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姚璐、王天挺：我为什么要关注一个三年前的旧案？｜谷雨计划
谷雨和作者姚璐、编辑王天挺一起聊了聊。我们相信，持续关注是重要的。以下是对谈内容。
“我是不是很煽情？”
谷雨：是什么契机想到要做这个选题？
姚璐：当时这个案子还在进行中，章莹颖的男朋友侯霄霖接受一个视频采访，他说“在我心里早已把莹颖当作我的妻子”。听到这个，我心头动了一下。我们都是1990年左右出生的人，我就代入了一下：一个同龄人如何处理这种骤然的失去？还要承担把对方当作妻子的责任。
这个案子被报道得比较多，一方面是报道案情，另一方面是报道父母，没怎么提到男友，但这个男朋友一直出现。作为一个中间人，他本身是没有被讲述过的。所以我去联系他，直到2020年6月底才开始正式交流。
王天挺：当时他的具体情况怎么样？
姚璐：他给我的感觉一直是一个非常冷静、理性的人，对外还在积极推动这个案子，在朋友圈会发希望大家写一些联合署名的信给学校，推动学校去解决。但我会看一些细节，比如他朋友圈的签名是“control yourself，control everything”，头像是齐天大圣等等，这些都让我产生一些联想，是不是他有一个内心的世界在处理这个创伤的过程中没有被关注过。但当时我跟他沟通很简短，并没有涉及这方面。
我最早的预设是写男友，写年轻的爱情，但最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呈现还是放在家庭身上的。到现场开始跟当事人沟通之后，你会有一些变化。我是先跟侯霄霖联系，他说，我觉得你见我之前应该先去见一下章莹颖的父母。肯定要去见一下，但我当时没想到把她的父母当成主角。见到他们之后，我还是被他们悲伤的程度震惊。即使在所有父母失去孩子都会悲伤的基础之上，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放不下？然后开始探索。
最后处理材料的时候，我意识到不能完全把这些东西去掉，我觉得去掉甚至是有点不道德的。所以最后文本的呈现会跟我最开始预设并不完全是一个方向。
王天挺：和章莹颖父母见面之后，第一次让你觉得意外的事情是什么？
姚璐：我到章莹颖家是晚上，她父母来接我，那个感觉很像我自己父母。她妈妈低着头慢慢走过来，抬头看我一眼，第一句话就是“你蛮像我莹颖”，当时我挺被刺激的。
他们带我去她家，给我煮了一些饺子。吃完我说今天比较晚了，我去附近住个酒店，回头再来。他们就说，要不你住家里吧。我有点纠结，一方面是我有愿意住她家里的部分，可能会跟他们相处得更近；另一方面我又觉得是不是不太有界限感，以及对他们是不是一个打扰。他们就劝我，你不要出去住了，出去住花钱，家里住得下。我又坚持了一下。章爸爸就给附近小旅馆打电话，问现在多少钱，对方说180块。他说太贵了，怎么涨价了，立刻把电话挂掉，说：不要去那住了，在家里住吧。我想了一下就同意了。章爸爸还跟我说，很多记者来，特别女孩子，他们就愿意她在家里住，阿姨觉得有个伴，好像女儿在身边一样。
叔叔跟我说，你尽量不要跟阿姨聊太悲伤的东西，因为她精神不好，你说了她就会哭。我想那就陪着她做事，她做菜，我站在旁边，她还是会主动讲她的女儿。比如章莹颖以前回家的时候总是在学习，没时间陪她，所以她要求女儿一定要跟她睡在一起。有时候她先睡了，章莹颖偷偷把被子掀开再钻进来。她已经睡了，但是她知道女儿睡在旁边。她讲得很细，但这种细会让你觉得很动容，她非常真切地在思念女儿。其实她至今都不知道案子到底是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为什么女儿就没了。
王天挺：你在那边待了多久，每天会做哪些事？
姚璐：我在章莹颖家可能待了五天左右，不到一周，每天跟他们一起活动。
早上起来，阿姨会带我去门口一个早餐店吃肠粉。她会从家里拿一个鸡蛋过去，肠粉店把鸡蛋磕里面。上午经常聊天，她腰不好就躺在沙发上，我随机问一些问题。她也会问我一些问题，就像问一个同龄的女孩子：你在北京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你有没有结婚？你家庭是什么样子？你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在这个过程中就会自然而然聊到章莹颖。
中午她做饭，我就在旁边看一看，也会讲一些做饭的东西。比如她觉得一个菜应该怎么做比较好吃，章莹颖喜欢吃她做的什么菜，是比较生活化的一些交流。到了下午和晚上，阿姨经常要去躺一会儿，她体力特别不好。
晚上我常常在四楼阁楼跟叔叔聊天。他晚上是睡不着的，经常出门在街头游荡，失魂落魄地走。我自己也来自一个县城，我就想我的老家可能也会有这样一个很悲伤的人。有一次他带我看了章莹颖的足迹，去她的小学，她的中学。他经常会去山上走一走，山上很安静，有时候跟阿姨一起去，在那大喊，释放一些内心的压抑。
章莹颖的爸爸章荣高 ©摄影 李英武
谷雨：对你毫无保留地讲述，感觉有点像做心理咨询？
姚璐：我个人对心理学还挺感兴趣的，有了解过一些心理咨询的东西，但这两者是很不一样的。心理咨询很多时候是咨询师在听，来访者在说，他并不会做过多的评判。
而交流时，他们会讲他们的东西，我也会讲我的东西。阿姨说很想女儿，我说我能想象。我跟妈妈感情也很好，她跟我说过一个事，在我刚来北京工作那几年她也很想我，在家里会叫我的名字，还问我有没有听到过，跟她有没有心电感应？我就跟阿姨说了这件事，她就很认真地问我，那你耳朵会不会烫？我从来没听过这种说法，她说妈妈叫女儿的时候耳朵会烫。我觉得这种细节对我来说是很触动的，不是那种索取式的交流。
王天挺：倾诉自己的故事，得到非常多的细节，这个也是你的特长吧。对你来说，它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让你的稿子呈现出不一样的特质？
姚璐：我们讨论过很多，感受力、同理心是不是很重要？可能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特质，我特别希望理解别人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之前看过一本关于采访技巧的书，里面有一句话大意是，你要探寻的是采访对象的情感体验，而不是你自己的情感体验。我知道她很悲伤，我看了这些东西我也很悲伤，但我希望我不是在写我的悲伤，而是她的悲伤的逻辑。
但是，我也有很多纠结的时候。这个稿子写得很困难，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在写作的过程中一直会有一个怀疑的声音：我是不是很煽情？有些评论说，这个稿子也太好哭了吧。我觉得假如我的稿子让别人觉得好哭，似乎并不是很正当，好像是为了赚取一些眼泪。但是它里面的细节确实是很伤心的，你在现场也能感觉到是很伤心的。所以我老是会怀疑，到现在我也不太确定这个要怎么样。我要做一个很煽情的作者吗？我就是把这种悲伤一次又一次描摹给你看吗？一个细节加一个细节叠加给你看吗？
王天挺：这是一个很矛盾的地方，读者看到的是你经过筛选留下来的一些东西，他并不清楚你获得这个感情的来龙去脉。你怎么跟他爬山，怎么跟他街头游荡，在这个过程中你获得了一些情绪。从你角度来说肯定不是煽情的，一定是有一个心理动因，或者一个过程慢慢积累出来的。但是从读者的角度，我觉得他很难看到这个过程，他只看到各种情绪的结果。
所以我会觉得，可以把自己写进去，你自己也可以成为故事一部分。这种很细微的人生之痛苦的东西，我觉得是需要强大的感受力，或者个体的体悟才能把这些东西勾出来的，它不是一个只通过问话就能给出的答案。这样读者理解起来不会觉得这是煽情，而是觉得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情绪过程。
我们之所以认为煽情，是因为不知道情绪从何而来，觉得是一个平地起波澜的东西。也许未来可以去尝试一下把自己写进去，这也是一个比较难的方式，自己出现多少也是一个问题。原来我们接受的训练是尽量把自己摘出去，呈现得更客观，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也有它的缺点，还是需要在具体情况里面看。
谷雨：如果每次都这样共情感知，会觉得对自己是一种消耗吗？
姚璐：我希望能够真的理解这个人。在写章莹颖这个稿子的时候，我有一个主角是章莹颖本人。我想写她到底是一个多好的人，这个跟构建悲伤的逻辑有关系，同时我觉得把她的故事写出来，对她也是一个很好的纪念。我看了这个案子很多报道，都没有产生实地探访中的这些感受。
为什么持续关注是重要的
王天挺：这也是一个已经不在新闻热点当中的题了，你好像经常做这样的题，是有什么偏好吗？
姚璐：像林生斌先生、被烧伤的歌手Selina，还有这次章莹颖案，都是创伤发生得比较久了，我又去。并不是说我就想做一些旧案，只是那个新闻在某个时间点还是被我注意到了。
我经常会想，大众的关注结束了，它在当事人的生命中会结束吗？或是怎么让它慢慢走向平淡的？章莹颖的父母生活在福建一个小城市里，失去女儿之后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具体的东西你并不清楚，我觉得它是有必要让大众知道的。这样你才知道这些邪恶的或者糟糕的事情，对当事人的伤害真正在哪里。它不是一件猎奇的事情，你会知道这个事情发生了，对当事人的痛苦是很强烈的，你才会希望通过关注的力量让这些事情变得好一些。
王天挺：面对这么大的痛苦和悲伤，你怎么去接近他们？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很难的事情。
姚璐：第一次采林生斌之前，我很紧张很紧张，完全不知道怎么面对他。我坐在他办公室，浙江的商人都有一个泡茶的桌子。他开始泡茶，用小夹子把杯子夹到我面前，就直接说了，“这是小贞（林生斌妻子）给我买的杯子，放在这里才逃过一劫”。我当时很震动，因为他上来就跟你说了这个。也因此似乎我们就可以聊下去，我就问他，喜欢喝什么茶，为什么买这种日式的杯子之类的，就这么聊了起来。
林生斌细心保存妻子留下的东西
每次这种稿子出来，就有读者会说，你怎么还去扒开人家的伤口，不要打扰他了。其实联系他们的时候，如果他严词拒绝，我们并不会打扰。一个原因是，他们还是有一些诉求的。林生斌当时是刑事案件已经结束，但是民事官司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他希望有媒体能够继续关注。我通过律师和他联系，他们是经过沟通决定发声的。章莹颖的案子也一样，我去了之后她父母就跟我说，可能只有媒体还在关心他们。
我和林生斌的很多朋友都聊了，知道他很少有机会跟别人梳理内心的痛苦。因为你跟身边人反而是很难讲的，或者太久了大家也会刻意回避这个话题。林先生是一个很体面很节制的人，他很不希望别人把他当作弱者，所以很多话他是没有讲出来的。沟通时，并不是我逼迫他去讲，而是他似乎也愿意说一说，做一个释放。跟章莹颖的父母交流也是这种感觉。
与承受巨大痛苦的当事人打交道，确实也会想怎么去跟他们聊，不会上来就问一些很具体的案子的东西，还是很生活化的交流，慢慢的开始。
谷雨：章莹颖案、江歌案，你觉得这种发生在异国他乡的悲惨事情为什么会得到这么大的关注？
姚璐：某种程度上，她们都有点像“完美受害人”，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但遇害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让公众对她们更容易产生一种强烈的情感。
王天挺：大家会对这种事情感同身受，我没有做错事，但遭受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灾难。
姚璐：对。
王天挺：读者都在说感谢谷雨、感谢作者持续关注。不知道你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持续关注”对于现代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姚璐：一个案子发生了，热度过去之后大家会觉得这件事情结束了；但假如一个家庭真的遭受了这样的打击，它很难过去的。而且我觉得，让大家知道章莹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很重要。如果有人因为这篇稿子更了解这个女孩，她就是某种程度上的活下去。
侯霄霖跟我讲过一段话，写出来可能会被误解，但现在用语言来描述，语境会更清晰。他说在法庭上看到章莹颖是那么光华夺目，他有一种感受，章莹颖好像准备好了，她已经是完美的样子了。他说，“如果受害人是我的话，我没有准备好，我的亮相没办法让人觉得我是完美的，没办法对我产生这么大的共情。”我想声明，这句话并不是说他认为章莹颖应当遭受，而是一种更深的，甚至有点点宗教意味的东西，就是章莹颖是一个完美的样子了。
王天挺：“受害者”是一个概念化的指称，看完这篇稿子，你会发现她是一个独特的人。这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很多人遭遇苦难，但是很少有人能够被作为一个独特的人记录下来，可能只作为一个群体被记录。所以大家会共情。
谷雨：在和侯霄霖的沟通中，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吗？
姚璐：预设还是挺重要的。预设可能是为了印证，也可能是为了推翻。我关注过一个博主叫“小熊牵着大熊走”，一对年轻情侣，他们有一对信物是一只大熊和一只小熊。男孩生病去世了，女孩就一直带着那只大熊，去哪里旅游都会跟大熊拍照。这个女孩一直在怀念着男孩，但时间久了，慢慢她就结婚了。她跟她先生也会带着那只熊拍照，后来有了孩子也会跟那只熊合影。男孩在她生命中仍然很重要，她仍然带他经历着自己的人生。也不是说故意煽情，或者每张照片都有熊，但那只熊在她生命中还有一个位置。她可能某种程度上还在爱着他，但并不阻碍她继续生活下去。
这也是我想写侯霄霖的一个原因，我不觉得他应当像常人想象的，为了章莹颖，一辈子守候着她，永远不再恋爱，不再进行新的生活。他还是会想念她，会带着这种想念生活下去。我对侯霄霖有这样一个想象，但他并不是这种。案子发生之后，他立刻承担起责任，都没有时间真正去想这个失去意味着什么。他刚去美国的时候虽然是博士，但是英文日常很少使用，并不是那么好，他要立刻让自己英文好起来。
一开始和他沟通的时候，我就想他和我的预设好像不太一样。他可能不会讲很多很生活化的细节，讲怎么处理这个创伤。但同时，我知道时间慢慢过去，比如说度过了最开始找人时忙碌的月份之后，他肯定要处理这个事情。
他确实在思考，他去看了耶鲁的（死亡）公开课，还看了一些电影，甚至跟教会朋友讨论过苦难意味着什么。在这个过程中，他完成的是一个很深层，但更概括式的讲述，以一个更男性化的方式去理解这个事情。我觉得挺重要的，只是不足以支撑我最开始的设想，一个很有生活质感的人如何在生活的细微中体会这种失去。
王天挺：我确实能感受到这点，男性和女性对待这种事情的不同感受。包括刚才说的小熊牵着大熊走，她曾经是我们同事，我问她为什么要去当记者，她说要去体会一下别人的生活。你能发现她用另一种方式去化解心里的这些东西，侯霄霖给人的感觉是一种更男性的，更难以描述的一种东西。
遗憾和理解
谷雨：你们是怎么来共同完成这个选题的？
王天挺：姚璐很擅长做这类题材，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说，前期和他们的交流上没有太多可以说的东西。写作过程中的交流会比较多一点，包括以什么样的结构去完成这个稿子，更多的是怎么在二稿的过程中把细节更丰富。
姚璐：和他们的沟通过程中其实有一个遗憾，里面有一个缺席的人，就是章莹颖的弟弟。很多人跟章莹颖父母说，你还有孩子呢，这么伤心干什么？我很想跟她弟弟聊一聊，他是怎么想的，怎么看待父母的这些痛苦？他就住在家里，我们住在一栋房子里，但是到什么程度呢？我跟他连一个照面都没有打到，他一直在回避我。
他在饭店打工，下班比较晚，回到家身影可能一闪就过。我跟他妻子说，要不我跟你一起去找他，他妻子说不要去，不希望你去。章莹颖的父母希望我们一起去他打工的饭店吃个饭，他也极力拒绝了。他在这个稿子中是一个缺席的角色，但是我好像没有办法去强求他。
通过他父母和侯霄霖的讲述，我知道他会觉得自己可能弥补不了姐姐给这个家里带来的缺失和痛苦。他长大了，懂事了，开始去饭店当学徒。他结婚了，生了孩子，某种程度上也有抚慰父母的意愿，但同时他跟父母依然疏远，这个家庭的隔阂还在。我只能侧面了解弟弟的情况，没有机会坐下来跟弟弟沟通。
王天挺：当时我们没有聊到这一点，要不然我会建议你把这些写进去，包括身影一闪而过，有很强烈的画面感。光是拒绝这件事，就已经能让人对他的了解更立体一点。我看到这个情节以为是一个结尾，我们经常会使用这样一种让人觉得有一点希望的结尾。
姚璐：这是一个遗憾，后来进入写作阶段，我花了很长时间写初稿。我很怕它是一个滥情的东西，我一直希望理出一个层次来，但它里面都是悲伤的细节。你就铺陈，你看这个细节好哭吧，你就告诉他哭吧，我觉得这样很过分。后来我觉得算是理清了一些，可能并不是要描摹悲伤，而是描摹悲伤的逻辑。但这种同质化材料太多，我没有很好的处理方法。
交了初稿后，天挺建议我稍微把一二段的结构调整一下，也给了我一个松动的空间，就是我可以把更多的东西加进去。评论里大家比较有感触的细节，一个是他们说“你挺像我莹颖的”，以及我离开的时候打出租车，叔叔拍了车牌，在中途给我打了电话，还有妈妈叫女儿的时候耳朵会烫的这个细节。这三个都跟我有关，所以第一稿都没有写进去，写第二稿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更松驰一些了，就加进去了。
王天挺：这个稿子的写作难点就是一个接一个的悲伤。这些悲伤没有嵌入到某个具体的故事里，只是在日常生活里不断起伏，没有一个所谓的情节和故事的逻辑在里面。
二稿的时候，姚璐下意识地增添了一些“我”的内容。这样做的好处是，在一个没有特别强烈的日常生活的逻辑下，把你自己变成一个讲述者。你本人是有逻辑的，你对这件事的体悟是一个可以变动的事情。为什么加上一些关于我的情节，大家会对这些东西认知更强？就是因为你把读者带得更近了，你真真正正地把读者带到那个现场，他们跟着你的视角，跟着你的情绪变化。
但这类文章写起来不像一个纯粹的、有戏剧性的故事这么好写，除了很强的感受力之外，作者对整个文章的把控能力也需要非常强。一旦失去了控制力，文章的氛围就不知道会走到什么地方。这篇之所以没有觉得煽情，一方面是写作方式，另一方面我觉得是作者想清楚了，她就是想让大家重新认识章莹颖这个人。当明确了写作目标，你不会再说，这些材料只为描述这些痛苦而诞生的。
姚璐：关于章莹颖的报道挺多的，大家可能很容易进入这个案子，但是会更难出来，就是看到悲伤的原因，以及为什么要记录。我觉得写作的过程就是花时间出来的过程。前期的感受力很重要，写的时候理解力更重要一些。你能够真正理解这个案子对家庭的打击，理解为什么失去这个女孩这么伤痛。
人要跟过去做告别，才能更健康地走入新的生活。章莹颖的父母其实是没有办法处理这个事情的，他们被撕裂了。侯霄霖可以不断想办法去理解这个东西，甚至认为那只鸟的故事是一个心理意义上的告别。但是章莹颖的父母没有这种东西。我在写作的时候，并不是用一种悲痛的状态在写他们，其实是比较冷静的。
我没有写过很有戏剧性的、或者有很完整故事情节的东西。我的所有稿子如果说有个共性，我觉得是对人的兴趣。有句话每次写稿的时候我都看，是刘天昭在评价红楼梦的时候说的，我不是要把自己跟伟大作品扯在一起，但是我用它安慰自己。她就说，他们都把激烈的戏剧情节溶解或隐藏在日常生活的缝隙里，我非常赞赏这种写法，因为在生活中的那些事确实是这样发生的，若无其事的。
我每次写稿都在处理这个问题，我其实不怎么关注故事情节的变化，我也不会问他们这个案子的哪个节点怎么样，这个节点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我关注感受层面、心理层面的东西多一些。写的时候就变得很难、很痛苦，我就安慰自己，你看人家都这样的。我每次都要想办法在这种散淡的、浸润式的方式中体现一种控制力和逻辑出来。
在那里我每天都会写笔记，就写比较有感受的东西，甚至写完稿再去那个笔记里面打捞一下。那几个后面补进去的细节，其实就记在笔记里。我觉得很重要，只是第一稿没有一种松驰的方式用进去，第二稿再加进去。
王天挺：如果再松驰一些，再写一稿的话，你觉得还有哪些细节可以被加进去？
姚璐：我现在就可以打开笔记看一下。有天晚上叔叔工作单位扔了几个花盆，他就带回家了，买了山茶花种在盆里，我跟他一起种花。细节的指向还是很重要，它是代表重拾对生活的希望感吗？我似乎没办法下这个判断，因为他的状态还没有到。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放在哪里来表述，但是我们确实一起种花了。
我记笔记就是随机地记，有印象的都写下来，最后根据文章逻辑，还有每一块的指向再来决定排布，所以还是会有一些没用进去的。包括弟弟那块，可能我没有跟天挺认真叙述过，如果叙述了是不是会帮我打捞回来，我们会找一个方法把弟弟那一块稍微放大一些，它其实是能增进大家对这个家庭的理解的嘛，会有这样的遗憾。
“把这个人写下来”
谷雨：天挺之前有提到一个问题，这段时间你个人经历的变故是什么？
王天挺：其实就是随便聊了一句，她结婚了。我不知道这对你写这篇稿子来说有没有影响？
姚璐：我跟我家属的恋情也很长，去年（2019年）年底的时候，他要出国了，跟章莹颖一样要出国了，我会代入这个事情。我会想假如我在国内，我的恋人在国外突然出事了，我会怎么面对？我肯定崩溃了。会有一点这样跟自己个人经历的共情。
当时我准备结婚，我有一个很大的纠结就是要不要跟他们讲。因为他们会问我，你有没有对象，打不打算结婚之类的。我没有讲，我不知道对不对，我现在也不知道。文章也有写，阿姨看到年轻女孩结婚是很难受的，会想她的女儿，她很期待女儿穿婚纱的那一天，我就不太敢讲这件事情。但是我后来也想过是不是我不应该这么想，好像是我有一点隔阂在那里，故意设置了一个，这个我没想好。
谷雨：这三年他们有做过心理咨询吗？
姚璐：好像案子发生不多久，福建有咨询师找过他们。但交流过程中，我会觉得他们不是要安抚自己渡过这个伤痛，他们想的是为什么女儿的事得不到解决，我就要解决。可能假以时日他们会需要心理咨询的帮助，但是现阶段他们不想要这个东西。
叶丽凤和章荣高 ©摄影 李英武
谷雨：很多留言说很想帮章莹颖的父母做些什么，你们觉得非虚构写作应该或者可以解决一些什么问题呢？
王天挺：把一个曾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独一无二的人记录下来，这是一个我能够做到的东西。倾听他人的声音也很重要，对我来说没有更伟大的事情。
姚璐：非虚构行业也在新闻行业之内，大家一直会谈论新闻业能够承担的责任，但其实我们是非常无力的。我会希望这个稿子被一个有能力的人看到，这个有能力的人愿意帮章莹颖的父母去解决一些他们的困境。这个我不能控制，但是我肯定希望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对我来说，就是把这个人写下来。
谷雨：你们之前都是记者，姚璐最近成了《人物》杂志的编辑，天挺在故事硬核做了很长时间的编辑，为什么会做这种职业转变呢？
王天挺：比较直接的原因就是，写不动了。有段时间我会觉得对人不感兴趣了，你会发现独特性消失了，但是这种消失并不是不存在，而是你看不到。采访这件事，变得特别没意义。自以为见得很多，后来发现这种东西跟你的经历有关系。也许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可以重新采访。编辑也好，记者也好，我觉得这个身份不是一个障碍，我会随时跨到这边来，又跨回去，这是我目前的想法。
姚璐：确实有写不动的感觉。比如章莹颖这个稿子，你们会说跟林生斌有点像。写的时候我也面临很大的困境，就是有点像。我有没有体会到更新的东西？还是说我仍然在处理写悲伤这件事情，把这个悲伤写了一层又一层，但跟当时好像没什么区别？对当事人来说，这么说是很残酷的。只是就这个职业来讲，我好像在一个循环里面，没有变化，都是我能理解的，没有在探索的感觉。像天挺说的，也许过一个阶段可以重新体会。
我很喜欢理解人，理解事物。编辑的一个视角是发现选题，其次是帮助记者去完成这样的理解。记者也会有很大的自主性，你会从每个记者身上看到不同的视角、亮点，重新获得一种新的认知，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挺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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