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贫穷中开出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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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穷”这件事，去年诞生了一个更高级的说法——“隐形贫困人口”。按照网络上给出的定义，隐形贫困人口有两个特征。一方面：他们买名牌服包、追网红餐厅、聚会天天有、生活很小资；但另一方面：他们无积蓄无存款，几张信用卡轮流还。热词一出，大中型城市的不少人留言，纷纷觉得自己符合“隐形贫困”的定义。
如果只是按照消费和存款两项指标来定义，的确绝大多数人，包括相当一部分高产阶级都将符合“隐形贫困人口”，毕竟现代社会的两大显著特征就是盛行消费和依赖信用。所以，这样的定义有些无意义。仔细探究，其实叫嚣着自己是“隐形贫困”的人们，有更值得探讨的话题：隐形贫困人口究竟贫困在哪里？充分享受着消费和信用社会红利的现代人，为什么依然有很多人感觉自己贫困？他们又如何在贫困的感受中生存？
这里有几段代表性的人物和故事，我将他们从生活中暂时定格出来，和你一起探讨关于我们都可能存在的“隐形贫困”的一些侧影。
1.
他们的贫困，正是他们的资本
那些处在18-25岁的人似乎更容易被直接定义为隐形贫困者。“月光族”、“花得多挣得少”，是他们的显著特点。加之，各大网络媒体不遗余力地宣扬他们为“丧文化的一代”，就更让大众认为这一代年轻人是多么的离经叛道。
在我看来，这一代年轻人虽然有独特的个性和群体文化，但是他们表现出的超前消费理念，并非当代年轻人群体所独有，和曾经年少轻狂的每一代人一样，这些成年初显期的现象恰恰是成长的必经之路。
我认识一个22岁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发展的年轻姑娘。她最开始在一个国企背景的公司，工资不高，但是非常安定。她跟别人合租公寓，每月尽量存钱，一切向着父母期待的样子发展。半年后，她在一个学习班上认识了几个家境富有的姑娘。她说，“那种对比太强烈了。她们的工资和我差不多，但她们不用交房租，就可以尽情地去买衣服、泡酒吧、旅游，而我每个月都要精打细算，这不敢那不敢，来北京这么久，我连三里屯都没去过……”那次聚会回家，她哭了，觉得自己好辛苦。连续很长时间，她工作越来越没劲头。
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尝试了网络兼职模特，为电商拍摄照片，一个周末就能赚到半个月的工资。她果断辞职，找了一个小型私营企业非常清闲的行政工作，业余时间开始接活做模特。“北京带给我的除了压力，还有精彩的生活。我现在经常去夜店、搜网红店打卡，我自拍的视频和照片特别多姿多彩，我喜欢夜晚躺在床上翻看大家给我的点赞和留言，会觉得特别幸福。虽然现在我一点存款都不剩，也会经常用小额贷款，还会跟朋友借钱，但我不怕，我觉得花的钱总能回来，但当下的享受和好心情，是错过了这个年龄段，就不会再有的。”
当她带着如此洋溢的笑容尽情挥洒青春时，我不忍心再给她任何成人化的说教和引导。我也忽然想起和人到中年的朋友们常聊的话题：现在看起来有些钱，也会经常搞些有情调的小聚会，但无论怎么策划，似乎很难有二十多岁的那种心理满足。那时，熬夜看一场比赛、冬天排长队等着新出锅的栗子、周末顶着大太阳骑车郊游……这其中，当然需要金钱的参与，但更多的是只属于那一个年龄段的专属体验，包括无限放大的好奇、最强烈的体验兴奋度和最丰沛的感官阈值。
每个年龄段，都拥有它独有的心理优势和心理资本，在人生初体验的成年初显期，最大的资本就是既拥有自己说了算的权力，也拥有最丰盛的感官能动性。这个阶段更确定的优势是，哪怕失败，仍然可以重来。
谁又能保证，一个没有荒唐和任性过的青春，就是不贫困的人生？
2.
他们的贫困，来自消费主义的催生
另外一些更加名副其实的隐性贫困者，才是现代消费主义的兴起直接催生的受害者。
现代社会中，一些对符号化商品表现出饥渴的人，往往是对自我身份的不确定感强烈的人。所以网络上描述的一些隐性贫困者的画像，往往是受过高等教育，工作于高档写字楼，外表光鲜亮丽，对自己的社会身份有较高的期待和想象。
我接待过一位在时尚杂志工作的姑娘，她因为患有厌食症和睡眠障碍前来咨询。她说，“每天的工作中太容易接触到那些光鲜亮丽的奢侈品和明星名模们的生活。小时候，只是在电影、小说里去脑补有钱人怎么生活，现在，职业的原因，我和各种高档生活的距离感消失了，每天被各种高档聚会、私人飞机、高定礼服直接冲击着。作为编辑，我还要经常在文章里对这些人的衣着、生活品味评头论足，仿佛自己也同样拥有高档生活的话语权，想一想，这真的是吊诡。”
上班的第三个月，她狠狠心，花了半个月工资，买了一瓶自己在杂志里推荐的高档面霜。那天晚上，她没舍得吃晚饭，她说，“我坐在卫生间的地上抱着那瓶面霜哭了好久。实际上，我的生活里是一堆乱麻，工作不理想、没有男朋友、定居城市未知、想考研又不知道考哪里。我真的能靠一瓶面霜对抗内心巨大的落差吗？”姑娘的自恋受损迅速蔓延，她开始不满意自己的身材，后来逐渐发展到过度节食，直至患上厌食症。
用消费来表达自我身份的文化行为，在世界各地和各个时期都存在过。使用银器，曾在欧洲被看作上流社会的象征。游艇和带有全套智能安保系统的度假别墅，一度是欧美富人的标配。日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株式会社文化中曾经盛行过高尔夫文化，为了追求认同，进大公司的人无论家境如何，都要买一套昂贵的球杆，以及配套的球袋，衣裤。换一个场景，这似乎和国内近几年悄然兴起的，城市中产阶级在节假日里，纷纷在朋友圈晒出孩子寒暑期的出国游学经历，有异曲同工的味道。
仔细观察，消费主义的兴盛对那些社会地位正处于模棱两可的人们，影响尤为巨大。说白了，很多隐性贫困者在我们的社会中正处于大中型城市里的中间阶层。他们更容易被吸引到这场身份区隔的消费游戏中，并成为其中活跃的参与者。一方面，他们已经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使得他们有能力去避免落入社会下等阶层；另一方面，他们又缺少足够的资源去培育上等阶层真正的生活方式。这种不尴不尬的社会处境，使他们更为热衷于依靠零星地采撷一些符号化的高档消费，来完成个人社会身份的理想化认同。
当你想弯道超车直达高配人生时，不妨想象一下，假如你的生活真的在30岁之前浓缩了所有的可能性，哪怕是最高配闪亮的人生，那么接下来的几十年，你还有生活下去的兴趣吗？
在生活里，延迟满足，才是一种更节制而优雅的自我认同。
3.
他们的贫困，来自自我匮乏
在当下时代，更为隐形的贫困，似乎还不是直接的物化追求所带来的贫乏，而是某种无法摆脱的时代压力下的自我匮乏。
自我，在当下焦虑感遍布的时代里，或许已经变成了奢侈品。一位朋友曾说，“在加班后的疲乏中，能躺窝在沙发中享受一键清空购物车，就是当下能够求得的最简单可控的感官快乐。”
今年三月，网络上出现一个名为“996.ICU”的项目。意为：工作996（早9点上班、晚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生病ICU。以此呼吁高科技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然而，不为人知的事实是，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属于主动“996”。
我的一个男性客户，某大型高科技公司的总监，在连续六、七年的996式工作后，他生了一场大病，妻子正好面临二胎生产。在家人的劝说下，他决定辞职在家休养一段。他最初的计划听起来美好而又感人，“我想陪伴孩子的成长，我想弥补妻子蜜月旅行，我还想健身，我更想去看看诺大的世界……”可是，没到三个月，他坐在了我的咨询室里。他几乎没有实现任何一个休养中的目标，而是陷入了焦虑崩溃的边缘。“起初，我提着劲头帮妻子定时挤奶，给孩子换尿片，每天下午坚持去健身房，但是很快，我发现早上一睁眼醒来，就开始心慌，做什么也不安心，只能一遍遍地刷手机朋友圈。我开始担忧再也找不到好工作，然后想到还有房贷、车贷、孩子马上面临的教育投资，我更加恐惧，我不敢告诉同学、朋友我在休养。我开始晚上睡不着觉，恐惧到极点，就像一根失去了弹性的皮筋，被一点点抻着，抻着，等待断掉……”
《纽约客》的某专栏作家曾经指出，大部分人的持续忙碌，并非为了生活所迫，而是自己的主动选择。或许，他们在家庭和感情生活中，很难感受到“被需要”。只有在工作的忙碌中，才能体会人际互动、以及他人对自己的依赖和肯定。另外，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也催生了“永远在线”的社会文化，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早已不存在绝对的区隔，在周末或度假的时候收发邮件、随时随地处理工作是常态。不妨试着回想，你上一次可以“完全不处理任何工作”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这种文化带来的是人们对于“忙碌”的认知偏差。越来越多的人们，尤其是精英群体开始认为“不停忙碌才意味着尽职尽责”、“越是忙碌的人，对公司价值越高”等。忙碌，也就逐渐与“成功”画上了等号，成为自我满足的隐形安慰剂。
面对社会的高速发展和未来将更加无法预期的不确定性，人类似乎必将处在焦虑中。
焦虑，其实是一个中性甚至是有一定正向意义的心理特质。正是依靠对未来生活的想象，我们得以支撑自己度过每一个当下；并驱动自我，弥合现在与未来之间的断裂性。那些抑郁或者陷入绝望的人，他们一个巨大的困境就在于：已经无法对未来做出任何足够令自己信服的美好想象。正因如此，焦虑特质的人往往比抑郁特质的人呈现出稍强的生命能量。这么说来，接纳一定程度的焦虑，应该作为“未来可期”的一种重要的健康心理的状态和标志。
4.
他们的贫困，来自社会角逐
如果说上述隐形贫困者尚需在金钱、工作等直接的符号化的替代物上拼尽全力，寻找自我满足的话，那么，还有另一种更为隐形的贫困者，他们在一场水涨船高的社会角逐中，正在成为城市高地中的新奇观。
一周前，打开朋友圈，被一篇《海淀家长对不起，顺义妈妈的生活才叫做“不配有梦想”》刷屏了。其中有两段话引起了广泛的震撼和争议：
“假如你是一个顺义妈妈，只穿越了一个京城给孩子找补课老师，那你都不好意思在妈妈群里说话……海淀家长想要进好名校，也就是提前买房置地，多出点体力穿越个京城。但是顺义妈妈可以吗？你就算有飞机驾照能管理千人团队，也得提高自身素质勤学苦练。如果您没个英语专八，雅思8.5，还是不要给娃的奋斗路上添堵了，您还是专心地去当一名海淀家长吧，至少可以拼娃不拼爹和妈。”
文章洋洋洒洒，道出了那些生活在北京豪宅中的妈妈们的心酸与梦想，这与前阵子耶鲁的人类学博士的某畅销书，描绘的那些生活在美国社会顶层的纽约“上东区”妈妈们如出一辙。
很巧，我也认识一位顺义妈妈，面对我近乎尖锐的质疑式询问，她随后说的一番话令我哑然，“孩子刚上小学时，我也曾天真的认为，作为高知群体，我可以做到一个佛系老母亲，让孩子享受无忧无虑的童年，但是一年之后，孩子在群体中明显越来越自卑，在各种娱乐活动中也都出现退缩行为。我终于明白了，出生在这样激烈竞争的群体中是孩子的命运，她必须要符合这个群体的竞争规则。我现在也和其他家长们一样拼，每周送孩子上五个补习班，寒暑假全部安排名校游学。其实这么做的目的并非期待她将来一定上藤校，上清北，只是为了在这十几年的成长中，她能拥有起码的自信和人际交往的竞争力。”
符号化的价值感只有在彼此之间的差异中才能得到体现。一些人通过差异化竞争，成为了上等阶层，但是为了恢复原有社会阶层之间的距离，重新获得价值感，那些原有的上等阶层便会去追求新的符号，重新定义自我的独特身份。因而，符号化的竞争注定是一场犬兔相逐的游戏，令人疲惫不堪。
对于符号化价值的追求，如何保持一些适度的抽离，并开始倡导真正多元的价值感，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太单一的价值追求，正让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坠入耳目失聪的状态。人生的多元意义，还有太多，它们，是关于美的想象，关于思想的自由，关于关系的体验，关于生活的真谛……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最为壮观的，同时也是最无意识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更多选择和便利的同时，也让人类自我裹挟在各种物质红利的洪流中，更迅速地失去着自由度。
即使随着社会巨浪颠簸，也要保持觉知，是最起码的自我状态。
作者：孙雪菲 第一季传播师计划学员，高管教练/领导力培训师，心理咨询师/企业管理类杂志专栏作者。公众号：雪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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