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立言的秘密书架：法律·宗教·人性·道德

本文原载《南方周末》20131107

我的研究兴趣从政治史转向社会史，现在集中在法律史，尤其是司法史。不少学人认为，假如只是以法论法，即排除了贿赂和关说等非法律的因素之后，司法是相当理性、客观甚至科学的，除了少数疑难案件之外，也大都可以从现行的法规里找到适当的答案。用电脑作比喻，它装满了各式各样的法条、案例和逻辑推理的程序，我们只要把新案件的内容详细输入，电脑就能推算出最好的判决。事实上，法史学人和司法官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共同点，就是尽量运用理性、客观和科学的方法，找出案件的真相，试图实现法律的最终目的：公平公正公义。以下就环绕这个问题，介绍四本书。

第一本是《圣经》。众所周知，西方法律的一个主要来源就是圣经，尤其是法律原则（法理）如自然法。哈佛大学的法律教授亚兰·德修威（Alan M. Dershowitz）曾写了《法律的创世记：从〈圣经〉故事寻找法律的起源》（The Genesis of justice），指出《圣经》所包含的许多高标准的道德观念，都纳进了西方法律，并一直流传到今天。中国传统法律的一个核心价值是礼法合一，即孔子等人所订下的礼教，虽非全部，但有许多都纳进了法律。我们不要忘记，这些礼包含许多高标准的道德观念，故有所谓“礼不下庶人”，不必苛求于一般民众。在近代台湾，极为西化的“制度”（请注意：仅是制度，不包括思想和行为），非法律莫属，其中有不少道德观念，事实上跟中国传统大同小异，如尊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觊觎别人的妻子和不可贪图别人的财物等，今日谓之普遍价值，是不分中外和古今的。

时常听到人说，法律只维持最低的道德标准，这是很奇怪的话。法律明订很多我们不应做的事，而用来界定“不应做”的标准，很多都是道德，有些是私德，有些是公德。例如行人和车辆都不应闯红灯，既是为了保障个人（私）的安全，也是为了维持社会（公）的秩序。推而广之，假如我们能够处处尊重别人的权利，时时想到发挥公德心，又怎会是低的道德标准呢？

所以，阅读《圣经》，特别是“旧约”的诗篇、箴言，当然还有包含“十诫”的“出埃及记”和“申命记”等，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西方法律的来源和原理，听到他们对美德和真理的歌颂，还可进行中西法律文化的比较。阅读“旧约”的传道书，更可知道，无论西方或东方，也无论古代或今天，人类都在追寻一些超越世俗法的更高原则（higher principle），例如被民间或世俗改造后的佛教，人为地或后天地创造了地狱判，把人世间的法庭和法官（包括包青天），全都搬到地狱，好让在人间受到冤屈的百姓，到地狱得到公平公正公义的审判。信奉孔子的法官，理应敬鬼神而远之，但在审判时也抬举儒家学说的天理，认为它是世界开始之前就存在而且永恒不变的大道理，比国法还要重要。以前许多官府的大门，都挂上“天理、国法、人情”的匾额。

不过，《圣经》对我最大的作用，不是知识，而是信仰或信念。首先是罪恶的产生。很少宗教是教人做坏事的，故它们的教义大都包含道德；然而，不是所有的宗教都追溯人类的原罪，亦即罪恶的来源，和针对这来源，进行治本而非治标的救赎。所谓治标，是指犯罪之后，做一些弥补的事情来求神和求人原谅，对法律的惩治或教化也甘之如饴，认为这样就可洗罪和没罪了。其实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当初为什么会动了犯罪的念头？人性是善与恶并存，应是多数人的经验。假如不把作恶的罪根加以铲除，亦即治本，它便会留在我们身躯的某个地方，在我们的今生伺机而动，在我们死后也随着我们去到另一个世界，人死了还带着罪。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谁有能力进行治本，洗脱我们的原罪，就请读者自行寻找答案好了。

其次是真相。时常有人说，历史没有真相，没有真相就没有公平公正公义等真理可言。正确的说法应是：历史作为发生过的事情，本身有真相，但历史记录和历史研究却不一定能保持和找出真相。“真相”与“找出真相”是两回事，好像凶杀案，凶手是谁，至少凶手本人是知道的，但司法人员不一定找得出来，甚至还冤枉了别人。

那么，除了凶手之外，还有谁知道真相？就算在科学昌明的今天，还有死者托梦，帮助司法人员找出真凶的故事。不少科学家，即使本身没有信仰，也相信灵魂的存在，还试图测出它的重量。但是，死者在死亡之前，真的知道凶手是谁吗？恐怕不一定。佛祖释迦牟尼知道吗？他穷尽一生找寻脱离苦海的方法，假如他连如何脱苦都没有明确的答案，又怎可能知道他不曾经历过的凶杀案的真相呢？他在世之时，不曾求神问卜来找出脱苦的答案，只依靠他作为凡人的智慧和体能；在临终之时，他恐怕后人把他神化，于是叮嘱弟子连遗像也不要设立。所以，原始佛教基本上是无神论的，后来传到各地，在民间被当地的民俗信仰所同化或本土化，才变得满天神佛，连关公都可以成为伽蓝护法，甚至成为财神。但不知道，追求财富还能脱离苦海吗？

念历史的都知道，今天许多神明的官位爵位，如妃、后、王爷、天师等，都是过去的朝廷加封加赠的，都是出自“人”的恩赐，假如它们后来没有依照“人”的要求来显灵，便会被“人”贬官削爵，正如今天之被赌徒砍去头颅，真的是人大于神。所以，假如我们相信冥冥之中确有真相和真理，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谁知道，和祂是否乐意及如何让我们知道了，也请读者自行思考吧。

第二本是科学家兼教育家李家同的《让高墙倒下吧》（联经，1995）。深受感动之余，只要是李先生的新书，大都买来阅读，书架上已不下十本。我所重视的，一是他的理想主义、悲天悯人的爱心，和知其不可为而为的实践精神；二是作为对自己的反复叮咛，这是我们年过半百的人跟年轻人不同的地方，我们怕忘记，他们怕啰嗦。李先生反对死刑，写了《我已经长大了》，是说一位法官把一位杀人者判处死刑，后来这位死囚改过向善，法官十分后悔，努力寻求特赦，但没有成功。临刑之前，死囚写了一封信给法官，感谢他的奔走，同时希望他照顾自己出生不久的男孩。法官收养了男孩，等他长大后，告以实情，并得到谅解。故事的主旨是“社会该讲公义，更该讲宽恕”，“只有成熟的人，才会宽恕别人，才能享受到宽恕以后而来的平安”。坦白说，我觉得故事并不完整，因为李先生没有纳入被杀者的家人，他们的宽恕和平安毋宁同样重要，但我希望李先生的话能打动这些家人。宽恕不愿悔改的人，比宽恕愿意悔改的人难上百倍。

最后两本是哲学家林火旺的《道德：幸福的必要条件》（宝瓶文化，2006）和认知神经科学家洪兰众多著作中的《理所当为：成就公平正义的社会》（远流，2011）。林教授直言也敢言，书中充满对台湾司法和民主的批判，也充满期望。例如《只要法律，何必道德？》记载，有一次他跟一位法律系的老师说：“你们学法律的如果都守法，台湾的司法界不会这么黑，知法是常识，守法是道德，懂法律不一定会守法”。他认为，“如果法律系只教学生理解法条，而忽略法律责任的道德教化……最多只能称为‘讼棍教育’”。他让我反省，今天历史系所的教育，是否也偏重史才、史学、史识，而忽略了史德？

洪教授既苦口婆心，也言人所不敢言，例如在《好品行需要时时提醒》一文中，她根据心理学家的实验指出：“人不是理性动物，常常贪小作假，但是只要提醒他诚实，就可以对抗诱惑。看起来，每天进校门时，看一下‘礼义廉耻’这四个字，对学生品德是有帮助的”；读来令人莞尔。她甚至说：“品德是立国之本”，“人生中最重要的问题永远不会出现在标准化测验上，不会有人问他们的品格、诚信、道德或胸襟，但是这些都是教育的根本”。在《教育问题不能靠立法解决》一文中，她说：“Google、Yahoo等网站出来后，学生上网搜寻到的知识可能比老师讲的还多，因此现代老师只剩下‘传道’一项是电脑网路不能取代的，如果连这一项也不能做，那就不必做老师了。……学校要教的是求知的方法，而不是知识本身。人格和情操才是学校教育的重心”。我深感同意，相信学生要在上课时啃鸡腿，应先得老师同意，因为这是尊重别人的传统美德，是超越时间空间和种族的普世价值，不会因为年轻人嫌啰嗦而闭口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