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的语言发展战略（下）| 带路语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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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研究︱

“一带一路”的语言发展战略（下）

王铭玉 王双燕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形势向世界提出的中国理念和方案，它的核心要素是“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但五通要通畅无阻，必须要“语言互通”，它贯穿于“五通”全线，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要素和前置要素。“一带一路”建设亟待语言发展战略的构建，必须要在五个方面有所作为，可以概括为语言规划是核心，语言服务是保障，语言安全是环境，语言传播是条件，语言话语是主旨。

（接上篇）

3.3

语言安全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它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及海外利益等多个领域。其中，文化应包含语言，语言安全问题切不可忽视，甚至可以把语言安全视为最核心的安全领域之一（王铭玉，2017b:35）。

语言安全（Language Security）系非传统安全范畴下语言文化安全的次范畴，指一个国家使用语言文字的权利不受强权干涉和威胁，不因他国语言文字的侵扰失去其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教育等领域的主导地位。换言之，语言安全是指语言文字及其使用能够满足国家和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不出现影响国家、社会安全的问题。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将语言问题视作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91年，《美国国家安全教育法案》便授权国防部长实施国家安全教育计划（NSEP）；2006年以来，由美国政府部门主导的国家安全语言倡议（NSLI）全面推进，创立了旨在促进美国青年加强关键语言学习的青年国家安全语言倡议计划（NSLI－Y）；2012年2月6日，美国国防语言办公室和国家安全教育计划合并，成立了国防语言国家安全教育办公室（DLNSEO）；美国总统签署《2013财年国防授权法》授权国防部直接管理国家语言服务团（NLSC），为国家和地区安全中的突发事件提供语言服务（袁周敏，2016:5）。

基于非传统安全理论，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安全问题（沈骑，2016：21-23）。

一是内源性语言安全问题，主要是指“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我国国内拥有的涉外语言能力问题，涉及语言资源和语言水平方面。从资源来看，我国目前开设的外语课程至今还没有完全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官方语言，外语语种资源明显不足。从水平上看，我们的人才培养水平参差不齐，尚缺乏三种人才：精英人才――精通外语，懂得国际规则，熟悉对象国法律、经贸、科技、金融和文化等多领域的高层次国际化人才；复合人才――“复语型”“专业加外语”的复合型国际化人才；行业人才――国际基建、能源、航空、铁路等重点和关键领域的懂外语行业人才。

二是外源性语言安全问题，主要是指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走出去”所面临的语言障碍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我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的“短板”。以“高铁出海”为例，我国在技术上已是世界一流，但正是语言的障碍，致使中国高铁企业的技术与商务公文文本质量常常落后于竞争对手；另外，虽然近些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跨国并购势头很猛，但往往面临文化和语言的障碍以及文化认同障碍，大大降低了中国企业的期望值和行为的有效性。

三是双源性语言安全问题，主要是指发生在我国边疆区域（特别是民族自治地区）与周边国家的跨境语言安全问题。目前我国与“一带一路”周边国家跨境分布约50种语言，这些语言可能一部分存在着族群内部语言文化的高度认同，也有一部分由于不同国家语言文化认同的问题存有一定差异，所以以往那种以境内语替代境外语的跨境识别观念亟待摒弃。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媒体在包括少数民族语言在内的国际传播实力仍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媒体对我国的宣传和渗透不断加大力度，我国所占话语权十分有限。”（黄行，2014:16）因此，双源性语言安全问题的主体往往是双重的，甚至是内外联动的，它与国际关系和民族问题相互交织在一起，牵涉到内政外交工作，个别语言问题甚至会被境内外分离主义势力和极端主义分子利用。

四是多源性语言安全问题，主要是指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对那些语言的发生源和问题属性不确定的语言使用以及影响的关注，如何运用它们为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服务的问题。多源性语言问题较为复杂，具有交互性和复杂性，呈现出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交叉互动、自然与人为因素交叠共生、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相互冲突、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时空交错、常态与非常态危机交替转化等特征。

国外近五十年语言安全研究的演进历程表明，语言安全不仅指语言本身使用、地位和身份认同的安全，也关涉到语言对于国家安全、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等语言外部性问题（沈骑，2016）。

为此，对我国语言安全战略的对策和建议如下：

一是战略层面上的，要开展跨文化语言安全战略研究，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文化现状调研，重点考察和监测其潜在的安全风险，例如语言纠纷、语言冲突及重要语言舆情事件，切实提高战备预见性。

二是机制方面的，建立国家语言案例应急和救援机制，尤其要发挥高校的优势，设立应对语言案例风险的语言服务志愿者团队，减少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因语言障碍带来的沟通不畅问题。

三是资源平台方面的，要高度重视跨境语言资源，安排专门机构从理论和实践角度研究跨境语言，开发利用跨境语言技能，牢牢掌握跨境语言的话语主动权；建立健全基于多语种语言的案例风险信息和案例库，及时发布和提供语言案例信息和预警信息。

3.4

语言传播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面临的语言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我们的语言观念尚有一些不适应之处：

一是对语言转型认识不足。当年我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特征是外国资本和企业走进来，而“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特征是我国资本和企业走出去。换言之，我国已从“引进来”向“走出去”转型，从“本土型”向“国际型”国家转变。此时就不能固守先前那种观念——外语学习的目的主要是在本土应用外语，而要考虑把外语学习应用于国际市场，同时把汉语推向国际通用化之道。

二是对人才培养的双向性取向不准。多年的外语教育使我们已经适应培养自己的外语人才，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投资国与被投资国的语言人才会双向流动，内外联通。因此除了我国要培养供需对路的语言人才外，还应该认真思考如何满足被投资国对汉语学习的需求，就像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对学习外语那样的渴求（王铭玉，2017b:36）。

三是对汉语走出去的传播性存有思想偏差。随着国力的上升、文化的复苏，人们逐渐认识到汉语国际传播的重要性，但随之而来的浮燥性也不能忽视，即人们空喊“弘扬中华文化”、“国际话语权”的劲头过足，带来的负面效应甚大，殊不知，语言的传播靠的不是强权，也不是声势，而是具有实实在在内容的传播方式。

3.4.1 战略布局

汉语国际传播是个系统工程，应遵循“一个计划、两个方向、七大区域”的路径来布局。首先，汉语国际传播是国家语言能力的体现，国家应从战略高度，加强顶层设计，要明确把汉语国际传播纳入“一带一路”愿景和行动计划。再则，汉语国际传播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两个方向着力，但建议以“一带为主，一路为辅”，在初期阶段，坚持“一路向西”原则，加强陆上丝绸之路的语言战略规划。又则，依据我国对外贸易大数据，对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合作的重要区域有7个，它们也应成为汉语国际传播的重要发展区域，这七大区域为：由蒙古国、俄罗斯构成的2国区域，东南亚11国区域，独联体6国区域，南亚8国区域，中亚5国区域，西亚北非16国区域，中东欧17国区域。

3.4.2 理论研究

汉语国际传播的方式非常值得研究。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连接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算起，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汉语的传播经历了五种样式。

（1）驿站式——古丝绸之路的汉语传播主要是由往来于驿站之间的商人和庞大的翻译队伍推动的；

（2）宗教式——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汉语主要是通过佛教进行传播的；

（3）文化式——隋唐时期，汉语传播达到高潮。汉字传入朝鲜、日本和越南，在东亚地区形成了“汉字文化圈”；

（4）贸易式——宋元时期，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兴起，成为拉动汉语传播的关键因素；

（5）移民式——汉语在海外落地生根主要是由海上贸易伴随的华商移民而成的，即海外移民形成的语言共同体才是汉语在东南亚延续至今的根本动因（参见王建勤，2016:33）。

纵观古丝绸之路不同历史时期汉语传播方式揭示了一条基本规律：语言往往不是通过语言本身来传播的，“文以载道”，语言的传播往往以宗教、文化、贸易等因素为内容和依托，并通过这些因素的拉动而广泛传播。以史为鉴，当今汉语国际传播应以“一带一路”为依托，应该搭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与产业经济合作全球拓展的“顺风车”，从而加快汉语向世界传播的步伐。

3.4.3 多维推进

汉语国际传播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有序多维推进，主要路径有四：

（1）国内高校专业培养。扩大来华留学生计划，尤其要提供更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额奖学金留华名额，提高通晓汉语、知华爱华的学生比例；

（2）国外设点专业培训。目前，随着“一带一路”的升温，许多沿线国家学汉语的热情高涨，我们应抓住时机应邀到各国开设中短期培训班，使其学员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力军和语言志愿者；

（3）企业员工外语养成。企业要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应该把语言能力作为企业重要的生产要素，特别是跨国企业，应该把语言能力作为企业的核心生产力，而境外企业更应该把企业员工外语培训和外籍员工汉语培训作为提高企业语言能力的重要内容，以此加速“一带一路”建设，助力汉语在世界的传播；

（4）孔子学院汉语推广。孔子学院作为国家重要的语言战略资源，作用毋庸置疑。统计表明，截止2020年1月，孔子学院总部在全球162个国家（地区）共建孔子学院545所，孔子课堂1170个。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合作格局而言，应该调整孔子学院的战略布局，使其与“一带一路”战略相吻合。同时，孔子学院应加大汉语传播的力度，其汉语国际教育不仅要关注普及型人才的培养，更应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高端、复合型人才的的需求，培养既懂汉语又懂专业的复合型人才。

3.5

语言话语

“话语”discourse一词，最早来自语言学。近些年该词热度急升，不仅在语言学中引发了“话语分析”、“批评话语”等学科的腾达，还逐渐成为政治学领域中的核心术语，把是否拥有话语权视为衡量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准。从“话语”角度出发，“一带一路”旨在向世界传达中国关于国际秩序的理念以及主张，推动构建一个更加具有包容性、认同感的国际话语体系和国际秩序。但据邹鹏等学者研究发现，目前“一带一路”的相关研究存在虚化、碎片化、泛化现象，具体表现在：“一带一路”话语本体研宄、历史资源和学理基础研究薄弱；对“一带一路”话语内容的构建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从而导致一些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产生种种质疑；对“一带一路”的知识谱系、构建相应的学科体系、创新相应的理论体系等梳理不够，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难以建构“一带一路”倡议的健康话语；“一带一路”倡议还未能从政治家或精英和学者的认知真正转化为各阶层的共同认知，至于从国内认知转变为国际认知，尚且任重道远（参看邹鹏，2018:12-14)。为此，我们应在以下八个方面加大探索的力度，为建构一个合适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做出努力（王铭玉、王洋，2018:47-49）。

3.5.1 主旨精神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理念和方案，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进行了具体描述，指出我们应该努力建设一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建设一个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建设一个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建设一个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

3.5.2 主体定位

第一，价值观念需主张，中国的“价值共识”从民众出发，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居于世界的道义高地；

第二，国际身份需定位，中国要敢于表明并坚持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新兴市场国家、负责任大国等身份，这是中国与世界进行互动的前提。

3.5.3基本原则

面对“一带一路”的区域发展，中国在行使国际话语权之时，秉持的基本原则是“利用＋限制＋改革”，即既要继续充分利用好现有规则中积极合理的部分，又必须对其内在的消极负面因素予以限制，同时逐步改革它的不合理、不公正部分，增添合乎时代发展要求的公正合理的积极因素。

3.5.4 内在条件

关注“学理”，没有中国理论，话语体系难以安身；关注“范式”，没有独特的分析方法，话语体系无法成框；关注“价值”，失去中国特色的核心价值，话语体系将不成体统；关注“问题”，缺少“中国问题”，话语体系将失去活力、丧失观照之力；关注“概念”，忽略“中国关键词”，等于缺少了中国话语的核心构件。

3.5.5 外在关系

需要处理好与外部相关因素的五种关系：第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何认同中国话语的关系；第二，丝绸之路与中国文化文明对话的关系；第三，沿线国家历史与中国历史的关系；第四，“一带一路”现存问题与中国故事的关系；第五，外文翻译与中国语言的关系。　

3.5.6 传播元素

根据传播学的原理我们要解决五个W的问题：who——解决谁传播之控制分析的问题；says what——要注意内容分析，解决传播什么之内容分析的问题；in what channel——解决什么渠道传播之媒介分析的问题；to whom——解决向谁传播之对象分析的问题；with what effects——解决效果如何之成效分析的问题。

3.5.7 角色功能

语言学中有一个“六面功能模式”，涉及六大交际要素，即说话人、受话人、信息、语境、代码和接触。我们要从“说话人”角度关注话语的表达功能，从“受话人”角度关注话语的意动功能，从“信息”角度关注话语的指称功能，从“语境”角度关注话语的跨接功能，从“代码”角度关注话语的元语言功能，从“接触”角度关注话语的交流功能。

3.5.8 翻译方式

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翻译的作用至关重要。一是学会融通中外，就是既要准确表述原文的思想，又要让译文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范式、文化心理、表达习俗，用受众喜欢的方式和语言进行互译。二是注意修辞方式，研究故事语体的风格，善于把林语堂“散文式表达”、埃德加•斯诺“讲述式表达”、戴秉国“辩论式表达”、傅莹“沟通式表达”、刘欣“对话式表达”等样例贯穿于我们的翻译实践中去。

四

结语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的，但更是世界的，“一带一路”已成为迄今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也是目前前景最好的国际合作平台。“一带一路”的实施是个系统工程，其中，语言的作用至关重要，语言规划是核心，语言服务是保障，语言安全是环境，语言传播是条件，语言话语是主旨。

因篇幅所限，已省略注释及参考文献。

本文选自《欧亚人文研究》2020年第1期《“一带一路”的语言发展战略》，作者王铭玉、王双燕

期刊介绍：《欧亚人文研究》创刊于2019年10月，以“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欧亚内陆国家和地区（包括斯拉夫国家、外高加索、中亚国家、西亚和南亚地区国家等）的人文研究为主要方向，侧重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教育、国情、民族心理、语言状况、媒体研究等领域，同时涵盖相关国家语言文学思想的本土化研究成果。

主要栏目有：文化园地，历史纵横，哲学思考，国民教育，民族心理，社会观察，语言状况，媒体研究，历史人物，中国形象，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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