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一丹：读张文江《史记太史公自序讲记》
“虽复轻采毛发，深极骨髓”
——读张文江《史记太史公自序讲记》
袁一丹
《史记太史公自序讲记》这册小书，在张文江著作系列中的位置，应处于《古典学术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以下简称“讲要”）的延长线上。作为此书的主体，《〈史记·太史公自序〉讲记》对应于《〈庄子·天下篇〉讲记》（《上海文化》2013年第1期）；而作为外篇的《〈史记·越世家〉中的范蠡》，则是《古典学术讲要》中《〈史记·货殖列传〉讲记》之补充。
并非通俗意义上的“浅说”
《〈史记·货殖列传〉讲记》援引《论语·先进篇》中孔子对颜回的评价：“回也其庶乎，屡空”。张文江将“屡空”视为一种“修持境界”，即时常整理自己的思想，在人生的某些节点上，能有几次“归零”（《讲要》页四一）。此次与张氏这本小书“结缘”，恰逢个人的精神危机时刻，试图进入“屡空”的状态，以《讲记》为媒介，从古典学术中寻求自我疗治的药石。
作为古典学术的门外汉，读张文江此类讲学记要，实系专业领域外的补课。深感囿于自己的园地——中国现代文学，终究是“无根”之学。讲现代文学，当然可以截断众流，从“现代”讲起；但若缺乏古典学术的修养，恐难讲出“现代”、“文学”之于“中国”的异质性。
对普通读者来说，读这类讲学记，除了知识上的补课，更关乎个人修养。故不妨当作“闲书”来读，适合搁在案头、床头，或在地铁上随便翻翻，不求甚解。至于如何读法，套用朱子的话说，翻看《讲记》，如与作者对面说话，“彼此对答，无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无闲杂，说话方是个入处”。
若以面对面说话的方式读入《讲记》，试想你如何发问，作者又如何应答。《学记》云：“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张文江借胡兰成《今生今世》里的一个说法：“君子如响”，来形容《学记》中的这个“象”（《讲要》页三十）。“响”即钟的回声，你用多大的力道叩击它，它便充分吸纳你的能量，不多不少地反馈予你。同理，读《讲记》，你自身郁积的困惑愈大，投入的心力愈强，这本书在你精神世界中产生的回响愈厉害、愈持久。
口说不同于文章，“讲记”不同于笺注，从《古典学术讲要》到《史记太史公自序讲记》，张文江的语调一以贯之，不拿架子，平易近人。但“讲记”作为一种特殊的著述体例，在他这里，并非通俗意义上的“浅说”。其《〈风姿花传〉讲记》称出类拔萃的演员，应突破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界限。第一流的人物，专家和一般人都可以欣赏，“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讲要》页二三三）。张文江的讲授中，既有面向大众的“显白教诲”，也有所谓的“隐晦教导”，仅针对专家或少数有心人。
返回中国自身的著述传统，如何领会《讲记》中的“浅说”与“深意”？太史公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张文江发挥道，“《诗》《书》隐约”涉及文章品味，其内容既显白又隐微。“有些内容看上去是直白的赋，真的追究下去，它会成为隐约的比兴，不经过长时间的沉潜涵泳，光谱很难完整地看见”（页一一八）。就我个人的阅读体验而言，张氏《讲记》中亦藏有“赋”“比”“兴”不同层次的光谱，机缘触磕，或能勘破“赋”后之“比兴”。
《学记》云：“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谓继志矣。”“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亦可挪来概括张文江系列“讲记”的著述风格。名为“讲记”或包含着某种文体自觉，正如他喜欢苏格拉底的一句话：“不能以人们寻常想象的方式传授智慧与美德”（《讲要》页二五）。较之文体风格，这种讲学方式背后的教学理念更值得关注。张文江曾推荐施特劳斯的一篇演讲《什么是自由教育》（一行译，收入刘小枫编《古典传统与自由教育》），谓自由教育在于以特有的小心（withthepropercare），研读最伟大的心灵所留下的伟大的书——在这种研读中，较有经验的学生帮助经验较少的学生，包括初学者。在伟大的传统面前，老师自己也是学生，且必须是更谦逊的学生。这或许是张文江以讲学而非著述的方式揭示古典学术精髓的深意。
见道之言，多隐匿于旁逸斜出处
《史记太史公自序讲记》据说是根据课堂讨论整理而成。稍有授课经验的人都知道，讲稿切不可组织得过于严密，需留有临场发挥的余地，懂得张弛之道。讲稿整理成书时，免不了要挤压水分，但若枝叶修剪过度，又失去了课堂上师生对面说话的氛围。《讲记》的好处在于作者不避“浅说”，保留了较多即兴发挥、随处指点的段落，而那些见道之言，多隐匿于旁逸斜出处。
《史记·滑稽列传》曰：“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志于道而游于艺，张文江以为开玩笑中点到关键处，大而言之，可解决世事的纷乱，小而言之，可解决个人的困惑。他又引《文心雕龙·序志篇》所言：“虽复轻采毛发，深极骨髓”。这句话极真切地道出了我读张文江系列“讲记”的体验，或者说我作为普通读者与他进行想象中的对谈时的感受：“他只轻轻摘了你一句，虽然是片言只语，这一点点却深极骨髓。”（页一〇〇）就个人直觉，其“深极骨髓”之“深”处，往往沾染了《易经》、佛教、老庄的气息。
作者与他的理想读者，在一问一答的往复中，好比是暗中角力的对手。当你抛出一个疑难时，张文江的应答是迂回克制的，仿佛太极拳法。这种用力方式可参看他对“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一句的阐解。借用太极拳法中“来脉”“转关”说：“虚笼诈诱，只为一转；来脉得势，转关何难？实中有虚，人己相参；虚中有实，孰测机关？不遮不架，不顶不延；不软不硬，不脱不沾。”换言之，有股力量过来，先顺着它的势头走，然后再把这股力量推回去。“唯唯”让对手有个台阶下，借机把力量卸掉；“否否”又把问题推回去；“不然”即最后亮出自己的立场（页一〇八）。张氏《讲记》有“隐约”之美，因他把光芒、劲道都藏在里面。
“来脉转关”这种迂曲的用力方式，颇类道家遵从的“因”字诀。张文江讲解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时说，“因”是道家最高的法门，就是顺着你，用不着另外的东西。道家贵“因”，所谓“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兵法最要紧的也是“因”势利导，《孙子兵法·虚实篇》云：“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张文江顺势指出：“最深的问题不是应该怎样，而是已经这样了怎么办。承认乃至接受现实，承认乃至接受自己，是最深最深的事情。”（页六六）
深不可测的东西原来在最浅的地方
随手摘录几节在我看来《讲记》中似浅实深之处。如讲“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张文江由六经之始延伸到做学问的态度：
从事学问研究，最踏实的还是走“至纯厚”道路，摒除世俗的虚名浮利。做学问真的需要有福气，不用功也不行，死用功也不行，有种种机缘巧合，不可思议。“至纯厚”首先着眼于自身，你的人真好到一定程度，会有各种机会知道的。佛教有所谓“福慧双修”，其实最大的福就是获得慧。人所能做的就是“至纯厚”，这可以修持，永远不够。（页一〇九）
又如讲《易经·文言》：“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引佛教中流传的说法：“菩萨畏因，众生畏果”，说人总是不见黄河心不死，不到果显出来，不肯罢手。真正懂因果的人，永远种一个好的因下去，至于能收获什么，并不在意。（页一〇四）再如讲《春秋》止于“获麟”，称孔子看大化无形，正是他的积极，“时代无情，不停地淘汰，时代淘汰别人，还要淘汰你。你把前人推出了局，而把你推出局的人，此刻正站在你身后”。（页八六）
虽说是讲古典，《讲记》中也偶有对时势发言的地方。如呼应《论六家要旨》中“务于治”之说，张文江以为一个国家的学术，应该是这个国家、民族参与世界竞争的“致用学术”，而不是酒文化、茶文化之类（页九八）。针对当代社会的某些怪现状，主张“对传统文化还是要反思，不能把一些违反时代、违反人性的内容再提倡出来”（页一〇七）。古典中甚至还可读出带“刺”的“今典”：由“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讲到万邦来朝的大国梦（页一一〇）；又如接下来对“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的阐释。
对于自己目前的精神状态，《讲记》让我真实受用的有两处：其一云“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张文江说从小到大，人接触的社会越来越复杂，内在的气也越来越耗散。读书明理不仅是增加知识，而是在专注的过程中，把分散的心志一点点收拢来（页四二至四三）。其二讲“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注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是去羡也”，也就是除去贪欲，减少人心上的泡沫（页四七）。
张文江在《〈学记〉讲记》里说，人生最高的学问就是生命本身，就是“水在水中是什么”，在life里边研究life。用不着另外去找生活，生命本身就是生活，一笔写不出两个life。人生天天直播的东西，一天到晚给你提供教材，无不是学习的内容（《讲要》页二二至二三）。他讲《桃花源记》，结束时说“低头饮泉水一滴，已可尝知源头活水滋味”（《渔人之路和问津者之路》）。不论求知、求道，随时可下工夫，随便找个入口进去，适合了就往上走，不适合就往下走，向上的路和向下的路是同一条路。有河有海，有源有委，有深有浅，这就是教与学的整体。
张文江给我最大的启示是，深不可测的东西原来在最浅的地方，已经是教师了，回过头来做学生，才是最最幸福的。“有志于学”怎如“有志于本”，要“重开炉灶另立鼎”，从根子上重新来一个自我教育，才可能由“第二楼头”望见“第一楼头”。最终还要破除这个“本”，无所谓“本”，它“或源也，或委也”，因为“天下水乃是一水”，深处、浅处皆是那道活水。
（本文原刊《北京青年报》2019年1月25日，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