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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莉 || 21世纪外国文学研究刍议


作者简介


金莉,北京外国语大学王佐良特聘讲席教授,美国德州基督教大学文学博士。曾任北外英语学院院长和北外副校长。目前担任北外《外国文学》杂志主编和王佐良外国文学高等研究院院长。主要学术兼职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七届外语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等。

曾经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北京市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项目、北京市共建项目、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等。获北京市哲社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第三届中国妇女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独著和合著《文学女性与女性文学》《20世纪美国女性小说家研究》《美国女权文学评论家研究》等,发表论文多篇。主持编写两部国家级规划教材。



摘要:21世纪以来,外国文学研究不断扩展其学术外延,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均有较大突破,但也存在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为实现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发展,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利益需求,本文总结了21世纪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几个发展趋势,梳理了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具体而言,应该加大学生的外国文学课程比例,加强外语专业学生对中国历史、文化、语言和文学的掌握。同时,要努力探索跨文类、跨媒介、跨文化、跨国别的外国文学研究新模式并更多地关注跨国别书写。最后,应着力探索外国文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经验,拓宽外国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交叉的新路径,开展跨学科研究,形成跨文化视域下具有中国特色的方法论。关键词:21世纪外国文学;跨文化;跨国别;跨学科;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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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外国文学研究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目录中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五大研究领域之一,也是一个基础研究领域。基础性学术研究对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和外语人才的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建立了优良的学术传统,形成了丰厚的学术积淀,有力地推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并对中国文学的自身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21世纪以来,外国文学研究不断扩展其学术外延,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均有较大突破,但也存在一些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为实现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发展,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利益需求,并逐渐进入国际学术话语体系,必须进一步强化基础性学术研究,不断拓展其研究外延,推动跨学科研究,扩大我国外国文学领域的国际学术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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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几个发展趋势

2.1外国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趋势

近年来我国外国文学研究中存在较为明显的“文化转向”趋势,说明文学研究视角在不断拓展。许多学者不再聚焦传统的以“文本细读”为特色的新批评文学研究模式,而是致力于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文学文本。这些学者借助各种文化批评理论,将文学置于社会、文化、思想等语境下进行考量,将文学研究与社会思潮研究、文化研究等相结合,探讨文学文本的价值和社会功能,把握文学文本背后的文化历史渊源,由此拓展了文学的外部研究范围。因为外国文学作品所在国家、所属文化不同,文学文本与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也有所不同,文化研究使我们的文学批评反映出文学文本对社会历史现实的再现以及与其互动的关系。除此之外,文化研究的概念和术语也日渐频繁地出现在外国文学研究作品之中。许多以文化视角为立足点的研究模式也得到了重视。他者、性别、身体、身份等众多文化研究术语已为目前人文研究建构了涵盖多个学科领域的话语网络,提供了切入文学文本、沟通历史与当下的新路径(杨金才 2014:5)。尤其是近年来文学创作中大量出现的历史题材,使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呈现出对历史的观照和反思,外国文学研究的视角得以更为开阔。外国文学的文化转向使外国文学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进一步结合,展示了文学创作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促进了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


2.2外国文学研究的跨文化、跨国别趋势

跨文化、跨国别研究是近年来外国文学研究的另一明显趋势。21世纪以来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日益表现出多元化的趋势。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许多拥有多国移民的国家,其文学创作的跨文化、跨国别现象非常突出,已经成为文学研究的新热点。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非常重视这一现象,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我国外国文学学界的族裔文学研究、跨国移民文学研究、英语文学研究近年来都异常火热,反映了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产生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新世纪文学创作中的诸多文化现象和文化事件并非局限在世界某一个国家或地区,而是具有全球性的普遍意义,譬如世界性的经济危机、“9·11”后蔓延西方世界的焦虑、全球性的反恐活动、生态危机与环境伦理、对于道德伦理的探讨、跨国别的移民书写与流散文学写作、科技文明带来的冲击、图像批评与视觉文化、人类共同体的建构等。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强化了外国文学研究的跨文化、跨国别趋势,打破了传统外国文学研究的疆界,有助于我们从多角度、多方位了解外国文学的发展,认识世界不同文化的多样性与变化,也意味着我们外国文学学者应具有更加全球化的视野,不断拓宽研究思路,在更为广阔的视阈下探讨外国文学的发展。


2.3外国文学研究的跨学科趋势

在传统的国别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经典作家与作品研究、外国文学史研究、外国文学理论与思潮研究的基础上,近年来,外国文学研究中的跨学科研究趋势明显。许多学者广泛吸收各学科的研究方法,探索学科领域的交互性,例如,以其他领域的理论研究外国文学文本,进行文学与其他学科领域的比较研究,探讨文学文本中的政治、经济、科技等因素的作用。譬如语言学、翻译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已经用于文学研究,使文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跨学科的性质。文学传统上属于人文学科,外国文学研究自然限定在人文学科之中,与科技脱离开来。浙江大学聂珍钊教授在一次会议发言中提到,当前的外国文学研究逐渐朝着人文科技化的方向发展,越来越多的科学技术被应用于文学研究之中,人文学科科技化成为日趋明显的发展趋势。在这方面,我们还是落后于西方。更为严重的是,国内现在的研究,无论是自然科学学科,还是社会科学学科,或是我们人文学科,使用的大型数据库基本上都是西方的,中国人自己建设的数据库还不常见。这方面需要国家加大投入,建设一些我们自己主导的数据库作为研究必备的基础条件,否则未来的研究会遇到重重困难。从这一点来看,浙江大学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所建设的外国文学研究数据库和年鉴,具有积极的意义。


2.4外国文学研究的外延拓展趋势

21世纪以来,外国文学研究在坚持传统研究的基础上,在学术视野、理论高度、批评深度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也出现了对于文学批评范围的较大拓展。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各国对经典书目的重新审视,曾几何时,“那些倾向于作者本位、追求深度表现、注重形式的作品被称为‘严肃文学’(或‘纯文学’),而那些倾向于读者本位、追求市场效应、注重内容的作品被认为是‘通俗文学’”(陈众议 2004),通俗文学难以进入文学批评的大雅之堂。但时过境迁,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限不再那么泾渭分明,文学创作的各种体裁已经进入文学批评的殿堂,“非主流”的文学作品业已进入评论界的视野。而在20世纪70年代后对于经典书目的挑战和修正使人们的认知方式和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也使一些之前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被排斥在经典之外的作品进入经典殿堂。在21世纪的外国文学研究中,除了我们以往所认定的传统文学体裁和经典文学作品之外,通俗文学研究、民间文学研究、科幻文学研究、传记文学研究、游记文学研究、儿童文学研究等均已成为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常见研究话题,网络文学研究也更多地引起人们的关注。此外,跨文类、跨媒介、跨文化、跨国别的外国文学研究也逐渐显现,身份认同、地理空间、生态批评、跨国书写、消费主义、城市文学、战争与暴力、共同体想象等批评视角成为新的研究热点。随着外国文学批评的范围不断扩大以及非通用语种设置增多,许多之前不太受关注的非通用语国别文学也开始受到重视,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多维度的发展趋势。


3

外国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21世纪以来,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在逐年提高,经过严格学术训练且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不断增多,不仅各种层次的外国文学研究项目立项数量增加,而且产出了相当多的成果,部分学者还获得了国际学界的认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面临诸多挑战,主要体现在研究队伍、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三个方面。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探讨解决问题的对策,也是值得关注的。


3.1研究队伍 

虽然外语学科师资队伍是全国高校教师中体量最大的一支,但在外语学科的语言学、文学、翻译、比较文学和跨文化、国别和区域问题这五大研究领域中,真正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教师比例并不高。首先,在许多大学,特别是理工科大学,真正受到学校层面重视的是外语的工具性功能,绝大多数的外语老师,主要为其他专业的学生提高外语水平,其自身学术发展并不受重视。在许多人眼中,外语甚至没有被视为一个有着自己研究领域的独立学科。其次,也有相当多的教师(尤其是教授大学外语的教师)没有自己固定的研究领域,也缺乏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训练,属于在学术研究上“打游击战”的一批人,这些教师的成果较为分散,既有语言教学研究成果,也有翻译作品,还有一些文学研究作品,因而他们难以在外国文学研究的某一方面产出具有深度的成果。其次,即使是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老师,大多数也是研究通用语种文学的学者,尤其是研究英美文学的学者,而研究非通用语种文学的师资十分匮乏。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我们的专业设置。除了英语专业的学生和一些在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法语、德语的学生,大多数进入高校学习非通用语种的学生都是零起点,而他们的老师在数量上也无法与通用语种的老师相比。许多非通用语种设置的历史较短,师资较为匮乏,其中许多教师既没有博士学位,也没有受过专门的学术训练。这些教师的学术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们专门教授语言,且人数少,因而其中不少人没有自己的研究领域。不得不说,我们的非通用语种教师身上担负着十分艰巨的任务,无论是做翻译、编词典、进行文学和语言学研究,还是从事国别和区域问题研究,不少人都在多个研究领域打擦边球。俄语、法语、德语、日语方向的老师中还是有一批人非常优秀,但是能够进行高水平外国文学研究的非通用语种的老师数量较少。相比之下,英美文学研究学者阵容庞大,成果也更加丰硕,远远超出其他国别文学的研究成果。整体来看,我国的外国文学学者学术储备中最大的不足,是对我们自己文化、文学和历史不够了解。早期学者受过严格的中国古典文学的训练,因而在外国文学批评中能够做到中西贯通,将中国的文学批评理论应用到外国文学评论之中,体现中国的视角与立场。改革开放之后不少中国学者获得外国的学位,对外国文化和文学接触得很多,易于汲取外国文学批评理论以及研究方法,但对我们自己的文化和文学却不甚了解。我国外语专业的师生对中国文化和文学了解不够,外语教育中的这种缺失,必然会影响我们对西方文化、西方文学的理解。所以外国文学研究者只有加强对我国历史、文化、语言和文学的掌握,才能真正具有学术品位和开阔的视野,产出高水平的成果。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队伍,还要提倡潜心学问、甘坐冷板凳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就没有真正研究问题的正确态度。目前,外国文学界虽然有很多学术眼光敏锐、学术功底扎实、学术视野开阔的学者,但人心浮躁、急功近利的现象也较为常见。国家对科研的大力支持推动了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科研成果的各种评估指标也反映了国家对高校科研的重视,但是不少人热衷于申报课题、发表文章,把项目申报或文章发表看成是科学研究的目的,而不是科研的手段。他们不愿坐下来认真读书、深入研究、进行思考,因此一些学者缺乏学术研究的基本知识,学术素养不高,资料收集与运用能力薄弱,一些研究者在撰写文章时仅转引中国知网收录的中国学者引用的外国学者的文章内容,而不去查询批评资料的真正出处;有的专注于国外学者的成果而忽略了国内同行的富有建树的观点。学者要扎扎实实地做学问,要在自己选定的学术领域辛勤耕耘,持续不断地进行研究、加深理解,才能获得有深度的科研成果。学术自觉、学术自律、学术自信是我们每一个外国文学学者应该秉持的精神。要吸收更多的优秀人才进入外国文学研究队伍,还要从源头抓起,源头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学生。应该加大外国文学课程在课程设置中的比例,使他们有机会阅读更多的外国文学经典作品。要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更要加强外语专业学生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学的掌握。对外语专业的学生来说,中国文学课程不应是选修,而应是必修。通过阅读中国文学经典作品来加强学生对我国博大精深的文化的理解,通过阅读外国文学经典去了解外国文化与文学,体会外国文学文本中蕴含的人文思想,这是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的好途径,也是为我们外国文学研究队伍培养后继人才的手段。


3.2研究对象

在21世纪的外国文学研究中,我们应努力推动中国元素融入世界文学,促进世界文学的多样性发展,鼓励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声。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对外国文学发展趋势的整体认知,在此基础上拓展国际视野、弘扬国家意识和本土立场,扩大中国学者在国际学界的话语权。在研究对象方面,我们存在发展不均衡的问题。目前的学术成果大多出自对欧美文学和广义的西方文学的研究,相比之下非通用语种的研究成果较少。拉美文学、东欧文学、亚非文学等都少有人问津。在这方面,社科院外文所的陈众议研究员从事的拉美文学研究就具有广泛的影响,也愈发具有重要意义。在世界多元化趋势发展的背景下,许多国家的文学都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一点从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人选便可看出。当然,从事这些国别和地区的研究主要依赖我们非通用语种的学者,他们有语言优势并且了解这些国别和地区的社会文化历史。因此,如何有效地扩大外国文学研究的范围,如何壮大外国文学学者的队伍,使更多国家和地区的文学走进国人的视野,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北京外国语大学王佐良外国文学高等研究院已经连续四年出版《外国文学通览》(2016、2017、2018、2019)丛书,这套丛书总结了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一年度的文学发展状况,展现了世界格局不断变化下各国、各地区文学所表现的人类共性和民族特性以及其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发展轨迹,探讨了各国作家的思想探索和艺术追求,彰显了当代外国文学多元共生的特征。外国文学研究学者跟风、赶潮流的现象比较严重。许多人不是在一个固定的领域持续进行深入研究,而是仅盯着热点问题,如每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题目中可以看出不少申报人的前期研究成果与申报的课题基本没有关系。这当然与我们目前的评价体系有关,学术成果直接关系到外语教师的职称、各高校与学科的评估,直接关系到外语教师的生存,因而很多人宁愿走捷径,急于拿项目、出成果。这种为了研究而研究的现象的确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外国文学研究扎堆的问题很严重。无论是我们参加的各种评审,还是学位论文答辩、论文投稿等,很多选题都是雷同的,而很多重要的作家作品都没有人分析。一方面,我们的研究成果中低水平重复的现象相当严重;另一方面,我们的研究范围还不够广,许多领域的研究都是空白,现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各国文学的几位著名作家身上,外国文学研究呈现出只有山峰没有平原和低谷的现象。如何使外国文学研究走上更加理性、更加合理、更为科学、更有广度和深度的良性轨道值得我们深思。与之相关的问题是外国文学研究存在厚今薄古的倾向。目前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中研究20世纪文学的学者最多,当代文学就更受年轻学者的青睐,这是因为我们不少学者对于早期文学有一种历史的距离感,所以研究欧洲文艺复兴到17世纪、18世纪文学的学者就很少,研究中世纪文学的学者就更少了。其实古代文学是一个国家文学的起源与发端,其中有很多经典的作品值得我们去挖掘。又因为缺乏对一个国家文学演变过程的理解,我们的许多文学批评作品往往缺乏应有的历史感,不少都是隔靴搔痒之作。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中比较文学的研究也存在忽视中国文学的问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目录上列出的外语学科五大领域之一是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但是目前我们外语学科进行的比较文学研究,基本上都是外国文学之间的比较,比如英国与美国的、美国与加拿大的、法国与非洲的英语文学等,很少有人将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行比较,主要也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文学知之甚少。外国文学学者很少有人真正关心我们自己的文学,这是很大的问题。而在进行国际交流时,国外学界最感兴趣的是有着中国视角的外国文学研究成果、外国文学研究在中国的进展以及关于中国文学的研究。同样,在21世纪的大背景下,我们的研究对象也已突破固有的研究范围,我们要努力探索跨文类、跨媒介、跨文化、跨国别的外国文学研究新模式,并且对跨国别书写给予更多的关注。


3.3研究方法

我们应着力探索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的成功研究经验,拓宽外国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交叉的新路径,从方法交叉、理论借鉴、问题拉动、文化交融等方面展开跨学科研究,形成跨文化视域下具有中国特色的方法论。首先,要进一步加强文学本体的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力求创新。要提倡理论对话性的外国文学研究新模式,突破既有的西方文学思维,反思既有的文学批评理论,注入民族本体思想,逐步实现我国外国文学研究与国际学界的接轨,建立中国学者的外国文学研究视角。因为中国学者的研究立场和意识形态,必然使我们在进行外国文学评论中形成特有的观点,得出特有的结论。要通过外国文学的研究,帮助读者认识外国文学在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和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要挖掘外国文学中的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培养学生的人文修养和跨文化视野。20世纪60年代西方批评理论兴起并逐渐繁荣以后,眼花缭乱的西方文学理论便以“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方式极快地传入了我国学界。必须承认,西方理论的输入对我国外国文学批评起到了推动作用,提供了新的文学理念和可供借鉴的批评模式,丰富了我们的认知,也深化了我们的学术批评深度。这些理论已经被我国的学者在外国文学批评中加以运用。但不可否认的是,西方文学理论的输入也对文学的文学性研究造成了冲击,淡化了对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重视,在理论使用中也存在着玩弄理论词汇、生搬硬套、消化不良的问题,许多人的角色仅仅是西方理论的“二传手”或者“搬运工”。我们目前还存在理论上的“失语症”,缺少原创性成果和主体意识。当前学界存在的另外一种倾向是,无论是学位论文还是研究文章,如果没有使用某种理论,就会被认为水平低下。但许多人并没有很好地理解西方流行的各种理论,生硬地借用其中的观点和概念来加强自己的文学批评,为了使用而使用,像做数学题套用公式那样来做文学文本分析。在许多情况下,文学理论成为点缀,与作者的文本分析关系不大,甚至不相关。外国文学研究中文学理论使用与文学文本分析如何平衡?如何正确使用文学理论来阐释文学文本并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这些是我们面临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文学批评不能离开文学文本,虽然“拔起萝卜不带泥”的“唯文本论”已不适用于当前的文学批评,但文学批评还是要回归文学本身,文学理论不能取代文学文本分析,如果不认真阅读文学文本,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我们的评判,我们的文学批评便是无源之水。不能过分强调批评理论而忽略了文本本身的美学价值。外国文学研究应该着重研究文学本身的文学性和美学价值,切不可忽视文学形式和文学自身的特征。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加强理论反思才是值得提倡的。在21世纪,加快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国际化进程也应大力提倡。王宁(2019)认为,从事外国文学批评的学者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在引进和使用西方文学理论的同时,也要确立恰当的本土立场,不能失去自己的判断力,不能失去批判和反思精神,要加强主体意识、问题意识、对话意识,要努力构建较为成熟的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我们要坚守中国研究者的学术立场,要建立高度的文化自信和自觉,从中华民族最本源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点出发,审视和观照外国文学,在与外国文学和文化对话中实现交流。在今后的文学教学与研究中,我们也要以批判性思维来辨析西方人文主义的局限性。我们需要在引进使用西方理论的基础上,加强中国学者的原创性,而不是全盘吸收西方的理论。申丹的叙事学研究、聂珍钊的文学伦理学研究为我国学者树立了榜样,他们的研究成果产生了国际影响,得到了国际学界的高度认可,在国际文学批评话语界占有了一席之地。王宁近年提出的“世界诗学”建构对国际学界重新认识中国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当今世界,各种社会思潮和学科(包括自然科学)知识间的密切互动,已经使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跨学科研究趋势成为必然,社会历史批评和文化研究渐成气候,要采用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相结合的方法论将文学文本置于其创作的文化和历史语境下加以审视,推动文学研究从文学本体与文化、历史、民族、政治等领域的关联研究,探讨跨国别书写的文学文本研究。21世纪的外国文学研究也将越来越多地借助相关领域的知识进行跨学科研究,有效地从科技、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知识体系中获取理论与方法。大数据已经被应用于外国文学研究,体现了文学研究方法的创新,社会科学研究中常见的定量分析、数据库以及语言学中的文学符号学和文学认知研究也为外国文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
我们正处于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新时代,全球化和电子网络技术的发展拉近了我国外国文学研究与西方学界的距离,我国学者与国际学界的交流也变得更加便利与迅捷。我们要在已有外国文学传统研究的基础上,关注外国文学研究的新发展与新模式,同时努力汲取中国文化与文学的丰厚资源,树立文化自信和理论自觉,逐步摸索与建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研究架构,向国际学界展示中国学者的实力,产出更多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学术成果,推动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编者注

本文原文选自《当代外语研究》2021年第1期


《当代外语研究》


主编丨杨  枫

副主编丨甄凤超 杨明明

编辑部主任丨杨  丽

编辑 | 邓梦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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