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津瑜：比尔德教你如何“做历史”（《罗马元老院与人民》序）
本文系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刘津瑜为《罗马元老院与人民》一书撰写的序言。原文有注释，此处从略，如需引用，请参原著。
序
刘津瑜
没有简单的罗马模式可以遵循。 事情能那样简单就好了。
无论我们将罗马人英雄化抑或妖魔化，都是在伤害他们。但如果没能认真对待他们，或者终止与他们进行的长期对话，那么我们就会伤害自己。我希望本书不仅是“古罗马史”，也是和“罗马元老院与人民”对话的一部分。
玛丽·比尔德在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完成本科学业并于1982年获得剑桥大学古典学博士学位。1979—1983年比尔德在伦敦国王学院的古典学系任教，1984年重返剑桥执教，2004年升为古典学教授。 2008年，《庞贝：一座罗马城市的生活》获得沃尔夫森历史学奖。 这个声誉卓著的书奖授予学术价值及可读性并重的历史学著作。
同一年，比尔德受邀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作萨瑟古典学讲座（Sather Classical Lectures），这是古典学界最高声誉的讲座之一。讲座内容于2015年以《古罗马的笑：论玩笑、逗趣及爆笑》为题集结成书， 引领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人因何而笑、笑的程度（罗马人可能并不“微笑”）、男女在笑上的区别、笑的社会功能有其发展史，而罗马人的“笑”与罗马社会的权力结构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绝非真空中的情绪或生理本能。
2013年和2018年比尔德因对古典学做出的杰出贡献而被英国女王授予勋爵称号（OBE，DBE）。她在剑桥任教期间曾一度是那里唯一的女性古典学教授，是位自豪的女权主义者，积极地为女性发声，她的新书《女性与权力：一个宣言》更从学术角度探讨女性被噤声的历史。
比尔德并非是一位书斋学者，她活跃于各类网络、电视、电台等公众平台，拉近了学术界与读者间的距离，也使古典学在公众眼中的印象发生了改变。她在《泰晤士文学增刊》开设的博客《一个剑桥教授的生活》已历时13年，影响着众多的读者，话题广泛，不一而足，更不为自己画地为牢或设禁忌。比如最近一期短博客题为《世界各地的厕所》； 她还是活跃的推特用户，目前有20多万关注者。这些公众平台在给比尔德带来影响力的同时，也让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网络暴力的对象。比尔德从不退缩，让世人看到一个勇敢、真实、独立、渊博而敏锐的强大人格。
比尔德对中国读者来说也并不陌生，她与英国广播公司合作的纪录片在中文世界有相当多的拥趸，她的学术和通俗著作已有3部被译为中文出版：《当代学术入门：古典学》（与约翰·亨德森合著，董乐山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以及《罗马大角斗场》（与基斯·霍普金斯合著，蒲隆译）、《帕台农神庙》（马红旗译），后两部都包括在商务印书馆的“文化奇观之旅”中（2008年）。2017—2018年，仅仅在《文汇学人》上就有5期关于玛丽·比尔德的文章，包括熊莹对《罗马元老院与人民》这部著作英文版所做的3篇出色的“笔记”，即《罗马帝国如何崛起：读书笔记之一》（2017年3月10日）；《“不可能只有一种罗马史”：读书笔记之二》（2017年3月17日）；《写给当代人看的罗马史：读书笔记之三》（2017年3月24日）；胡梦霞编译，《一位古典学教授如何成为英国最热知识分子》（2018年2月23日）；黎文编译，《比尔德的“文明”》（2018年3月9日）。2018年7月4日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及李约瑟研究所研究员赵静一博士采访比尔德的中文版访谈录《剑桥大学教授玛丽·彼尔德：由西方古典引发的女权思考》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读者在二人的娓娓对谈间了解到了学者、教授、公众人物、女权主义者、母亲这么多的各种角色是如何在比尔德身上相互交织的。
或许也正是这许多角色的交织与相互影响使得比尔德的著作常常不落窠臼，且具有难以企及的丰富性。不是所有的罗马史学家都能如比尔德一样叙事如此生动风趣、层次丰富，将复杂的问题以极易接受的方式传达给读者。更不是所有的罗马史学家都能将社会各个层面有效地编织到叙述中。我们面前这部著作的作者是一位难以简单归类的作者，这部著作本身也迥异于目前数量众多的通史性罗马史著作。本序主要着眼于它的独特之处。书中许许多多的具体问题，比如，比尔德为什么说奥古斯都是神秘的？她为什么选择卡拉卡拉作为她的罗马故事的结尾？她对所谓的3世纪“危机”怎么看？为什么她说基督教“是又不是”罗马的宗教？ 罗马的第一个千年和第二个千年之间的基本区别和延续性又在何处？则请诸君展卷与比尔德老师交流。
罗马“历史”何时开始？
1973年，玛丽·比尔德初次造访罗马时，相比古罗马的遗迹而言，罗马城中无处不在（井盖上、灯箱上、垃圾箱上，等等）的SPQR这个缩写给她留下的印象更加深刻。2015年，这个缩写成了她的古罗马史（A History of Ancient Rome）新书的正标题。这的确是一个承载力极强的表述，包括所谓的“精英”，也包括民众，它代表一种机制，也是一种理念，在几千年的延续中变迁，也在变迁中延续，连接古今。
比尔德的古罗马史的第1章并没有按常规从所谓拉丁姆有人居住开始，或以神奇的罗马“建城”为切入点，她挑选的节点是公元前1世纪晚期西塞罗那个时代。这颇有些古希腊、罗马史诗叙事中的拦腰法，即“从中间开始”（in medias res）再倒叙的风骨。公元前1世纪晚期无疑是比尔德非常熟悉的历史时期，西塞罗浩瀚的著作更是她稔熟的文献。她的1982年剑桥大学博士论文便题为《晚期罗马共和时期的国家宗教：基于西塞罗著作的研究》。这篇博士论文虽未发表，却为后来的许多研究打下了基础。
她在《罗马研究杂志》上发表的第二篇独立论文《西塞罗与占卜：一个拉丁对话的形成》也是围绕西塞罗展开。 英文版中西塞罗的名字出现了415次，远超恺撒（260次）以及奥古斯都（237次）的名字出现的频率。但比尔德笔下的西塞罗并非英雄形象，他自大、虚荣，反对秘密投票。比尔德甚至讥讽他那用力过猛的文风。西塞罗更多地是被她用来引入罗马史上形形色色的史料问题、研究角度及解读诠释的。比如，西塞罗笔下的企图阴谋武装颠覆罗马国家的喀提林和真实的喀提林之间究竟有多大的鸿沟？西塞罗不经审判就处决监禁中的喀提林的所谓共谋者，危急情况下国家利益和个人的合法权利之间的冲突该如何处理？
然而比尔德选择从公元前1世纪开始讲述罗马史的更重要的原因则因为“我们所知的罗马‘历史’从那时开始”。她之所以这么说，是基于以下这些考量：罗马人自身也是直到公元前 1 世纪才开始系统研究罗马城及罗马帝国以前的历程；就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古代作家和学者们提出并探讨了许多我们现在还在研究和关注的历史问题，比如其中争论得最激烈问题之一就是罗马城究竟于何时建城、有多古老；也是在这个时期，古代作家们“拼出了一幅我们至今仍需仰赖的早期罗马的画面”。比如，罗马的所谓奠基人罗慕路斯的故事被一再建构，“罗马把对似乎永无止境的内部冲突循环的担忧投射到了它的奠基者身上”。他们的角度、方法和叙事极大地影响了后世对罗马史的想象与论述。“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仍在通过公元前 1 世纪人的眼睛看待罗马的历史 ”。 而罗马人留给我们的“历史”充满了重构、误解和相互矛盾，历史学家的重要工作便是批判地梳理这些纠结的线团。
史料批判、历史书写与古典语文学的素养
作为史学家，比尔德无疑对古代作家的文献史料非常熟悉。除了西塞罗、撒鲁斯特、波利比乌斯、李维、斯特拉波、老普林尼、小普林尼、普鲁塔克、苏维托尼乌斯这些常规作家之外，恩尼乌斯、贺拉斯、维吉尔、奥维德、马提亚尔等人的诗歌在全书中也有很高的出镜率。比尔德并不过度强调所谓古代史作和文学作品的分野。这也是她一直以来坚持的一个立场。比如此前在讨论古罗马凯旋式这个问题时，比尔德并不认为普鲁塔克笔下的所谓“真实”凯旋式比奥维德在《哀怨集》第四卷第二首中虚拟的一个从未发生的凯旋式更具有历史真实性。 比尔德也相当关注现代史学家较少使用的古代文献资料。可能来自公元2世纪的《阿斯特兰普苏克斯神谕集》很好地体现了比尔德在使用古代史料方面的跨度。这部极少为罗马史学家引用的资料包括向算命者所提出的问题及其可能的答案，还有选择“正确”答案的方式，等等。对比尔德来说，“让我们直抵古代街道上的男男女女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和焦虑的核心”。
比尔德对所有的史料都抱着慎重的态度，从不轻易下结论，而执着于对语境、语言、写作者自身的背景、写作目的、写作对象等方方面面的考察。对于古代史料到底能告诉我们多少史实、历史事件究竟能否可靠地复原，比尔德全书中的常用词是“令人沮丧”“充满争议”“脆弱的共识”，等等。对古代文本中的各种数字（特别是人口、阵亡人数，等等），比尔德尤为谨慎，因为“它们受到夸张和误解的影响，而且后来的中世纪僧侣在抄写时还可能犯下某些严重的错误”。 因此，书中常常使用“荒唐”“极不可信”“高度夸张”等词语来修饰古代作家的文本中留下的数字，也就毫不足怪了。对史料的审慎自然会引发的一个结果便是导致谨慎的结论。比尔德时常提醒读者，很多历史情况或事件是不可能知道/断言/判断/重构（impossible to know/ say/ tell/ reconstruct）的。这是一种非常负责任的态度，也向希望读史仅仅是为了获得“教训”的读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假如历史的重构、解读常常是如此不确定，那又如何从中提取“教训”呢？
解构史料需要方方面面的能力，对于古代史来说，语言层面上的敏感度是一种极为重要的能力。在比尔德以往的著作中，《古罗马的笑：论玩笑、逗趣及爆笑》大约是最好地展示了她的语文学功底的著作。在中，比尔德以生动的例子来说明希腊语与拉丁语互译过程中产生的损耗与误解，对于那时地中海世界的古人而言，其后果不仅仅是误解，而且很可能会带来政治后果、影响文化协商的过程和效果。
比如，在公元前2世纪中期一篇记录使团出访罗马进行政治斡旋的希腊铭文中，使团据描述每天向罗马人进行proskynesis，这个词在希腊语中的字面意思为“躬身触摸”或“吻脚”，与它对译的拉丁语词汇可能是salutatio，比如门客和依附者早上向恩主问安那类做法。然而在阅读这篇铭文的希腊人的联想中，他们可能会想到吻脚那类完全不同的觐见方式，这样的译法是否如比尔德所说“虽然这些外邦访客可能是想用该译法表示这种惯常做法所具有的羞辱性”， 读者可以自行分析。比尔德也暗示了另一种可能性：或许，他们真的曾试图俯身吻罗马显贵的脚，那么罗马人又会做何感想？ 但这趟外交活动好像终究是无果而终，因为铭文只强调了苦劳而并未陈述后续。
希腊语与拉丁语之间的互译也常会出现不正确的对应关系。比尔德以波利比乌斯把希腊语中的demokratia（民主）一词套用到罗马政治生活这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做法导致了误导性的分析，因为在罗马语境下，这个词常带有接近“暴民统治”的意思。 关于波利比乌斯的demokratia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当然可以进一步探讨，因为希腊化时代这个词的涵义和它在古典时代的雅典的涵义已经有所不同。 然而无论希腊语中的demokratia为何意，我们很难不同意比尔德的如下说法：无论如何，“波利比乌斯引发了一场至今仍未结束的重要争论。人民的声音在罗马共和国的政治中有多大影响力？谁控制着罗马？我们应该如何刻画这一罗马的政治制度？”
这部著作给读者带来的信息量是巨大的，然而它更大的价值在于比尔德以灵活生动而非说教的方式向读者展示了如何“做历史”，读者不但可以从中学习用何种方法解读历史“剪影”或“碎片”，如何处理相互矛盾的史料，更能学习如何提问，这既包括向史料提问，也包括构思关于罗马历史的大命题。她的这部著作借鉴和吸纳了众多学者的大量成果。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部著作的性质与结构（没有脚注，书后不附详细的尾注，每章有简短的“扩展阅读”，只包括精选书目）会使读者很难分清哪些观点是比尔德本人的原创观点，哪些来自他人，而哪些已经是学界公认的常识。
比尔德有时会明确指出她采用的是哪位学者的研究成果，比如在第5章的“扩展阅读”中，比尔德说明这本书在许多方面遵循了Arthur Eckstein在Mediterranean Anarchy, Interstate War, and the Rise of Rome（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等著作中关于帝国主义的观点，即就罗马所介入的地中海世界，本身也是“一个充满政治冲突、不停变换的盟约关系以及各国间持续不断的残酷暴力的世界”。 但很多时候，其他学者的发现，尤其是较老的观点，就直接纳入叙述中不再加以说明。比如罗马作家所提到的盖乌斯（即卡里古拉）皇帝让士兵在海边捡贝壳的故事，比尔德点出这可能是对拉丁语中musculi一词的误解，因为这个词既可以指“贝壳”，也可以指“军用小屋”。这并不是比尔德的新发现，而是可以追溯到Balsdon于1934年发表在《罗马研究杂志》上的一篇短文。
这部著作是一部积累之作，比尔德自己也在不断地学习与阅读。出版于2015年，而书后“扩展阅读”中所提及的书目也更新至2015年，如 edited by Tod A. Marder and Mark Wilson Jones（New York: Cambridge UP, 2015）。她曾不止一次地公开推翻自己以前的观点，这也提醒我们学习是原创的基础，同时也没有任何一部著作可被称为终结之作，这部著作会激励我们继续探索。
立体的罗马史
比尔德笔下的历史从来都不是单纬度的，而是丰富、鲜活的、复杂的。托马斯·W. 霍奇金森在《旁观者》上为所撰的书评以《立体的古代史》为题，恰如其分。 大到历史进程、文化机制，具体到历史事件，比尔德都会关注博弈中的双方或多方，并执着地追寻故事的另一面。全书中，“the other side”或“another side”（另一面）这样的表述出现了20多次。比如，关于共和时代罗马的竞争文化，即罗马人通过各种机制，包括用故事以及凯旋式、葬礼等仪式强化后代要效仿祖先英勇事迹的信息，波利比乌斯或许认为这是一种相当正面的积极因素。然而比尔德却不太同意这种乐观看法（rosy view）。在她的解读中，无节制的竞争（unchecked competition）摧毁而非维系（uphold）了罗马共和国：“每有一个受到鼓舞而去追求达到祖先成就的年轻罗马人，就必然有另一个年轻人无法承受自己身上的传统和期待的重负。 ”
比尔德笔下的罗马史自然不是一部自上而下、英雄史观引航的罗马史，也绝非一部伟人传记的合集。她一再强调：“个体皇帝的品质和性格对帝国大部分居民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也不会过多影响罗马史及其重要发展的基本结构。 ”“个体皇帝的特点并不像传记传统所试图强调的那么重要。” 这也不是一部以战争、战役或征服为主线的历史。假如说“索引”是作者所认为的书中值得一提的词语的清单，那么《罗马元老院与人民》英文版书后的“索引”则提供了一个管窥比尔德“意境地图”的绝佳素材。“索引”中，“战争”一词甚至没有被单列出来作为词条。和传统的罗马史叙述相比，比尔德给予具体的战争和战役的书写空间很小。三次布匿战争（罗马与迦太基对抗）虽然篇幅相对较大，但其中重要的一个部分是比尔德提醒读者古代作家对战争的描述缺乏条理，有时甚至荒谬。“内战”一词虽然在书中提到过数次，却并未在英文版书后的“索引”中出现。
将历史多维化丰富化也意味着把以往位于边缘的人群或事件去边缘化，纳入叙述的框架甚至主线。不同的时代会提出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兴趣和关注点，正是提出的问题与关注点的变化在改变我们书写历史的方式，所以历史对比尔德来说是一种对话。比如，比尔德对万神殿的讲述不仅仅着眼于建筑本身的艺术、政治与历史意义，更将读者带到建筑石材供应地，埃及的卡劳迪乌斯山，并将注意力投向从埃及到罗马的整个链条：石材的开采、采石工的食物供给、石材的运输、运输使用的牲畜，等等。
考古学家罗伯特·凯利曾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宏大的人类故事中扮演角色。” 比尔德恰恰就搭了一个罗马社会的大舞台，各类角色登场。贯穿全书的除了中下层自由民之外，还有反叛者、妇女、各地的“本地人”、奴隶与释奴，以及因帝国的扩张而身份较难界定的人，等等。众生相中包括酒馆中酩酊大醉的顾客、死后不用再为房租担心的释奴、因丢失了带风帽的斗篷而愤怒诅咒小偷的自由民、捐赠公共建筑的恺撒释奴，不一而足。索引中没有了战争这个词条，但“妇女”（women）不但有自己的主词条，其下还有11项二次索引项，比如“生育的风险”“儿童新娘”“关于‘被解放的（liberated）’妇女的幻想”，等等。在“食物与用餐”（food and dining）这个词条下包括了“酒肆文化”（bar culture）这个很少在其他通史性著作中见到的索引项。
比尔德还专辟一章讨论富人、穷人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罗马人。这些占罗马人口99%的大分子不曾进入古代的史书，但他们中的一部分有能力用墓志铭等方式为自己定位，留下“生动的剪影”。在比尔德的笔下，这些古罗马人不是统计数据中的数字而已，而是具有极强的个体性，比尔德尽量提及他们的名姓，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和所谓的伟人一样承载着广阔的历史问题。这种书写方式不仅仅着眼于我们所知道的，而是追寻式的，用比尔德自己的话来说：“很多罗马人的生活故事几乎被历史埋没（hidden），至今仍在被复原中（pieced together）。” 那么应该到哪里去追寻他们的声音？我们是怎样知道罗马史的？“我们能否重建得到普通罗马人认可的他们自己的生活画面，方法又是什么。如果现存文学作品提供的是这种鄙夷的夸张讽刺描绘，那么我们还能把目光投向何处呢？ ”
所以描绘立体的罗马史不是加几个人的名字，讲几个轶事那么简单，其背后是强大的方法论的运用以及对丰富史料的掌控。除了文献史料（著名的、生僻的），比尔德动用了考古（牙齿、骨骼、粪便、居住处遗迹，以及高科技测量古罗马污染程度，等等）、纸草、刻在石头或金属上的铭文、墙上的涂鸦等各类资料来重构罗马史。
“罗马”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这种动态便是这部著作的核心之一。随着罗马势力的扩张， 大大小小的争论、冲突和挑战渐次地，有时是凌乱地或不期地出现在“罗马人”面前，一些重大问题包括“罗马在世界上的地位、罗马人控制了地中海地区如此之多的土地后什么才算是‘罗马的’、野蛮和文明的边界如今何在，以及罗马位于边界的哪一边”。
比如在罗马对外征服的过程中拥有公民权的士兵和非罗马妇女所生育的子女的身份不仅是个法律层面上的问题，也挑战着“罗马人”究竟定义、意味着什么这样的大命题，而这样的命题在全书中反复出现、渐次深化。公元前171年，元老院就曾接待过来自西班牙的使团，他们代表的是4000多个罗马士兵与西班牙妇女所生的儿子。罗马不列颠的一篇2世纪拉丁语和亚兰语（也译作阿拉米语）的双语墓志铭让比尔德印象深刻，并在书中多次提及。在这篇铭文中，一位来自帕尔米拉名为巴拉特斯（Barates）的男子纪念他已故的妻子雷吉娜（Regina，拉丁语中的意思是“王后”），她很可能曾是奴隶。对于比尔德来说，“这块纪念碑巧妙地集中体现了界定罗马帝国的人口流动和文化融合，但也提出了甚至更加诱人的问题。‘王后’如何看待自己？她会把自己看作帕尔米拉贵妇吗？这对夫妇如何看待他们生活于其中的‘ 罗马’世界呢？”
轻松幽默与凝重并重的风格
“尽管有些罗马诗人喜欢假装在阁楼上挨饿，就像诗人们至今仍然时而会做的那样，但这些男性几乎无一例外全都衣食无忧。” 这样一针见血、酣畅淋漓的评论在书中比比皆是。比尔德时常语带讥讽，但这讥讽留给了社会的上层。在她那里，“杰出人物（distinguished men）”的葬礼“有些令人毛骨悚然（ghoulish） ”。而刺杀恺撒的场景在比尔德的笔下甚至有些滑稽，令人忍俊不禁：刺客不但“目标不甚精准，抑或他们是因为恐惧而动作笨拙”， “有几名刺客被‘友军火力’所伤: 盖乌斯·卡西乌斯·朗吉努斯（Gaius Cassius Longinus）朝恺撒猛扑（lunged at Caesar），结果却刺伤了（gashing）布鲁图斯；另一个人没有击中目标，而是刺中了同志的大腿”。 她把同情心倾注给了社会的下层，书中的诙谐幽默与凝重都来自“共情心”（empathy）。
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她并没有把刺杀恺撒描绘成一场去除暴君的行动，她毫不留情地写道：“民众显然不站在刺客一边……大部分人仍然倾向于支持恺撒的改革（包括支持穷人、建设海外定居点和不时地发放救济现金)， 而非听上去美好的自由理念，这种理念可能不过是精英们为自己谋利和继续剥削底层阶级而寻找的托词。”这是一部可读性极强的著作，没有许多所谓学术著作中的枯燥与繁冗。但正如上面的几个例子所展示的，这样的文风并没有牺牲深度与敏锐。
值得一提的是比尔德对古典著作名称的“现代”翻译，这在英文版中的效果更加明显。比如，罗马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所留下的，在中文中常被译为《自传》《功业录》《业绩录》，等等。本书中译本采用了《功业记述》的译名。拉丁文原文的基本意思是“做过的事情”，也常常指“历史”。但比尔德将其译为“What I did？”（直译：我做了什么？），这样平民化的大白话译法使得听起来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皇帝自述。马可·奥勒留皇帝所留下的希腊语随笔其英译本通常称为，中文一般译为《沉思录》（本书中译本也沿用了这个译法），比尔德却把题目改成了（直译：《想法》），同样也有降格和通俗化的效果。在比尔德的笔下，triumvirate（“三头”）这样的中立甚至有些堂皇的称呼被加上了应有的暴力色彩和非法性，变成了“三人帮”（the gang of three），奥古斯都则被颇为不敬地冠上了“老变色龙”（the old reptile）的称号。这并不是比尔德的噱头，而是代表了一种态度：伟人未必伟大，我们对他们或许要多些平常心。
为这部著作进一步增添生动色彩的是比尔德并不忌讳古今链接，这也秉承了她不将古史与后世割裂的作风。比如，在提到坎尼战役中采取游击拖延战略的法比乌斯时，她联想到了“美国的法比乌斯”乔治·华盛顿，后者在美国独立战争初期也采用了相似的战术。而莎士比亚被提及7次，包括比尔德指出“Et tu, Brute？（‘还有你吗，布鲁图斯？’）这句著名的拉丁语是莎士比亚的发明”。 确实，一些今人认为出自罗马史的轶事其实是后世的发明。那广为流传的罗马人征服迦太基之后在后者的土地上撒盐的故事在古代文献中毫无踪影。罗马史与其接受史和想象史的互动是古罗马史研究中需要投入更多关注的问题。
结语
玛丽·比尔德的《罗马元老院与人民》的英文版面向的是西方读者，这个读者群对一些来自古希腊罗马的表达法有着相当程度的辨认度。比如她在前言中列举了“害怕希腊人送礼”“面包和竞技”“ 罗马着火时还在弹琴”“活着就有希望”，这些被她称为“我们从罗马人那里借用的名言”。然而，这些说法对于大部分中文读者来说却已经是舶来品。那么，作为这部著作中译本读者的“我们”是否包括在比尔德所谓的“我们”当中？相信这也是比尔德会相当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我们需要感谢这部著作的译者王晨先生。译文流畅传神，极好地保留了比尔德的文风。对于较为生僻的概念，或对中文读者来说不太熟悉的引言或成语，王晨专门做了注解。翻译研究中讨论“厚翻译”（thick translation，或译“深度翻译”）已有四分之一个世纪， 指的是以注释、附加词语解释等将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与语言语境中的做法，以及它的度应该如何把握，等等。这部译作也是适度厚译的佳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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