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听唐德刚说张学良口述纠纷始末
有一代人的心史，就有一代人的掌故
听唐德刚说张学良口述纠纷始末
郑 重
一
2001年，我们夫妇前往美国纽约探望儿子一家，已经预订了9月14日的机票，途经旧金山再到纽约。9月11日，儿子来电说，纽约出事了，世贸大厦被炸。接着就是美国联合航空公司通知，9月14日的航班取消了，什么时候有航班，再行通知。9月21日，22日……直到9月26日，我们才乘上飞机。
儿子的家在华盛顿的一端新泽西州的一个小镇上，附近有一所教堂，教堂前有两棵大树，大树下烛光闪烁，在悼念死者的亡灵，也有的人在大树上系黄绸，表示对亡者的哀悼。人们还浸沉在哀伤肃穆之中。笔者急于想看世贸大厦被炸的遗址，那地方已被封锁，不让再看，我和老伴就带着孙女到曼哈顿大街看群众游行。街道两侧拥满着游人，穿着各种服装、手擎各种旗帜的队伍从我们面前经过。也有华人队伍，他们打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或红旗，我们特别兴奋。华人游行队伍看到我们，也频频招手，或者作胜利的手势向我们致意。左顾右盼，发现在看游行的人群中，只有我们一家三口是中国人，而我们来自中国大陆的特色又非常明显。采访游行的《世界日报》的女记者还过来和我搭讪了几句，问我怕不怕。第二天的《世界日报》上刊登了我们一家三口看游行的照片，还有和记者简短的谈话。
调整时差之后即告诉唐德刚，我在纽约。隔日，他即驾车接我们去了他家。沿着哈德逊河行驶的路上，他给我们讲了他住家周围的故事，特别讲了我们在途中看到的那座大房子，他想让我们去参观，因为时间短促，我们没有去。而他住的房子，我们倒是上上下下地参观了一番。那栋砖木结构小楼为地面两层，地下一层。地下一层似乎是他的贮藏室。沿着露天木楼梯拾阶而上，便是他起居之所在。然后又看了他的那座园子，园子很大，由于没有整理修剪，倒是有些自然原生的味道。待回到二楼坐定之后，我说还要继续未谈完的话题，即张学良口述历史。他说，不忙，听说你写了不少收藏家，先看看我的收藏。这时，我才注意到墙上镜框中有一首胡适手书自作新诗，这是到过他家的人都写过的。另一幅立轴，是徐悲鸿画给他的岳丈吴开先的。
他的藏品有立轴、有册页，也有手卷，有书有画，有的是送给吴开先的，有的是送给德刚、昭文夫妇的。于右任为他们夫妇题写了“双馀斋”，这个斋号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于右任、洪兰友、洪陆东、程中行、章士钊、谢稚柳为吴昭文作的书画册。引起我注意的是那卷“岳丈吴公开先八秩双庆献诗祝嘏婿唐德刚拜撰”。此卷由陈定山书写，陈在书写时作了一段引言：“德刚兄学贯中西，诗才敏捷又复如此，无怪开先兄对此东床笑口常开也。属为誊录，敢不拜命。西泠逸史陈定山时年八十有三，同客台北。”
唐德刚为吴开先祝寿诗十首，诗中多言吴氏的历史。第一首当然是从祝寿起句，诗云：“万户桃符佐寿筵，期颐同祝玉堂仙。江东父老尊元老，北伐当年一少年。”江东少年，追随蒋公北伐征战，不失江东子弟之本色。第二首诗中有句：“车满前庭酒满樽，春申江上月黄昏。攀辕貂锦三千士，珠履儿郎岂足论。”写吴氏当年从政上海的辉煌。第三首：“未见衣冠沦上国，孰从肝胆识孤贞。应知散帻斜簪客，原是黄花岗上人。”虽是参加黄花岗起义的老战士，仍然“散帻斜簪”，未能进入政治的最高层。第四首：“歇浦星沉一岛孤，书生振臂却匈奴。满城宫锦皆狐鼠，嚼舌常山见丈夫。”这首诗讲了吴开先一段忠贞报国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
抗日战争期间，汪精卫组织伪南京政府，陈立夫和吴开先商量破敌之策，吴开先自告奋勇，受重庆国民政府委派，携眷潜回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不久为汪伪政府所知，把他抓捕并关进极司菲尔路76号。吴开先以吞金等方式，屡次求死不得。周佛海为自拔之计，于1943年4月将吴开先移往南京，并以日军专机送往广州湾释放，辗转逃往重庆。在珊瑚坝机场，吴开先一走下飞机，文化人士在于右任的带领下前往迎接，遂有《珊瑚坝机场迎候开先感而赋赠》诗，由沈尹默誊录成一卷。题诗的有程中行（沧波）、叶元龙、沈尹默、程潜（颂云）、汪东（旭初）、乔曾劬（大壮）、潘伯鹰、姚琮（味辛）、梁寒操（均默）、龚张斧、曹经沅（纕衡）、周锺岳（惺甫）、钱智修（经宇）、曾克耑（履川）、姚鹓雏、汪辟疆等，大多是监察院的人员。由程中行开题，诸家随之唱和，故于右任在卷子的引首中题道：“开先弟归来，沧波赠诗，同人和者数十家，余艰于步韵，乃以意和之。书生难解生民痛，前线重更战士衣。一语慰君还自壮，紫金山上谒陵归。”此卷还附有吴开先名片一张，吴开先手书“昭文爱好文艺，这个手卷由她保存。此致德刚贤婿”，说明此卷为吴昭文、唐德刚夫妇拥有。
赏了这些字画之后，我说：“你的岳丈是传奇人物，为什么不给他做一卷口述历史呢？”
唐德刚说：“我何尝不想做，但没能做成。”
吴昭文接着说：“两人合作得不好，德刚要的，爸爸不说；爸爸说的，德刚又不要。”
此时，唐德刚又把我带到地下室，把他岳丈写的《自述》找了出来，并复印给我，说：“你也是作传记的，拿回去看看，上海档案馆能不能找到他的材料。”
我只是唯唯否否地把复印件接了下来。他都做不出，我又怎么能做得出来呢。
二
唐德刚忙前忙后，招待得很热情，就是静不下心来和我谈张学良口述历史的事。他是有什么难处，不愿谈这件事？我也就不再逼他。直到他们夫妇把我们送回那个小镇，在鲤鱼门饭店入座之后，他才说：“我在这里请张学良吃过饭。”原来他像说书人，前面都是作了卖关子铺陈，此时才算进入正题。
唐：我还在纽约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的时候，祖炳民的太太傅虹霖在历史系读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张学良的政治生涯》。论文写好之后，辽宁大学得到消息，把书稿拿去翻译成中文。中文出版后，虽然发行三十万册，但傅虹霖不满意，认为错误太多。此书在大陆出版所产生的影响，引起台湾书商的注意，要在台湾出版。我用中文给傅虹霖的书写了序。台湾版的书还没有出版，台湾的《中国时报》就抢先把我写的序发表了，用特大字做了标题。《中国时报》在发表这篇序时，编辑把文章斩头去尾，也并没有说明是序。张学良看到了，就打听唐德刚是谁。
郑：你说的序是否就是那篇《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
唐：是的。前年我去上海时，把这篇文章带给你看过。那篇文章的中心意思就是张学良要不是张作霖的公子，他也发展不起来；但是父亲要是没有这样一个儿子，这个父亲也只能是土军阀。张学良受过现代教育，他的许多朋友又都是留学生，如郭松龄就是留学日本的，是那些留学生帮助张学良，把带有土军阀性质的奉军改造成为现代化的军队。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相得益彰，谁也离不开谁。张学良对我那篇文章特别欣赏，他对人说，别人都以为我是靠父亲起家，不知道父亲还靠我呢。唯有这个唐德刚，说清楚我和父亲的关系，肯定了我为奉军所做的贡献，看到了我的军事才能。张学良一定要和我见面。
郑：张学良是怎样找到你的？你们又是如何见面的？
唐：张学良有位年轻朋友王一方，王一方有位年轻朋友郭冠英。郭冠英也是我的朋友。1989年冬天，星云大师请我去讲演，我到了佛光山，张学良通过郭冠英找到我。再说，王新衡、张群都是我岳丈的朋友，我到台湾，他们也不会不知道。郭冠英告诉我，少帅张学良要请我吃饭。第二天我就从佛光山飞往台北。张学良在来来饭店请我吃饭，除了张学良，还有王一方、郭冠英。席间，张学良称赞我写的《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说我对他的身世是了解得最深入的，希望我写写他的故事。
郑：你对他的采访花了多少时间？你写李宗仁口述历史，他的夫人为你烧了一百六十顿饭，赵四小姐也亲自下厨为你烧饭吗？
唐：这次只是谈了一些设想，并未动手采访写作。后来，我在纽约大学申请退休，恰在这时我的岳父去世，我就奔丧去了台北。我岳父有一个大房子，有一个烧饭的老妈子，还有汽车、司机，房子暂时没有退掉，我就住在里面，常常到张学良家去。有时在那儿吃饭，我对赵四小姐说，写李宗仁时，他的夫人郭德清为我烧了一百六十顿饭，今后，赵四小姐也要给我烧那样多的饭了。她说，无论唐先生什么时候来，我都烧饭给你吃。
郑：你是边采访，边写作吗？
唐：是的。在工作进行的过程中，我感到哪一段的材料成熟了就先写哪一段，然后再进行总体的调整和拼装，我们搞历史的和搞理论的有所不同。我对张学良的访谈从他的少年时代开始，根据谈的内容，开始写了两章，是第一人称的口述。他看了以后，说不要以第一人称写，要用第三人称，可以引用他的话。他认为这样写可以做得比较客观，还可有作者的评论。
郑：张学良是个聪明人，以第三人称写，他就会主动自由了，作者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不过，你从采访到现在，也将近十年了，为什么还未见到出书？是否写得较为艰苦？
唐：不是写作艰苦的问题。我开始采访的时候，张学良还没有自由，台北很少有人知道。后来，台北以为张学良做九十岁大寿名义，恢复他的自由。张学良也准备借九十大寿之机，向世界发表声明：张学良完全自由了。张学良的九十岁大寿，由九十人发起，多数是国民党高级官员，张学良对此情况不甚满意，要我做发起人，参加筹备工作。我对他说，这样做不好吧，我是从海外来的，在台北一直隐姓埋名。张学良说：没有关系，你是我的客人，是我请你参加的。
这样一来，台北就晓得了，说唐德刚跑来台北，又是张学良提名参加他的九十岁大寿的庆祝活动，这就引起了人们的怀疑。社会舆论泛起，说唐德刚为李宗仁写回忆录，这次来台北，是为张学良写回忆录。《中国时报》得了这一消息，写了一篇报道，说张学良耳朵聋了，唐德刚的耳朵也聋了，唐德刚讲安徽话，张学良讲东北话，张学良听不懂唐德刚的话，而且是七十岁的人给九十岁的人写回忆录，两个人肯定做得很辛苦。
郑：这些还都是民间的，显然不是以友好的态度对你，你自己有什么想法？如何面对这样的舆论？
唐：《中国时报》的消息，大陆新华社的大参考、小参考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引起了台北国民党中央的注意。最初听说是宋楚瑜管这件事，后来宋楚瑜告诉我，不是他，是我的行动引起了国民党中央的注意。他们说，张学良要写回忆录，我们台北有那样多的历史学家不找，而要找美国亲大陆的唐德刚写！他们以此来向张学良施加压力。其实，张学良的胆子是很小的，他一听到国民党中央发言，就紧张起来，对我说，我们写一个联合声明，说我们根本没有谈写回忆录的事，你也没有为我写回忆录。我说，张先生，为了保护你，我还不够资格和你发表联合声明，你是历史上的大人物，我算老几，我唐德刚和你张学良发表联合声明，我不配嘛。
郑：你们没有联合发表声明？
唐：没有。只是说说。我当时对他说，我们可以分开在报上发表声明。我可以声明，因为我岳丈和王新衡是很好的朋友，是王新衡请客，我的岳丈带我去，认识了张学良，说了写回忆录的事，我说你不写太可惜，我们谈了北洋军阀，谈九一八事变，尚未谈西安事变，绝没有谈西安事变。我说你也发个声明，就说我们未谈西安事变。他问，我们俩谈到没有？我说没谈到。其实，对西安事变我们也谈了一些，他谈过就忘了，他说没有和我谈西安事变。我说你现在自由了，为什么怕谈西安事变？他说你看，你看……因为国民党那时还在二十四小时对他监控。我说以后你完全自由了，就到哥伦比亚大学来谈你的经历，那时你就可以畅所欲言了。他说你这倒是个好主意，李宗仁的回忆录就是你在那里为他做的，好主意，好主意。
郑：有了这样一番波折，后来就没有做下去？
唐：张学良获得自由后，《联合报》的王惕吾及中研院的吴大猷，都想给张学良做回忆录。王惕吾看中了我，希望由我来做。王惕吾派刘昌平找我。昌平是安徽舒城人，是我初中的同学，说是由《联合报》出钱给我租一个房子，把张学良请出来做。不知这是否和张学良有关，但后来未做。
郑：到现在，你还没有做出张学良口述历史，是否和这次波折有关，还是另有难处？
唐：回到美国后，我和一批做口述历史的朋友谈了，如黎安友，他们都很有兴趣。1991年，张学良恢复自由，到美国来看望他的儿子，是他和赵四生的儿子张闾琳。赵四没来纽约，住在三藩市。张学良住在贝祖诒太太（蒋士云）家里。在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和贝太太就认识，那时她才十六七岁，张学良和少女时的贝太太往来，而且坠入爱河。张学良住在贝太太家，赵四有顾虑，很不高兴，但又不好说。3月30日，有人请张学良吃饭，就约好请他和哥伦比亚大学搞口述历史的人见面。
张学良到了纽约，我打电话给他，说我欠了你们家许多饭，这次要请你们吃饭。我还告诉他，请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几位教授，都是搞中国历史、中国政治的，你们认识之后，可以直接交涉。由哥伦比亚大学发聘书，聘请张学良为访问学者，专门做口述历史。时间也约定了。
相约的时间到了，我打电话再确定一下，说后天请汉公吃饭。贝太太说你是谁啊。我说，我是唐德刚。贝太太说，唐先生，我告诉你，汉公走了，到弗利尔去玩了。我问，他什么时候回来？贝太太说，他不回来了，直接去台湾了。我想，张学良岂有此理，不是约了嘛。我打电话给黎安友，告诉他张学良走了。
郑：这件事到此就算完了？
唐：过了几个星期，碰到了我的一位学生，他在纽约教堂做事，他告诉我有一位很怪的教徒，每个星期都到教堂去做礼拜，是从台湾来的。我一听就知道此人是张学良，马上打电话给贝太太：你不是说张学良回台湾了吗，他怎么去教堂做礼拜？贝太太说，张学良不轻易见人，因为要见他的人太多了。我说，我是唐德刚，汉公能不见我吗？贝太太不知道唐德刚是何许人也。我说，你把汉公找来，我直接和他谈话。张学良来接电话。我说，汉公，我请你吃饭，贝太太说你走了。张学良说，我没有走啊，你请吃饭，我来。我打电话给黎安友及政治学系主任，这时哥大已放假，其他人都走了。再打电话给袁家骝、吴健雄，他们都来了，就在这家鲤鱼门，请张学良吃了一顿饭。
张学良要走了，纽约的报纸访问他，问他这次来纽约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他说，我与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联系。这时，黎安友也打电话来问，张学良怎么和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联系？我说我不知道啊。
郑：这故事可以写章回小说了。
唐：经了解，张学良把事情搞得阴差阳错。哥伦比亚大学有一对姓张的姐妹，她们和贝太太很熟。她们知道张学良要做口述历史，就带着几位美国学生去贝太太家，代表哥大和张学良谈口述历史的事情。张学良一听很高兴，说，我对这件事有兴趣，早就想请你们做了。黎安友知道这事，就找她们理论：这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你们怎么可以做呢？张家两姐妹说，你们可以做，我们也可以做。她们姐妹俩是东北人，讲一口流利的东北话，赵四大为欣赏。她们又会找钱，开始去东北，得到辽宁省的支持，后来找了王允庆，王也给她们经济支持。她们最后说动张学良把资料通过口述历史办公室交给哥大。她们把张学良口述历史做了出来，但据郭冠英说，张学良对她们做的并不满意。口述历史，不能只听传主口述就能成文的，还需掌握大量的政治背景，要做很多补充，张氏姐妹对这些都是不知道的，她们无法胜任这样的事。这件事就这样给耽误了。张学良的政治背景丰富，可以做得比李宗仁的回忆录还要大。
郑：你是口述历史专家，这次是否有些大意失荆州？
唐：是啊，我忽略了贝太太是赵四的情敌。张学良还是老脑筋，像他这样的人有几位女人相伴有什么关系，赵四对他无可奈何。那天请他们来我家，我一手拉着张学良，一手拉着贝太太，从楼梯走到二楼，贝太太对张学良照顾得无微不至，很热情，从头到尾都有录像。这个录像开始拿到大陆去放，有人要讨好赵四，把录像做了拷贝送到台湾，赵四一看张学良和贝太太像夫妻一样，就很生气，大骂：唐德刚真不是东西，我对他这么好，他居然干出这种对不起我的事！赵四的确对我不错，请我吃饭，烧了整碗排翅，说她向来没有请大学教授吃过饭，我是一个破例。我也对赵四讲，汉公活得这样健康长寿，你的牺牲太大了。赵四说，那不是我的功劳，是蒋把他软禁了，否则他吃喝嫖赌，早就死了！
后来，我去台北，还想做这件事，碰到赵四，她就是不理我。别人不知道我们认识，还向她介绍：这是唐德刚教授。她还是不理，转身离去。当时我还不知是什么原因。后来碰到张五，即张学良的五弟。在一起吃饭时，张五说，德刚，你闯了滔天大祸，我哥对你非常好，我嫂嫂对你深恶痛绝。我说，是什么事呢？张五说，你不是把我哥哥和爱丽丝搞在一起吗，我嫂嫂看了后对你深恶痛绝，她说我对那个姓唐的那样好，他怎么拆我的墙角呢！我和张五同年，都是属猴。张作霖的五姨太来了台湾，张五可能就是她生的。张学良口述历史没有做出来，和得罪了赵四也有关。
这顿饭吃的时间很长，但我还是没能吃饱。
2003年2月
（本文载《掌故》第三辑，徐俊主编，严晓星执行主编，中华书局2018年1月；并收入《聚散一杯酒》[题为《再访唐德刚》]，郑重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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