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汉威：何炳棣先生的中国思想史研究
《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后记
何汉威
本书所收十五篇论文，最早一篇《北魏洛阳城郭规划》刊于1965年，最末一篇《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完稿于2010年，前后历时四十五年。十五篇论文中，除了《北魏洛阳城郭规划》及《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两篇外，其它十三篇都发表或完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降，何院士二次荣退后近二十年间，这历程充分反映了何院士治学取向的前后转折，具有极不寻常的学术意义。
《北魏洛阳城郭规划》一文刊行前，何院士的研究对象侧重于明、清，本文是他踏足于明、清课题以外的成果，也是去国多年后首篇以中文撰写的学术论著。《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则梓行于1978年。上述两篇论文而外，其它十三篇论文的研究对象或取径都与先前的研撰不大一样。除《从爱的起源和性质初测〈红楼梦〉在世界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一文外，其它十二篇论文探讨重点明显聚焦于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的思想及制度等领域。
何院士在其教研生涯的头五十年间，尽量避免涉足思想史领域的主要考虑是：如自青年阶段即专攻思想史，“一生对史料的类型及范畴可能缺乏至少必要的了解，以致长期的研究都空悬于政治、社会、经济制度之上而不能着地”。对部分思想史家的治学方法，他也无法接受；他认为这些思想史家学问上“思考之单轨与见解之偏颇”，甚至“不断地以自己的新义诠释古书”，“语境跳跃”，“专找‘歧出之义’作为突破口而任意大转其弯的论证方式”，以及因坚持发扬儒家“原来理想所具备的正面价值与方向”，而无视或避免讨论儒家思想中的负面影响及作用，对儒家思想内涵往往过分“美化”、“净化”，甚至”宗教化”。在芝加哥大学退休前十年，何院士面对各种困顿，开始自修西方经典哲学及当代哲学分析方法，并孜孜埋首于中国古代经典及其注释，不断思索，以期对先秦思想、制度及宗教方面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并对部分思想史家的治学方法及著作予以严肃的批判。从1991年起，他便毅然跳进先秦思想、制度及宗教等领域而义无反顾【1】；针对上述的不正学风，《“克己复礼”真诠——当代新儒家杜维明治学方法的初步检讨》一文，既为何院士进军中国古代思想史领域吹起战斗号角，形成一股阻吓力量，对学界歪风迎头痛击，也为接踵而来他所撰写的多篇饶富原创性的考证论文掀起序幕。
【1】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4），页407-408、445-452。
直至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何院士的论文及专著俱以英文发表；他的不少重要而富开创性的论文，发表于欧、美第一流社科刊物，如American Anthropologist, Economic History Review及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等，影响深远，不以研治中国历史者为限，而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及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二书更是明、清社会经济史基石之作，不单在国史上，甚至在世界史上也极具重要意义；前书更是二十世纪华人人文社科方面唯一引起英国《伦敦泰晤士报》（1960年2月12日）主要社论论及的书籍，西方重要历史及汉学期刊对该书的书评即多达二十余篇。从去国直到《北魏洛阳城郭规划》问世前，他没有用中文撰写过任何著作。向先秦思想及制度领域进军的历程中，何院士作出一个重大决定：这类研究的一系列论著只用中文撰写。他的权衡是“生平主要英文著作在华语世界读者有限（尤其是在大陆），更由于年事日高，自觉有节省精力的必要。—如果研究成果真有原创意义，迟早还是可以在西方汉学界产生影响的”【2】。
【2】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页452。按何院士近年唯一一篇英文论文是为驳斥日裔女史家Evelyn Sakakida Rawski于1996年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会长卸职演说《清史再反思》而作。参见“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7.1 (1998): 123-155.
作为大史学家，何院士并不以考证为满足，盖他坚持“考证是治史必要的方法与手段，治史最终目的是综合”。唯就收进本书的相关论文所见，除《华夏人本主义文化：渊源、特征及意义》一文，基本上为大综合及大诠释之作外，其有关中国古代思想及制度的著作，与前期相较，明显看出确实在考证方面着力尤多，其中《儒家宗法模式的宇宙本体论——从张载的〈西铭〉谈起》一文，他更毫不讳言是“采取生平罕用的大题小作法”。何院士强调考证的基本原则及方法系于常识和逻辑，突破性考证“有时固然要看研究者的洞察力和悟性，与扩展考证视野的能力，但最根本的还是平素多维平衡思考的习惯”【3】。事实上，何院士对多样史料的严格考证、甄别，以及平衡合理的运用，无不充分反映于书中相关论文中。
【3】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页489。
何院士早期从事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以几近竭泽而渔搜罗史料见长，取径较偏重于宏观综合。他完成博士论文后，于1954年发表的第一篇中国社会经济史论文《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研究》【4】，即引用罕见乾隆《两淮盐法志》中的《成本册》及盐政高恒的私人文件，在研撰《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及《明清社会史论》时，数年间翻遍北美各大图书馆所藏近四千种方志，并尽力搜集登科录、同年齿录近百种。单是玉蜀黍一项，《美洲作物》一文中所列举的俗名便多达65个，就是何院士从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近三千种方志中爬梳所得的成果。在中国大陆上世纪九十年代大规模从国内外翻印各种珍稀的史料前，何院士所用的原始史料，不少为海内外难得一见的孤本秘籍【5】。近时的先秦及古代史撰著，虽受益于近三十年来山东临沂出土的大量兵书、残简，以及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帛书老子》和其它古籍的发现，但史料方面主要还是取资于每人都能用到的材料。难得的是，何院士却说出绝大多数学者不能说的话，发前人之所未发，难度比前期研究明、清史时更高，唯成果及业绩则不遑多让，因这类课题研究成果水平的高低，并不取决于史料搜集的多寡珍稀，而主要取决于方法与思路。
【4】“The Salt Merchant of Yang-chou: A Study of Commercial Capitalism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7, 1-2(1954).
【5】即便上世纪五十年代，东西冷战方殷，中国大陆对外锁国，何院士依然致书北京图书馆，请其代为借取所需史料。“北京图书馆转来何炳棣自蕃古会[Vancouver] 来书，欲借《永宪录》。”“北京图书馆专人持函取《永宪录》去，颇诧其轻率，然不能不予之。”分别见邓之诚，《邓之诚文史札记》(邓瑞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页1075，1958年3月28日条；页1076，1958年3月31日条。
何院士决非寻常的历史学家。他一向以选题攻坚享誉学林，力主研究大题目，解决基本大问题，不屑作二流题目，认为浪费时间及精力。在人文历史领域内，连续钻研基本大课题的难度甚高，但何院士在其漫长而卓越的学术生涯中，再三向高难度挑战，将国史研究带进一个累累硕果的纪元，对重新描绘历史面貌贡献良多。本书所收论文中，北魏洛阳城是中古史第一等的课题；美洲作物的讨论对象，就是中国近千年以降，开始于十六世纪，美洲四种农作物，花生、甘薯、玉蜀黍及马铃薯传入的第二个长期粮食生产的革命；老子年代是先秦思想史上困惑历代学人的最为关键的大问题，也是最为顽强难攻的堡垒，即便是这基本性关键课题中所要澄清的枝节问题，如太史公司马迁行年考，本身便是国史上的第一等专题。至于以坚实的新考古及文献数据，阐明产生“宗法基因”文化的自然环境和物资基础，初步证明恩格斯影响深远的“家庭、私有制、国家”三大人类历史演进阶段，并不适用于古代中国，进而考释华夏文化中“宗法基因”一直在传统及当代中国发挥主宰的作用，被芝加哥大学政治系已故讲座教授邹傥认为是何院士“近十五年来最重要的论文”的《华夏人本主义文化》一文，更是一等又一等的最上乘课题。【6】
【6】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页453。
因当代学人对上述部分相关课题的著述堪称汗牛充栋或已有相当业绩，发前人未发之覆为极高难度的挑战；何院士因早年学习西洋史时便已养成不同文化（intercultural）及历时（diachronic）两种比较的习惯，故能拓展历史视野，启发新思路，治学勇中有慎，胜义纷陈，探骊得珠，得出与众不同的结论，每能带给读者意外的惊喜。难得的是他所讨论的都是国史上的重大课题，却能从大处着眼，掌握主要线索脉络，而不拘泥于枝节，见树不见林，致为史料淹没；他虽旁征博引史料，但决不迷信史料，不单考释史实，也考释史料。他以合理适中的篇幅把纷乱如麻的史实清厘还原，深得史家要删割爱之旨。可以这样说，书中大多数论文，专就方法论批判古史研究中，默证的极端应用，误以为治学态度严谨，而致方法失之偏颇的《“天”与“天命”探原：古代史料甄别运用方法示例》一文而外，事实上都是史学方法课程（特别是内考证部分）的理想实习资料，为后学指引迷津，好学深思者，定可从其论著中学到真正的史学方法。
《北魏洛阳城郭规划》文中，何院士纵横交错，先从比较观点及世界史视野，直指唐代长安城垣所占面积（逾三十方哩）远大于西、东罗马帝国两个京城(罗马及君士坦丁堡，各仅九方哩)及13世纪末伦敦（仅半方哩多），由此可推知直接影响唐代长安都城建置的北魏洛阳面积及规划。这两都城规模宏大，“不特在我国历代帝都之上，且为工业革命前人类史上所仅见”。接着经历时比较，从中国都市长期演变中，点出北魏洛阳城的中轴意义这一前人所忽略的重大发现：北魏洛阳坊里制主要特征是四郭坊里之间的划分大致以社会阶级为依据，这种“寺署有别，四民异居”的规划大有别于西汉长安宫室、衙署、市廛、民居杂处，正反映出两个时代的社会观念及现象；唐、宋以降，随着经济发展，阶级身分日趋流动，汴京“里卷之间，第邸同闹市毗邻，仕宦与庶万间擦，身分行业区域禁限消除，北魏洛都坊里遗意尽失”。故耶鲁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Arthur F. Wright致函何院士，盛赞此文“考证细密，叙事有条有理，描写洛都生活文笔生动”。【7】
【7】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页374。
《儒家宗法模式的宇宙本体论》一文中，何院士对儒家学说的要旨作了严肃的新反思。对华夏文化中的“宗法基因”有更为深刻的体会及反思后，以张载《西铭》为窗口，上溯至《易传》及董仲舒，旁及二程及朱熹等理学宗师，通过对史料的精读及仔细推敲，尽可能以周密平衡的理性思维，加以考释评估，得出与绝大多数当代思想家及新儒家截然不同的结论—“秦汉以降的儒家的宇宙本体论是宗法模式的”；张载《西铭》冠冕堂皇词语的深层意义实质是为专制帝王的合法性作形而上的辩护。
书中所收一系列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文中的一大特色为，既有微观的细致考证，复有宏观的通识综合，考证处处与综合相结合。因涉及的都是基本大课题，何院士极重视论证的积累，务必搜罗大量多样的相关史料作为基础，决不以孤立证据立论。《司马谈、迁与老子年代》一文中，他深入钻研西汉官制后，重新鉴定《史记》与其它古籍内的相关数据，通过探索太史公父子的师承，抽丝剥茧地穷究老子谱系，以解决这一扑溯千古，重要而棘手的课题；何院士并在细读《史记·太自公自序》后，敏锐地观察到王国维极具影响力的《太史公行年考》论证的严重失当；司马迁生年应为前135年，而非王氏所主张的前145年。笔者感到文中论述司马谈为其早慧爱子教育用心之苦古今罕见，相当程度上或为何院士对其尊人寿权先生为他的早期教育所拟定的方针的强烈感情投射。【8】
【8】有关何院士尊人为他早期教育所作的规划，参考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页7-11、63。
在《中国现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孙子兵法〉》及《中国思想史上一项基本性的翻案：〈老子〉辩证思维源于〈孙子兵法〉的论证》两篇论文中，通过文字、专词、语义、称谓、思想内涵、命题与反命题先后顺序等多维度缜密论证，何院士得出先秦思想史研究中人所未言的结论，并为重新考订、分析、权衡与界定先秦、两汉政治哲学思想的“轴心”奠下坚实的基础。何院士认定《孙子兵法》成书早于《论语》至少半个世纪，实为中国现存最古的私人著述；经《孙子兵法》、《老子》、早期的儒、墨两家的多边相互验证，他发现《老子》在体用及思辨方法上都与《孙子》具有特殊的亲缘关系：人类史上《孙子》是最先以“行为主义”心理学原则治国；淡化、缘饰《孙子》的坦白冷酷，愚民语句最为微妙成功者便是《老子》，辈份的正确定位应是《孙》为《老》祖。
值得注意的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基本思路质疑——古本〈竹书纪年〉史料价值的再认识》一文，是何院士与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古文字组主任刘雨合撰，也是何院士生平唯一与他人合撰的论著。【9】何院士一向认为西周年代考订是研治西周史的学人绝不应回避的严肃课题，也是他在中国上古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关注。针对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叶起国内进行的以厘清夏、商、周三代的年代为目标的大型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公布的《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其中所呈现方法论及资料运用不当或严谨度不足而衍生的问题，文中提出有力的批判及质疑。何院士和刘雨对断代工程攻关所取得的业绩，特别是在测年技术方面，使用先进进口设备，测量精敏度极高的加速器质谱法（简称AMS），与其它技术如树轮校正曲线配合，1997年对陕西沣西遗址发掘出土的木炭、兽骨、炭化小米等标本进行测试，并参照晚商宾组卜辞中的五次年代月食进行核对，对过去各种偏颇主观说法作大规模删汰工作，将克商年代范围限定在前1050—前1020年间，予以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他们对断代工程据传世文献如《国语》、《尚书·武成》及《逸周书·世俘》和出土数据运用方法的失当，特别是将古本《竹书纪年》肆意肢解后，所选出的武王克商确切年代为前1046年之说，则一一展开有力攻击。何院士和刘雨针对断代工程误信《国语》伶州鸠所称周武王伐纣时“岁在鹑火”之说，经缜密论证后，对其中迷惑作如下澄清：“伶州鸠这段话所记的星象词句是典型的星象家的星占说，用春秋时代的人伶州鸠的口讲出战国人编造的故事来，这本身就近于胡言乱语。他所述的星象多是肉眼看不到，只能是推算出来的。”至于《尚书·武成》及《逸周书·世俘》，他们以现存这两篇文献，已大致被公认是合二而一的，但两者的干支历日、月相却颇有不同，疑点重重；他质疑“在这种情况下，贸然使用这些历日、月相材料去推论伐商年”，“是不慎重，方法论上看也是十分危险的”。何院士和刘雨认为断代工程没有充分利用古本《竹书纪年》这样在年代学上史料价值至高的史籍，是研究的一大败笔。他们透过以古本《竹书纪年》与文献（特别是将中国有明确纪年的时间上推至西周初及其世系来源有自的《史记·鲁周公世家》）和天文现象（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夏、商、周总积年，合于中国古代的“极端天象”[“禹时五星聚”]；该天象经中、美的天算专家测算发生于前1953年，约夏禹晚年）互证后，得出“‘武王克商年’无须舍近求远查考，可直接使用古本《竹书纪年》的公元前1027年”的结论。何院士和参与断代工程，并对西周史及金文资料至为熟悉的古文字学者刘雨教授合作，提出既有破，又有立，非常科学的精辟探析，可谓相得益彰。本文实为史学方法中内考证不可多得的最佳范例。
【9】按：何院士在这领域最早的成果是四十年前发表的《西周年代平议》，《香港中文大学学报》1 (1973)。继《“夏商周断代工程”基本思路质疑》后，何教授尚发表《古本<竹书纪年>与夏商周年代》一文，载刘翠溶主编，《四分溪论学集·庆祝李远哲先生七十寿辰》(台北：允晨文化股份实业有限公司，2006)。可惜这两篇论著没有收进本书。读者宜一并参看，庶能对何院士在这领域的业绩及成果有更全面及完整的认知。
《从〈庄子·天下〉篇首解析先秦思想中的基本关怀》一文中，何院士以《庄子·天下》篇首中几个关键词，尤其是“道术”作切入点，探讨百家争鸣前，先秦哲学思想重心及其基本关怀。他发现“道术”一词，并非源于道家，而是初见于《墨子·尚贤上》；《墨子》所言的道术，根本为最现实功利的君王统治术。何院士一本严谨治学态度，检视《论语·子路》、《鹖冠子·天则》及《淮南子·兵略训》等文献，察觉都出现与《墨子》论道术文义相同的文句，指出“五重文本迭合的证据已足有力地说明先秦思想中的基本关怀，决不是对‘宇宙人生本原’的形上探索，而是不出日用人伦范畴的最现实的‘君人南面之术’”。《庄子·天下》所讳言的学派为孙子；何院士认为其中症结所在，实因孙子彻底奉行行为主义，其在应用方面对墨子的影响则为“不得不将孙武的行为主义全都加以伦理化”；这样墨子便对行将争鸣的百家产生一种“道义”上的威吓。影响所及，“迫得百家的理论都不得不披上道德、清静、无为、心性及其它形上外衣”。
《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一文完稿于何院士去世前两年，其时他已年逾九十，在文献不足的情况下，仍能以高度的历史想象力对“秦墨”这一千古历史迷团，拨云指日，提出缜密而具说服力的解释。笔者认为此文重要贡献如后：就战国史而言，史家咸认为秦孝公用商鞅变法，方奠定强盛基础；何院士则登高致远，直指秦献公才是其中关键。他在文中开端以历史文献如《水经注》、乾隆（1784）《韩城县志》，结合近代历史地理学者的研究，从河西地貌揭示战国初期的秦魏之战的历史意义，秦献公即位之初的严峻形势，以及其如何藉墨者之助扭转局面，落实一系列军政新措施雪耻图强，商鞅变法不过顺其势而弘扬，凡此俱为研治战国史学者多所忽略，幸赖何院士心细如发，发前人未发之覆。就墨学研究而言，晚清以来，墨学复兴，名家辈出，在文本考订、思想史，以至军事史等领域俱有相当建树。唯何院士另辟蹊径，点出前人在墨学这一领域尚未能圆满解决的问题，如巨子制兴替始末、秦墨在秦国变法图强中的作用，以及墨家集团的命运—走向湮灭无闻，推陈出新，提出卓见。巨子制前人虽有所探讨，但因史料所限，语焉不详，点到即止；何院士虽受同样制约，唯因充分发挥史家技巧，以《吕氏春秋》几条相关记载为定锚，逐层剖析，从人所周知的史料切入，却能化腐朽为神奇，编织出一幅人所未悉的历史图像，提出目前为止最为周延的探讨。至于墨家湮没无闻的原因，《庄子·天下》篇及《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谈所言，俱有相当道理，见解却不如何院士从正反的异化辩证角度点出墨家与统治集团关系演变那样鞭辟入里。文中最后以汉宣帝一段话及毛泽东诗作为总结，画龙点睛，更能彰显课题的历史意义。
何院士谦称自幼因长篇背诵工夫太少，全不涉及文字、音韵及训诂等国学基本工具，以致“一生自幼到老的中文写作几乎都是质胜于文、理胜于文，自恨从来没有下笔万言流畅自然的才气”。【10】管见认为书中所收的历史论文，确是“理胜于文”或“质胜于文”，唯就涉及文学领域的《从爱的起源和性质初测〈红楼梦〉在世界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一文所见，文中遣词、用字、造句饶富文采，兹摘录其中一段以见一斑：“亚当入世初醒，睡眼惺松之际，已发觉四周有平畴绿野、丘陵鸣泉、林木垂荫、百花锦簇、仙果累累、甘芳欲滴，真如原诗屡度综述，色（sight）、香（smell）、味（taste）无不具备，供他摘食享用。动物方面，猛如狮虎，驯若糜鹿，莫不和祥共处，各自成双，嗅吻狎昵。好一派春日迟迟，懒洋洋单身汉奈何不得的醉人情景！”
【10】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页8。
何院士自承是个相当“傲慢”的历史学家，史学界每以“目空当世”或“目无余子”来形容他。【11】唯就书中所见，对论著成果确有贡献，或对其研究有所帮助的前辈、同辈，以至晚辈学人，他都一一予以称道。即便西方著名汉学家及人类学家Berthold Laufer于1906年所发表的“The Introduction of Maize into East Asia”一文，何院士认为虽是史料不足，不熟悉原始史料，不免错误和偏激之见的不成熟之作，但已显出作者“治学的魄力和权衡轻重的能力”。这样不吝对他人长处予以慷慨肯定及欣赏，尊重前人业绩，足证何院士具有十足的安全感。
【11】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页334、349；“何炳棣日前到台，将去香港，晚王雪艇[世杰]宴之于南港，论及美国之汉学家，颇乏好评，渠一向目无余子也。”见郭廷以，《郭量宇先生日记残稿》(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页697，1966年12月26日条。
最令人感动的是，从何院士二次荣退，到他生命最后阶段的二十多年间，委身于一个新领域的基本大课题研究，奔波于图书馆查证史实及搜罗史料而外，其间所撰论文每字都亲自下笔为之，从不假手他人。如背后没有坚强及惊人的毅力与意志，特别是感情的驱力，这些论文实无可能以目前面貌出现。一些论文如《司马谈、迁父子与老子年代》及《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何院士更是精益求精，不惮一再修改。他以“老骥伏枥”来形容这一阶段，先秦思想攻坚所作的努力，实在贴切不过。书中博大精深的多面性研撰，引领后学徜徉并穿越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他在中国古代思想及制度领域攻坚的成果，虽尚不足以成为定论，但今后研治这方面的学者，或不赞同何院士所说，势不能回避书中相关论文的论点。就本书所见，笔者察觉何院士尚有如《董仲舒宦业系年考辨》等待刊文稿，企盼及早整理出版，嘉惠学林。在古往今来的万古历史长河中，尽管这位真正的学术巨人遽然逝去，他毕生耕耘的成果当能经得起时代考验，永垂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