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朝晖在同济医院中法院区，与外面上一级大夫沟通患者病情。
3月17日，呼吸危重症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朝阳医院副院长童朝晖教授走入了由 “智识学研社” 联合腾讯基金会组织的系列科普公益直播活动“2020科学抗疫”的直播间，分享“新冠肺炎危重症的治疗思考”，这是该科普直播系列活动的第四场。 2003年，童朝晖临危受命，带领43名医务人员，建立了中国顶级的SARS病房，经他们治疗的近百名病人无一例死亡。17年后的今天，作为第一批援助专家之一，这位抗击过SARS的 “老兵”，以他对抗SARS的经验和呼吸重症科数十年的积累，回到了湖北武汉——湖北是他的家乡，武汉是他早年求学之地。 在武汉的金银潭医院，童朝晖身临抗击新冠的第一线，指导重症和危重患者的治疗。这次直播，是疫情发生后，童朝晖第一次以视频和网络的形式分享自己的经验，吸引了103万观众的关注和踊跃参与。 本文第一部分为童朝晖对观众提问的回答，第二部分为童朝晖讲座记录。● ● ●
童朝晖：2003年SARS的时候，很多SARS患者的肺损伤也非常明显，出现纤维化、肺大泡和一些破坏性的损害。当时SARS我们第一次看见这种病毒性肺炎对肺的损害这么严重，就在想，跟平时所见的肺损伤相比，这种肺损伤是不是不能恢复？因为平时的特发性肺纤维化是不能修复的。我们通过后期随访，有些患者我们目前还在随访，发现一年左右，快的半年，肺CT基本上完全正常。我印象中最严重的一个位患者，在一年随访的时候，肺的百分之九十几基本上都修复了，只剩下一些条索影。SARS患者肺弥散功能受到影响，也就是说很多患者一年到两年的时候，弥散功能还有轻度下降，但实际上不影响这些患者的日常生活。现在我们对这些患者已经随访十几年了，他们的CT和肺功能基本上都恢复到了正常水平。这一次新冠肺炎也是冠状病毒导致的，它跟SARS有85%的同源。按照我们SARS随访和康复的经验，肺功能以及CT表现还是可以恢复的。肺健康状况不太理想的人，在疫情期间应该注意些什么？童朝晖：这个问题可能指的是本身肺就不太好，本身肺就存在着一些基础疾病的人群。在疫情期间不管肺健不健康，都要注意个人防护。比如出门戴口罩，尽量减少外出，按照目前专家还有政府的一些要求来做，这样的话不会影响到肺。肺状况不太好的人群应该更加注意。您是什么时候知道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何时接到任务赶赴武汉？作为一名曾经经历过SARS疫情的老兵，此行与17年前的感受有哪些不同？童朝晖：我在2019年12月底2020年1月初的时候，看到了有关武汉的新冠肺炎的一些情况。网上也传了一些情况，也有报道说就是SARS肺炎。我最初的判断，如果是和SARS结构基本上相似的，应该是冠状病毒肺炎。按照SARS的情况来推理，那么应该是有传染性的。我是1月18号接到任务到了武汉，19号就进到病房，进到金银潭医院，把这5、6、7三层楼的病人都看了一遍。03年SARS的时候，我们是第一次接触这种病，真是一无所知，觉得病得比较重，病毒肺炎不好治。 当时有人问我说SARS怎么治？SARS是靠“扛”，那么扛是什么意思？扛是一个通俗的语言，实际上就是给患者呼吸支持和脏器保护，让他自己能扛，让他免疫功能得到恢复，然后就扛过去了，也就说没有什么特效药。这次来了以后，我们发现这一批病人比03年SARS还严重，为什么？一个是大家知道，03年受累的一些患者都是青壮年，这一次很多都是60岁以上的。青壮年往往没有什么基础疾病，这一次重病人往往都是有基础疾病，比如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很基础疾病，年龄大、基础疾病多。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发现新冠肺炎病毒不仅仅攻击肺，还攻击患者的心脏，肾脏，包括能够使凝血纤溶系统改变。也就是说，它损害的是一些年龄大基础疾病多的病人，同时它不是让患者一个器官受累，而是多器官受累。大家想一想，医生面临一个器官衰竭的时候都会觉得很头疼很麻烦，当面对多器官衰竭的病人，同时还有基础疾病，年龄还偏大，这个时候真是觉得压力很大，治疗难度很大。我们尽管是一个老兵，有时候看到病人没有被救活的时候也觉得很绝望，就是这么一个感受。 一线的重症患者救治过程中，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感动的、难忘的事？童朝晖：大家知道这次武汉来了4万多医务人员，300多支医疗队，全国都在支援武汉。首先从我们医疗队伍整体来说，每一次在国家有需要的时候，每一次在国家有危难的时候，我们这些医务人员从来没有让大家失望，从来也没有让国家失望，总是站在第一线。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这些战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我们这个年龄都经历了SARS，但还有很多工作在一线的护士都是90后，他们在家里可能连家务都不干。在这里因为病人呼吸衰竭，需要大的供氧量，我们看到这些90后小护士，在家里估计都不做卫生，不洗衣服，搬着氧气瓶，收拾垃圾，照顾病人大小便、翻身、抚慰、通气，有的还亲自病人喂饭等等。我觉得90后这一代通过这次新冠肺炎得到了考验，也证明了自己。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90后这一代证明了自己。图为童朝晖与同事在同济医院中法院区。
武汉一线集中了大量的重症医学专家，在前线你们是如何交流治疗经验的？童朝晖：我们来武汉以后，大家只要进到病房，见到重症、危重症病人的时候，大家提出来的一些救治理念、策略都是一致的、共同的，这是在局部的小的交流。同时我们也去到各个医院、各个医疗队进行交流，分别去各个医疗队参加他们对一些死亡病例、重症病例的讨论。在讨论病例的过程中，大家进行交流，分享经验，大家热情很高，而且也很容易达到共识。相同的理念、策略大家都接受，这样对重病人的救治也是非常好。您到武汉一线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和您一起工作的专家团队有多少人？您负责了30多家医院重症患者的巡查，每天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童朝晖：我们一起来的有三位专家，还有一些后期来的专家，主要专家大概有五六人，后来又增加了一些骨干力量，大概有10多位专家。我们的任务分阶段性。早期重点主要在武汉金银潭医院、武汉肺科和武大中南，主要是去查房，指导病人的救治。后来重症定点医院变成6家，然后又变成了十几家。这些医院的重症病人收治增加，靠我们几个人也查不过来。全国也来了很多整建制的医疗队，我们就开始巡查，特别是对危重症的救治。比如救治策略怎么样，是不是到位，该处理的策略都处理到。这是对重症危重症救治情况的巡查，后来我们对重症危重的收治情况也要巡查，所以说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任务。因为近期病人明显减少，就需要把一些医院腾出来，恢复正常的医疗秩序，就要把一些后面定点医院的普通病人情况以及重症危重症的情况摸清楚，再转到原来的一些定点医院。所以每天应该说从早上出去到晚上回来，都是一整天，不知道今天是多少号是星期几，经常是这么个状态。您如何看待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量的临床试验？对临床医生的救治是否有影响？怎样评估真正有价值的临床试验？童朝晖：这个问题大家可能也知道，武汉新冠肺炎的确临床实验太多，我看注册的就200多项。说心里话，临床医生有时候真是觉得为难。药物太多，不知道用哪个药好，这是一个。第二个，大家都在做临床实验，我是每次用一个还是用两个，还是一起用。有的药，甚至不做临床实验，直接在临床上就让用。所以我觉得这是很不科学的，是很不严谨的，我非常反对这种做法。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应该没有发现有一个明显治疗效果的药，特别是在重症。武汉、湖北和中国的疫情正在收尾，但是国际上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快速蔓延，有的国家像意大利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您认为在武汉一线，重症医学的救治实践和经验，有哪些是可以给国际上提供借鉴的？童朝晖：实际上我们这几天也在跟包括美国、欧洲的科学家进行交流，他们也会主动来问一些新冠肺炎病人的特点。据我了解，在意大利也好，美国也好，他们新冠肺炎患者也是老年人多，60岁以上有基础疾病的容易得，我们在这些病人的特点上跟他们有交流，能够达到共识，在救治上面还是按照ARDS的救治策略。这些发达国家的救治策略理念是没有问题的，处置也没有问题，所以我觉得也比较容易达到共识。作为湖北人，多年后回到自己求学的武汉参与抗疫，是否有一种特殊的使命感？疫情终将结束，当那天到来，您最想做的是什么？对和您一起驰援武汉的医生同事，最想说什么？童朝晖：我觉得不管是我是什么地方的人，不管这回的疫情在不在武汉，我觉得我都会去，也会义不容辞去抗击疫情。 我们作为湖北人，回到武汉当年上学的地方，肯定是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武汉变化很大，这几年发展的也非常好，我当时觉得这种疫情不应该发生在武汉。突然遭到这个打击，不管是对国家经济，还是对个人，影响都是非常大，所以说我是义不容辞把自己掌握的这些专业知识、理念，尽可能奉献出来，推荐给大家。不管是否能够接受，是否能够起到一个好的作用，我觉得我应该要做到。目前武汉，包括整个湖北省，疫情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接近尾声。我最想对我们的同事们说，大家都非常辛苦，不管你在武汉在哪个岗位做的是什么事情，大家都在出力、都在做贡献，都在为武汉和湖北做贡献，是在为国家做贡献。在普通的岗位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觉得就值得。这是我最想说的。童朝晖说，每次国家有难，医务人员从没有让大家失望。图为童朝晖（左四）与北京三院医疗队在同济医院中法院区。图中左五为北医三院副院长沈宁教授，左六为北京协和医院重症医学科（ICU）主任杜斌。
今天的讲座并不是介绍新冠肺炎的诊疗方案和诊疗指南，我将根据自己的一些体会，结合一些证据，分享新冠肺炎特别是危重型应该怎么处置，主要有以下八个方面。
既然是肺炎、呼吸衰竭，患者会表现为呼吸窘迫和顽固性低氧血症，那么我们如何进行呼吸支持，这至关重要。我们的呼吸支持策略是什么？应该怎么做才让患者不会缺氧？
当患者接受到标准的氧疗后，呼吸窘迫或者是低氧无法缓解，要考虑经鼻高流量和无创通气。如果在1~2小时内病情没有改善，甚至加重恶化，应该及时进行气管插管和有创通气。行有创通气的患者，采取了比较高的PEEP以及相应的肺保护性通气策略，同时也进行了合理规范的肺复张，每天则应该进行12小时以上俯卧位通气。那是不是做到了这一点，病人就好转？实际上，我们前期看到，危重型COVID-19患者延迟气管插管患者预后较差。这里面有两个难点，首先就是插管的时机应该怎么把握？我们说经鼻高流量氧疗的患者也好，无创通气的患者也好，要按照国际通行指标——ROX指数把握插管时机。当高流量氧疗12小时ROX指数小于3.85的患者，要给予气管插管，进行有创通气。为什么在无创通气高流量两小时后，建议大家要积极及时插管？因为在早期肺炎导致的轻度ARDS患者的前瞻性多中心RCT研究中，无创正压通气未能降低气管插管率，并且无创在早期肺炎通气量48小时仍然大于11 L/min是医生治疗失败的独立危险因素。实际上还有很多国际多中心研究发现，用无创通气来治疗ARDS（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特别是重度ARDS患者，不会降低病死率，也不降低插管率。所以，我们建议经鼻高流量氧疗或者无创两小时以后，氧合指数小于150的患者，应该尽早给予气管插管和有创通气。 第二个难点是插管的防护。我们知道，插管时，医护人员可能会担心应该怎么办？防护插管以后感染的风险是高还是低？那我告诉大家，在插管的时间中，就插的操作过程中可能会有风险，但是如果做好正确的防护，应该也是安全的。我们对进行插管的患者应该进行三方面防护，比如我们避免反复的气管食管尝试，尽可能一次成功，减少暴露；要进行三级防护，佩戴个人防护装置；再一个我们推荐快速诱导气管插管，并联合应用镇静药、镇痛药和肌松药，麻醉充分，减少患者呛咳和飞沫扩散危及操作者。实际上，在插管以后连上呼吸机管路，形成一个密闭系统，这样的话它相比较无创和高流量疗法是更安全的。当进行有创通气以后，患者如果还不改善怎么办？也就是说，我们进行了规范的ARDS的治疗，比方说高PEEP规范的俯卧位通气还是改善不了氧合，这个时候我们不希望因为缺氧造成多器官的损害，所以说在这之前要考虑启动体外膜肺氧合（ECMO）。当我们评估患者死亡的风险超过和达到50%的时候，要考虑ECMO，当患者死亡风险达到或超过80%的时候，要启动 ECMO。 因此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告诉大家一些具体的参数，在最优的通气条件下（FiO2≥0.8，潮气量为6 ml/kg，PEEP≥10 cmH2O），如果无禁忌证，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即可启动ECMO：
（1）PaO2/FiO2 <50 mmHg 超过3h（2）PaO2/FiO2＜80 mmHg 超过6h（3）FiO2=1.0，PaO2/FiO2<100mmHg（4）动脉血pH值<7.25且PaCO2>60mmHg 超过6h，且呼吸频率>35次 /min（5）呼吸频率>35次/min时，血pH值<7.2且平台压>30 cmH2O结合上面情况，满足七条之一就应该考虑启动ECOM。COVID-19机械通气患者镇静镇痛及肌松药物的使用问题
我们前期发现，在救治过程中，很多患者是深镇静状态，患者完全丧失了自主呼吸，甚至吸痰刺激也没有反应，这种情况下，对患者的气道管理、住ICU时间、机械通气时间以及后期的康复都是不利的。当然ARDS患者是需要镇静镇痛，甚至肌松，以改善人机协调，防止相关的肺损伤。 有研究表明，完全控制通气可致重力依赖区肺通气不良、膈肌萎缩。我们过去在ARDS治疗过程中也提倡自主呼吸，因为自主呼吸通气可以改善通气血流比、降低肺硬变。但是，过强的自主呼吸会造成人机不协调，吸气末的跨肺压高，自身诱发的肺损伤的风险增高，所以说ARDS机械通气的患者是否保留自主呼吸颇有争议。轻中度ARDS保留患者自主呼吸可能有益，重度ARDS患者早期需限制过强的自主呼吸驱动。也就是说，我们在做机械通气的时候，要观察患者驱动自己呼吸的情况，这很重要。 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如果说病人就做了鼻导管吸氧，并没有做高流量，也没有做无创有创，为什么还会出现气压伤？他的自主呼吸驱动很强，而且潮气量很大，这种患者普通鼻导管照样会形成气压伤。我们看到，早期神经肌肉阻滞剂是有助于限制患者过强的自主呼吸驱动的，但是要在充分镇痛镇静的基础上应用。那么，我们在ARDS上的应用应该有什么样的结论？2010年发表的《新格兰医学杂志》（NEJM）的研究发现，重症ARDS患者早期使用肌松剂，既可以改善90天的病死率，增加脱离呼吸的时间，并且不减弱肌肉力量。 但是，2019年《新格兰医学杂志》（NEJM）发表了一个 ROSE研究，发现接受高PEEP治疗中重度ARDS患者使用肌松剂并不显著改善90天病死率。这两个研究差了9年，但是结论是不一样的。对于新冠肺炎患者，神经肌肉阻滞剂的应用还是非常谨慎的。对于中重度ARDS患者氧合指数小于150的时候（PaO2/FiO2＜150mmHg），不推荐为常规用药。在机械通气的患者中，需要结合呼吸衰竭的严重程度、人机协调等因素，选择合理的镇痛镇静策略。 器官功能相对稳定或者恢复期的患者可给予浅镇静，保留自主呼吸，以减少机械通气的时间和住ICU的时间。那么对于应激急性期或者是器官功能不稳定的患者，通常要建议给予较深的镇静以保护器官功能。COVID-19呼吸衰竭患者谵妄（急性脑综合征）的管理
日常住ICU的患者往往会有谵妄的情况，这通常是因为 ICU 患者常昼夜节律颠倒、紧张焦虑情绪、潜在的神经精神疾病、缺氧、恐惧等。新冠肺炎加剧了患者的恐惧，导致患者谵妄状态，这在我们救治危重症新冠肺炎患者中并不少见。所以说我们要重视在ICU的谵妄的处理。谵妄又称为急性脑病综合征，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的临床综合征，主要表现为注意力无法集中和认知功能障碍，通常起病急、病情波动明显。谵妄在ICU患者中发病率约30%-50%，接受机械通气的患者该比例可高达50%-75% ，比例是非常高的。高龄、痴呆、昏迷史、入ICU前手术或创伤史、疾病的严重程度等均为谵妄发生的危险因素。和没有谵妄的患者相比，谵妄患者机械通气及住院时间更长、病死率更高、长期认知损害风险更高，所以说合理的非药物和药物的干预是很关键的。 2018年PADIS指南推荐使用多元非药物干预措施，比方说认知刺激，使用闹钟调节生物节律，尽量减少光和噪音，改善睡眠，该干预认为主要是关注，当然也不限于要降低危险因素，改善认知，优化睡眠，活动，听觉和视觉，多项研究也评估了这些干预措施可改善患者预后。指南也同样指出，不常规推荐使用氟哌啶醇（一种非典型的抗精神病药）或HMG-CoA还原酶抑制剂（例如他汀类药物）治疗谵妄，有一些研究推荐使用右美托咪定治疗成人机械通气患者的谵妄。 另外，我们再看看2018年AJRCCM研究：夜间给予小剂量镇静药物右美托咪定可以预防ICU患者的谵妄；又有MIND-USA研究显示：与安慰剂相比，氟哌啶醇及齐拉西酮均不能为ICU谵妄患者提供明显获益，2018年的JAMA发表的一项研究同样认为氟哌啶醇不能降低危重患者发生谵妄的风险，且没有提高患者28天的存活率。对于危重型新冠肺炎患者，谵妄的管理也是不能忽视的重要治疗，是一个重要环节。早期肾脏替代治疗能否缓解COVID-19患者细胞因子风暴
在新冠肺炎的治疗过程中，有人在提肾脏替代治疗，也有其他的一些相应的治疗。那么肾脏替代治疗（CRRT）能否缓解新冠肺炎患者的细胞因子风暴？早期用和晚期用哪一个更好呢？
我们看到，和非ICU患者比较，入住ICU的患者的细胞因子，血浆IL-2、MCP-1、TNF-α等炎症因子水平显著提高。还有一些新冠的近期临床资料也发现，白细胞介素-2受体（IL-2R）、IL-6表达水平显著升高，于是就有人在鼓吹细胞因子风暴。实际上，细胞因子风暴只是一个炒作的概念，在临床上它指的就是一个炎症反应，只不过体现炎症反应是强还是弱，它体现在疾病发生的病理生理过程之中。细胞因子风暴是指机体感染微生物后引起体内多种细胞因子如TNF-α、IL-1、IL-6、IL-12、IFN-α、IFN-β、IFN-γ、MCP-1和IL-8等迅速大量产生的现象，是引起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和多器官衰竭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家不要过分炒作细胞因子风暴的概念，为什么？因为在SARS、甲流、禽流感、埃博拉、MERS中都有细胞因子风暴出现，它不是仅仅出现在新冠病毒肺炎。而且在其他一些炎症反应过程中、在微生物感染的过程中，也会有细胞因子或者炎症因子的产生，引起比较强烈的炎症反应。所以，细胞因子风暴在这些病毒导致的ARDS中都有重要作用，不是新冠病毒所特有。实际上它引起的是过激的免疫反应，然后免疫调控网的失衡，导致多器官供的衰竭。我们回过来再看看，在临床上，早期肾脏替代治疗能否缓解新冠患者细胞因子风暴？针对细胞因子风暴的治疗，除了像我们说激素、免疫制剂等药物之外，危重症患者的综合管理尤为重要。也有学者认为，通过早期的CRRT可以清除患者体内的炎症因子，减轻细胞因子风暴。也有研究表明在脓毒症和脓毒症休克患者中应用CRRT可降低血浆IL-8水平并改善微灌注。但是我们看一看2018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一个研究：合并严重急性肾功能损伤的脓毒性休克患者早期使用肾脏替代治疗和推迟使用肾脏替代治疗的患者在90天病死率上无显著差异。同样，另外一个RCT研究将急性肾损伤患者随机分为早期CRRT组和标准CRRT启动组进行比较，发现两组患者90天生存率和CRRT相关并发症方面无明显差异。2016年的ELAIN的研究显示，早期组90天病死率显着降低。这方面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即关于肾脏替代治疗也就是CRRT的最佳时机，以及它能否降低病死率，能否清除细胞因子，现在还没有定论。 另外，高通量CRRT是严重脓毒症患者治疗的一个热点，其效果目前也没有定论。专为脓毒症患者设计的特殊滤器如高截留膜（high cut-off membrane—HCO membrane）及配对血浆滤过吸附（coupled plasma filtration adsorption，CPFA）等新型血液净化方式也未使患者明显获益。所以说，我们在重症新冠患者肾脏替代治疗效果是好还是不好，是早上还是晚上？现在也有待于进一步的临床研究证实。新冠肺炎危重型患者基本上都或多或少用了血管活性药物，有的是用一种，有的是两种三种，剂量都非常大。有时候患者四肢都紫了，还在用血管活性药物，而相反，血管药物控血压的效果并不好。为什么？
在ICU里也好，在面对新冠肺炎的患者也好，一看血压低，尤其是插管以后血压还低，就马上把血管活性药物用上。大家可以分析一下患者的病情，这一类患者往往住院前已经发病有几天，有的时间更长，摄入量不足，同时又发热，导致出汗、液体的丢失，会存在容量的不足。所以，这类患者到ICU以后，我们不是先给血管活性药物来升血压，而是先保证给他足够的容量，容量足够以后再考虑使用血管活性药物。第二个问题是镇痛镇静的药物可抑制交感神经兴奋，然后导致低血压。要及时调整药物的剂量。再就是新冠肺炎患者往往合并心肌酶、肌钙蛋白BNP等指标的升高，这一类患者往往合并心功能受损，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心功能的因素会不会导致血压的降低？再就是在一些重症感染的情况，往往临床判断会有脓毒症休克的可能。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容量不足或者是血压偏低的原因分清楚。下面是血压的目标，如果液体复苏没有反应，我们看看血压，给予升压药以维持平均动脉压≥ 65 mmHg。这是我们进行容量复苏、血管活性药物的使用需要保证的一个平均压力。 常见的用药包括甲肾上腺素、肾上腺素、血管加压素、多巴胺及多巴酚丁胺等，我们推荐首选去甲肾上腺素，深静脉导管泵入，以防止药物外渗导致皮肤坏死等并发症。同时我们要密切监测肾功能及尿量、尿色的变化。我刚才前面也提到了，用药前要判断肾灌注不足导致的肾前性肾功能不全。对于这些血管活性药物的使用，包括容量的复苏，在目前这种特殊的情况下，通常不推荐在床边进行很复杂的有创的血流动力检查。我们推荐使用超声多普勒检测等无创便捷的手段。当然在临床上也用了不少超声的检测，帮助我们来处理不同类型的休克，有助于合理选用血管活性药物。还有一个问题也是临床上很容易被大家忽略但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静脉血栓栓塞症的预防。
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很多新冠患者会出现凝血功能障碍，比如血小板很低，其它的一些指标也会出现异常，所以重型危重型的患者会存在凝血功能紊乱。当患者的生命体征很好，但突然出现氧合的恶化、呼吸窘迫、血压下降这些临床表现、甚至出现猝死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血栓导致的肺栓塞的发生。 D-二聚体是VTE血管血栓的最常见的监测指标，一些研究发现，D-二聚体和病死率高度相关，我们也发现新患肺癌患者D-二聚体比平时要高得多，血小板非常低，所以说D-二聚体和病情的严重程度相关，是造成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在临床上，很多医生也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那么就需要对患者进行动态评估、调整实施策略、减少危机的发生，防止致死性肺栓塞的发生。 除了这些因素之外，我们还发现新冠肺炎的患者往往摄入食物不够，吃喝少，同时卧床的时间长，从而导致血液粘滞度高，容易形成血栓。我们发现新冠患者尤其是重型的新冠肺炎患者，血红蛋白含量非常低，白蛋白也低，有些病人每天补充白蛋白，但补也上不去，血红蛋白持续五六克的情况也不少见。那我们就需要监测评估营养风险，设定营养支持目标，比如无禁忌症情况下，24到48 h内开始早期肠内营养支持。我们使用的常用营养风险评估工具包括营养风险筛查（NRS 2002）、危重症患者营养风险评分（NUTRIC评分）等。对一些有高误吸风险的患者，比如一些高龄患者意识水平下降，气道保护能力比较差，口腔护理较差、俯卧位、胃食管反流等给予肠内营养时可首选幽门后喂养。对一些新冠患者来说，一些平时不常见到异常指标，包括明显的低血红蛋白和难以纠正的白蛋白水平等，营养支持是基础的治疗，也是综合治疗措施的核心内容之一。营养支持过程需要注意个体差异，密切观察不良反应，评估治疗效果，动态调整治疗方案，保证能量供给，同时要减轻代谢性的应激反应，改善预后。能量供给目标一般是每公斤体重每天摄入20到30千卡。对于危重症患者，由于初期高热导致食欲下降，往往存在着摄入不足的问题，所以要先恰当补液，蛋白的供给量为每公斤体重1.2到2.0克。
恢复期血浆治疗是大众非常感兴趣的话题。那它到底有没有效，到底应该怎么做？
恢复期血浆治疗是指采集康复期患者富含抗体的血液后，经过特殊处理再输注给其他患者的一种被动免疫治疗方法，其核心就是产生的抗体。在SARS期间，患者产生抗体在4个月可达到峰值，然后迅速下降。11%的患者在随访两年后就测不出抗体，一般来说，SARS患者6个月左右还存在明显的抗体。 恢复期血浆已经被用在一些感染性疾病的治疗中，但是它的疗效和安全性还存在争议。2006年的一项对1703例H5N1禽流感患者的荟萃分析发现，恢复期血浆治疗可能是一种有效、及时和广泛可用的治疗方法，应在临床试验中进行研究。2011年一个重症甲型H1N1研究发现，恢复期血浆治疗可降低患者呼吸道病毒载量、减少血清中细胞因子反应和降低病死率。2015年纳入32个恢复期血浆治疗SARS/流感研究的meta分析结果同样提示恢复期血浆可能可以降低病死率并且是安全的。但是，另外两个研究却给出了不同的结果。2016年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一项研究研究指出，500ml恢复期血浆治疗并未改善埃博拉病毒感染患者的生存率，其效果可能受到血浆抗体滴度较低的影响，而含有较高滴度抗体的血浆治疗是否有效仍有待研究。2019年最新发表在《柳叶刀》子刊上的一项随机双盲三期临床研究发现，高滴度抗流感免疫血浆（滴度≥1:80）相比非免疫血浆（滴度≤ 1:10）在治疗重症流感时无显著差异。目前，武汉有一些病人使用了恢复期血浆治疗的方法，但目前还处于临床研究阶段，不是在临床广泛应用的阶段，恢复期血浆供者需满足一些条件：1）康复者身体条件符合采浆标准，经严格检测后证明体内乙肝表面抗原、丙肝抗体、艾滋病抗体、梅毒螺旋体抗体呈阴性；3）康复者（供体）体内应该有足够量的抗体滴度，有条件的机构可以进行采集血浆的抗体效价测量或富集，以制备出更加有效的免疫血清制品。那么，对于血浆接受者来讲需要满足什么条件？研究表明，早期接受免疫血清治疗的患者临床结局优于晚接受的。但是恢复期血浆制备过程复杂，标准化困难，血清抗体存在时间较短，且本次疫情需要血浆量大，所以其治疗的适应症要更加严格。对于病情进展快并伴有基础疾病的重症患者可以尝试使用。世卫组织还没有针对新冠肺炎出版相关的恢复期全血或者血浆的治疗指南，所以只能依据既往的一些经验和文献来进行恢复期血浆的治疗。 此外，输血前需明确患者是否有过输血史以及输血过敏史，在签署知情同意书后进行输血。成人每次输血总量为500 ml左右，分2次输入每次输血持续20min，并根据患者自身条件进行调节，速度不宜过快。两次输入间隔时间应该在15分钟以上，必要时需要一小时以上间隔。输血后要根据患者的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影像学、评估治疗效果，由临床医生决定是否再次输入恢复期血浆。在新冠肺炎的治疗过程中，还需要高质量大样本随机评估，并根据患者的个人情况进行调整。今天我的讲座交流不是教科书式的，也不是指南式的，也不是讲诊疗方案，而是把我们在临床发现的一些问题专门拿出来分享。
比如最佳的呼吸支持的方式、时机，这是在前期临床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提出来的。我们需要把握好插管的时机，延迟插管肯定会导致患者的愈后不良。在镇静镇痛肌松的过程中，我们在前期发现很多患者镇静比较深，吸痰都没有反应，这样的话不利于VAP（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控制，不利于患者的拔管撤机，住ICU的时间也要延长。同时也要注意由于药物的应用，患者的谵妄以及后期的精神心理问题。关于CRRT的治疗，尤其是把它用在细胞因子风暴的治疗、炎症反应的治疗上到底是早好还是晚好，以及到底是否有效，还值得去进一步的验证。在血管活性药物方面，我们发现用的种类比较多、比较泛，剂量比较大，没有在充分扩容的情况下就用，这也是我们大家需要注意的。血栓问题和肺栓塞问题是在日常的ICU治疗工作中就要注意的，这一次在新冠肺炎的患者身上发生，并且导致患者预后不好，需要动态评估，实时调整策略，减少VET的发生，防止它致死性的PT的发生。而大家关心的另一个热点问题，恢复期血浆的疗效到底怎么样？我们应不应该上？怎么上？在国际上有很多研究，从SARS到禽流感，到H1N1到MERS、到埃博拉都有研究，包括2019年《柳叶刀》子刊里最新研究。这些研究的结论正反两方面都有，在新冠肺炎患者的治疗中，还需要临床多中心的研究来证实。很多药物，恢复期血浆治疗，包括疫苗，都像开发一个新药一样，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来完成临床实验，证实它的安全性和疗效，然后再应用于临床。 进入知识分子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新冠疫情】获取更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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