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主编《民族、文明与新世界》：重新捡拾前辈学人的奇珍

作者: 王铭铭 主编 
出版社: 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副标题: 20世纪前期的中国叙述
出版年: 2018-8
页数: 528
定价: 72.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13921732

条贯通史、中西对话、返本开新

世界性的战国时代，学术追求与表达的自由游走

◎ 编辑推荐

本书以“文明中的民族”“旧传统与新科学”“游走、描述与思考”这一逻辑脉络，展现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之思想与实践从19世纪末的思想趋势中分蘖而出的具体历程。

“文明中的民族” 多为民族史志著作。这些作品虽是在严复翻译介绍的进化论思想刺激下出现的，但它们直接的学术渊源却在传统史学。

“旧传统与新科学” 具备更加明确的现代学术的问题意识。它体现了前辈学者自觉地在传统学术的概念和西学概念之间进行深度对话。

“游走、描述与思考” 为专门的人类学民族志调查报告。这一部分集中展示的是学术思想脉络呈现于人类学时将产生何种学术实践与成果。

◎ 内容简介

从晚清西学传入到20世纪50年代之间的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出现了大量有独到见地的学术论著，其所涉及的领域及所抵达的境界，足以使我们震撼。

本书以人类学的关怀择选论著，聚焦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中国社会科学萌芽阶段的关键概念及多元的学术取径。总体而言，这些论著都牵涉“民族”与“文明”这两个20世纪中国学术中至关重要的概念。

书中记述了26位老一辈学者的学术故事。其中，既有学者的多舛命运，同时也反映了学术发展变化的时代背景，基于此，读者可以一窥中国学术的发展路径。

◎ 作者简介 

王铭铭，人类学家，伦敦大学人类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王铭铭作品宏富，其代表作包括田野志《溪村家族》，探讨古代中国的世界观及其现代命运的《逝去的繁荣》《走在乡土上》《西方作为他者》，学术随笔《漂泊的洞察》《无处非中》《心与物游》，以及人类学导引作品《人类学是什么》（2003年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同时主编有人类学专业期刊《中国人类学评论》。 

  目 录  

凡例
述评者简介
导言

第一编 文明中的民族
01进化与天演
——重读《天演论》（1897）刘阳
02天下果已转变为世界？
——读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5）郑少雄
03民族与国家
——从吴文藻的早期论述出发（1926）王铭铭
04文化、夷夏之辨与史学的道统
——读柳诒徵《中国文化史》（1928）张亚辉
05基于民族关系史看文明形成
——读傅斯年《夷夏东西说》（1933）何贝莉
06民族史视野下的中国
——读王桐龄《中国民族史》（1934）马 戎
07 历史地看民族，民族地看历史
——读林惠祥《中国民族史》（1936）汤 芸
08交往的历史、“文化”和“民族 - 国家”
——读马长寿《凉山罗彝考察报告》（1940）兼及其20世纪30—40年代的民族研究伍婷婷

第二编 旧传统与新科学
09经学与西学
——读刘师培《经学教科书》（1905）张亚辉
10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观
——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舒瑜
11发须爪中的“迷信”与“道德”
——读江绍原《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1928）舒瑜
12儒学人类学
——读李安宅《〈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1931） 陈 波
13作为水利社会的传统中国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 读后（1934）张亚辉
14曾经沧海难为水
——重读杨堃《葛兰言研究导论》（1943）赵丙祥
15社会意识中的“隐”
——《皇权与绅权》的一个补注（1948）梁永佳
16考古学中的“文明观”与“历史感”
——读李济《中国民族的开始》（1957）张原

第三编 游走、描述与思考
17顾颉刚与土地神
——1926—1927年东南沿海的“游士”与“风俗”（1927）张 帆
18田野工作与历史之维
——凌纯声与他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1934）张友庭
19社区研究与民族研究的初步尝试
——重读费孝通《花篮瑶社会组织》（1936）杨清媚
20一个民国学者的田野行走
——任乃强和他的《泸定导游》（1939）徐振燕
21另一种民族志
——读吴泽霖等《贵州苗夷社会研究》（1942）李金花
22山水·交游·罗罗国
——读林耀华《凉山夷家》（1944）罗 杨
23人心与群性的省思
——读田汝康《芒市边民的摆》（1946）夏希原
24人类学的边疆关怀
——读俞湘文《西北游牧藏区之社会调查》（1947）侯豫新
25西双版纳的“宗教时间”
——读陶云逵《车里摆夷之生命环》引发的思考（1948）杨清媚
26乡邦无史乎？
——读《大理古代文化史》（1949）罗 杨
参考文献
关键词索引
出版后记

导  言

20世纪前期，中国出现了大量有独到见地的学术论著，所涉及的领域及所抵达的境界，足以使我们震撼。从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重建开始，如何处理这笔思想遗产便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历史负担。然而经济富国之梦的躁动，以及久被压抑需要伸展的自由，都使我们还来不及思考这笔遗产的意义便急于寻找未来。1998年，费孝通先生郑重提出，重建社会科学应“补课”，不仅要补西学，也要重新捡拾前辈学人的奇珍。而今十年之功，距树人之境尚远。这本述评集之编写，亦属补课过程中的一点积累，意在为青年研究者尤其是人类学专业学生开阔视野。这个集子列出的书目与这笔遗产相比实如沧海一粟，但是这种有限其实也是有意为之——编者希望能更为清晰地聚焦于中国社会科学萌芽阶段的关键概念，及多元的学术取径在人类学及相关的民族学、社会学中留下的深刻印记。

本书题名中所谓“20世纪前期”，指的是从晚清西学传入，到20世纪50年代之间的这一段历史时期，这恐怕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世界性的战国时代”当中最具有百家争鸣风采的一段时间。这个时期并非是严格限定的，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出版的作品，只要它还保留着此前的学术追求与表达的自由，我们自然也不应排斥。

我们以人类学的关怀择选论著，但并不囿于今日的学科分类。总体上，这些论著都牵涉“民族”与“文明”这两个20世纪中国学术中至关重要的概念，虽然不是全部出自人类学前辈之手，但在具体内容与理论观点上均有益于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尤其像历史学与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对于“民族”与“文明”这两个概念有很深远的影响。

之所以把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这三门学科放在一起，固然是因为无论国内国外，人类学从来都与民族学、社会学息息相关，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讲，20世纪的人类学总是摇摆于民族学派的文化论与社会学派的结构论之间。不过，我们也同样坚持人类学的关怀，因为民族学曾是人类学的代名词，而20世纪20年代以来，随着人类学一个局部的社会学化，民族学这个学科名号在西方人类学界失去了部分影响力。另一方面，在中国，社会人类学的引入也使某些学术阵营采取与民族学不同的称谓及研究方式，但民族学这个概念却持续存在。今日既有人类学与民族学之分，也有人类学与社会学之分。但我们所本的人类学并非今日学科疆界划定的范围，而是在研究内涵和思路上，对20世纪前期曾经贯通的三家之整体回应。围绕“民族”与“文明”，以勾勒出一幅有助于重新梳理历史、重新领悟观念的学术画卷。

编选本书之时，我们便有意尝试打破现有人类学学科史框架。我们不再强调学科生长发育过程的素描，而重在表明，人类学与西学刺激下发展起来的其他任何学科一样，都是在一个总体的思想史进程中形成的。从学科角度出发的学科史往往囿于诸如“体裁”之类的问题，而无法具体呈现本学科与整体思想史的关系。这样的缺憾不只让人类学、民族学的学术史割裂于整体思想进程之外，更使得当下学科间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举步维艰。我们认为，20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不仅有共同的历史基础，而且其各自的研究和论述的方法，都是为辨析共有的问题而设。这些共有的基础与问题意识本就是无学科疆界的，诸如将社区、民族、文明等方面的问题，分别归属于不同的学科——社会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的做法，实际是后人的创造。那么，我们今天从相反角度的人类学出发重新解读相关的原典，则可谓学术“返本开新”方面的努力。

本书无论是编辑意图还是呈现体例上都与此前编选的《20世纪西方人类学主要著作指南》［王铭铭主编：《20世纪西方人类学主要著作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相类。与《指南》一样，本书仍旧是对经典著作进行评述与解读，尽量在当时的学术思想环境中去体会和梳理学者设定论题与展开论述的思路。作为一部导读性的编著之作，我们期望通过述评所选原典来展现人类学、民族学之思想与实践从19世纪末的思想趋势中分蘖而出的具体历程。

此外，除了《指南》一书已呈现出的西学汉译问题，新史学带来的观念变革及对传统中国之再理解，大概是所有社会科学避无可避的另一个共同问题。我们唯有将这两个问题转换成具体的学科问题，方能使学科的方法论实践获得切实的学术意义。为此，本书将选录的前人著述分成三编：第一编主要展现新史学带动下的民族史书写；第二编则撷取了部分用社会科学方法重新思考传统中国问题的经典作品；第三编回到人类学学科内部的民族志实践。在我们看来，民族史志书写、传统中国的理解及民族志，也是20世纪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必须经过的三个逻辑阶段。任何意义上的学科之创新发展，亦须以不断回顾这三段历史为基本出发点。在此，我们将在以下文字中对本书收录的论著及其述评文章进行合乎主题的简要阐释。

关于“文明中的民族”

纳入第一编的，多为民族史志著作，这些著作完全不同于后来的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分族写志”模式，而更多地以民族通史体例出现。这些作品自然是在19世纪末期西方学术的汉译本，尤其是在严复翻译介绍的进化论思想刺激下出现的，但他们直接的学术渊源却在传统史学。梁启超于1902年发表了《新史学》，正式开始以西方学术，尤其是社会学与进化论，挑战传统史学的王朝史统，而他提出的替代品就是《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所主张的以民族为历史主体的新史统。“民族”这一转译自日文的概念一跃成为救亡运动的核心，同时也成为重新思考中国文明史的起点。为此，以民族的视角重新书写中国历史便成了当务之急。这不只是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发端，同时也是中国新学术的肇始。社会科学学者如吴文藻、林惠祥、马长寿，史学家如柳诒徵、傅斯年、王桐龄纷纷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书写了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关系史。而总体上他们的旨归却是一致的：如果民族确实是我们一直没有意识到的历史主体，那么，在此基础上，中国的文明究竟该呈现出何种面貌？也正是这些从传统史学生发出来的写作赋予了后来的中国人类学别样的问题意识—我们对历史的压力格外敏感，更加注重对历史的解释，并且总是在思考民族与文明之间的复杂关系。

严复先生的《天演论》是本书选择的唯一一部翻译作品，而选择它恰恰因为它是一部不见得忠实于原著的翻译。赫胥黎的原著原本是立足于互助论的，正是严复先生根据当时的世事与思想状况进行的再创作，使这本书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一颗炸弹——在他看来，我们唯有意识到这个世界的残酷规则，才可能找到强国保种之途径。严复先生其实更加推崇的是斯宾塞的进化论，而对赫胥黎多有批评，但观者未必如此想，赫胥黎的人文主义与斯宾塞的机械论之异同即便在当时已经激起了不少学者的思考。比如孙宝瑄就曾经说：“以为治化日进，格致日明，于是人力可以阻天之虞，而群学乃益昌大矣。”本书中，刘阳的述评侧重分析了严复的天演和赫胥黎的进化之间的关系，认为是严复的性善的人性论使得他必须寻找富国强兵这一追求背后的道德意义。

在1905年梁启超发表其《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之前，中国早期社会科学的雏形一直是围绕“群学”展开的，诸子学是在这个阶段中国学者借以发明西来之学问的主要来源。在这中间，严复力主以英国学脉为基础的社会学思想，而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则因为对斯宾塞的不满将目光转向了日本。日本的西学输入更多地受到了德、美两国学术的影响，更加注重民族与心态问题。因此，梁启超从日本回国之后便开始转向对“民族史”的考察。社会科学的讨论也是在这一时期逐步由以诸子学为基础的哲学思辨转变成以史学为基础的扎实研究。《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可说是这一转变最初的重要成果。本书中，郑少雄的述评指出，梁启超写作此文“是为了应当时国内地方自治倾向抬头的现实”。

1921年，五四运动之后两年，欧战带来的巨大创伤已使中国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东西方关系问题。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就的。梁漱溟是后世公认的20世纪新儒学的创始人之一，后来长期投身乡村建设运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在对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规整而略显僵硬的“文化路向图”：西方文化是向前索求的，印度文化是向后退隐的，中国文化是两者调和的中庸之路。但正是这一路向图将不同文化从进化的阶序中拉出来，放到一个结构性的关系中来考察，文化的这三种路向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放异彩，却难以彼此调和。中国文化虽然面临一时的困境，却恰是当时混乱世界的希望所在。梁漱溟在哲学问题上与新文化派的论战正呼应了信古派与疑古派围绕中国史学的论争。哲学与史学领域的论战对当时的社会科学之思考和实地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26年，燕京学派的领袖吴文藻写作《民族与国家》一文，当时，中国学界对西方学术有了更加系统的了解，而民族这一概念已经被学界接受。同时，这一概念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文化与政治之关系的问题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吴文藻的学术思想中有着深厚的德美文化学基础，他亦是从文化的角度出发来认识民族，进而将民族与国家区分成文化与政治两个领域，从而构成与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的张力。在本书的述评文章中，王铭铭注意到，吴文藻的国家理论其实奠基于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以来的德国学术对“双重文化”的区别，作为国家之基础的文化是一种共名意义上的人类文化，而国家内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则对应着“民族精神”概念，因此，吴文藻的国家理论仍旧有着民族国家理论的根源。这个问题一直到1988年费孝通先生发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之后才得到了更好的处理。

就在大批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利用西学展开论述的同时，传统史学者也开始了对民族史的探索。这中间最被当时学者推崇的恐怕就是柳诒徵了，柳诒徵一生恪守传统学术的规范，他和吴宓领导的学衡派运动是当时唯一能够和新文化运动抗衡的声音。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写作曾经受到日本史学书写方式的深刻影响，他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士人传统以及儒家道统对于理解传统中国历史的意义。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明确指出，中国文化史其实就是一部文化不断混融的历史，而这混融是以外来文化与汉之前形成的华夏文化的不断对话来完成的。柳诒徵此书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后来大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与书写，直接影响者如钱穆、冀朝鼎，间接影响者如费孝通，等等。

傅斯年早年的学术生涯颇多摇摆，关于他留学欧洲7年获得的学术给养究竟该如何评价，后来的学者也颇多争议。总体看来，他从德国学到的地理学与兰克史学精髓，从法国获得的对多元性和关系的强调，是他的经典之作《夷夏东西说》最直接的基础。这篇文章放弃了从族源角度书写上古史的做法，转而从族间关系的角度看中国文明体系的生成，在当时乃别开生面之举。而且傅斯年所强调的上古时期的东西格局与后来的南北格局的差异，也再次证明民族学的眼光对理解中国历史的重要性。

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三个版本的《中国民族史》，作者分别是王桐龄、吕思勉和林惠祥。本书选择了王著与林著。严格说来，这两位作者的背景有很大差别，王桐龄是史学家，林惠祥则接受了较为系统的西方人类学训练。两位先生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出发，书写的体例亦不相同，得到的结论却是相近的，即中国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是长时间的民族融合的产物，而作为文明的民族史更应该关注的是民族之间关系的历史与结构。

从20世纪前期开始，国民政府和学者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与学术的边疆营建，作为其中的一员，马长寿先生一生便专注于边疆民族的民族史和实地调查研究。马长寿在学术上深受美国文化学取向之影响，他对民族的看法中结合了文化相对主义和历史具体主义。述评者伍婷婷指出《凉山罗彝考察报告》就集中体现了马先生将民族志与民族史相结合的研究进路，但与美国人类学不同的是，由于当时面临抗日战争带来的威胁，马长寿的边疆研究还带有强烈的国族建构色彩，他的民族志调查和民族史书写都竭力要证明：“今日的中国民族血统，我们不能说是汉族血统或其他任何一边疆民族的血统。今日的中国文化，我们也不能说是汉族文化或其他任何一种边疆民族的文化，而是汉族与一切边疆文化同化的文化。”这种浓厚的国族色彩曾经是同一时期很多边疆民族研究的共同特色。

关于“旧传统与新科学”

在第二编中，我们选录了20世纪前期社会科学前辈重新理解传统中国的著作。其实，这种重新理解从西学的译介之初就开始了，其共同背景都是应对西方学术对中国的认知与描述。这些描述自然未必都是出自西方学者之手笔，更多的还是具备了西学眼光的本土学者自己对中国的新发现，但这些发现又是他们难以彻底接受的。因此，这些作品看起来都是兜了很大的圈子在用新方法论证经史学中的老问题，结论也鲜有出人意料者，但这样条理过后的学术陈述终究是开始具备直面西学的勇气了。

与上一部分的条贯通史不同，这些著作具备更加明确的现代学术的问题意识，而且注重在概念体系上与传统学术的接驳。这些作品几乎全部都是对经史学资料和考古实物的社会科学再分析，其可贵之处在于，这些前辈并没有将上述资料与实物看作僵死的文化遗存，而是自觉地在传统学术的概念和西学概念之间进行深度的对话。这些对话得以展开的思想史背景与方法论准则其实也就是今天我们思考自身、思考世界的基本框架，它们不但强有力地说明了中国传统思想体系的力量与价值，同时也明确昭示了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必将奠定在对经史学持续的再思考的基础之上。

刘师培是民国初年最重要的经古文学者之一，他和章太炎过从甚密，后者翻译的日本学者岸本武能太的《社会学》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社会学译著。刘师培虽然以保守著称，但对当时西方的学术并不陌生。《经学教科书》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本书选择这一著作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刘师培在此书中竭力证明，中国的经学，尤其是《易经》中已经包含了当时西方主流学术的核心思想。这种在今日已经有些荒谬的类比其实透漏出当时所有学者共同的焦虑：我们奉行数千年的经史传统是否在言说人类的普遍性？在西方学术进入之后，这些经学成果到底该如何安排？述评者张亚辉认为，我们有两种选择，或者将经史学肢解成西方学科体系的干瘪材料，或者在对话的基础上看到，社会科学仍旧是经史学的某种延续。而在过去一百多年间，几乎没有人还有勇气去走后一条路了。

江绍原的思考几乎与刘师培一样，只是入手的方法是社会科学的。江先生曾经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比较宗教学，他对发须爪的研究即是从巫术研究的视角出发的。面对当时新生活风尚对过去之迷信不遗余力的破坏，他希望证明，这些习俗除了是迷信，还是民间道德系统的承载者。怎样才能够在破除迷信的时候，保住礼的精神和道德体系？在新的时代，一种道德的宇宙观仍旧是可能的吗？这背后牵扯的实际上是文化变革的理论探讨，我们能够选择性地进行文化变迁吗？还是当变革势在必行的时候，我们必须将整个文化体系尽数换掉？这恐怕是一种时代性的思考模式。《发须爪》的精彩之处就在于，它用非常细致的研究将这个问题呈现了出来。

冀朝鼎是民国学者中极为特殊的一位，他与魏特夫、拉铁摩尔在学术上对话频繁，对后两者关于灌溉农业的研究贡献甚大，而他自己因为职业生涯非常复杂，反倒很早就离开了学术界。《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的核心创见在于利用水利事业发展与帝国政治中心转移的同步关系，重新从经济史的角度理解中国历史，这与费孝通先生后来从乡土来书写中国的方式非常不同。冀朝鼎的研究有着明显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这一方面使得他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朝廷的水利工程建设背后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其实也妨碍了他对诸如治水神话、水神信仰，以及超越朝代利益的水利工程的理解。

李安宅的《〈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是用社会科学的眼光看待经学的结果。李安宅认为，《仪礼》与《礼记》根本就不是什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神圣经典，而是对当时的社会生活的写照，因此，可以说是文本意义上的人类学田野材料。他不再执着于宋明以来对礼的形而上学的论述，而是用美国文化学的眼光将礼看作文化本身。述评者陈波认为，李安宅对礼的研究还继承了晚清公羊学的传统，主张在对时代的认知与评估的基础上，对礼进行损益修正。李先生这种从对儒学的新认识出发的人类学思想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对祖尼人的研究中，该研究至今还是美国人类学的经典篇目之一。

杨堃先生的《葛兰言研究导论》是本书述评的唯一一篇专门讨论西方学术的文章。杨堃在法国留学期间曾受业于莫斯（Marcel Mauss）和葛兰言（Marcel Granet），对法国年鉴学派社会学体会真切而深入。葛兰言是该学派中唯一专门研究中国的学者，故此，杨先生的这篇文章颇有“我看人看我”的意味。年鉴学派三代学术领袖涂尔干、莫斯和葛兰言在治学追求与方法上各不相同，杨堃先生对此做了细腻的甄别，尤其对葛兰言的研究方法介绍详细。曾有民国学者因为对这一人类学的治史方式不了解，而对葛兰言的研究多有误会。我们今日要借鉴葛兰言以人类学方法研究文明的方式，杨堃此文无疑是不可绕过的路标。

费孝通先生的《皇权与绅权》是他的士绅研究中最重要的作品，这一时期，社会科学思想与传统经典的对话方式已经日益成熟，本书就是费孝通与吴晗等历史学家合作讨论的产物。《皇权与绅权》是对传统中国的政治与知识分子关系的再思考，所依据者多为史料和经学典籍。在本书的述评中，梁永佳指出，应把此书与费老的另外两本著作《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放在一起来阅读，“《皇权与绅权》一方面的意图是要将《乡土中国》中提出的一些结构原则具体化，另一方面则是与《乡土重建》的实地材料配合。它介于原则和经验之间，是两本书之间在逻辑上的过渡”。除此之外，还应该看到，《皇权与绅权》中提出的观点已经比《乡土重建》更加有弹性了。它在处理绅士问题的同时，已经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更加深入的思考。费老晚年的阅读与写作，尤其是对中国社会科学的期望，都与《皇权与绅权》有着直接的关系。

李济先生的《中国文明的开始》是本书述评的唯一一部写于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作品，这部作品收录了李济先生在不同年代对殷商考古发掘的解释与评论。作为中国考古人类学的奠基者，李济对中国的科学考古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一直利用考古发掘的成果与民国时期的各种史学观点进行对话，其总体的出发点是要用实物捍卫文字记载的尊严。自然，他的考古学研究也无法摆脱一种国族心态，尤其是在中国人种起源问题上，在与人种西来说的论战中集中体现了这一特点。只是这种视角往往因为他所研究的上古史的跨文化、跨地域的特征而不太容易被注意到。李济对于挖掘与解释的关系认识得非常清晰，所以，看似科学本位的他却号召要在考古学中“加点想象的活”，即便在《中国文明的开始》这样一本小书中，我们也能够清楚地看到他解释思路的逐渐变化。

关于“游走、描述与思考”

第三编是更为专门的人类学民族志调查报告，与前两部分相比，这一部分集中展示的是，上述思想脉络最终呈现为人类学这门具体的学科时，将产生何种学术实践与成果。民族志是20世纪20年代在英国形成的人类学文本规范，这种研究方法很快就传到了中国，而不那么规范的实地调查在中国文人传统中从来就不陌生。本书所选择的“类民族志”作品，如顾颉刚先生的《泉州的土地神》及任乃强先生的《泸定导游》，都表明了某种堪与民族志对话的文类。这些形成于不同年代和不同学术传统下的民族志文本，看起来差别甚大，但其中包含的从最细微处发现文明的追求却是一致的。我们选择的所有民族志，都是对当时边地的描述与研究，这与第一部分对民族的关注是有关的。同时我们也想表明，对民族的研究其实存在过一种与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那种单一意识形态控制下的民族学不同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对于今天的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都是大有启发的。

顾颉刚于1927年发表的《泉州的土地神》只是一篇四千余字的短文章，但其中透露的对中国历史文化与未来的思考却丝毫不让于他的《古史辩自序》和妙峰山研究。在10天左右的田野调查中，顾颉刚集中关注了泉州各种土地神的历史身份、区域崇拜、文本表述等各方面的田野事实，并沿着他一贯以民俗与古史相互发明的进路展开分析。顾颉刚将泉州的土地神追溯到汉代以前以禹为正社神的社祭体系中，提出民间信仰中对地的崇拜占据核心地位的问题。社祭不是“迷信”二字所能尽述的，其中还包含着士人阶层对日常生活的道德规范，以及与此有关的对帝王的约束。而顾颉刚提出的“圣神文武萃于一身”的说法，又比单纯从道德或功能角度对宗教的理解更富说服力。述评者张帆指出，“社”作为古史辨的起点，上起上古史中的“禹”，下连现实中的“土地”，这两头挑起的正是顾颉刚的两个学术兴趣——古史和民俗；更微妙的是，“禹”的历史演化（战国秦汉间的造伪）是“士”操弄历史的过程，“土地”的演化（迎神赛会和朝山进香）是“民”搬演历史的过程，而历史正是多线的合一。顾颉刚对于“社”的关注不仅仅是要从方法论上揭示如何一层层揭开环绕在禹身上的伪史，从而还原真史的面貌，也是从历史建构的角度展现造伪的历史背后的社会现实。这是对《泉州的土地神》以及顾颉刚一系列民俗研究的精到总结。

凌纯声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是中国人类学最早的一部科学民族志。凌先生受业于莫斯，在学术研究的方法和取向上又深受蔡元培、李济、傅斯年等人的影响。这部几可称为赫哲人的百科全书的民族志包括了民族史、日常生活与物质文化、宗教研究、语言研究和神话收集等多方面的材料，凌纯声利用一个十分宽泛的文化定义——文化是人类应付生活环境而创造的文物和制度——将这些素材整合在了一起。这个看似功能主义的文化定义与吴文藻对文化的定义几乎是一样的，而在落实成民族志的时候，则充满了德国地理学派的色彩。他将民族史与田野工作相结合的思路是有独创性的，但并没有清晰地证明在赫哲人这里二者的切实联系是什么，民族史部分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北方民族研究的导论。沿着上述文化定义的思路，凌纯声似乎并没有如莫斯那样着意将自然转变成社会事实来论述，而是直接铺陈了自然环境规定下的社会生活组织方式。如果将此书与史禄国（Sergei M. Shirokogoroff）的《北方通古斯社会组织》放在一起比较，我们将更鲜明地看到那一时期围绕中国东北少数民族研究展开的一系列意味深远的学术对话。

《花篮瑶社会组织》是费孝通先生的第一部民族志作品，也是吴文藻心目中“社区研究”的典范，与凌纯声先生的作品截然不同。但是考虑到费老此前接受过史禄国的人类学训练，单纯将其看作一部村庄志其实也是不恰当的。《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从亲属制度开始，论述了宗族、村落、族团的组织方式，从中我们不难看到背后他对“特种民族”与汉人关系的关怀。这种关怀一方面表现为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设想，即汉人村落的乡村工业发展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农耕化与乡土化——费孝通早期曾经认为，那些居住在山地的少数民族亦是“患了土地饥饿症的农民”；另一方面则由于晚年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论述，他将对花篮瑶的研究从社区研究中拉出来，重新定位成民族研究。费老围绕这一早期学术成果的不断重新表述，对我们理解这本书，理解费老一生学术思想的转变都是很有帮助的。

《泸定导游》并非人类学学科意义上严格的民族志作品，任乃强先生也更多地被看作一个史地学者，而非人类学家。1939年西康建省，任乃强此前一年以西康建省委员身份在康定泸定一带对藏、彝、汉等多个民族的聚居区进行考察，以游记体裁写成了这本《泸定导游》。与晚明时期出现的地理游记类似，《泸定导游》以知识分子的眼光对当地地理、历史、人文进行观察与书写，背后有着儒家深厚的经世学传统。任乃强将历史遗迹和史料记载相勾连，清晰而简明地勾勒出了当地与帝国政教的关系史，同时也对当地之风物、人情、社会组织等进行了必要的描述，其目的就是要为未来的西康省施政提供足堪借鉴的参照。西康省只短暂地存在了16年，而我们重读这本书的时候，看到的却是当时边陲地带的民族混融状况，以及文明与民族边疆的复杂关系。

《贵州苗夷社会研究》是吴泽霖先生带领下的大夏大学社会学系在偏安贵州时编写的一本调查报告文集。其中苗夷并非单指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之后确定的苗族，而是对当地少数民族的一种泛称，包括了苗族的不同分支，以及侗家、水家、仲家，等等。由于是多个作者分头工作的成果，本书内容十分庞杂，不但涉及的田野地点很多，每篇文章关注的问题也各不相同。但总体来说，因抗战而导致的救亡思想以及对学术前途的探索仍旧是相对比较清晰的研究主线。具体则表现为对中华民族一体性的追求，以及关于边政变革的探讨。另外，正是由于牵扯到多个民族，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也成为他们工作坊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此前的作品对这一点都只有情感上的呼吁，而没有将其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来处理。《贵州苗夷社会研究》是当时为数不多的集体创作的作品，也开了当时社会学、民族学工作方式的先河。

林耀华先生的《凉山彝家》的田野工作是在“中国抗建垦殖社”“罗氏基金委员会”和“哈佛燕京学社”的共同资助之下完成的。与一般人类学家的“居住式”的调查不同，林耀华这次调查是在游走中进行的，而且由于客观条件限制，他并没有进入凉山腹地，而是一路走在彝汉交界的地带上。大小凉山一度曾是“独立罗罗国”，彝汉关系相比其他民族与汉族的关系就更显复杂。一路走下来，林耀华不免感慨：“彝汉之争，彝汉联合对汉，汉彝联合对彝，彝对彝，汉对汉，纠纷捣乱之事，相继不绝。处理边政，一时尚难廓清。”在具体研究方面，林耀华用大量篇幅书写了彝族的亲属制度，同时也考察了经济、等级、宗教和打冤家等几个彝族社会的主要问题。这是一种典型的民族志四分法，里面充满了各种有趣而关键的细节。但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林耀华重又数次书写凉山的时候，这种细腻生动的民族志风格已经不复存在了。

田汝康先生的《芒市边民的摆》是魁阁时期的作品，当时田汝康、林耀华被分派研究宗教问题，这部作品也代表了魁阁宗教研究的最高水平。田汝康的研究是以摆夷人的人生史为基本出发点的，但因为他立足于涂尔干的集体欢腾理论，所以最终呈现为一组仪式研究。“大摆”是摆夷人在接近年老时举行的一个向佛祖贡献功德的隆重的仪式，通过这个仪式，这人就预定了天上的宝座，并因此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开始了每日焚香礼佛的生活。这个仪式花费巨大，却没有现实的经济目的，田先生据此认为，正是“做摆”这一被社会规定的义务成了当地人经济生活的动力，从而与费孝通在《云南三村》中提出的“闲暇经济”有了呼应和对话。有趣的是，田汝康注意到，当地除了佛教的摆之外，还有一种巫术的非摆仪式，这与另一位民族学家陶云逵的发现亦是相符合的。

《西北游牧藏区之社会调查》的作者俞湘文1940年毕业于重庆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后多年从事中学教育和新闻工作。本书是她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曾多次在大陆和台湾再版。她是作为“拉卜楞施教队”的一员进入甘青草原的，由于时间较短而且对该地区十分陌生，她只好采用了一种综合调查的方式。俞湘文在调查中往往缺乏前几位人类学家对调查对象的浪漫想象，而更多地看到了边疆之落后、闭塞、贫穷与混乱，所以她总是带着教化与发展的眼光，呼吁对边疆的教育支持，并为当地的经济建设方向提出建议，甚至还提出了边疆政府机构改革的问题。她尤其重视边疆教育问题，希望从牧民的日常生活方式到孩子的基本教育都进行一次科学的变革，但她显然并非一个文化同化主义者—在她看来，保留文化相对性和科学的普及原本就不是水火不容的。

陶云逵在去世之前已经是国内学界公认的知名人类学家。作为中国第一位“历史人类学”教授，陶云逵将此前半个世纪对德国学术的辗转学习落实成了扎实的民族志研究。《车里摆夷之生命环》是他为数不多的以具体民族和地方为对象的长篇民族志作品。所谓“生命环”本身就是一个时间概念，陶云逵发现，摆夷人的生命其实是在多个时间体系中往复循环的。尤其是小乘佛教的时间体系与巫官的时间体系既相互配合，又彼此排斥，而当地的宣慰史则要不停地跳跃于两种主要的时间体系之间，以完成对当地社会的整合。述评者杨清媚主要分析了陶云逵描述的年度周期仪式，不同仪式背后不同的宗教时间观念和宇宙哲学体系如何在当地交错共存构成了理解当地社会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一点推而广之对于理解中国文明的宇宙观体系的建构，以及政治-宗教格局都有很大启发。

被称为“南中宿学”的徐嘉瑞是云南史地专家，1944年受大理地方官绅所托开始著大理地方史，并于次年成稿，但因抗日烽火所迫，此书延至1949年才得以出版。与前述任乃强相近，这本《大理古代文化史》所寄托的徐氏心史，仍旧延续了地方知识分子对帝国的整体想象。如同述评者罗杨所指出的，它并非一部“乡邦”之史，而是以民族关系史的方式书写的文明史。徐嘉瑞借鉴了傅斯年、李济等人重建上古史的方式和考古发掘的成果，将大理文化源流的脉络直通史前。而对当时考古学还无法论证的夏朝甚至之前的历史，徐嘉瑞则从有关的史志中搜寻资料以佐证。在他看来，正是在从夏至西汉近两千年的“遂古期”第一阶段里，大理先后融合了夏文化、蜀文化和楚文化而成为一个华夏文明的储藏地带。这个文化本来是政教不分的，但传入中原之后被儒家改装，而在本地则保留更多汁原味的特点。佛教传入后，这种本土文化在斗争中逐渐与印度文化合流，“终为印度文化所掩”。徐嘉瑞表明的是，传统史学中作为边缘的地方实际上是更为活跃的文化交流中心，也更容易发生文化的变革。对此，罗杨指出，徐嘉瑞字里行间透露的某种民族主义的情结，其背后又是具有地方主义色彩的，他更为敏锐地体会到大理同时作为华夏文明与印欧文明的中间地带，其独特的文化构成来自对双方的融汇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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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编选的述评，大多为青年学者与在读博士、硕士研究生的作品。其中，第一编和第二编的绝大部分文章，有不少曾在“19世纪末及20世纪前期中国学术经典解读”读书会上选读与讨论过。这些文章还分别在2008年6—7月召开的“东南与西南—寻找中国人类学学术区之间的关联性”国际学术研讨会（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办，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北京大学蒙养山人类学社协办）和2008年10月召开的“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与海外中国学界同人合作主办）会议上提交讨论。另有个别文章还在渠敬东教授组织的读书会上宣读及探讨。第三编收录的文章，则是若干读书会的成果。所有这些文章都曾经在《中国人类学评论》系列中发表，此次收录只针对格式进行了必要的调整，个别文章修改了标题，以便与全书统一。

收录于此的文章，只能算是对我们所关注的著作的粗浅解读，我们能做的只是提出问题，还谈不上细致深入的探讨。其中错误、疏漏、解读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在此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