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自传出版（戴锦华撰写前言）
序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本书的缘起非常与众不同，我希望可以借此机会满足英语读者的好奇心。它是在2003年前后开始构思的，当时日本NTT出版公司的优秀编辑远藤千惠（Endo Chiho）女士碰巧看过先前出版的拙著的日译本，尤其是《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在她看来，日本青年学生对盎格鲁–撒克逊学者出生、求学和成长的社会、政治、文化与时代语境，几乎一无所知。虽然“西方”政治家、艺术家、将军、实业家和小说家的传记和自传唾手可得，但学者的传记和自传却寥寥无几。她的想法是出版一本小书，介绍我在爱尔兰和英国的教育，在美国的学术经历，在印度尼西亚、暹罗和菲律宾的田野调查，以及我对西方高校和所偏爱书籍的一些思考。但我对日文一窍不通。怎么办呢？她意识到必须要说服我写出一个简单易懂的英语文本。但关键是要找到这样的一位日本知名学者，他既精通英语，又是我的挚友之一，而且愿意做翻译。
1967年， 加藤刚（Kato Tsuyoshi）来到康奈尔大学学习社会学和人类学。正是在这一年，我写完了我的博士论文（关于“二战”期间日据爪哇与随后的印度尼西亚民族革命），成为了一名资历非常浅的政治学老师。因为加藤刚决心要到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Sumatra）西部做田野调查，我被指定为他的三位导师之一。很快我们就成了好朋友，尤其是因为他那令人愉快的狡猾的幽默感。他很快就学会了学术英语和印度尼西亚民族语言。完成了极具原创性的博士论文之后，他回到了日本，先是任教于东京一所耶稣会的“国际”大学，后来转到京都大学，那里是日本的东南亚学术研究中心，并成为了杰出教授。我们经常在那里会面，朋友关系更加牢固了。
他告诉我，他认为远藤千惠女士的整体思路很好，而且他已经制订出一个讲求实用的系统计划，要是我愿意接受它就好了。他说诸多日本学生和老师因为不太了解英语、法语、汉语等语言，对国外学术几乎一无所知。教授们也对学生采取家长制态度，使得年轻人不必要地胆怯。
我的第一反应是尴尬地拒绝。西方的教授们几乎没有生活情趣。他们的价值观客观、严肃、得体，而且——至少表面上——不出风头。他回答说我已经在爱尔兰、英国和美国接受过教育，而且我的田野调查涵盖了印度尼西亚、暹罗和菲律宾。尽管我在美国任过教，但我的观点却与很多美国社会科学家的观点迥然有别。所有这些将帮助日本学生基于不无裨益的比较进行思考。他希望我们联袂而行。我将按照远藤千惠女士和他本人拟定的大纲写出一个初稿，而他将翻译我所写下之文字。他会来我家待上一个月，让我解释难以理解的段落，更正各种错误，帮我润色文字，以及为我介绍日本的教育。
我最终投降了，因为加藤刚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工作非常努力，是唯一能够执行这个计划的日本学者。我默默安慰自己说，至少我永远不会看即将面世的这本书。但我将以一种模糊的方式与日本学生直接交谈。本书是在2009年出版的，非常雅致，远藤千惠女士和加藤刚甚是欣慰。
从一开始，我弟弟就力劝我出一个英语版本，但每次我都拒绝了。但是，到了2015年，我因为多种原因改变了主意，尤其是次年我就年届八十这一事实。2009年退休以来，我一直在勉力而为的工作与我的“事业”几乎无关，包括泰国杰出电影导演研究《暹罗乡村黑暗势力的恶化》（The Decay of Rural Hell in Siam）、民间传说在菲律宾革命中的作用、广告不断演变的意义等等，还包括各种翻译和一位了不起的华裔印尼记者、历史学家的立项传记。这些全都与日本的教育没有太多关联，高校在英国、美国、欧洲和其他地方的衰落除外。更不用说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惨状。
然后是“英语”的问题。一切讹误、种种乏味、记忆差错、愚见蠢事，和时常无聊的笑话，责任悉数在我。
因此，这本经历相当曲折的小书有两个主题。第一个是翻译对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性。第二个是妄自尊大的地方主义的危险，或者说忘记强烈的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密切相关的危险。
写 在 前 面
戴锦华
就这样，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自传《椰壳碗外的人生》中文版将与读者相遇。捧读它的，也许是那些长久以来热爱着《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的几个代际的学者们，也许是更多的渴望穿过历史的罅隙与裂谷，望向以生命贯穿“二战”前后的人生与精神理路的同代人、后来者。
这部奇特的自传原本应日本读者或曰知识界之邀而写作，最初以日文版面世，如今，在迟来的英文版由Verso——《新左翼评论》的原生地，也是欧美批判理论重镇出版后，经由德林的译笔，抵达中文世界。
犹记得2014年安德森受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所之邀访华时的盛况。不仅是系列讲座时人潮涌动、场场爆满的盛景，而且是各类媒体趋之若鹜的狂热。彼时彼地，不时需要朋友们“掩护”以逃离媒体围堵的安德森，带着老顽童式的、半是真心迷惑半是狡黠戏弄的笑容追问：“啥事情啊？中国读者为啥如此爱我？”
一个玩笑，也是一个细碎而重要的思想时刻：相遇，碰撞或擦触，交流或误读。如今，《椰壳碗外的人生》在《想象的共同体》流布中文世界很久之后，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辞世之后到来，如同一阙悠悠的回声，也如同一个重要的脚注或一则历史与个人生命的底景，令我们得以在分享一个人、一位学者的生命轨迹与心路历程之时，上溯或叩访一段20世纪的历史，一本重要著作也是思想生成的历史——它的历史语境、质地，和历史的规定与限定。
的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是战后美国学术界的诸多明星学者之一。他的生命故事已刻满了那一独特的历史时段的印痕。曾经，在美国，非西方的或非主流学科（诸如区域研究）的学者，以他们基于批判立场的“边缘”论域或身份赋予的“视差之见”而改写了美国学术的流向，重新规划思想的路径，引领着学术的潮汐起落。《想象的共同体》，一部关于战后东南亚的区域研究的学术专著便这样胀破了美国大学学科划定的栅栏，溢出学院的高墙与孤岛，成为关于民族主义——现代历史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也是战后全球最突出的政治实践之一——的突出而极具启示的思想资源。
或需赘言的是，区域研究，是战后美国最引人瞩目的晚生学科之一，冷战格局，是其最为基本且重要的坐标参数；一如殖民主义历史，曾是欧美人类学之为大学学科的基本参数。此处，存有一个有趣且多重的历史节点：区域研究，一度意味着欧美中心世界的“外部”研究，同时意味着战后风起云涌的亚非拉独立建国运动对欧美世界的震撼、威胁与闯入。这一新领域意味着全球冷战结构之下，西方阵营对冷战对峙、全球分裂之“脆弱地带”的不无焦虑的紧张注视，同时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序号为三的世界正在改写欧美主导的地缘政治与知识谱系。昔日，作为区域研究又超越了区域研究的专著《想象的共同体》无疑也坐落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前殖民地、非西方国家的独立建国意味着现代性逻辑的扩张及全球化进程新的段落，同时意味着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陡然涌入了诸多未知与变数。东亚地区现代国家的建立中民族主义叙述的神话或想象性特征是具体的、历史的区域研究成果，同时是回映作为民族主义之原产地的欧洲民族国家体系及其论述的一面镜。如果说，区域研究的预设是在欧美主体位置上的客体考察，那么《想象的共同体》所开启的论域则是主体反思或自我批判。
或许，这也正是这本《椰壳碗外的人生》的意义所在，它把我们带往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生命故事，同时带往历史现场，带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个现代历史为自身制造的暴力戛然折断再重组的特殊段落。
我们将在其中读到，一位北美学者的区域研究并非新一轮朝向并深入“黑暗之心”的旅行，而是愈加深广的全球流动的多重旅行线路，是远为繁复有趣的多程往返。如果说，第三世界的腹地曾是19世纪欧洲想象中的“黑暗之心”，那么深入“黑暗之心”的安德森，事实上出生于中国云南，可谓来自“黑暗之心”——西方文明的外部与未知处。尽管“英国作家”、“英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黑暗之心》的作者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亦原本来自昔日欧洲/西欧的边陲地带：东欧。
阅读《椰壳碗外的人生》无疑会将我们带向一个独特的个人与学者的生命记录，同时带给我们一份感性丰盈的提示：关于历史刻度，关于主体位置，关于学科设定的历史与现实预设及其偏移，用以校订并确立我们——今日中国读者、学者、当代人的自我定位与反思。或许，我们可以说，正是世纪之交的国际情势与张力、后冷战时代的“冷战”余音与国际地缘政治的实践及错综，造就了《想象的共同体》在我们所身在的东亚、东北亚地区的极盛。《想象的共同体》的中国接受自身已构成了民族主义省思与实践的新的章节段落。今日，阅读安德森的自传《椰壳碗外的人生》，在享有阅读一本传记作品的乐趣的同时，我们间或获得了某种历史的校准器，令我们在获知、还原安德森理论的历史与学术语境的同时，获得通过或借重他、他的思想再度深入我们自己的历史与现实的可能与切口。
此书的题名趣味盎然：《椰壳碗外的人生》。我们也可以带着安德森式的大而狡黠的微笑，将其戏译为“跃出深井之蛙”。超越“椰壳碗”这一封闭、逼仄的世界与视野，望向“小小寰球”，或许正是大于安德森学术的思想与生命启示吧。唯需赘言的是，在安德森的生命故事中，那只椰壳碗，不是某种特定的民族主义，而是为欧洲“原创”的、作为现代逻辑的国家/暴力自身。
【悦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