，大部分老师对走老路仍乐此不疲，而与以问题为导向、以学生为导向、以产出为导向、以需求为导向的时代要求有一段距离。从量的角度来看，国家外语战略储备数量不足。与其他大国相比，美国大学拥有270种语种的教学能力，仅哈佛大学就能开设90个语种课程，该校非洲研究拥有24种非洲语言课程，此外，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家的部分高校都具有开设上百个语种课程的教学和研究能力。而在我国，目前仅有北京外国语大学开设语种超过100（北京外国语大学官网显示2019年开设语种数已达101种），但一所学校的培养能力有限，远未满足国家需求。殊不知，仅与我国建交的180个国家中，至少涉及官方语言就百余种，因此，外语数量也是衡量一个大国的重要标准。

3.1.3 大力培养非通人才

我国的非通用语概念一般指英、法、俄、西、阿、德、日7个语种以外的所有语言。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除了俄语和阿拉伯语之外，其他语言几乎都属于非通用语种。尽管近两年外语语种布局有所改观，非通用语专业招生规模、院校数量迅速增长，但大多数专业仍存在供不应求现象。《中国语言服务业发展报告2019》（中国翻译协会发布）显示，67.3%的语言服务提供方受访企业表示“急需大量的非通用语种翻译人才”，85.7%受访企业表示“招聘所需的非通用语种人才比较困难”。“非通用语种翻译人才紧缺”和“人才招聘成本高”为语言服务企业最为面临的困难。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如果算上区域内的少数民族语言可能达到200种左右，非通用语种覆盖面极大，而我国高校（包括综合性大学的外语学院）教授的外语主要是以上7种通用语，外国语大学的非通用语种也多集中于传统的欧洲发达国家语言。非通用语种人才匮乏一方面直接影响了“一带一路”大战略的推进和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

另一方面，由于各种信息大多通过英语等通用语种转译，因此很容易受到西方话语体系的误导和曲解，对我国文化对外传播、话语权竞争、核心利益表达等方面造成极大伤害。所以，国家应鼓励高校，尤其是外国语大学合理有序、错位互补地开设“一带一路”沿线非通用语语种（王铭玉，2017a:15），特别要加大对东亚、中东欧、中东以及非洲四个区域非通用语种建设的力度。

3.2

语言服务

语言服务业（Language services industry或Language industry）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指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催生的包括翻译与本地化服务、语言技术工具开发、语言教学与培训、语言相关咨询业务为内容的新兴行业，其范围已远远超出传统意义的翻译行业（郭晓勇，2010:34）。语言服务业在我国属于新兴行业，始于北京奥运会筹备期间，2010年中国第一届国际语言服务行业大会才首次提出“语言服务”的概念。语言服务业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阳光行业，《欧盟语言行业市场规模报告》显示，近年来，语言市场每年复合增长率约10%，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语言服务总产值达465.2亿美元，预计2019年总产值将首次接近500亿美元。显然，语言服务业已成为贸易全球化的基础性支撑行业，也是大国崛起的关键性要素。我们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要紧抓机遇，跟上国际发展大潮，以语言服务业的兴起来提升国家软实力，提高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水平，促进对外改革开放伟业的发展。

3.2.1 语言服务业的地位与联盟

当今社会，国家语言能力已成为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语言服务能力是中国“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推动语言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时代发展的要求，语言服务业已经成为中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影响世界的战略性、基础性支撑。

据《中国语言服务业发展报告2019》显示，2018年底，以语言服务为主营业务的在营企业9734家，语言服务总产值为372.2亿元。国内语言服务行业涉及的翻译服务领域呈多样化发展趋势，其中，信息技术、教育培训、政府外宣成为语言服务方受访企业承接的前三名翻译订单领域，占比分别为63%、52%、45.3%。

但客观地讲，由于国内的语言服务行业尚处于起步阶段，虽然从事语言服务的企业数量众多，服务水平却参差不齐，普遍规模小、语种不全、各自为政，尤其是90%以上的翻译机构和企业，仍停留在完全手工作坊式操作阶段，不仅没有翻译控制工具，也没有完整的翻译品质控制流程。正因如此，我们在与国际同行的竞争中也往往处于劣势。

解决上述问题，两大措施迫在眼前：一是国家政策扶持。作为一个新兴产业，语言服务至今还没有纳入《国家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导致行业难以争取到相应的政策扶持，投入严重不足，影响了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翻译协会于2013向商务部提交了《语言服务与服务贸易政策制定》报告，提出了推动语言服务业发展的9条政策建议，但政策问题目前依然存在。二是建立“一带一路”国家或区域翻译联盟。作为一个行业，语言服务业的历史不长，过去语言服务人才都依附于高校和外宣、媒体部门，现在面很广，但高素质的翻译、管理、技术等核心领域人才严重匮乏，规范程度较低，无序竞争严重，国际竞争力较弱。“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给语言服务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机遇，整合队伍、集中发力、融入国际、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时机已经成熟。建议以“中国翻译研究院”“北京多语言服务中心”“上海文化贸易语言服务基地”“广东国际语言服务中心”等为核心建立全国或区域“多语言服务联盟”，打造方便、快捷、规范、高效的语言服务支撑平台，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语言信息服务的软环境，为把中国打造成为以大数据为中心的全球语言集散中心做准备。

3.2.2语言服务的新模式

传统的语言服务以“手递手”的笔译和“口对口”的口译为主要形式，这种方式在现代语言服务业中将继续保留，但它们将退出主流，逐渐被“互联网＋语言服务→语联网”的新模式所取代。语联网类似于阿里巴巴和淘宝网，语联网位于语言服务供应链的中游（上游是语言服务供应商/个人，下游为语言服务需求者），扮演着中间商角色。语联网独创了互联网平台化语言服务的类电网模式，这种模式一方面通过技术手段和互联网模式有效整合了包括译员、供应商在内的翻译资源以及术语语料、翻译工具软件等知识资源，并尝试将这些资源组成的翻译产能进行了量化管理；另一方面又通过嵌入式、移动化等多种新型服务模式，通过互联网对接各类翻译需求，将翻译需求和量化产能进行匹配（基因匹配），从而不仅实现基于互联网的海量语言需求与聚集并量化管理的海量翻译产能的快速对应，更使得这种对应在基于大数据基因匹配的技术模式下确保准确性和及时性，从效率和质量、成本三个方面做到服务的有效性和可控性。

3.2.3语言服务的多维平台

在“一带一路”战略下基于“互联网→语联网”的语言服务将成为趋势，语言服务的多维平台建设迫在眉睫。

（1）在线翻译平台。以笔译服务为主，一种是提供在线机器翻译面向免费的非商业市场需求；一种是解决商业翻译需求的，以文字稿件通过互联网平台上传并说明翻译要求和提交翻译申请，待翻译服务完成后，再通过网络平台下载译后的稿件，中间可以获知翻译的进度，并可以根据约定在线上完成财务结算。在线翻译平台区别于传统翻译的最大特点在于通过语联网实现智能产能的匹配组织，从而整合分散产能并按需输出产能；

（2）招商情报服务平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数属于不发达或欠发达国家之列，先前对他们的了解并不充分，通过语联网服务平台在确定了目标市场之后，可进行多语信息收集、筛选分析、翻译并摘要处理，然后进行多语信息发布，直接为招商投商提供语言服务；

（3）一体化公证业务平台。“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大量的公证业务，传统的公证模式需要当事人到公证处咨询、翻译公司翻译、公证处公证、形成公证文件等环节，时间长而且程序复杂，而借助语联网后的公证模式一步到位。因为全国200余家公证处都正在使用语联网服务来完成涉外业务，我们只要把自己的需求交付语联网即可收到理想的反馈；

（4）会展服务平台。对“一带一路”建设而言，会展业务是一项经常性活动。语言服务联盟根据客户会议、展览等现场语言沟通交流需要，借助语联网的资源优势，为客户提供以口译为主的高端译员及会场其他服务，如：口译、多语笔译、设备（同传设备、视频设备、即席讨论设备等）、多语网站建设与翻译、公众服务APP、志愿者服务、媒体服务等；

（5）跨境电商平台。电子商务无疑将成为商贸的主渠道之一，而跨境电商更是前途无量。这里，语言是“跨境”的最大瓶颈。语联网的平台呈现的是一个纯中文界面的会员中心平台，其背后是一个经过了语言信息转换和大数据处理的国外电商、国外买家的资源库，它与海外主流电商平台接通，可以覆盖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拥有大部分海外企业用户资源。可以说，基于语联网打造的跨境平台是一个“一站通达全球的服务平台”，它整合全球知名电商平台和支付物流体系，为中国卖家提供一站式目标市场本地化营销解决方案，使得中国卖家可以用中文直接做全球生意；

（6）手机移动平台。语言服务作为“无物流”形态的服务，推动移动化服务模式是非常有前景的。传统的文稿类型的翻译并不是手机移动语言信息服务的主要模式，但手机通过拍照、录音、通话等方式，可以实现比传统的文稿翻译更为快捷的翻译服务体验，尤其适合“一带一路”接触性快速翻译服务。

（未完待续）

因篇幅所限，已省略注释及参考文献。

本文选自《欧亚人文研究》2020年第1期《“一带一路”的语言发展战略》，作者王铭玉、王双燕

期刊介绍：《欧亚人文研究》创刊于2019年10月，以“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欧亚内陆国家和地区（包括斯拉夫国家、外高加索、中亚国家、西亚和南亚地区国家等）的人文研究为主要方向，侧重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教育、国情、民族心理、语言状况、媒体研究等领域，同时涵盖相关国家语言文学思想的本土化研究成果。

主要栏目有：文化园地，历史纵横，哲学思考，国民教育，民族心理，社会观察，语言状况，媒体研究，历史人物，中国形象，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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