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备受煎熬，写出巨著却长期默默无闻
本文节选自《冰湖上的骑士》，该文收入《国家的计算》，西闪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
冰湖上的骑士
西闪
1935年冬天的一个黄昏，一个中年男子乘船渡过英吉利海峡，从伦敦港踏上了大不列颠的土地。寒风中，他跟随着人潮沉默前行,去往流亡犹太人基金会。无人能体味他当时的感受，甚至包括未来的自己。不过有件事今天看来可以肯定，这个人前半生的记忆将长久封存在海峡的另一边——没有人会对一个普通犹太难民的经历感兴趣，他也无暇沉湎过去。他得去找点儿资助，还要学一些口语，才可能应对现实的窘境。
几番周折，在朋友的帮助下，中年人以学者的身份从基金会拿到了一小笔奖学金。在证明文件里他写道：诺贝特·埃利亚斯（Nobert Elias），生于1897年6月22日。哲学博士，社会学家。除此之外，再无文字。
封存个人的记忆，然后转身离去，对于38岁的埃利亚斯来说，不是第一回了。1915年，刚满18岁的埃利亚斯投身一战，就不得不将一段安宁祥和的记忆埋进心里。他出生在德国东部的布雷斯劳（Breslau，今波兰城市弗罗茨瓦夫），父母都是犹太人。身为纺织业厂主的独生子，埃利亚斯有一个几近完美的童年。玩具、保姆、家庭教师、网球、海滨度假，上层中产阶级应有的享受，他都拥有。虽说犹太人的择业仍有传统上的限制，例如不能担任官员，不能晋升某些教职等等，彼时的德国尚闻不到浓烈的排犹气息。在父母的安排下，埃利亚斯打算从医，那是犹太人最理想的职业之一。可是待他从著名的约翰尼斯文法中学毕业，即将迈入布雷斯劳大学校门之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第二年，埃利亚斯先在东线作战，后来调到西线战场。年轻的通讯兵背着笨重的电报机，肩扛大卷的电线，和部队一起向法国北部的佩罗讷（peronne）挺进。密集的炮火撕开夜色，随处可见战马和士兵的尸体。一场战斗下来，远方还有隆隆的炮声，身边的战友已吹响口琴，唱起思乡的歌谣。
“那个场景我记得清清楚楚，”和一位访客谈起这段往事，埃利亚斯情绪激动。同时，他一再承认自己理解不了，“从家庭提供的彻底的安全感转向军队提供的彻底的不安全感”，他是怎么熬过那段日子的。因为，当他尝试去回忆去理解的时候，往事已经尘封七十年。绝大多数记忆在时光中磨损、阻隔、变形，化为齑粉，就算重新唤起，往往也会显得不可思议。
埃利亚斯
被埃利亚斯封存的关键记忆实在太多了。比如他极少向人提及，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如何影响了他的学业和志趣。战争的硝烟散去，并不意味着和平的到来。左右两派的极端势力都企图用暴力推翻羸弱的魏玛共和国，建立他们心目中的秩序。失业的军官和士兵组成了暗杀团，刺杀政治人物，制造恐怖气氛。高昂的战争赔款导致恶性的通货膨胀，榨干了无数德国家庭的财产。迟迟没有拿到哲学博士学位的埃利亚斯只得选择辍学打工维持生计。他做过五金材料厂的营销经理，还短暂客串过报纸的新闻记者，辛苦了整整两年，才帮助陷入财务危机的父母渡过难关。
正是因为亲身经历了一战的残酷以及战后的失序，埃利亚斯的心中才浮现出一个重大的问题：暴力与秩序究竟有什么关系？然而当他带着这一疑问走上学术之路，却遭遇了更具体的困惑。
读大学的时候，埃利亚斯原本同时攻读医学和哲学，还取得了初级医学学位和实习医生资格。结果临床实习期间他才发现，自己不可能兼顾两个专业。为了更好的理解世界，他放弃医学专志于哲学。可是长期的医学训练却不断地提醒他，哲学传统中的“人”与生理学意义上的“人”很不一致。理性、精神、意志、心灵，哲学家讨论的这些东西，在肌肉、骨骼、神经和大脑中能找到对应的结构吗？或者，西方哲学传统中抽象出来的“人”根本不存在？这些困惑不仅驱使着埃利亚斯的脚步偏离了既定的学术坦途，还令他和导师之间产生了不小的冲突。他的博士导师洪尼希斯瓦德（R. Honigswald）是著名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对学生的离经叛道大为不满。压力之下，埃利亚斯不得不在博士论文中做了大量的修改和删节。即便如此，本该于1922年拿到的博士学位拖到两年后才取得。
师生之间的这场冲突，在埃利亚斯的学术道路上投下了第一道难以抹去的黯淡阴影。表面上看，它只是稍微延误了一个学者的治学进程，事实上却造成埃利亚斯错过了一个个关键的时间节点。首先，他很难获得“特许任教资格”。因为要获得这个资格，他得写一篇比博士论文更高水准的东西，交由学术委员会答辩并通过。显然，在洪尼希斯瓦德的影响范围内，前景渺茫。可是没有这个任教资格，他就不可能拥有“编外讲师”这个身份。而没有这一身份，他就休想获得大学的聘任。也就是说，至少在当地，埃利亚斯失去了学术研究和传道授业的机会。
另一方面，埃利亚斯从这场冲突中看到了哲学的无能。特别是对新康德主义这一类剥离了历史维度的先验哲学，他产生了生理上的厌恶。他决定将布雷斯劳的大学记忆封存起来，告别家乡，告别哲学，前往海德堡（Heidelberg）学习新专业——社会学。自此以后，终其一生，埃利亚斯都用“哲学的”（philosophical）这个单词评价他认为最负面的学术作品。
怀着重获新生的兴奋，1924年秋天埃利亚斯来到了海德堡。很快他发觉，这里的现实同样残酷。大学时期他曾经参加过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的研讨班，对海德堡大学的学术氛围十分向往。时过境迁，社会学的主要创始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已经去世，他的弟弟阿尔弗雷德（Alfred Weber）像宗族继承者那样统治着整个学术领域。韦伯兄弟把同事和学生团结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旁人很难涉足的谱系。像埃利亚斯这类毫无根基的向往者，只能尴尬地出现在各种研讨会的后排，拼命地做笔记。偶尔，他也有机会和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桑巴特（Werner Sombart）这些古典社会学的大家交谈几句。不过很难想像，那些人会记得他。
在那段日子里，埃利亚斯不得不靠给留学生补习德语赚取生活费。后来，他终于成为海德堡大学的正式学生，阿尔弗雷德·韦伯的博士候选人。但是，鉴于严格的进阶顺序，以及犹太人的微妙身份，他在学术上的前途可谓遥遥无期。
他最大的收获可能是结识了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一位来自匈牙利的犹太学者。此人仅比埃利亚斯大三岁，却已经是众人瞩目的学术新星。正是在他的引荐下，埃利亚斯才得以出入韦伯遗孀举办的学术沙龙，并且鼓起勇气在阳台上宣读自己的第一篇社会学论文。然而在1928年德国社会学协会的会议上，曼海姆与韦伯长期的竞争公开化了。这场学术冲突再一次改变了埃利亚斯的命运——在师生关系与朋友情谊之间，他选择了后者。翌年，曼海姆受聘为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教授，埃利亚斯以学术助手的身份追随而去。曼海姆承诺，只要做三年助教，就帮助他取得特许任教资格。
埃利亚斯
再一次，埃利亚斯将过去封存，按照重新拟定的计划，展开新的学术探索。在法兰克福，他不仅拿到了学术生涯中第一份正式的薪水，并且顺利地在三年内完成了题为《宫廷社会》的任教资格论文。一切都表明，法兰克福的日子远比海德堡好过。可是，1933年的年初，就在埃利亚斯完成论文的时候，希特勒和纳粹夺权了。曼海姆兑现了承诺，在指导了论文答辩后，旋即被校方革去了教席，匆匆流亡英伦。而那篇《宫廷社会》的打印稿，就像埃利亚斯的记忆一样被封存起来，36年后才重见天日。
在法兰克福逗留期间，埃利亚斯再度体验到暴力与秩序的错综关系。他戴上圆猎帽，架着单片眼镜，装成贵族的样子混迹人群，去亲眼目睹希特勒的煽动能力。不久，一个党卫军中校开着敞篷吉普车冲进学校，咆哮着逼他交出社会学系的钥匙。埃利亚斯的结论是，所谓的理性根本压制不住暴力。在特定条件下，暴力甚至会利用理性，把自己组织得有条不紊。
1933年底，埃利亚斯怀揣父母倾尽所有的钱财逃到法国。他与法兰克福认识的一个雕刻家和一个作家建起了一家小型的木制玩具厂。就像在布雷斯劳干过的那样，他又一次扮演营销经理的角色，奔走在巴黎大大小小的卖场。不到九个月，小厂就倒闭了，埃利亚斯陷入赤贫。数十年后他回忆道，虽然半生困顿，但惟有巴黎，让他真真切切尝到了饿肚子的滋味。
两年之后，希特勒撕毁凡尔赛和约，实行义务兵役法，开始扩充军备。同时纳粹德国还通过了纽伦堡法案，剥夺了犹太人的国民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埃利亚斯接受一个移居剑桥的老朋友的建议，前往英国寻求庇护。于是1935年底，他登上了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客船。
在纳粹崛起的大背景下，像埃利亚斯那样流亡英国的犹太学者很多。那个时期，自然科学工作者尚好，人文社科类的学者很难找到工作，更别提教职了。比如早年成名的曼海姆就不得不屈就英国经济学院，做一名普通教师。在科学家圈子里颇有声誉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在英国待了九个月，最终只好远赴南太平洋，到新西兰去任讲师。相形之下，埃利亚斯没有著作，少见文章，惟一像样的论文还躺在法兰克福大学资料室，其前景不言而喻。所以，流亡犹太人基金会的一小份奖学金，如同雪夜中的炭火，激起了他极大的生活热忱。
他像一个返乡的旅客，迅速地放下记忆的负累，一头扎进大英博物馆的图书室里。仅仅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埃利亚斯就完成了这个三年的研究计划，写出了厚达800余页的《文明的进程》。当然不难想像，这部被后人誉为煌煌巨著的作品在当时没有什么与公众见面的机会。直到1938年，在父亲的资助下，出版才略有可能。
那一年，年逾花甲的父母历尽艰辛，从布雷斯劳赶到伦敦来看望爱子。埃利亚斯劝父母留在英国，但是他们不肯。父亲说亲戚朋友全在家乡，不忍离弃。再说自己一生奉公守法，纳粹其奈我何？他们执意返回布雷斯劳，还帮《文明的进程》找到了出版商。
可是印刷工序做了一半，那个犹太裔的出版商就逃离了德国。埃利亚斯的父亲只好把半成品偷偷运到瑞士，在那里装订成册。1939年底，埃利亚斯收到父母的消息，说《文明的进程》在瑞士以猎鹰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没过多久，1940年初，他收到母亲的信，说父亲已经去世。再后来，家乡的音讯全无。1941年，他又收到母亲的一封信，也是最后一封。那封信是通过红十字会转寄的，发自前往犹太人集中营的中转地。但是埃利亚斯不知道，当他收到信的时候，母亲已经死在了奥斯维辛。
《文明的进程》出版给埃利亚斯的命运带来了一线转机，然而战争立刻将其抹杀了。在曼海姆的帮助下，伦敦经济学院打算聘请埃利亚斯做高级研究员。不料纳粹德国对英国发起了大规模空袭，学院被迫从伦敦迁往剑桥，聘任也就不了了之。不仅如此，按照当时的政策，埃利亚斯埃像大多数敌对国的“可疑分子”那样，受到英国政府的严密看管。1940年，他先是被关押在利物浦附近的海顿敌侨营，后来又被转至马恩岛。
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当时只是一个犹太少年，也在关押之列。后来在回忆敌侨营的经历时，他还记得那个叫“埃利亚斯”的教授，在英国特有的阴雨之中，于满地泥泞的军用帐篷之下，“在一块充当黑板的脏兮兮的纸板上圈圈画画，讲什么一个人怎样来到人世间，不是作为素朴孤立的个体，而是作为一个社会网络上的节点。”沃尔夫说，埃利亚斯的这个想法看似简单，却改变了他思考社会现象的方式。
如果说《文明的进程》在刚出版时还有些许反响，那么数年的战争也将其彻底清除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曼（Thomas Mann）读过此书，对它颇有赞赏，如今他流亡美国，无暇他顾。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比尔德（Charles A. Beard）很早也阅读过此书，并深受其影响，但是《文明的进程》一直没有英文版，妨碍了它的传播。还有两位著名的荷兰评论家，曾对《文明的进程》击节叹赏，可是他们在德国入侵荷兰时相继自杀了。就这样，《文明的进程》也像埃利亚斯的大多数经历，埋入记忆的深处。
二战结束后，生存的压力并没有减轻多少。英国的街头挤满了难民，各个大学的门口等候着更多的求职者。为了生计，埃利亚斯只得去社区学校或训练中心碰碰运气。他帮情报机构甄别过德国战俘里的纳粹分子，在工党附设的成人教育中心做过辅导老师，讲过一些社会学的课。同时，断断续续的，他在伦敦大学兼职，教些成人教育的内容。他还做过群体治疗的精神分析师，为战争心理创伤的患者提供帮助。这种没有稳定职业没有固定收入的日子，他一过就是十年。直到1954年，57岁的埃利亚斯才得到人生中第一个正式的学术职位：莱斯特大学的社会学讲师。
在规模不大，声名不彰的莱斯特大学，埃利亚斯和另一位犹太裔学者一起，用了数年时间把社会学系建成英国最有影响力的人才基地。著名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第一个教席就是在那里取得的。然而直到1962年正式退休，65岁的埃利亚斯都没有在莱斯特大学取得教授之职。在同事和学生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和蔼的老教师，仅此而已。
造成这一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关乎记忆。就在埃利亚斯获得教职之际，他得悉了母亲死在奥斯维辛的消息。这一巨大的打击像一道铁闸，几乎彻底地封闭了他的记忆。无人可以倾诉，无人可以理解，对于埃利亚斯而言，连倾诉和理解这两个词都显得轻浮。他甚至不愿发表文章——从任教到退休，他几乎什么都没有写。
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埃利亚斯的不合时宜（untimeliness）。历史的错位、时代的作弄、思想的独特，包括本人刻意的回避，都使得英国学界对他全然漠视。
这时候，遥远的加纳寄来了教授聘书，邀请他去建立社会学系。于是埃利亚斯再度转身，到加纳大学去待了两年，还成了非洲艺术品收藏方面的行家。
1965年，埃利亚斯返回英国，继续在莱斯特大学兼职授课。可能是因为非洲之行放松了身心，他开始尝试与年轻学者合作，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有些论文后来被学界视为体育社会学的奠基之作。他还与人合作出版了《局内人与局外人》等著作，探讨了体制、定居和迁徙等社会问题。然而，这些具有开创性的作品仍然没有改变英国社会学界对他长达四十年的忽视。
到了1968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再版的《文明的进程》在荷兰、德国和法国受到了学界的重视和公众的追捧。第二年，他的《宫廷社会》也从资料室里的打印稿变成了正式出版物，同样好评如潮。1977年，埃利亚斯获得法兰克福颁赠的杰出学术研究奖——阿多诺奖，象征着命运之神的正式垂青。
欧洲大陆慢慢熟悉了埃利亚斯的名字，要他去做访问学者的邀请函也多了起来。他待在英国的时间越来越少。埃利亚斯先是在德国比勒费尔德的跨学科研究中心住了几年，后来又移居阿姆斯特丹。
然而在英语世界，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埃利亚斯大体上得到的仍是冷遇。可以说，他在英国的40年，完全过着局外人的生活。而在美国，他的影响也局限在极少数优秀学者的圈子之内。实际上，当埃利亚斯于1984年选择永久定居阿姆斯特丹时，英语世界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损失。直到1989年，英国社会学会才想起正式邀请埃利亚斯来举行作品研讨会，然而此时的大师已是风烛残年不良于行。
正是在这二十年里，埃利亚斯斯进入了一生中最长的创作期，直至1990年去世。他重新开始用自己的母语进行创作，出版和发表了不少重要的作品，其影响也扩大到全球范围，并逐渐被人当作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