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崎市定：《论语》研究史（节选）

《论语》研究史

宫崎市定 著   童岭 译

一 经书为何物？

叙述《论语》的历史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这种尝试的结果，不仅仅要叙述到儒教的整体面貌，而且还势必涉及中国学问的全盘。

概而言之，《论语》是孔子的言行录，以及孔子同其弟子之间的对话篇章。进而如果想稍微深入探究其性质，明确其存在之意味，那么，传统理解《论语》的方法势必就成为了不得不商榷的问题。社会如何汲取《论语》所具有的意味，这是随着时代而一同变迁的。最终，倘若想要历史性地来考察叫做《论语》的这本书，那就不得不平行考察儒教的历史。只有知道了《论语》的历史性意义，才有可能知道儒教的历史，以及中国学问的历史。

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将《论语》作为研究对象时，我们要首先明确一个事实：即《论语》是经典的一种。

但凡宗教所据的终极之物，总是不可怀疑的真理。阐说这种真理的，就成为了所谓的经典。诸如基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然而原本儒教是不是一种宗教，古来就有异论。但是在如何定义“宗教”这一点的议论上，深入探讨的程度不足。常识性地考虑，如果持有宗教的形态，那么就认为其是宗教，这大抵不差。但是儒教和其他宗教一样，也是指定了传播不可怀疑真理的书籍——经典、经书或者单称一个“经”字。经典的数量随着时代而变动，到了宋代定为十三经，始于《易经》终于《孟子》，这十三种经典的数目从此确定并被后世所袭用。《论语》，当然也含在其中。

诸如此等经典的书物，和普通的书籍是有区别的，前者受到了特别的待遇。例如，从清朝乾隆帝敕命编纂的《四库全书》中就可见一斑。

清朝极盛时期的天子乾隆帝（1735-1795年在位），组织大量的学者，试图网罗古今图书中有用之物编集而成一大丛书，即《四库全书》。这是世间周知的事实。“四库”与“四部”相同，都是指经部、史部、子部和集部这四大分类。四部之中最尊经部，因而置于首位，其次是记录历代帝王事迹为中心的史部，再次是学者一家言的子部，第四位集部则是汇集了作为文学的文章。

在此需要注意的事实是：位于第一的经部，其所收有的书物，并不是经书的本文，而是经书的注释。如果翻阅载有《四库全书》目录与解题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见位于开卷第一种的并不是《易经》本文，而是其最古老的注释书——《子夏易传》，即是称为子夏之作的《易经》研究之物。此外，映入眼帘的是第五种《周易正义》，现今我国通常称之为《周易注疏》，此书十分常用。这书虽然收录了《易经》的本文，但事实上还是附随了注释文字。这本书在孔颖达的年代中，是为了适应唐代的需要而排列的。而《四库全书》编撰者的旨趣也是要采录魏王弼与晋韩康伯的“注”，和唐孔颖达的正义——即“疏”。据此可知，在编集《四库全书》中的“经部·易类”的注释书时，《易经》是不在编集对象中的。这是因为：作为经典一种的《易经》，它和排列在这部丛书中其他一般性的书物性质根本不同。这种情况并不止于《易经》而已，十三经的本文，全部排除在《四库全书》的编辑对象之外。看来即使以独裁的天子之权力，也要在儒教经典面前止步，这一点应该被我们重视。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站在考证学的立场，对收在《四库全书》中的图书进行解说，是一部非常有用的书。但是如前所述，依旧找不到对经典本身进行解说的书。《论语》收在《四库全书》“四书类”中，其中的《论语正义》即是所谓的注疏本，这一条下面则论及宋人邢昺的“疏”。关于魏何晏的“注”，则在前一条《论语义疏》——即皇侃的《义疏》本中有所论及。而关于《论语》本身，我们仍然看不见任何解说。

当然，如果我们要了解经典，原本即不必一开始就看《四库全书》。作为各种经典的解题，马瑞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利用起来更便利些。如果想看经典的本文，附有正统性注释的《十三经注疏》这样的专门丛书又要另当别论。这部完成于宋初的丛书，被它的时代所无视了，取而代之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是朱子的新注经书。直到清代，继承汉代学风的儒教思想之精髓，得到了复兴与尊崇，因而这部丛书才被多次印刷。

所谓十三经，即：《易经》（《周易》）、《书经》（《尚书》）、《诗经》（《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这十三种。而上述的《十三经注疏》是指一并刊行了附有“注”和“疏”两重注释的经文。

虽然说经文和注疏合刻在同一部书中，但并不意味着两者轻重一致。对于注疏可以展开自由的批判，也可以加以攻击，并另外树立异说，允许主张独自的解释。但是对于经文，根本是不容置疑的，因为经文是真理的记载，对于它的内容只能从头至尾地笃信。然而对此也还是有一定程度容喙之可能，那就是缘于经文存在异本之时，就可以采用比较思索的方法，即校勘上的“自由”。另外一点，即使是在无法阅读的情况下，也不容怀疑本文的脱误。例如，《春秋》经的本文，庄公二十四年（BC670）条末尾，仅以“郭公”二字结束。但即便如此，也不允许根据己意订正出版经书本文。

然而到了清代，考证学的方法有了长足进步。阎若璩（1636-1704）著《尚书古文疏证》，质疑了《书经》是不是一部伪书。这震惊了世人。然而这一质疑早已在宋代就形成了胚胎，经过历代学者的研究而逐步加深，最终在阎若璩那里成了集大成之作。因而阎若璩在大义名分上没有受到太大的反对，但是同时代的毛奇龄（1623-1716）却对其学说展开了猛烈反击。

著者阎若璩早就考虑到世人的反应，故而在其生前没有出版此书。因此此书在传写流播之际，散佚了一些部分，至今还残存空白之处。尽管受到了毛奇龄的反对，但阎若璩的学说却逐渐被学界所赞成。并且堂堂正正地收录于乾隆帝的《四库全书》中，而且《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解说也驳斥了毛奇龄的反对之辞，同时站在阎若璩立论的基础上发言，支持其说不可夺。

对此有看法的，是官界和学界中的著名人物、两广总督、当时学者们的保护人——阮元（1764-1849）。阮元网罗了成书于清朝的最重要的经书研究之作，编集了《皇清经解》。然而《尚书古文疏证》却不在采录之中，这恐怕是阮元故意为之。这部丛书最初完成于道光九年（1829），经过了五十余年，王先谦（1842-1917）编纂了《续皇清经解》，第一次把《尚书古文疏证》收载其中，因此一般学者就能够比较容易见到此书了。对于经书的批判是多么地顾忌和忌惮，从此中可见一斑。

既然真正的经书是记载不可怀疑的真理，那么，各部经书应置于平等的位置上，不应该有轻重高低之差。然而实际上，各部经书的尊崇程度是有高下等级之分的，同时这种高下之分随着时代而有所变迁。

儒教第一次享有国教地位是在西汉初期。叫做经书的是五经，限于《易》、《书》、《诗》、《礼》、《春秋》。《礼》在这一时期是指《仪礼》；《春秋》仅是指其经文，其解释则用《公羊传》。《公羊传》绝非“经”，正如其名字所示，它是比“经”低一段的“传”，即是“经”的解释而已。《左传》、《榖梁传》都是这种情况。此后，经文和传合体不分离了，《春秋公羊传》、《春秋左传》、《春秋榖梁传》便被各自视作一经，成为“十三经”之一，一直传至后世。

现今属于十三经之一的《论语》，在汉代也不称“经”，而是归于“传”。倘若要问“经”和“传”有何区别，那么可以说“经”是孔子之前存在的古典，并且经过了孔子之手编纂而成。换言之，“经”乃先王之道。即是说孔子在以远古黄金时代为中心的资料中，加以选择，把它们作为教育的素材来使用的东西，就是“经”。孔子自身以及孔子以后学者的阐说，都被视作没有“经”那么权威的“传”。

汉代的儒教，把五经视作最上层的经典来尊崇。这种儒教是先王之道，孔子只不过单单是一位介绍者、祖述者和传道者。这一点类似于在伊斯兰教里面的宗祖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只是传达神的声音的预言者，信徒们信仰的对象是神，教典《古兰经》才是神的声音。与它们相反、相对的，是佛教的开祖释迦崇拜，释迦的说法本身就成了经典。

在汉代儒教史上，汉武帝（BC141-BC87年在位）采用董仲舒的学说，置五经博士，各自专修一种经书，并以经书的思想来确定政治的思想。这是促使儒教发达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总之，它使得儒教从以往的民间私学，一举获得了国教的地位。伴随而来的是，以往限于儒教学徒之间私下尊为圣人的孔子，从此由帝王命为先师，让全国人都来敬仰了。

然而在汉代，孔子的地位尚不太高。因为当时的儒教是五经之学，尧、舜、夏的禹王、周的文武、周公等方才是先王之道。此等古代帝王的道，被认为由汉的皇帝所继承传嗣。这其中，几乎没有塞进孔子位置的地方。因而在汉代，孔子的地位也是极不安定的。

五经虽然是经由孔子之手编纂而成，但是孔子怎样解释这些经的呢？这些最直接的文献，几乎在今日毫无残存。《书经》各篇的序或许是孔子作的，然而不过是简单的解题。《诗经》的序同样也有问题，传是子夏之作。《易经》只有其所附十翼据说是孔子所作，但是《易经》的思想离开了儒教的主题，其中所含的政治思想、伦理思想极其稀薄，很难说这部书是儒教能一手涵盖的经典。《礼》中的《仪礼》特为西汉时代所重，然而它只是按部就班地写下了仪式，几乎不含有思想。《春秋》的基础是鲁国的记录，据说是孔子为了批判政治的善恶，选择了相关记事编纂而成。然而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展开了怎样的批判？我们却几乎听不到孔子自己直接的声音，由其后辈学人之手撰成的解释，只有传而已。但是西汉时代，五经逐一独立起来被学者专攻，各个流派都主张自己的经书解释源流来自孔子，所以极难把握孔子在西汉的整体形象。

在此之中，“《春秋》学”的《公羊传》是解释《春秋》的一派，他们以孔子为素王。素王本质上具有了王者的资格，但是在当时却没有即位。虽然没有受到王者的待遇，然而却对后世展示了其优秀的理想，即是说代替帝王完成了他们实际应该做的事，如此之人就被称作“素王”。换言之，这样就把孔子加入了先王的行列中，和文武、周公并肩而立，现在他们一起被汉的皇帝所崇拜就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了。

同样的事情在基督教的历史中也可以看到。据耶稣自身所说，要归依唯一的神耶和华。耶稣只是一个预言者，而非信仰的对象，他和神是明显异质的存在。但是到了后世，开始对耶稣进行崇拜，信徒认为耶稣具有神性，他们高唱耶稣和神是同一性的存在。这一耶稣的神格化过程，完全类似于孔子加入先王之列的过程，两者可以视作平行现象。对此，伊斯兰教倡导复活闪族的传统宗教，他们严格区分迄今为止唯一的神真主安拉与预言者穆罕默德。对于把耶稣神格化的基督教，伊斯兰教视其为堕落而加以攻击。

然而孔子地位的上升，并不是由于公羊学家的民间学说得以被朝廷采用，而是到了东汉时代才开始实现的。即汉明帝永平二年（59），在学校里面祭祀先圣和先师。其中先圣是周公，先师就是孔子。周公在东汉得到尊重，是因为周公作为《周礼》的制定者而被视作先王行列的代表，而孔子也终于被提升到了这一行列中了。

“先圣先师”是《礼记·文王世子》篇中所见的词语，但其指谁，经文却没有说。而这里就随意地把周公视为先圣，孔子视为先师，从中可见在汉代孔子地位还是相对较低的，这和后世的考量大不相同。

这种定位随即又产生了变化，首先是晋代把先圣定为孔子、先师定为颜回而在学校举行祭祀。这一状态一直保持到唐代。

祭祀孔子的仪式，本来只是在孔子庙中竖起一个叫做“木主”的牌位而已。然而制造并安置孔子像的行为，据说要到北朝的北齐时代。这当然是受到了佛教的影响，效仿佛寺里面供奉着释迦等的本尊像。至此，孔子就渐渐具有了佛教中释迦的地位了，都被作为开祖之人成为了崇拜的对象。换言之，即使是儒教的先王之道，也要和孔子之教相吻合了。

（感谢童岭兄授权发布。如需引用，请参原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