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人文研究的边界：第二届普隐人文学术论坛纪要

本文原载澎湃私家历史栏目20190326.

第二届普隐人文学术论坛于3月16—17日在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举行。与上届一样，五位杰出青年学者担任召集人，分别邀请两位相关学者，一同探讨切磋。论坛为青年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与会者提交的报告相当引人入胜，有利于推动研究的深入开展。

历史地理研究再出发

第一组讨论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胡恒召集，主题为《“却顾所来径”：历史地理学研究再出发》。胡恒指出，历史地理学就学科性质而言属于地理学，但自其诞生之初，就天然地具有地理学与历史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它之所以能在近代以来迅速发展壮大，即来自于这种交叉性带来的多元化、包容性思维方式，乃至能够吸取一切学科理论、方法为我所用的雄心。但一旦它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在学科体制内进行专业化建设与生存，便有意无意之间明确了自身的边界，以建立学科存在与发展的合法性，进而亦不可避免地失去一些学科诞生之初的包容、开放等促使其成功的关键要素。本组主题试图通过对历史地理学发展历程的再回首，审视学科诞生与发展的“初心”，反思学科基本定位，以寻找学科未来进一步开拓的可能性。

复旦大学历史系马孟龙主要研究秦西汉政区地理，《汉书·地理志》是该研究领域的基础文献。他的报告就是对这一基础文献进行深挖细探，试图“解开《汉书·地理志》成书之谜”。马孟龙指出，《地理志》存在着“年代断限不明”、“政区规模与户口数字不匹配”、“分项数据与篇末汇总数据不对应”等问题，这些问题限制了相关研究展开。在攻读博士学位时期，马孟龙就十分关注《地理志》成书问题，他在钱大昕、周振鹤揭示《地理志》存在两份年代断限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汉代行政制度和《汉书》表、传记载，把《地理志》郡县政区年代断限精确限定于汉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九月，同时指出《地理志》还存在第三份年代断限的资料，《地理志》其实是三份不同年代断限资料的混合物。马孟龙进入高校工作后，注意到目前全国各地出土了大量汉代行政文书，他于是将《地理志》的记载与汉代行政文书对照，发现班固编纂《地理志》所采用的资料来源就是汉代行政文书。经过几年的比对，他基本确定，班固编撰《地理志》所采用的郡国名目和户口数字得自汉平帝元始二年全国户口簿，县、侯国、道名目得自汉成帝元延三年各郡国行政版籍，篇末全国各项汇总数据得自汉成帝绥和二年全国集簿，并逆推复原了班固编撰《地理志》的全部过程。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李大海报告的题目是《重新书写20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史》。李大海认为，20世纪的全球历史地理学，无论对于中国还是“西方”而言，都是这一学科实现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最重要发展阶段。与此间西方“历史地理学”（Historical Geography）术语本身的表达并未发生变化有所不同的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演进，通常被描述为从传统的沿革地理学到现代的历史地理学的转变过程。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地理学在拥有近2000年“学科前史”的基础上，吐故纳新，走出了一条不啻为筚路蓝缕的学科创新之途。李大海指出，学界从学科发展、学科性质、研究成果以及学人学派等方面都做了非常重要的研究和全面梳理总结。尽管如此，还有不少在以往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事实上仍然或多或少地干扰和“规范”着我们对过去的理解、认知和评判，间接上也造成了对学科现状观察的偏差和困惑。李大海期望通过中西比较的视野，借助史料的重新发现和检查，克服反向格义思维的在场，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置于19-20世纪世界历史地理学发展的脉络之中，去重新审视一些“习以为常”的学科发展轨迹，进而重新理解20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所走过的路。

胡恒近些年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从空间角度来理解清朝地方治理。他不再仅将“地理”或“空间”作为研究的对象，而是将其视作观察历史问题的维度，从“空间”出发讨论与之相关联的政治、思想要素，展现地理与历史彼此缠绕、相互塑造的过程。同时，与社会学家寻求国家治理的历史线索殊途同归的是，他在对清朝地方治理的研究当中，努力向社会学家学习，力图将清朝直至当代的历史关联起来，追寻隐藏于制度背后稳定的空间结构逻辑，并努力通过利用数据分析和GIS手段，追寻定量与定性方法的结合、文本分析与数理统计的平衡。他在《清朝地方治理的制度与空间逻辑》报告中紧紧围绕清朝地方治理中的一对结构性矛盾“超大规模”与“有限政府”展开，分别揭示了这一矛盾之下的几组空间逻辑：清朝利用政区分等制度实现地理差异的指标化，并设计出平衡中央一统与地方分权之间矛盾的一套空间机制；清代不同时期围绕“地域回避”所导致的“异地任职”与“人地相宜”之间矛盾的争论，以体现清朝选官任官中对于籍贯与空间问题的考量；围绕“理事同知”与“厅”这一关键性制度的设立，以透视清朝对于圈层空间结构过渡地带的控制机制的形成及郡县制的横向扩张过程；清朝关于县以下空间简约治理的纠葛及在清代所遇到的治理挑战，力图回应清朝地方治理在不同层次上的空间逻辑背后的“技术原理”（阎步克语），以及围绕这些空间逻辑背后的政治理念，亦通过清朝不同时期时人的争论变化展示出清朝地方治理从传统迈向现代的艰难转型过程，试图揭示制度设计背后的结构性制约因素以及它在当代的长期延续。

宋明时代的思想与政治

清华大学历史系方诚峰召集的这一组着重探讨宋明时代的思想和政治。方诚峰专攻宋史，他报告的题目是《从两个维度理解宋“王朝”》。他表示，最近几年和清华历史系的同仁一道，聚焦于中国古代国家问题，已多次开设的研究生学术史课程意在回顾既有的“国家论”。他的关注点则是宋代“国家”/“王朝”，目前学界主要的研究路径有三：一为日本学界“唐宋变革论”所提出的“近世国家论”，二为中国学界流行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说”，三为在美国中国研究界被广泛接受的南宋国家（中央）权力衰落说。这些说法，背后都有鲜明的立场——以某种现代国家形态、观念为出发点。方诚峰则希望立足于历史上的“国家”/“王朝”自有的原则和逻辑，避免先入为主地为近现代国家、政治的概念所左右。具体研究试图从两个维度认识宋代的“国家”（王朝）。第一个维度是基于对《宋史·职官志》的分析性阅读，展开对宋代官制的探讨。如已完成的《再论宋代的三公官》，正在进行的《再论唐宋时代的“宰相”概念》，都是试图从历史的、而非今天的制度逻辑观察分析王朝体制。第二个维度是南宋晚期的思想与政治。正在进行的尝试如《“天”与晚宋政治》、《贾似道与道学》，都是希望说明，道学作为一种行动的指南如何影响了南宋晚期的政治实践。方诚峰表示，上述官制、思想两个维度能殊途同归，但治丝益棼，自己远未达成对宋“王朝”的系统认识。

“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刘力耘的报告《经学与宋代思想、政治》，主要考察儒家经典在传统中国的思想、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儒家经典所造成的影响。刘力耘指出，传统经学史侧重梳理经文解释的渊源异同，或直接地由经解归纳、构建解释者的思想。这类研究只处理解经的最终结果而略去解释的过程，导致经学从所属的具体历史语境中脱离，成为一种平面的学术形态。她近年来尝试以宋代《尚书》学为切入点，探究宋代知识人对《尚书》在现实生活中主要功能的定位（为君、为臣之轨范），梳理皇帝和士大夫援引、阐释《尚书》自我论证和劝勉对方以期实现价值认同的种种途径；并在明确宋代《尚书》学核心关切的基础上，以范纯仁、王安石和苏轼等人的《尚书》援引、阐释为例，将其还置于历史语境中，揭示背后的现实指向。刘力耘认为，经学的历史语境，应包括1）训解者的经历、思想及其在官僚队伍或社会中的位置；2）训解者所处的政治情势、思想环境（共享的文化遗产和流行理论、热点话题、写作范式等）；3）训解者关注并致力于解决的时代问题。还原经学的历史语境，不仅能够呈现儒学在思想、政治中的展开方式，凸显传统中国独特的政治思维形态和行动风格；而且有助于深刻理解经解的形态，回答经解为何是如此这般而非别的样子。

清华大学历史系黄振萍的报告《明代政治史的几点思考》则侧重回应现代性的政治与道德的分离问题，尝试重新建构起历史叙述。他从历史经验出发，发现明人自称“以理学开国”，朱元璋的集权统治使理学得以制度化实践，这使明代成为研究传统中国政治的理想型。黄振萍以“于谦之死”为例进行分析，发现通常所用的现代性视角不足以反映当时的历史实然，主张回到当时语境，参考明清之际侯方域等人对于谦的非议，于谦被认为“非社稷臣”死于“政治”，而不仅仅是死于权力斗争或新旧更替。在积累众多个案的基础上，黄振萍挖掘明人语汇，指出明代政治是“政学合一”的“理学政治”，与西欧中世纪的“政教合一”的“神学政治”相对应。“政学合一”，是内圣和外王的连续与互嵌，是政事与学术的统一。黄振萍继而以“慎独”的阐释史来说明，“理学”和“心学”被现代认为是个人心性修养的道德之学，当时则是致力于贯通内圣外王，和现代性所造成的学术与政治的分离迥然不同。黄振萍最后提出，对传统中国政治的研究，应该走出韦伯式的科学的政治分析，从根本而言，更应该走出笛卡尔以来具有笼罩性影响的二元思维模式，而从传统中国的历史实践出发进行研究。

女性学者的作为与担当

第三组由中西书局李碧妍召集，三位报告人都是女性，所以拟了一个新颖的主题：《历史学的“娜拉出走”时代》。上海交通大学车群曾受过历史地理和科学史的专业训练，目前的研究主要是通过数字人文的方法探讨疾病史、环境史方面的课题。据她介绍，以《后阐释主义时代——数字人文的困惑与思考》为题作报告，目的有二：其一，为数字人文提供另一个角度的解释——长期以来学者普遍担心数字人文可能会带来包括微妙性、意义与蕴含等表达效力的丧失。车群认为，这二者看似无法调和——后者带有审美的指向性，前者则遵循着一种“科学化”的思维方式。然而就史学而言，对“公共性”的要求使其无法同艺术或者文学一样成为完全的个人价值的表达；从追求抽象的规律性的表达方面来看，二者之间不存在无法调和的鸿沟，存在的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其二，她以两个研究为例，试图破除笼罩在数字人文上空的两朵“乌云”——“计量研究”和“远读”，以及偏向于建构的研究取向。在她的展示下，计量研究和文本分析并不冲突；远读和近读可以共存；研究取向则与所采用的方法论并无关系，而是因人因研究对象而异。总而言之，数字人文方法的应用，也许会将历史书写简化成关于规律与模式的单一叙事，也有可能揭示甚至重新定义历史的复杂性，解构既有的关于衰败抑或是繁盛的解释框架。

李碧妍的报告《偏见与谬误——有关韩滉的三重叙述》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分“已经讲完的故事（2002—2011）”中，她回顾了自己自2002年观看“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中的《五牛图》，从而进入“韩滉”、“韩滉与德宗”、“韩滉与镇海军”，乃至中晚唐东南藩镇，以及唐代藩镇的研究过程；并介绍了随着研究的深入，如何调整思路理解作为政治人物的韩滉在唐德宗朝初期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韩滉在史料中的形象差别乃至矛盾的原因。报告的重点是第二部分“正在讲述的故事（2011—2019）”，李碧妍由政治史转向美术史，分别从人物画、牛画、田村风俗画三个门类入手，结合传为韩滉画作及其画作摹本的图像资料，和以画品、画史为主的文字资料，介绍了韩滉在美术史史料中所呈现的与政治史史料中截然不同的形象，以及不同于后者的形象演变逻辑。报告希望通过对这两者的介绍与比较，提示读者注意到，不仅不同时代的人对于韩滉的解读会有不同，而且在不同领域，比如美术史领域与政治史领域理解韩滉的内在逻辑也可能大相径庭，且彼此未必要有交集，甚至研究者与大众眼里的韩滉也有不同的面相；而这些，与韩滉的自我定位，及其在当时的真实形象很可能都是不一致的。

史学研究以“新”为名，日渐成为当下史学研究的“新”常态。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古丽巍的报告题为《无旧无新，亦旧亦新——关于宋史研究的自我省思》，即聚焦史学的“新”“旧”问题。她深刻地意识到，议题的新与旧更在于反思研究方法，“追求更为敏锐的抽象能力”（包伟民）。为此，古丽巍主张从议题的多元化和“旧议题”的深化两个方面着手，努力打开新局面。比如北宋中后期的尚书省，应属所谓旧议题，然而对于这一重要议题，学界尚乏专文。由此推延，对南宋整体政治体制的讨论、北宋与南宋制度的延续性，甚至是金制中的宋代因素等议题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另外，跨学科也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不过，跨学科跨得好，是要基于对自身学科的研究深度的（邓小南）。古丽巍以为，若想真正做到学科之间的交叉互补，其一是要基于本学科研究的底蕴，其二是要对对方的学科经典、学科写作逻辑有深度了解。在这一思路下，她以宋代荆湖地区的梅山蛮为例，观察这一“中央的边缘”或“边疆”的内地样态。以多元文化观为指归，试图从梅山蛮自身的角度理解其在“华夏化”的进程中所呈现的新的区域族群样态。显然，这一问题的深入，需根植于对地方志、族谱等史料的分疏剖析，亦有赖于民族学和社会学的理论浸润。她希望通过具体写作来探索研究范式的边界和壁垒所在。

域外汉籍：有待开掘的新材料

第四组讨论的主题是《从新材料到新学术：域外汉籍与东亚古典学之展拓》，由南京大学文学院卞东波担任召集人。所谓域外汉籍，一是指在中国失传，而流传于域外的典籍；二是指中国典籍的域外翻刻本（即所谓和刻本、朝鲜本、安南本）；三是域外知识人用汉字创作的文献，包括域外知识人注释研究中国文学的文献。卞东波指出，上个世纪，现代学术兴起以来，以敦煌文书为代表的新材料直接推动了中国古典学的进步。到了21世纪，作为新材料的域外汉籍，其价值与意义不亚于上世纪发现的敦煌文书，对域外汉籍的开掘与研究定可以推动新世纪中国古典学的拓展。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石立善的报告《日本汉学典籍西传中国三百年》是对这段历史的回顾与展望。此处所谓日本汉学典籍，特指日本人用汉文编撰的关于中国四部典籍的注释、考证及相关著述，即“准汉籍”，以及日本用汉文编撰的本国文史典籍及相关著述。这个报告以经部、史部、子部、书目/图录为序，以个人经眼的汉学典籍为主，从学术史的角度，全面回顾并分析日本汉学典籍西传中国的历史与意义。报告指出，我国引进的日本汉学典籍，目前仍以影印原书为主，施加新式标点的点校整理并不多，今后的主要方向之一是扩大整理点校的范围和数量，并努力提供详尽准确而有深度的学术提要，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础。

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王连旺的报告《事大与交邻：朝鲜通信使笔谈文献中的前近代东亚世界》主要考察了册封体制下日本与朝鲜的交往，带来不少新鲜的认识。王连旺指出，17世纪初至19世纪初，李朝朝鲜奉行事大与交邻并举的外交政策，与日本建立了持续两个世纪的友好外交关系。朝鲜赴日使节团专门配备笔谈官员，与日本朝野人士以汉文笔谈的形式进行无声交流，形成了一种沉默外交，为后世留下大量具有原始性、现场感、可信性的笔谈史料，真实再现了数百年前的两国外交实况，与韩国所存纪行类文献形成很强的互补性与互证性，可为还原历史细节、重塑东亚形象与东亚记忆提供可靠的文献依据。报告介绍了日韩学者在朝鲜通信使笔谈文献整理编目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对日朝笔谈的内容进行了归纳，并以松崎慊堂的《接鲜瘖语》作为个案进行深入研究，对其作者、成书过程、诸本的流布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说明，指出《接鲜瘖语》的编纂兼具“记事”与“立言”的意图，改变了日本接待朝鲜通信使的旧例，影响了日本知识阶层的对朝态度。松崎慊堂的对朝外交思想得到了日本官方的积极响应，长期以文化优势在对日外交中取得对等交邻地位的朝鲜，失去了最有利的筹码，日朝关系在文化失衡下出现一个历史拐点。

卞东波的报告《从域外发现中国文学：东亚汉籍与中国古典文学综论》以中国古典文学为例，说明了如何用域外汉籍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他从中国古代文集的日本古钞本、唐宋诗之日本古注本、东亚古代汉文学三个维度出发，指出域外汉籍不但可以为中国古典文学提供大量的新材料，而且可以据此提出许多新问题。他指出，现存的中国古代文集的日本古钞本中不但有中国本土失传的文献，其中不少钞本还保存了中国传统典籍的原始面貌，对于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书籍史研究都极有意义。卞东波还以寒山诗日本古注本、唐代诗僧贯休诗歌的日本古注本、黄庭坚《演雅》诗日本古注本为例，说明了唐宋诗日本古注本对于唐宋诗的阐释及其体现的文化史意义。他最后指出，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琉球古代的知识人创作了海量的汉诗、汉文、汉文小说、汉文辞赋，即东亚古代汉文学，这是一块尚未充分开发的古代文学的宝藏，作为古代文学者应该将眼光扩大到东亚古代汉文学，这样才能发现中国古典文学的世界性与开放性。

历史书写的回顾与展望

最后一组的主题是“历史书写”（《谁之历史？书写何为？》），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徐冲召集。徐冲在开场白中表示，“历史书写”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对传统的历史研究提出了挑战，最初也遇到各种批评，这促使他们进一步思考，这次报告可以看作他的一种回应。

与同组另两位专攻中古史的学者不同，复旦大学历史系刘永华专擅的领域是明清史，他的报告《民间历史书写中的主体与政治》期望充分利用民间文献，探讨“民间历史书写”的相关问题。报告指出，作为政治斗争的重要场域，历史书写很早就受到关注。不过自20世纪后期起，在后现代主义、记忆理论等的影响下，历史书写问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其中，相对于王朝国家，对民间历史书写的讨论更是较为晚近的事。事实上，历史书写的主体，不仅包括王朝国家及其代理人，也包括王朝国家之外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体。它们从自身立场出发，书写族群/地域、家族或个体的历史。这些书写实践，与社会层面的权力运作与资源配置相关，背后有认同建构、政治诉求等方面的考虑。从书写内容看，明清以来的不少民间书写中，王朝国家似已成为难以撇开的主角。王朝国家本身，几乎作为一种结构性的存在，成为民间历史的一道不可或缺的书写背景，一种叙事的内在动力。这一民间书写中王朝国家角色日益重要的过程，恐怕与王朝国家对资源与人口掌控的逐渐增强不无密切关联。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孙正军的报告《是否写？如何写——中国古代史志书写的政治意涵》聚焦于以往关注相对较少的史志书写，以三个个案为例，探讨史志书写背后的政治意图、政治文化。首先，他注意到以正史为代表的纪传体王朝史官制文本的志目在唐代曾发生变化：在此之前，官制文本基本都被笼罩在“百官志”之下，而从唐代前期开始，史家渐倾向于以“职官志”编排官职，由此“职官志”成为一种与“百官志”分庭抗礼的志目，在此后的正史官制文本中占据半壁江山。其次，同样在唐代前期，官制叙述模式亦发生巨大转变：在此之前，基本遵循以机构长官提领记载的“官职为纲”模式，此后则大抵采用以机构自身为叙述原点的“官署为纲”模式。报告认为，志目的转变与叙述模式的更迭密切相关，反映出时人对官、职何者为重，以及什么是官制的认识在汉唐之间曾发生变化。最后，对于六朝史志不记载皇帝日常乘用的龙舟，他认为这是一种选择性遗忘，主导者则是士大夫对皇帝乘舟的拒斥，而从这种基于士大夫立场的选择性遗忘，则不难窥知以“舆服志”为代表的史志文本的择录标准和政治内涵。要之，通过三例个案，报告试图说明以往多被视为如实记载典章制度的史志文本，事实上受到时人对于政治、制度的认识或有意或无意的制约，对史志文本的考察，不仅是要排除制约，确切把握史志文本的形成及价值，同时还可解析“制约”，探索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历史图景。

徐冲的报告《历史书写：在史学史与政治史之间》围绕他荣获普隐人文学术奖的著作《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展开。他在昆汀·斯金纳和福柯作品的启发下，试图分别以“历史书写”和“皇帝权力起源”两个概念，对经典的“史学史”和“政治史”范畴进行反思。他认为传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二重迷思，一是来自中国古代史家的技术性自我定位，一是来自中国现代历史学科建立过程中的民族主义基调。为此，他刻意回避了“纪传体断代史”的概念，代之以“纪传体王朝史”，强调从对作者、作品和思想的关注，转向对语境、时代和政治的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历史书写”，可以由史学史问题切入，以制度史手段推进分析，最终落脚于广义的政治史图景。在这种思路的指引下，《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自汉唐间的纪传体王朝史中发掘出起元、开国群雄传、外戚传/皇后传与隐逸列传四种意识形态装置，对彼时的精英社会围绕“皇帝权力如何正当起源”这一主题所呈现的诸般样态进行了多方位的探讨。他同时指出经典政治史研究所体现的“政治=暴力/史学=掩饰”的认知模式，亦有来自中国古代史学的“直书/曲笔”传统和20世纪以降的“压迫/反抗”革命叙事所合成的二重迷思。如果能认识到正当性在任何政治的起源阶段即与暴力如影随形，并以历史书写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么在权谋斗争和集团冲突的主题之外，未尝不可以将合谋的政治、赞成的政治和话语的政治也纳入政治史研究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