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惟一《汉帝国的日常生活》：从日常生活观察汉朝的帝国特性
目录
前言1
插图(图释) 1
英文版致谢 1
第一章 历史和地理背景 1
第二章 皇帝及其政府 10
第三章 官员 16
第四章 社会差异与职业 28
第五章 政府治理能力 36
第六章 军事 45
第七章 艺术与写作实践 56
第八章 文学与科技 65
第九章 宗教和神秘力量 74
第十章 都城长安 90
第十一章 城市生活 98
第十二章 贸易与交通 111
第十三章 农民及其劳作 120
第十四章 工艺技能 133
第十五章 产业与技术 141
延伸阅读 151
译后记 157
译 者 序
今天的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与中国本土的“国学”研究有共通共融之处，为了认识中国我们需要了解世界，也需要了解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成果。来自世界各国的老一辈或新一代汉学家们在各自的领域不断耕耘，在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中以包容的态度、独特的视角对中华文化持久关注，他们的研究成果与国内学人交相辉映，在海外汉学家著作的译介中，实现国内外学人的思想共融和文化交流，成为我们翻译海外汉学家代表著作的初衷。
文化是维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纽带。通过研究与中国历史文化相关的话题，海外汉学家们不仅以包容、科学的姿态对待人类文明的共有成果，更是在保存和挖掘了大量的中国本土历史文献和信息的基础上，以新的方法来探索中国的文献和文物古迹。鲁惟一是英国老一辈汉学家的代表，1922年11月2日，他生于英格兰牛津郡的一个犹太人家庭。
从剑桥的佩雷斯学院毕业后，他进入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工作。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2年他离开牛津大学，来到英国政府通讯部；同时，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汉语。1947年，他来到北京生活，此时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历史产生浓厚兴趣，同期开始研究非洲文化和东方文化。返回英国后，他任教于伦敦大学，主要讲授远东历史。1963年，他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后任教于剑桥大学，是剑桥大学克莱尔讲堂的成员，1990年于剑桥大学退休。他曾是皇家亚洲文会(Royal Asiatic Society)会员，美国艺术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荣誉会员。剑桥大学以他的名字设立“鲁惟一奖”(Michael Loewe Prize)专门用于奖励在中国文学方面表现突出的本科生。他著作颇丰，主要涉及中国历史、政治、文学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目前被翻译成中文的专著有：《汉代的信仰、神话和理性》(王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和《汉代行政记录》(于振波、车今花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最著名的汉译著作是他的《剑桥中国秦汉史》(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本书的原文名称是Everyday Lifein Early Imperial China: During the Han Period 202 B.C. A.D.220，我们在翻译过程中认识到“帝国”这一概念在海外历史、政治和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一般学界认为，“帝国”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一是拥有广阔的领土，二是由多种族多民族构成，三是拥有该区域内的最高政权。海外学者普遍认为以下王朝时期可以称为世界史意义上的“帝国”，它们是：罗马帝国、蒙古帝国、俄罗斯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大英帝国、汉帝国、拜占庭帝国、波斯帝国、倭马亚哈里发王国和奥斯曼帝国。“帝国”这一概念特别强调国家的高度统一，在本书各章节描述中对汉朝的帝国特点都有不同角度的呈现。
作者从考古发现的实体文物入手，选取大英博物馆、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A)等所藏文物，以及出土于中国本土的近百件重要文物，用文物说话，以汉帝国为叙述对象，采用“日常生活”这一独特的论述视角，从微观层面对汉帝国宏大的历史景观进行了生动而真实的描绘。作者认为在汉代的文学书写和历史记录中，主族阶层，他认为在这些文本中很难寻觅到最真实的平民生活，或者说是接近于历史真实的社会生活场景。尽管在老一辈英国汉学家那里，所掌握的文物资料和文献资料还很有限，后世出土文物的佐证及相关研究的深入或许与文中的诸多观点有分歧之处，但用考古证据来讲述亲民的历史在研究方法上颇具特色，且向我们展示了海外中国研究的不同视角。
全书共十五章，主要从汉代的历史语境出发，内容涉及政体、社会阶层、政府权力、军事、文学艺术创作、宗教与权力的关系、长安的地位和作用、城市生活、经济与贸易、农民及其耕作、手工业及工业技术。区别于其他汉学家对秦汉历史的研究，本书最具特色的一方面是它的研究视角，另一方面则是对城市以及城市、乡村中社群活动的关注。从考古学的意义来讲，该书将大量的出土文物作为历史证据，深度揭示文物背后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将这些忠实地记载了历史真实的实物有机地融入断代史的研究中，于今天不仅具有示范意义，且为我们重新认识汉代历史带来了更多的思考。
鲁惟一作为上世纪70年代后最具有代表性，且在汉代历史研究方法上具有开创性的汉学家，他的许多著作依然有大量未被译介。1949年以前，在对海外中国学研究著作的译介中零星可见围绕中国文物进行历史讲述的著作，如福开森的《陶陶斋旧藏古禁全器并说一帙》，但之后的译著多倾向于历史理论和史料证史，从文物实证角度入手的极少。在大帝国的研究中，近年来海外汉学家中开始出现秦汉史研究的新声音，国内虽然有宾夕法尼亚大学卜德教授的少量专著出现，但对于秦汉史研究成果的译介关注度还远远不够。
需要特别提请读者们注意的是，作为鲁惟一教授的早期著作，原书出版于1968年，到中译本问世的今天已经过半个世纪。在此期间，中国汉代考古领域成就斐然，丰富的新出材料有助于完善我们此前的许多认识。诚如作者前言所述“自本书首次出版以来，汉代中国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这里所呈现的描述与结论可能会要对象是贵族，讲究的是铺陈和华丽，而这些文本的阅读群体也是贵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得到扩展和延伸”，这正是学术研究得以传承发展的必过程。
希冀以此书的译介带动国内史学、政治学、文学、博物馆学等各界朋友对海外秦汉史研究发展脉络和动向的关注，并以此为媒，与学林中热爱中华传统文化，以传承和沿袭中华文明为己任的各位学人交流。
刘洁 于北京吟月园
2017年10月
前 言
理想情况下，讲述那个时期和地域大众日复一日的生活状况是本书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不幸的是，我们对实物证据的严格筛选，限制了这一目标的实现。中国的文学作品倾向于描绘少数人相对奢华和非同寻常的生活。这些作品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仅仅是一小部分人，或许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早已对大部分同胞所处的社会底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很少有从乡村、民居、舟车这些司空见惯的视角进行详细描述的记录。
在现有的铭文或碑文中很难找到更多关于日常生活的知识，或许最有价值的是建筑证据，以及我们所掌握的人物图像、房屋、水井或者其他埋葬于贵族墓葬中的文物。总之，我们所掌握的实物证据更多的是关于那些供高贵的社会特殊成员享用的，而非关于那些汉代生活中最基本的特征。
任何关于描绘中国汉代日常生活的努力都有可能受到必要信息缺乏的限制。尽管我们已经试图仔细去考量城镇或乡村的种种景象，但我们通常还是担心所搜集的图片并不全面，依然无法证实我们通过这些资料所描述的日常生活是确凿的。然而，并没有可能邀请一位读者进入汉代的中国家庭或乡村。因此，基于这些实物证据所投射出的日常生活的一些向度，我试图提供一系列关于它们的观点。我们所涉及的这些向度是否属于日常? 在汉代历经400年的岁月里，其社会环境发生了怎样或疾或徐的变化? 这些都是本书难以回答的问题。
为了明确某些问题，有时确有必要解释在汉代之前的历史时期里中国的发展状况，但是这些枝节的内容已经被谨慎地最小化，读者要关注的是关于西汉和东汉时期的讨论。本书所涉及的度量衡为十进制，尽量减少使用汉语中的专有名词，这些在修订版的威妥玛拼音体系中有所记
录。本书还为希望进一步研究的读者提供了深度阅读指导。我所介绍的这段历史需要我的专业的同仁们的宽容，因为我希望尽可能地以清晰的方式，让非专业读者来关注汉代中国。
我受惠于几乎所有的汉代研究专家，但是在这里我特别要提出感谢如下几位在汉代研究中进行过研讨并做出贡献的学者，他们是：陈德坤、乔瑟芬·李约瑟(Joseph Needham)、西尔凡(Vivi Sylwan)、威廉·威莱特(William Willetts)和余英时。
自本书首次出版以来，汉代中国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一进展，部分来自专业的影响。此外，还有某些情形下诸多令人激动的考古遗址的发现，还有被发现的超过10000座的汉代墓葬，及大量的手工制品和手卷。对这些新证据进行考量，融合了对经典文本的严密分析和对汉代历史诸多方面的深刻领会。因此，我们现在知道的许多被认为是物质文化方面的分布、符号与象征的重要性以及宗教的发展，都会在后文所列的一系列文献中看到。尽管它们依然保留不变的实质，但这里所呈现的描述与结论可能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得到扩展和延伸。
鲁惟一
1987年12月剑桥
【封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