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寅：东南亚史研究的新进展

【按】本文原题如下，刊于《全球史评论》第7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1月。

     评维克多·李伯曼《形异神似：全球背景下的东南亚（约800—1830年）》

曹寅

Victor Liberman, Strange Parallels: 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c. 800-1830. 

Volume 1. Integration on the Mainl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xxiii + 484 pp. 

Volume 2. Mainland Mirrors: Europe, Japan, China, South Asia, and the Island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xxvi + 947 pp. 

1980年代，美国学者柯文（Paul Cohen）在其《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对20世纪后半叶北美的中国历史研究作了批判性的总结。他认为自费正清以来的北美学术界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往往会采用“冲击－回应”范式。在这一范式中，中国作为一个发展停滞的他者被建构在学术话语之中，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则不断地通过西方给予的刺激而进行。到1970年代中后期，随着北美知识界对其自身的反思，一批侧重于探索中国历史自身连续性的作品相继问世。这些作品不再仅仅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看待，而是更倾向于从区域或者地方的视角来提出问题；它们所关注的焦点也不再局限在政治史，而是试图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去了解中国。这种出现在20世纪最后20余年的新范式被柯文称为“中国中心观”。到20世纪末，以滨下武志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又尝试着突破“中国中心观”范式，将中国放在一个跨国贸易网络之中加以研究。这种有关中国历史研究范式的演变竟然也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了东南亚史研究领域，并且两个领域的范式转变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正如美国学者维克多·李伯曼（Victor Liberman）在其近著《形异神似：全球背景下的东南亚》中所说的那样，犹如两条平行线一般。

维克多·李伯曼目前是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系的讲席教授。他在1970年代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早年主攻缅甸史。其首本专著即论述了16—18世纪缅甸国家管理机构的转型。但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一样，他的治学旨趣并不局限在国别史范围之内，而是具有更加宏大的视野。在整个1990年代，他逐渐将目光转向了欧亚大陆，试图通过将东南亚放在欧亚大陆整体历史进程中加以考量，他在2003—2009年间相继出版的两卷本的《形异神似》便是他数十年学术思考的结晶。

李伯曼将西方对于东南亚历史的研究范式划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西方学者广泛运用“冲击－回应”范式来解释东南亚地区的历史进程，只不过该范式不仅强调西方对于该地区的影响，亦包含了前殖民地时代印度和中国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通过强调这些外部因素，该范式继而否定了东南亚地区自身的创造性。到1970年代，受历史结构主义的影响，学者们开始试图将东南亚社会放在历史长时段中进行考量，进而突出该地区自身社会文化的延续性。这种“东南亚中心观”在20世纪末受到了安东尼·里德（Anthony Reid）等学者的挑战。正如滨下武志所做的努力一样，里德亦尝试将东南亚放在一个跨国海洋贸易网络中加以思考。据李伯曼所言，他在这两卷本的巨著中所采用的方法异于上述三个范式。尽管李伯曼并不反对里德（以及滨下武志）所采用的区域性研究方法，但他显然有着更大的野心，即不仅仅是强调海洋贸易对于特定区域的整合作用，更要探讨一千年间全球范围（至少是欧亚大陆范围）内不同地区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整合。

根据作者的描述，在9—19世纪的一千年中，欧亚大陆上许多地区的发展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例如无论是在西欧、东南亚还是日本，政治实体的数量变得越来越少，但其结构却变得越来越稳定。同时，随着政治实体逐渐实现了对领土的有效统治，各政体内部的文化也被同一化。他认为两个因素促使这些关联性很低的地区之间出现了平行线似的发展轨迹。首先是气候因素。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气候条件促成了10—12世纪法国、俄国、东南亚大陆以及日本等地“宪章国家”（其特点是国家管理机构的分散以及对多元文化的包容）的建立。但在13—14世纪，由于全球气候变冷，欧亚大陆的农业普遍受到影响，“宪章国家”陆续崩溃。除了气候因素外，普遍存在的国家间战争是促使各地发展路径趋同的另一个因素。在16—19世纪，随着火器在全球范围的传播，国家间战争的规模不断扩大。为了适应热兵器时代战争的要求，各地国家都不得不调整自身的管理结构以便能够最大程度地征集赋税以支持战争花费。财政压力使得各地政府不约而同地加强了对其辖区人民的控制，政治上的集权趋势也随之加速。

本书篇幅巨大，短短的一篇书评很难面面俱到地概述作者在这两卷书中所给出的分析。不过，大致而言，该书有着五个鲜明的主题。首先，李伯曼认为公元10—14世纪在东南亚大陆陆续建立的政治实体（即所谓的宪章国家）及其主要特征被之后该地区出现的国家所仿效和继承。而宪章国家的出现又得益于以下几个因素：第一，有利的气候因素使得农产品丰收，这有助于国家的扩张，以及该地区国家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其次，该地区与欧亚大陆核心地带贸易活动的往来也促使欧亚大陆核心地带的宗教与政治体制传播到东南亚；第三是该时期东南亚大陆的和平环境导致的经济增长。

第二，在13—14世纪宪章国家陆续崩溃之后，这些宪章国家的继承者在16—19世纪又继续了领土扩张和政体集权的事业。其间，因政变、战争或暴乱而导致的动荡期变得越来越短暂，而动荡期之后各个政体所进行的改革和调整也显示了出人意料的相似性（在此，作者比较了17世纪早期的缅甸、暹罗、俄国、法国和日本）。

第三，在上述地区，几乎所有政体的崩溃与重建都受到了人口和商业扩张因素的影响。但17世纪后各政体在遭遇危机时所体现出来的韧性则可归因于三个因素：人口增长以及国内外贸易扩张所引起的资源集聚；更加内卷性的文化认同；以及由于国家间竞争导致的政府管理技巧和军事技术的进步。

第四，16—19世纪各地区之间的文化融合较之政治融合显得更具有连续性。这种文化融合可以归因于更加广泛且迅速的商品、人口和知识的流动。但这种文化融合却又是与整合后文化的排他性联系在一起的。

第五，尽管作者承认“近代早期”（early modern）这个历史分期术语在形容15—19世纪东南亚大陆的历史进程时存在着一些问题，但在通过比较东南亚大陆与其他地区的进程之后，他仍然认为“近代早期”这个分期适用于全球比较史学研究项目。

围绕着这五个主题，全书又分为两卷共十一章展开论述。第一卷将东南亚大陆分为西部、中部和东部三个区域，依次叙述了各个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整合。在第一章“导言”对全书观点做了一个鸟瞰式的介绍之后，李伯曼在第二章“东南亚大陆西端与缅甸的形成”中分析了缅甸在经历了14—15世纪、16世纪晚期，以及18世纪中期的三次动乱之后逐渐走向政治集权以及文化融合道路的进程。历次动乱之后出现的政权都会对其管理体制作出相应调整，通过更强有力的集权机制创造出较之前代更加稳定的政体，因此在18—19世纪出现的缅甸贡榜王朝在政治和经济管理上表现出了空前的集权性质。

李伯曼在第三章中将目光转向了东南亚大陆的中部（包括今泰国、老挝、柬埔寨）。他认为东南亚大陆中西部地区在文化社会结构上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如小乘佛教的主导地位；人口密度较东南亚大陆东部地区低；在13—14世纪都经历了北部山区泰族人的迁徙运动等。这些相似处使中部地区在政治整合方面经历了与西部相似的进程，即两地的宪章国家都出现在公元10世纪前后，但到14世纪，随着宪章国家的崩溃，两地都陷入动乱之中。在15世纪前后，中西部地区又重新出现了强有力的政权，两地的政治整合得以继续进行。16世纪中晚期的动乱使两地的政治整合进程再次受到阻碍。此后，两地的国家通过调整管理结构促进了经济增长并加强了对领土的实际控制。政治整合进程在18世纪后期再次被各国内部的动乱所中断，而之后重建起来的国家也具有了前代无法企及的高度集权化的政治体制。不过李伯曼也注意到，中部地区在政治上较西部地区更为分散，由数个中小型的部落国家组成，并不存在像缅甸贡榜王朝这样的实现了大一统的国家。另一方面，中部地区受到泰族人口移动的影响也更大。尽管缅甸也受到了来自北方泰族人移入的影响，但本地人口并未丧失他们在当地的主导权。但在东南亚大陆中部，泰族人则完全取代了当地人口，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民族。

第一卷的最后一章将东南亚大陆东部，即今越南与中西部地区进行了比较。李伯曼认为，东部与其他地区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受到的来自中国的影响。在他看来，中国对越南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中国的政治管理机制、儒家文化，以及大一统的理念都在越南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并为越南精英阶层对其国家的治理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对象。其次，与暹罗、缅甸等国持续的政治整合进程不同，越南国家内部一直存在着强烈的离心力。作者认为这种离心力与越南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由于南北距离过远且西部山区和东部沿海盆地之间的交通障碍，越南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中心。因此，地方分离势力得到了适于生存的土壤。李伯曼认为即使是政治上更加集权化的越南北部，与东南亚大陆其他地区也存有重要差别。由于越南北部地区曾在公元10世纪前被中国统治，统治者继承了中国的中央集权式政治制度。因而，不同于东南亚大陆的西部和中部，越南北部的政治整合早在10世纪之前就已经开始。而在此之后，国家的整合更多是在文化层面上进行。不过在这些差异之外，李伯曼也发现东南亚大陆东部的历史发展与其他地区呈现出了高度一致性。例如当10—13世纪中西部地区的宪章国家陆续诞生并发展时，东部的大越国也表现出了宪章国家的一些重要特征。而到14世纪，大越国也与其他地区的宪章国家一样因动乱而崩溃。15世纪时，与中西部地区一样，东部又出现了更加巩固的政治实体。16世纪和18世纪末的两次危机导致了不同程度的动乱。不过如中西部地区一样，随之诞生的新政体也展现出了空前的统治力。

在第二卷中，李伯曼试图将东南亚大陆放在全球史的脉络中，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来论证并扩展他在第一卷中所提出的有关全方位整合的观点。他所择取的参照物有四个，即欧洲（主要是法国和俄国）、日本、亚洲大陆（主要是中国和印度）和东南亚岛国。在对法国、俄国和日本历史的考察中，李伯曼发现它们的发展进程与东南亚大陆非常相似。在10—13世纪，俄国也出现了类似宪章国家的政体，即基辅罗斯公国。而在此前的几个世纪，法国境内的加罗林王朝也具有着类似宪章国家的特征。对于日本，李伯曼认为8—13世纪的平安时代与东南亚大陆的宪章国家相似。14—15世纪，东南亚大陆的宪章国家陆续消亡。这种危机也同时发生在法国、俄国和日本。法国经历了百年战争的失败以及黑死病的侵袭，俄国面临着蒙古人的侵略和基辅罗斯公国的灭亡，而日本则经历了南北朝和战国时代。16世纪时，东南亚大陆、俄国、法国、日本同时迎来了国家的复苏，法国和俄国的王权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增强，而日本的战国割据局面被丰臣秀吉终结。东南亚大陆国家在16世纪末以及18世纪末遭遇的危机以及危机之后国家的重建与调整，也同时发生于欧洲和日本。

作者认为四个方面的原因导致了这种同步性。首先，15—18世纪改良火器的出现扩大了国家间战争的规模，并促使各国制定更加严密的政治管理制度以便征收更多的赋税，增强国力。这使得上述国家都逐渐发展出完善的政治制度，并因此促进了各国的政治整合。第二，这些国家在18世纪早期的气候状况都非常有利于农业生产。农产品的丰收不仅减少了动乱的可能性，更增加了国家的税收，使其可以进一步增强自身实力。第三，16—18世纪开始兴起的国际贸易为各国带来了丰厚的收益，使国家建设更加容易实施。最后，东南亚大陆、俄国、法国以及日本被李伯曼称为“受保护国家”（protected states），即这四个地区在地理上或多或少地处在相对安全的位置，很少被来自中亚的游牧民族侵扰，因而各自的国家整合进程没有被打断，在发展路径上呈现出相似性。

李伯曼认为中国和南亚次大陆不同于“受保护国家”，并将它们归为“易受攻击国家”（exposed states）。由于地理上的因素，它们更易受到来自中亚游牧民族的侵扰，因此发展轨迹与“受保护国家”不同。外族的入侵和统治导致中国和南亚诸国在领土整合方面更加快速，管理机制更为高效，外族统治者与原住民之间的分隔亦更为明显。但既便如此，中国和南亚的历史轨迹仍然与“受保护国家”有着诸多相似。作者发现，尽管中国和南亚历史有着断断续续的动荡期，但政治整合却一直是主流。而且与“受保护国家”相似，随着时代演进，发生在两地的动荡期也变得越来越短。同时，国家的领土扩张，政府对领土掌控力的增强，官僚机构的集权化，以及官方文化在地方上的推广也在相应发生。最重要的是，与“受保护国家”一样，中国和南亚在9—19世纪期间也经历了螺旋式的经济增长。

在探讨了日本、欧洲、中国和南亚大陆之后，李伯曼又将话题拉回到东南亚，告知读者他将东南亚大陆与东南亚岛国区分别对待的用意。他认为东南亚岛国在政治上较之大陆更为分散并缺少连续性，因此在政治整合方面显得较为滞后。其次，东南亚岛国对海洋贸易的依赖远大于大陆国家，更易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第三，在16世纪之后，西方殖民势力逐渐渗入东南亚，而该地区的岛国首先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受到影响。从这点看来，东南亚岛国更像是“易受攻击国家”，而非“受保护国家”。

概言之，李伯曼在这本书中试图给出一个非常宏大的分析，即在9—19世纪欧亚大陆的各个地区都经历了一个连续性的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的整合过程。尽管可能原因各不相同，整合程度亦有差异，但到19世纪初，西起法国，东至日本的广袤地区都出现了领土完整、政府权力集中、文化相对同一的政体。

实际上，李伯曼用数十年时间所写就的这两卷共计一千余页的巨著并不仅仅全面检讨了一千年间东南亚大陆的历史发展脉络，更重要的是，它为方兴未艾的全球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选项。将比较研究方法运用于某个区域或国家的研究，并非肇始于李伯曼。马克斯·韦伯、马克·布洛赫以及汤因比等人都曾在各自的论述中对不同文明、地区、国家进行过比较，并试图在比较中得到支撑论点的证据。但大多数学者在进行比较研究时往往跳不出“欧洲中心论”的陷阱。他们习惯于在研究中将西欧作为基本参照物，通过将世界其他地区与西欧的比较，来探索“为什么西欧较之其他地区特殊”或者“为什么其他地区没有走上西欧式的现代化道路”等问题。即使是安德烈·G.弗兰克、彭慕兰以及王国斌等试图批判和解构“西方中心论”的学者们也不自觉地采用西欧作为他们研究的参照物，而忽略了西方与非西方二分法之外的其他选择。本书的创新之处便在于它突破了以往全球史比较研究中西方与非西方的二元论，通过将参照物设置在东南亚大陆，将其与欧亚大陆上诸多文明（既包含了西欧的法国、东欧的俄国，也涉及到了东亚的日本和南亚的印度）相比较，从而得出了一个较之以往研究更加客观的推断。尽管作者的某些观点因为过度概括化而显得说服力不足，但他在书中所展现出的全球性视野以及敢于涉足不同区域间的长时段历史的胆识确实值得后辈学者学习。

不过该书也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例如，李伯曼似乎过于强调了比较研究方法，将东南亚、法国、俄国、日本等地区作为近乎相互隔绝的实体加以对待，以至于忽略了各地区之间在19世纪以前便存在的密切联系。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比较研究都存在着这样的弊病，即如果要将几个实体加以比较，则必须预设这几个实体之间的联系是微弱甚至不存在的。而这种预设往往存在着风险。就16—19世纪的东南亚大陆地区而言，它与西欧、南亚、中国以及日本的联系已经密切到了无法区隔的地步。该时期东南亚的政治经济文化进程大都是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被塑造和改变的，所以对于近代早期的东南亚历史，比较研究法是否仍然适用，需要打上一个问号。该书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篇幅过长，体系过于繁杂。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正是李伯曼令人钦佩的原因所在。以一己之力完成如此浩繁的著作实属不易。不过，这样大的篇幅可能会使大多数读者，尤其是使东南亚研究领域之外的读者望而却步，从而限制该书的读者群，亦不利于他所提倡的全球史比较理念的传播。笔者建议对东南亚史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选择阅读该书的第一卷，而对全球史比较方法感兴趣的读者则可以选择阅读第二卷。

最后，本书是近年来东南亚史以及全球史领域一本不可多得的经典著作，已经在国际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有关该书的书评见于《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亚洲研究》（Journal of Asian Studies）和《东南亚研究》（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等诸多知名学刊。笔者希望此文的简要介绍能够引发学界同仁对该书的关注，更希望早日看到本书中文译本的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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