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颖一：学术研究，应有更高境界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

编者按：    

       2016年12月4日上午，2016年中国经济学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长江商学院许成钢教授被授予首届中国经济学奖，以表彰他们对在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所做出的贡献。

       钱颖一在颁奖典礼上的获奖讲话中回顾了从事经济学学术研究的历程和心得。在演讲最后，他特别强调：在我看来，科学探索的动机有三个层次，分别基于三种价值观：短期功利主义、长期功利主义、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对短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做研究是为了发论文、出成果、评职称。对长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做研究是为了创国内一流、争世界一流、拿诺贝尔奖。对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者而言，做研究是为了探索世界的奥秘，追求真理。

演讲 | 钱颖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责编 | 李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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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由衷感谢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中国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对我和许成钢多年研究工作的认可。今年首次颁发的这个奖给予运用现代经济学前沿于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研究领域，这让我深受鼓舞。

我首先想说，颁奖词中提到的研究贡献是我和许成钢以及更多经济学者共同做出的。所以我要感谢在获奖理由中引述我的研究工作的合作者们，除了许成钢之外，还有车嘉华、金和辉、刘遵义、马斯金（Eric Maskin）、罗兰（Gerard Roland）、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等。他们之中有我的老师、我的同学、我的同事、我的学生。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感到最为幸运的是能够同这些优秀的学者们一起愉快地合作，共同进行对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并且看到这些研究获得经济学界同行们的认可。

当我在35年前从清华大学数学专业本科毕业到美国留学的时候，我对经济学一窍不通。不仅我那时没有听说过“供给”和“需求”，而且在那时的中国，“市场”和“激励”（incentives）这两个词也还没有进入经济学的常用词汇。我深感幸运的是我身边的大师们把我带入经济学的殿堂。我的博士论文导师科尔奈（Janos Kornai）、马斯金（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马斯克莱尔（Andreu Mas-Colell）对我对经济学的理解影响至深。当年除了在哈佛上课，我还去MIT听课，包括当时在那里任教的哈特（Oliver Hart）（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梯诺尔（Jean Tirole）（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两门课。我在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加州大学任教期间接触较多的诺思（Douglass North）（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等教授都对我的研究有直接影响。在中国经济学家中，我要特别提到吴敬琏。我与他在1983年秋季在耶鲁大学结识。正是他向我介绍了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后来也是在耶鲁我第一次见到来做学术报告的科尔奈。

刚才致辞的四位经济学家对我都有特殊意义，我从他们每一人那里都学到很多。我从科尔奈那里学到什么是体制（system），什么是价值，什么是思想的力量。我从马斯金那里学到什么是“无用”知识的有用性。我从吴敬琏那里学到中国的改革历程是中国和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部分。我从哈特那里学到经济学理论的简单性和现实相关性。这些大师们不仅给了我研究的灵感和工具，而且也给了我研究的意义。我的研究工作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进行的。

刚才评选委员会宣布的我们的获奖理由是“在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所作出的贡献”。下面我想以部分获奖研究工作为例从四个方面来谈经济学学术研究的对象、方法、结果和意义。

首先是研究对象中的问题

二十世纪全球经济中的重大事件之一是人类尝试用计划经济替代市场经济，希望创造效率更高同时分配更加公平的经济运行机制。几十年的实践表明，计划经济无法达到这个目标，不仅与发达市场经济距离越来越大，而且也无法与新兴的市场经济竞争。到了20世纪的最后20年，几乎所有的计划经济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国是这个历史大趋势中的一个例子，而且是突出的例子。

计划经济遇到两大突出问题：一是资源配置问题，二是激励问题。前者问题是因为计划经济中的价格不是由市场供求决定，而是由计划者决定，由此造成巨大的资源配置扭曲。后者问题是由于在公有制和政府主导经济下的“大锅饭”和“软预算约束”等原因造成的激励扭曲，表现在个人、企业、政府没有增加效率的积极性。

当然，资源配置问题与激励问题不是独立的，而是相关联的。比如，科尔奈最早提出的软预算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问题，它首先是由激励问题引发的，但是它又进一步影响了资源配置，比如造成短缺这种资源配置的扭曲。但是，要认识软预算约束的本质，就必须看到它背后的激励问题，不然认识就不会深刻。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实质，就是要以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基于市场的激励奖惩机制，来替代计划经济的一整套制度。在我看来，对所有转轨经济，包括中国经济改革问题的经济学研究，也都有两条主线：一条线是资源配置问题，一条线是激励问题，当然还有两者的结合。与资源配置问题相关的是关于市场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以及政府的帮助性作用。价格，包括产品市场价格和要素市场价格，是其中的核心问题。与激励问题相关的是关于产权、合同、所有制、治理等问题。当然，激励与价格也密切相关，但是它不仅与价格相关，更与政府与个人、政府与企业、政府层级部门之间的权力配置关系密切。

事实上，30多年来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正是沿着这两条线展开的。市场取向的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和政策推动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这是很自然的。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农业改革，极为明显地突出了激励问题的重要性。其实在农业改革中，既有激励改革，也有资源配置改革。农业改革中既提高了农产品价格，又引入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前者既针对资源配置问题又针对激励问题,而后者则主要针对激励问题。90年代中期的价格、财税、汇率、利率等改革，主要解决资源配置问题，也对改变激励起重大作用。而贯穿于整个改革历程的企业改革、所有制改革、产权改革、治理体系现代化、法治建设等，都是力图从根本上改变激励，不仅是个人激励，也有企业激励，还有政府激励。当然这些改革对资源配置也起重大作用。

以上是我们从事研究的问题的大的现实背景。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的研究重心放在激励问题上，并且由此去深入探讨计划经济的体制性错误，转轨经济中新出现的现象，包括成就与缺陷。这就引导我们去探究制度变化而导致的激励变化，激励变化导致的经济行为和经济表现的变化。研究就会发现前者对后者的影响远远超出我们的直观观察。这就是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的起点。

第二是研究的框架和方法

这就必须要谈现代经济学学理的演变。现代经济学对成熟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和激励问题这两方面都有很多理论。先是在资源配置问题上的理论，从19世纪马歇尔的边际分析为框架的理论，经过二次大战后的不断发展，形成最为重要的“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1971年阿罗（Kenneth Arrow）和哈恩（Frank Hahn）出版的《一般竞争分析》（General Competitive Analysis）一书，就是在完全信息、完全竞争之下的一般均衡理论的集大成之作。

而激励理论的发展在后，是因为它要基于不完全信息理论。这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起步。同样也是阿罗，正是他在60年代就引入了不完全信息的基本概念，比如“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和“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这是他从保险业的术语中引入经济学的。信息经济学和激励理论在70年代和80年代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重要贡献者包括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莫里斯（James Mirrlees）和维克利（William Vickery）；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斯宾塞（Michael Spence）和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维茨（Leo Hurwicz）、马斯金和迈尔森（Roger Myerson）；今年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特和霍姆斯特朗（Bengt Holmstrom）等。这些经济学家研究侧重不同方面，有的是公共财政问题，有的是劳动市场问题，有的是拍卖问题，有的是机制设计的基础理论问题，但是他们的研究都与不完全信息和在此情况之下的激励问题相关。

需要专门提及的是2014年梯若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获奖原因是因为他成功地将不完全信息理论应用于产业组织（industrial organization）和政府规制（regulation）等方面。正如梯若尔在诺贝尔演讲中所说，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作为研究的必备的两种工具，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取得了一系列突破。这就为研究产业组织和规制问题提供了机会。正是使用这些分析工具，现代产业组织理论诞生了，由此也对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基础。可以说梯若尔的研究是建立在第一代开创者诸如科斯（Ronald Coase）和威廉姆森的工作之上，是以现代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为基础和工具的第二代产业组织理论。

当我和许成钢等学者自8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我们正在学习当时处于研究前沿的这两种工具--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当然我们的注意力是在中国经济和转轨经济中的激励问题。我们试图用现代经济学的激励理论研究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激励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要用最前沿的理论、方法和工具研究转轨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改革中最为基本的问题。

因此，一方面是有中国经济改革中提供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有现代经济学前沿的理论和工具。我们从事的在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就是要在两者的结合中创新。

第三是研究创新和结果

在具体研究方向上，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和企业这两个主体上。这是因为从中国的现实经济中我们观察到，中国是一个大国，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很大作用，而改革中很突出的变化是地方政府激励的改变，它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这是值得分析和研究的。这与苏联和东欧的情况很不同，在那里，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非常有限。在企业方面，由于受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约束，企业改革中既有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又有民营企业发展问题，还有各种各样形态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问题，这其中的激励问题远比在规范的市场经济中要复杂，也比多数发展中经济中的情况要丰富，因为体制的不同。我下面聚焦获奖工作的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作用于政府的激励问题。中国经济改革和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地方政府的深度参与。这就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作用于地方政府的激励是什么？这里至少有三个方面：财政税收提供重要激励，干部任免机制提供重要激励，地区间的竞争也是重要激励。这些激励可以产生多重效果，既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面，也有扭曲经济行为的一面，这取决于激励的形式、权力配置的方式等。

我们有两个理论框架。一个是我和许成钢提出的“M-型”（M-form）和“U-型”（U-form）组织形式（organizational form）的理论框架。“M-型”是按照产品或地区的组织形式，“U-型”是按照职能或产业的组织形式。这个理论框架最初是用来分析大企业内部组织的，由钱德勒（Alfred Chandler）和威廉姆森提出。我们的工作是把这个框架扩展到计划经济和转轨经济中的整个经济体。

在M-型的组织形式下，企业更多地归属地方政府控制，加上地方分权的财政激励，地方政府对发展本地经济，特别是发展新企业有很大动力。相比而言，在U-型的组织形式下，企业是按照行业归属不同部委控制。虽然后者在规模效益上有优势（这是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推崇的），但是在激励上却有劣势。

另一个框架是我和温加斯特和罗兰使用的“财政联邦制”（fiscal federalism）理论框架。“联邦制”是从政治学中起源的，“财政联邦制”最初是用来分析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共品提供问题。我们的工作是把它扩展到政府在经济发展和改革中的作用，特别是在经济转轨中与促进市场成长的关系。

建立理论框架的一个好处是可以做跨国的定量实证比较。比如，在我同合作者做的与俄罗斯的比较中发现，在中国，地方政府的收入与本地经济发展呈正相关关系，也就是本地经济越发展，该地方政府的收入越高。但是在俄罗斯，两者是不相关的。原因是，地方经济发展越好，中央政府拿走的钱就越多，多到正好全部抵消给地方政府带来的好处。这种比较很能说明问题。它是激励理论的应用，但应用到了新的领域，就是转轨经济中的政府行为，并且把地方政府的激励与地方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

第二个方面是作用于企业的激励问题。这个问题在概念上是产权问题、所有制问题。但是仅仅限于在基本概念上的讨论是不够的。到底激励在不同产权制度中、在不同的所有制形态下是如何作用的？如果我们把科斯、诺思、威廉姆森的理论看做是第一代产权理论的话，那么第二代产权理论是建立在激励理论、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的基础之上的。后者为我们深入研究转轨经济中的产权问题提供了新的框架和有力的工具。

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制度环境与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规范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显然是很不同的。比如，我们不能假定在转轨经济的环境中，产权是在有法律保护下的安全性。这就使得现有的模型和结论不能直接适用。但是，这并不是说合同理论、产权理论的分析工具不能用。它们不仅能用，而且非常有用。在我与合作者的研究中，我们就是使用了“非完全合同”的理论分析框架，这正是由今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哈特在80年代发展出来的。

在我们的理论分析中，我们假定产权在根本上是不安全的，这是现实地反映中国转轨经济的制度特点。“非完全合同”分析框架的核心是控制权配置问题。我们的核心想法是，在中国，产权安全性的实际程度取决于企业产权控制权的配置方式。因此，企业的最终收入索取权的安全性是由控制权的配置而内生确定的。这就导致不同所有制形态下企业行为的不同以及在不完善制度环境下的表现不同。我们刻画了三类所有制形态：国有、私有以及有地方政府参与的非国有非私有的所有制形态。特别是第三类企业所有制形态在中国非常普遍，尽管其具体形态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在早期是集体所有制，是乡镇企业，后来是混合所有制等等。即使是今天的私有企业，也不是像发达经济体中私有企业在所有制上那样纯粹。

理论就是要从最简单、最少的假设出发，推导出可以检验的具有一般性的结论。同时，经济学的理论结论必须要有证据的支持。我和我的合作者在上述问题的理论推导和为推导出的结论提供经验证据这两个方面都做了研究。我们的理论模型和经验证据，不仅与我们的一些直觉相一致，而且又深化了我们的直觉。比如，在对80-90年代乡镇企业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在这些企业中，集体所有制和私有制企业的比例并非随机分布的，而是有规律的：它们与当地的若干环境变量相关，包括市场环境、国有企业分量、地方政府财政激励、地方政府力量等。反过来，这个比例对地方政府的财税收入有直接显著的正相关。因此，作用于企业的激励与作用于政府的激励是相互关联的，互为因果。严谨的理论与细致的证据的结合往往是一个学术研究令人信服的关键。

第三个方面是作用于政府和作用于企业的激励问题中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软预算约束”问题。“软预算约束”的概念最早是由科尔奈在比较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时提出的，对应于市场经济中的“硬预算约束”。他由此解释两种体制中的其他各种差别。这个概念非常重要，是因为它不仅解释计划经济中的特有现象，比如短缺，而且也为比较这两种体制的其他方面打开了新的思路。

八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博弈论和激励理论为理解软预算约束和它对经济的影响提供了分析工具。德沃特里蓬（Mathias Dewatripont）和马斯金最先用博弈论的方法为软预算约束问题建立了理论模型，揭示了软预算约束现象在本质上是博弈中的可信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问题。比如，当贷款方发现借贷人不能还款的时候，仍然会有激励去提供再贷款，因为他事后理性地推断前面的损失是沉没成本，再贷款可以有利可图。所以贷款人事先做出的不给再贷款的承诺是不可信的。由于借贷人事先能够预计到此情况的发生，所以会非常理性地做出扭曲的决策，比如过度投资。这类不可信承诺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又在于政府垄断权力过大而陷入困境的“悖论”。从这里可以看到激励背后的制度根源。

运用这个分析框架，我们可以对计划经济和转轨经济中的政府和企业在软预算约束下的激励扭曲做系统性的分析，推断出许多在硬预算约束下不会发生和出现的结果。比如，我在用软预算约束解释短缺现象的研究中发现，在软预算约束对企业激励产生扭曲的情况下，用价格机制无法纠正资源配置中的扭曲，造成短缺是必然的。因此在“软预算约束”下的价格无法起到在“硬预算约束”下能够起到的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作用。而这个结论即使是对于以公共福利为目标的政府而言也同样成立。

在我与许成钢的合作研究中，我们比较了软预算约束和硬预算约束条件下经济中创新的不同特点。创新是一个具有结果高度不确定的经济活动。但是，并不是计划经济（或政府主导经济）完全不能创新，而只是在某些领域（比如核能、航天）中可以甚至领先，但是在其他多数领域（比如计算机、个人电脑）则很无效，尽管投入巨大。我们的理论是建立在软预算条件和硬预算条件下内生的对创新项目的筛选淘汰机制，推导出具有小概率成功的创新在硬预算约束下更有可能实现，因为不成功的项目会很快被筛选掉；而在软预算约束下却很难实现，因为不成功的项目很难被淘汰，使得事先不能进行更大规模的平行项目。

我与罗兰合作建立的模型研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三层关系中不同权力配置导致的三方的激励问题。在有软预算约束的环境中，由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会增加政府支出的机会成本，所以可以减少软预算约束带来的后果，进而可以部分解决承诺的可信性问题。另一方面，中央政府的货币权力的集权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权力的分权的权力配置形式可以在减少通货膨胀的同时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这就在一个模型中同时推导出前者的“竞争效果”和后者的“制衡效果”，而这两者是市场和治理体制中的两个根本机制。

第四是学术研究的深层意义

对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的这些具体研究说明了怎样的一般性道理？它们说明了我们对制度、产权、所有制的研究，要放在制度环境的条件下，放在具体的权力配置的框架下，来探讨不同的具体制度安排对人的激励的影响。这些研究在理论创新层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认识到在转轨经济中的制度环境所导致的激励扭曲的条件下，许多理论分析需要遵从“次优原理”（second-best principle）。“次优原理”为分析转轨经济和中国经济中的很多问题打开了丰富的空间。

什么是“次优原理”？这要从“最优原理”（first-best principle）说起。它是指，在只有一个扭曲的情况下，减少这个扭曲就一定会提高效率，即是好事。同样的，在没有扭曲的情况下，增加一个扭曲一定会减少效率，即是坏事。这就是我们通常的直觉，也是我们通常分析问题的路径。我们在各种论坛上对改革问题的推断，基本上都是沿着这个逻辑讲的。我们会先说某个扭曲不好，然后推论说减少这个扭曲的改革是必要的。这在很多情况下是有道理的。但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对的，特别是在多个扭曲同时存在的情况下。

所谓“次优原理”，是指在存在多个扭曲的情况下，减少一个扭曲未必增加效率，即未必是好事；相应的，在存在至少一个扭曲的情况下，增加另一个扭曲也未必减少效率，即未必是坏事。这里说的是可能性，具体结论要依据具体情况。由于我们通常的直觉都是在没有扭曲或只有一个扭曲的情况下形成的，所以我们最初不会有“次优原理”的直觉，所以就容易推导出错误的结论。

比如上面讲到的企业激励问题。在产权安全的情况下，私有企业的效率是高的，而其他形式所有制企业因更为复杂的代理人问题会造成更多扭曲。然而，如果是在现实经济中存在其他扭曲，譬如没有法治而导致产权不安全，那么纯粹的私有企业就会支付额外成本，以寻求对产权的保护。在完善的制度下，这是浪费的，但是在非完善的制度下，就有它的道理。因此，改革就有可能选择用一种扭曲去减少另一种扭曲，比如利用地方政府的权力来保护产权免受上一级政府的侵害，这就有可能提高效率。这是运用“次优原理”的一个具体例子。

进而言之，“次优原理”导致“次优制度”（second-best institution），我也称之为“过渡性制度”（transitional institution）。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新结论，是前人没有讲过的。“次优制度”不是“最优制度”，也不如“最优制度”，这是显然的，因为其中有扭曲带来的成本。但是不那么显然的是，在给定其他制度扭曲的情况下，“次优制度”可以改进效率，起到作为过渡性制度的积极作用。不过这个“过渡性制度”的出现是有条件的：它既要能提高效率（即把饼做大），同时又要“激励相容”，也就是让利益相关者都受益（即饼的分配可接受）。这在中国的改革中有很多例子。从长远来看，“过渡性制度”既有可能为过渡到更好的制度创造条件，也有可能阻碍未来的改革，这需要具体分析。

这样细致的分析在概念层面有重要的意义，就是它可以让我们超越经常听到的“中国模式论”与“简单化市场论”的争论。“中国模式论”倾向于认为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就都是好的。而“简单化市场论”倾向于认为凡是不是最优的市场制度，就都是不好的。而在现代经济学前沿分析框架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就可以既指出中国特色的原因和过渡性制度的意义，又明确它们的成本和局限性。

理论研究和学术研究并不是为了直接产生政策影响，但是它会帮助我们理清思路，建立框架，聚焦问题。这对我们想清楚问题，避免陷入误区，十分关键。经济问题是复杂的。经济理论就是通过简单的假设，严谨的逻辑推理，推导出可以用经验证据检验的结论。我们今天面对的中国经济的情况，与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情况不完全相同。但是这种分析方法仍然是有效的。比如反腐是最近的一个重大事件，腐败与反腐败都对政府和企业的激励有重大影响，其各自的结果无论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非显而易见，需要细致的研究。

激励问题并非只是在转轨经济和中国经济中的特殊问题，而是一般性问题。比如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是一个关注度高的重要问题。依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The Elusive Quest for the Growth）一书中批评了一个又一个的启动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包括增加外国对穷国的援助、增加国内投资、提高教育水平、减少人口、与改革挂钩的外国援助、外债减免等等，但事实证明它们大多在现实中是无效的。依斯特利在分析了大量经验事实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没有“把激励搞对”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最大障碍。那么“把激励搞对”是不是又一付灵丹妙药呢？他认为，它只是一个经济学原则，而不是一剂处方；把这一原则付诸实践，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实施。而我们的研究正是聚焦在具体制度环境下的激励问题，因此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启发。

再回到计划与市场的问题。这个争论结束了吗？可能没有。不仅一些转轨国家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而且随着技术的变化，新的争论也会出现。比如，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发展，人们会下意识地又想到计划经济。不过，机器不会代替人，因为机器没有想象力，没有激情，没有理想。但是，既然人有激情、有理想、有想象力，那么人就同时也会有激励问题。所以，激励问题是经济学中不能回避的问题，无论技术如何发达。

其实这个问题在上个世纪30年代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大辩论中就已经体现。哈耶克在这个大辩论中最先提出了社会中信息使用的问题，特别是“本地信息”（local information）的使用。在此之后，几代经济学家研究信息问题，并深化到不完全信息、非对称信息以及在这些情况下的人的激励问题。机制设计理论、合同理论、产权理论等一系列理论都是沿着这个方向的发展，而且还在继续发展。如果计划经济的问题仅仅就是信息收集和计算的问题，那么随着计算机的进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计划经济似乎又有希望了。然而，只要人的决策仍然起决定性作用，人的激励问题就是不能被忽视的。而上面提到的这些理论，就为我们思考计划与市场的问题提供了思想的力量和分析的工具。

最后我想谈三点感悟，希望对大家做学术研究，做有意义的学术研究、做有影响的学术研究，有所启发。

第一，经济学学术研究的定位。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不同于政策研究，有点类似于自然科学中科学与工程的区别。学术研究是为了揭示基本道理，而政策研究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我们中国人对解决问题非常热衷，也很急切。但是，在基本道理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忙于解决问题就往往会出错。急功近利会因小失大，取近失远。所以在这种环境下，我们要更加重视学术研究。

另一方面，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不是数学。既然是科学，理论就必须要有现实的相关性，必须要经过事实的检验。但是，现实相关性并不等于“立即有用性”，即立竿见影式的有用性。马斯金的机制设计理论后来被应用于无线电频谱拍卖，是非常有用的，但是这并非他从事这项研究时的初始动机。即使是哈特的合同理论，与现实如此相关，也不是能够马上应用于具体的改革之中的。但是，这并不降低他们的学术贡献的重要性。

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的学术研究，必须遵循科学方法。科学方法就是在理论框架中使用分析工具进行严密的理论和经验论证。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合同理论、激励理论都是重要的框架和工具。创新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充分利用已有的文献，做出前人没有做出的工作。

第二，经济学学术研究中问题的重要性。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开始，中国经济改革问题和转轨问题成为越来越受关注的问题。但是，中国问题本身并非是重要经济学问题的充分条件，当然也非必要条件。中国的经济搞得好与中国的经济学搞得好并非是一回事。要选择中国经济中的重要问题做研究，是做有影响的研究的前提。有关计划与市场的争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竞争；占人类1/3人口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中国经济的崛起，在总量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并会成为世界第一；在这些历史性事件中蕴含不少重要问题，有待我们从中选出，并去研究，去探索。

现在中国高校中的经济学的知识性和技术性训练比20年前、10年前都大大提高了，如何做研究的技能也相应提高了。但是，“做什么”研究不同于“如何做”研究，前者是更难获得的。选择有意义的、重要的问题，远比学好知识性和技术性的内容更难实现。今年10月份我参加求是自然科学奖颁奖，杨振宁在讲到物理学在中国的发展现状时说，物理学中要做出伟大的工作，不在于技术训练，而在于选择重要的问题。他举了海森堡的例子：尽管他的论文中计算有误，但是他抓住了重大的问题。杨振宁认为目前中国物理学家做出突破性研究的主要障碍不是技术能力，而是对研究问题的选择，而后者需要“科学传统”。物理学尚且如此，那么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更是如此。选择重要问题的能力比技术能力更为重要，而科学传统则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传承。

第三，在科学探索中动机的意义。我记得在2010年底在北京举办的纪念科斯100岁生日研讨会上，许成钢引用了《爱因斯坦文集》中“探索的动机”一文。这是爱因斯坦在1918年4月在柏林物理学会举办的普朗克60岁生日庆祝会上的讲话。爱因斯坦在讲话中说道，在科学的庙堂里有各式各样的人，他们探索科学的动机各不相同。有的是为了智力上的快感，有的是为了纯粹功利的目的，他们对建设科学殿堂有过很大的甚至是主要的贡献。但是科学殿堂的根基是靠另一种人而存在。他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他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

在我看来，科学探索的动机有三个层次，分别基于三种价值观：短期功利主义、长期功利主义、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对短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做研究是为了发论文、出成果、评职称。对长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做研究是为了创国内一流、争世界一流、拿诺贝尔奖。对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者而言，做研究是为了探索世界的奥秘，追求真理。

在今天的中国，具备第一类动机的研究者很多，具备第二类动机的研究者也有，而具备第三类动机的研究者就寥寥无几了。第一类研究者，虽然也能出成果，但是不一定有太多创造性，因为太急功近利。第二类研究者比第一类具有更加长远的目标，可以做出创造性贡献，甚至开创性贡献。但是，这不是科学探索动机的最高境界。诸如爱因斯坦、普朗克、科斯这样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他们具备最高的境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殿堂中如果没有他们，就不成其为殿堂。

在经济学学术探寻的道路上，我们应有更高的境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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