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藤正幸《历史认识的时空》：这本书我写了三十年
作者: [日] 佐藤正幸
译者：郭海良
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原作名: 歴史認識の時空
出版年: 2019-3
定价: 98.00
装帧: 精装
丛书: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ISBN: 9787542666260
内容简介 · · · · · ·
本书是阐释人类如何认识过去并与过去对话的首部历史学（历史认识学）划时代著作。作者从“历史”概念入手，探究了“历史”这个概念中所蕴含的历史认识与历史意识，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人类是如何对历史时间与历史空间进行认识的，并针对日本历史认识的相关特征进行了阐释。
作者简介 · · · · · ·
佐藤正幸，日本当代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著名学者，历史学家，庆应义塾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
目录 · · · · · ·
第一章 “历史”一词中反映出来的历史认识与历史意识
第二章 人类是如何认识历史时间的
第三章 人类是如何认识历史空间的
第四章 历史叙述的规范与认识
第五章 关于历史学中既成认识的再认识
第六章 历史学中“解释”的构造
第七章 日本的历史认识之特征
后记
后 记
许多文化都由两种构成要素，即所谓“绝对的存在和相对的存在”、或曰“完全的东西和不完全的东西”、抑或“不动的东西和可动的东西”所组成。许多文化都不懈地向尊奉全知全能之神的启示宗教，追求着超越人、超越认知、超越时空而持续不变的、终极的不动摇的绝对存在。因此，在这样的文化之中，人们会经常提出一些重新解释过去的新观点，重新撰写历史也成为可能。可以这样说，历史只不过是认识的一种方法而已。与此相反，不具备启示宗教的东亚文化却致力于从历史中寻求人们所依存的绝对因素。因此，历史成了带有规范性质的东西，一种具有权威性且不容许改写的历史文化在东亚社会逐渐形成。
通过对世界各国的现行宪法进行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各个不同的文化将自己的绝对性依据置于何处。许多国家的宪法前言都会述及其依法统治的终极由来，“国民主权”这种堪称自我完善式的表述，几乎已经成为其中的共同要素。与此同时，许多国家的宪法前言在此基础上还会涉及另外一些因素。具体而言，属于基督教文化圈的国家的宪法前言几乎都要提及全知全能的上帝，属于伊斯兰文化圈的国家的宪法前言必定会提及安拉神。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属于东亚文化圈的国家的宪法前言都提及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版）的序言始于“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的表述，大韩民国宪法（1987年版）的前言始于“闪耀着悠久历史与传统光辉的我大韩民国……”的描述，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1992年）的前言则始于“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越南人民为了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的陈述。另外，这些东亚国家的宪法前言还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毫无例外地没有提及宗教。现行的日本国宪法的前言中没有出现“历史”的字样，这可能是由于它诞生于联合国军占领时期的缘故吧。
东亚世界自两千年以前起就开始从历史中寻求绝对存在，构建起了以历史为核心的文化，这种思维方式至今未曾改变。
从历史中寻求宪法依据的最新宪法，当属南非共和国宪法（1996年完成制定）。该宪法的前言始于下列文句：“我们南非的国民承认我们过去的非正义，尊崇那些为了在我们国土上实现正义和自由而蒙受苦难的人们……”历史未必都能给予人们正面的认同感。在南非共和国，对历史的发掘越是深入，历史教育越是普及，作为国民的认同感就越是变得不稳定。然而，这个国家的宪法却尝试着从承担过去的一切历史这一立场出发开创未来。如何构筑扎根于历史（而不是启示宗教）的文化，这是今后全世界将要面对的课题。
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与希伯菜文化的融合趋势始于14世纪的意大利，经历了大约500年之后，欧洲诞生了现代历史学。东亚社会开始在传统的中国型历史学的基础上接受近代西方史学，仅仅只过去了150年。规范的历史学与认识的历史学，这两种不同的历史学走向融合，进而产生一种新型的历史学，也许还需要经历数百年。然而，即使再需要数百年，其间或许会产生的新型历史认识方法，即“人类对于过去的态度”对于人类而言必定是无可替代之物，笔者对此坚信不疑。因为历史不是关于记忆的作业，而是启发灵魂的事业。
笔者经常听到有人这样问道：是什么样的情由让你对研究历史认识感兴趣的？你生活在日本，却为什么总是到国外去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仔细想来，这些问题确实值得深思。笔者在日本的大学里没有开设任何诸如“历史理论”或者“历史哲学”等关于历史认识方面的课程，甚至连教授的职位都没有。与此同时，自然科学领域的情况暂且不论，仅就历史学领域而言，频繁地活跃在海外学术界的日本学者并不多见。因此，笔者决定详细地介绍一下自己走上这条学术研究道路的历程，并顺便交代一下本书所收论文的成文经过，同时也以此向长期以来倾听自己成果发表的各位人士表达由衷的谢意。
笔者之所以要写自己迄今为止的学术历程是有理由的。这来源于我们出生于战后生育高峰期的这一代人，从1960年代至1970年代所接受的学术观。具体而言，就是这样一种观点：所谓学术是一种与个人相分离的存在，要成为学者就必须消灭此前作为个人的经验、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该学术体系之中去，只有这样才可能从事客观的和科学的学术研究。笔者对这种学术观持反对态度。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尤其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研究者本身的全部经验如果不能体现在其学术活动之中，就不能获得能够对世界有所贡献的研究成果。所谓“消灭自我”这样的想法，只不过是生活于专事“介绍学术”和“进口学术”时代的人们的一种信仰而已。只有积极地运用各自不同于他人的独特经验，才能够完成独创性研究。并非因为有了学术才有个人，而是因为有了个人才有学术。
让我们再换一个角度讨论这个问题。笔者经常与本科生和研究生进行以下这样的问答交流。当笔者问及“你正在学习什么”的时候，许多学生就回答说“哲学”或者“历史”之类的；当笔者接着问及“历史中学习什么历史”的时候，学生就会回答说“西洋史”或者“经济史”等等；如果笔者继续问到“能不能说得再具体一点儿”的时候，学生的回答就是“英国中世纪史”或者“日本近代史”等等。学生的这种回答方法，实际上已经将自己的学习由既有的学术框架深入到了学术内部。这是拘泥于既有学科体系的“学科优先型”思考方法。
与此相对应的，所谓“问题优先型”思维方法，应该是从一开始就正面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然后再作出回答针对“你正在学习什么”这一问题，回答方法或许是这样的：“为什么在许多文化中都认定人从20岁开始才算成人？我正在研究这个问题。”这种思维方法孕育着该研究往多样化方向扩展的可能性，也蕴藏着超越诸如历史学或者法学等等既有学科框架体系的趋势。然而，从世界范围来看，这可是极其自然的想法。
笔者本身从“为什么人会局限于过去”这一问题优先型思维方法出发，对学术研究产生了兴趣。这种产生兴趣的方法使得笔者的学术研究历程呈现出与人不同的情形。从大学本科到研究生，笔者的学习专业尽管从经济学转到了哲学、再转到了历史学，对学术研究的兴趣却始终如一。在没有设置历史系的日本大学里，要想坚持“问题优先型”研究风格，这个人本身就必须不停地转系或转专业。
笔者对历史认识研究产生兴趣的直接契机，是1968年2月，当时身为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系二年级学生的笔者被书名所吸引而阅读的约翰・赫伊津哈所著《中世纪之秋》一书。在此之前，笔者头脑中的“历史”这门学问，就是寻求事物的起源和探索其发展历程的专业学问。然而，当笔者读完这部专门叙述西欧中世纪在文艺复兴运动中走向终结的专著之后，第一次知道了关于历史的各种观点和研究方法。
因为对赫伊津哈《中世纪之秋》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大学三年级开始选修专业讨论课的时候，笔者决定参加速水融教授主持的日本经济史讨论班。速水讨论班规定：每位参加者每星期必须阅读一本自己感兴趣的书，并且写出书面报告，作为每次讨论课发言的主题。随着这种主题的不断积累，笔者逐渐地感觉到自己的兴趣不在于历史事实本身，而是更想了解“历史是什么”之类的内容。实际上，这就是所谓“为什么人会局限于过去”这一关于历史认识的问题。
自那时起直至今日，在这35年的时间里，笔者始终仰赖于速水教授的细心指导。本书第二章第一节《从历史理论的角度看人类的纪年意识》中的一部分和第三章第二节《西洋的补充概念——东洋》等篇章的内容，笔者都曾经在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速水教授所主持的“历史意识与历史认识日本的历史研究”这一共同研究的大会上做过专题报告。
1960年代后半期至1980年代前半期，关于历史认识论的研究，是作为科学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哲学家们中间（而不是历史学家）展开的。在当时的历史认识论研究中，“历史是不是科学”这个问题堪称世界性核心课题。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之中，笔者参加了持丸悦郎教授主持的科学方法论研讨班，学习了卡尔・亨普尔以及鲁道夫・卡尔纳普的科学哲学。
神山四郎教授是那个时代日本大学中唯一的一位历史哲学方面的专家，当时就执教于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笔者希望晋升研究生课程专攻历史认识论，因而前往神山教授的研究室商谈有关升学的事宜，孰料神山教授明言道：你首先要到哲学系去扎扎实实地学一学哲学，然后再到历史系来学习历史。于是，笔者从经济学系毕业之后，1970年升入庆应义塾大学大学院哲学专业的硕士课程，师从泽田允茂教授。在哲学系的研究生课程期间，除了学习科学哲学之外，还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研究了“何为历史解释”这个问题。本书第六章《历史学中“解释”的构造》就是在当时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
1972年，笔者如愿进入庆应义塾大学大学院的西洋史学专业的博士课程，师从神山教授学习西方历史哲学和西方史学史。与此同时，笔者还利用了4年的业余时间，在金泽大学增井经夫名誉教授的指导下精读了《史通》，学习了诸多有关中国史学史和史学理论方面的知识。笔者所知道的中国史学史方面的知识几乎全都是拜增井教授所赐。
通过大正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田中萃一郎，笔者认识了增井教授。1972年，在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举行了“纪念田中萃一郎博士逝世50周年资料展”，田中教授的“史学研究法”讲义也是其中的展品之一。笔者在获得田中教授亲属的许可之后复印了整本讲义，并认真地阅读了全文。通过这部讲义，笔者知道了田中萃一郎这位试图融合中国史学理论和西方史学理论的杰出历史学家，也知道了刘知几《史通》的存在。本书的第七章第二节《作为历史学家的田中萃一郎》，就是笔者试图深入探讨田中萃一郎所构想的历史学的具体成果。
当笔者知道了增井教授就是日语版《史通》的译者之后，立即给教授写了一封信，要求前往拜访。因为当时增井教授已经退休回到了东京，所以笔者获得许可后立即在教授指定的时间里如约前往。一见面，增井教授说的一段话让笔者至今记忆犹新：“我没想到在有生之年还能见到对刘知几感兴趣的人，竟然还是在阅读了我所尊敬的田中萃一郎先生的著作之后才知道刘知几的，真是令人高兴。”对笔者而言，增井教授这种以长时间间隔的方式考虑事物的时间感觉充满了魅力。
继《史通》之后，笔者知道了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进而又被引入了郑樵的《通志》，并对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产生了兴趣。于是，心底深处开始萌发了这样的学术疑问：为什么中国能够产生并持续存在着高度发达的历史理论和历史认识？尽管如此，这个传统的中国型历史学却又为什么会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被近代西方历史学所取代？从与中国和欧洲这两大历史学的关联中，究竟应该如何为日本的历史学定位？这个问题也就是本书的背景旋律。本书第五章《关于历史学中既成认识的再认识》，就是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进行汇总之后形成的。第七章第三节的标题“《史通》在日本的传承——日本为什么没有产生历史理论？”实际上就是自那以后的30年间一直念念不忘的研究主题，至此才正式动笔写成。
在迄今为止的30年中，伊利诺伊大学的罗纳德・托比教授一直是笔者在学术研究方面的良师益友。笔者与托比教授的首次相识也是在这个时期。托比教授是日本近世史专家，他考察日本历史时的独特切入点，总是让笔者感到新奇。1993年，他为笔者提供了在伊利诺伊大学发表研究成果的机会，也就有了本书第三章第一节《日本型世界认识的历史图像学》的一部分内容。1994—1995年，在他的安排之下，笔者被伊利诺伊大学聘为国际交流基金派遣教授，赴该大学讲授“ The Culture of Historical Writing：Japa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这门课程。在讲授该课程的过程中，笔者脑海中初步形成了本书的整体构思。另外，本书的第四章第三节《历史教中的知识与思考》之所以能够被整理成为一篇像样的论文，也极大地受惠于笔者与托比教授之间关于日本锁国政策的讨论。
从庆应义塾大学的博士研究生课程毕业的第二年，即1976年，笔者获得了国际扶轮社财团的奖学金，得以前往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生院留学。从那以后，与日本国内的学者相比，笔者在学术研究方面更多地受惠于海外的学者。获得奖学金的时候，笔者因感佩于《大滴定：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书所讨论的时间理论，于是直接给该书作者李约瑟博士写信，说明了自己去剑桥大学研究生院进行研究工作的计划，并希望能够得到博士的指导。李约瑟
博士立即回信表示接受，笔者因此而度过了记忆深刻的留学生活。后来，笔者每次重返剑桥都会去拜访李约瑟博士，向他汇报自己的研究状况。在留学期间，笔者同时还经常得到以学术著述精力充沛而闻名的罗伊・波特博士（后为伦敦大学教授）的激励。另外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笔者开始了与大卫・麦克马伦教授以及彼得・伯克教授之间的学术交流。本书的第四章第一节《认识的历史学与规范的历史学》，就是诞生于以伯克教授为中心、在德国召开的学术会议上的一篇论文。
劳伦斯・范德尔博斯特勋爵是一位始终关注着笔者在学术道路上进步和成长的贵人。1976年，笔者因其著作的日语翻译事宜拜访了劳伦斯勋爵位于伦敦的府邸，从此开始了我们之间的学术友谊。他对笔者的研究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此后我们之间就有了频繁的书信往来。劳伦斯勋爵的信函意味深远、文体独特而优美，充满了思辨的和哲学的智慧，笔者可谓受益匪浅。即使现在每当重读这些书信的时候，都会产生一种温故而知新的感觉。1983年，劳伦斯勋爵在其奥尔德堡的别墅里招待了笔者。笔者刚一进大门，就听见他一边说着“这段文字对你很重要”，一边从身旁的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递了过来。纸上用铅笔抄录了T．S．艾略特诗集《四个四重奏》中的一节：
没有历史的国民无法得到时间的补偿，因为历史就是无时间之诸瞬间的一个模型。（A people without history is not redeemed from time, for history is a pattern of timeless moments.）
“时间是不会流逝的积累”——这是笔者对历史时间的理解，这一节诗文给笔者的这种理解方式带来了无限的自信和勇气。许多论及时间问题的哲学书籍，理所当然地采取了“时间是流逝的”这种表述方式。从其“不倒退”或者“不重复”这种意义上说，或许可以这样说。然而，谁也无法从“堆积着的过去”这一现实中逃脱。在笔者看来，这就是历史，它增加了我们智慧的厚度。本书第二章《人类是如何认识历史时间的》中的许多内容，都是从与劳伦斯勋爵的谈话中获得启示而写成的。
笔者的学术研究视野得以扩展，有赖于与担任国际历史理论及史学史学会会长的纽约州立大学教授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和担任艾森高等研究所所长的约恩・吕森教授的相识。
1990年8月，笔者出席了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第17届国际历史学大会，并递交了《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在近代日本的邂逅》这篇论文的英文版，现已成为本书第七章的第一节。大会开幕前一天的下午，笔者在作为会场的马德里大学总部大楼对面的楼梯上遇见了位德国人。在听完笔者的自我介绍之后，那位德国人说道：“我叫格奧尔格·伊格尔斯，我可知道你哟。”我们就冒着40度的炎热，坐在位于大楼背阴处的楼梯上交谈了起来。他之所以知道笔者的名字，是因为曾经审阅过笔者投给某历史杂志的稿子。
接着又说道：“你的论文写得很好，可以说是我今年读过的论文中最好的一篇。只是你投稿的那家杂志现在处于延期出版的状态，不知道你的论文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发表，所以不如改投《历史与理论》（ History and Theory）吧。”第二年，那篇论文就被作为《历史与理论》杂志第30卷第3期的卷首文章发表。笔者至今觉得自己在这一生中再也写不出那样好的论文了。本书的第二章第一节《从历史理论的角度看人类的纪年意识》，就是这篇英文论文的日文版。自此之后，笔者与伊格尔斯教授每年都能在国际会议或者学会的理事会上见面，他对笔者每一篇用英文发表的论文都会认真地阅读并提出批评，是一位非常难得的学术知音。
笔者与约恩·吕森教授的初次见面，是1991年向他呈送自己发表在《历史与理论》杂志上的论文单册的时候。笔者当时正在剑桥大学的丘吉尔学院进行客座研究，曾向多人呈送过该论文的单册，只有昌森教授对论文提出了直率的批评，并寄来了他自己的论文单册。没想到这世界上还真有吕森教授这样的、连作者的面都没见过却如此认真地阅读其论文的人。不仅如此，他还趁笔者在英国逗留期间，邀请笔者前往他自己所在的比特菲尔德大学进行学术访问。笔者第一次去拜访他的时候，我们二人交谈了一整天都没有感到倦乏。从那以后，我们不仅互相出席对方主办的国际会议，还一起参加第三方主办的国际会议，每年都有3次到5次的见面机会。时至今日，我们每次见面都会不知厌倦地讨论相关问题。本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历史”一词的诞生及其概念的变迁》、第四章第一节《认识的历史学与规范的历史学》以及第四章第二节《东亚历史学的原型》的一部分内容，都曾经在吕森教授主办的历史哲学国际会议上发表过。
学术界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学者，一种是专注于撰写研究论文和学术专著的专一型人才，另一种是热心于组织国际会议或者国际研讨会，进而促进学术交流的两栖型人才。这两种人才缺一不可，否则就不可能有学术的发展和进步。在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历史认识论研究领域里，每年多次组织召开国际会议或国际研讨会、邀请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齐心协力地创造历史认识论研究的新趋势，已经成为吕森教授的使命。在举办国际会议或国际研讨会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筹集会议经费。笔者从速水教授和吕森教授那里懂得了国际会议和会议经费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也知道了仅凭个人的努力是无法举办国际会议的。笔者本人虽然只
举办过5次国际会议，但是心里明白，自己之所以能够在日本举办有海外学者参加的国际会议，都是因为有了197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实力的增长。正是由于自己那些同龄人的努力奋斗成就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因而才有了日币的强劲，每念及此，笔者心中总是充满着感激之情。
鲁道夫・利泽玛博士是一名荷兰的东方学者。作为埃拉诺斯大会的主办人，他为笔者提供了大会演讲的机会，并给予笔者诸多学术方面的启示。埃拉诺斯大会是在瑞士一个叫作阿斯科纳的小镇举行的学术会议，始于1933年，讨论范围涵盖了宗教、神话、哲学、历史等多个领域。1997年，笔者应邀前往剑桥大学教育系作关于日本历史教育的讲演。在讲演预定日期的前几天，笔者从网上得知今年埃拉诺斯大会的主题是“历史与萨满教”，就立刻给大会
筹备组发传真申请参加。不久收到筹备组的回复传真，直接问道“你是什么人？”于是，笔者就将自己的履历表和与大会主题相关的论文单册寄给了筹备组。这次收到的回复是：“请您出席这次大会，但不是仅仅作为一名听众，请您将寄来的论文内容在大会上做一次讲演怎么样？”埃拉诺斯大会是在心理学家荣格的领导下发起并发展起来的，到了笔者这一代，从大学时代开始与伊斯兰学专家井筒俊彦的名字一起进入了我们的记忆之中。一到埃拉诺斯庄
园，笔者就迫不及待地前往利泽玛博士府上拜访。1918年出生的利泽玛博士当时已是79岁高龄，他的家位于庄园的二层楼，站在窗口一眼望去，马焦雷湖的美景尽收眼底。握手寒喧后，他开口直言道：“我就是在等候像你这样的人。到我这里来的亚洲人都是通过什么人介绍而来的。我要等候的人，就是像你这样主动与我取得联系、主动通过传真发论文、并且单身独闯我家的人。欢迎你的到来。”此后，笔者每次去参加埃拉诺斯大会的时候，都会从利泽玛博土那里了解到有关荣格的思想、古代中国哲学、荷马的观念以及神秘主义等等以前所未知的知识世界。本书的第二章第一节《从历史理论的角度看人类的纪年意识》、第三章第一节《日本型世界认识的历史图像学》以及第四章第二节《东亚历史学的原型》等篇章中的部分内容，都来自于笔者在埃拉诺斯大会上发表的论文。尤其是其中的第四章第二节，是笔者运用埃拉诺斯式透视法及其词汇写成的，虽然还很不完善，但是在关于历史认识的东西方比较研究方面，也不失为一次前无古人的大胆尝试。
布加勒斯特大学的卢奇安・波伊亚教授、巴黎大学的维拉・德洛菲娃、里希特曼教授以及金暎惠女士，是笔者走上关于历史空间认识研究之路的引路人。自从1991年在法国布洛瓦召开的国际符号学大会上就“世界地图的中心”这一主题作了讲演之后，笔者连续9次在各种国际学术大会上作了与这一主题相关的讲演。
1996年，笔者在此前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题为《想象的周边——日本人地理想象力之中的世界及其居民们》（Imagined Peripheries: The world and its people in Japanese cartographic Imagination）的英语论文，并给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发行的Diogene杂志投了稿，现在已作为第三章第一节《日本型世界认识的历史图像学》而被收入本书。论文稿寄出去的一周之后，接到了来自巴黎的电话，大致意思如下：一个月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本部将要以“我们是什么”为主题召开一次哲学研讨会，你投给Diogene杂志的论文内容与本次研讨会的主题十分吻合，请务必到会并作大会发言。这是笔者经历过的规模最大的国际学术会议，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于是，笔者强烈地感觉到：关于历史空间的讨论似乎与法国有着某种异乎寻常的密切关系。
历史认识这一主题，既是历史理论研究的一个领域，同时也是历史教育领域中的一个中心课题。国际历史教育学会前会长卡尔・佩莱恩兹教授不断地呼吁全世界的专家学者尽可能参加该学会的年会，连续为历史教育研究者们提供了交流的机会。笔者在这个学会的会议上结识了纽伦堡大学的伊丽莎白・埃尔德曼教授（现任国际历史教育学会会长）、罗马大学的卢伊吉・卡亚尼博土莫斯科大学的艾菲姆・皮伏瓦教授等友人，与他们的每一次相逢，都会使笔者收获新的学术启迪。本书的第二章第二节《被视觉化的时间与被共时化的时间》，就是2001年国际历史教育学会在里昂大学召开的年会上讲演的内容。另外，第四章第三节《历史教育
中的知识与思考》，则是笔者与剑桥大学的马丁・布斯博士共同主持的“历史教育日英比较项目”之下的成果。
在迄今为止的学术研究生涯中，笔者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帮助。笔者在担任第19届国际历史学大会奥斯陆全会的主持人期间，得到了东京外国语大学二宫宏之教授的鼎力相助。山梨大学的小野浩名誉教授20多年来与笔者共同承担了指导学生毕业论文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笔者从小野先生那里学到的东西比写论文的学生还要多。从自己毕业的庆应义塾大学的各位先生那里，笔者同样也获得了丰厚的学术恩泽。松原秀一名誉教授使笔者懂得了如何享受学问的乐趣，铃木公雄教授总是牵挂着笔者的研究进度和状况，高宫利行教授自从剑桥大学的同学时代以来，一直在公私各个方面给予笔者极大的帮助。另外，田代和生教授为笔者提供了2001－2002年度在大学院给研究生上课的机会，使笔者能够将本书的构想与研究生们一起进行了讨论。
雅典大学的安东尼斯・利亚科斯教授，既是本书第一章第二节《Historiology和Historiography》内容的知音，同时也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在中国史学史方面，自增井教授逝世以后，纽约市立大学的李弘祺教授、罗文大学的王晴佳教授以及艾森高等研究所的阿希姆・米塔克教授就成了笔者的请教对象。南非的斯坦陵布什大学高等研究所所长伯纳德·拉泰甘教授让笔者懂得了这样的道理：过去未必能向我们提供积极的民族认同感。
有一位朋友使得笔者总能保持着广阔的学术视野。曾经的剑桥大学莫德林学院的同事、现任奥尔德・多米尼昂大学教授的科尔姆・霍艾兰博土，每次见面的时候，都会向笔者传播一些理论物理学领域里关于时间理论的最新动向。他的夫人阿古恩雅希卡・霍艾兰教授是一位美术史专家，致力于“庭院中所见被象征化了的历史”这一独特主题的研究，也总是能让笔者一窥前所未闻的历史认识领域。
以上所述是笔者迄今为止在历史认识论研究方面的学术历程，以下所述则是笔者希望向有意于阅读本书的年青一代传达的人生体验。经常怀揣着某些人的介绍信去拜访不认识的人，这种做法被视为日本人的礼貌和好习惯。然而，尤其在国际性学术世界里，自己的研究成果就是介绍信，也就是不断地开拓自己的学术世界的唯一武器。回首往事，笔者迄今为止总是自己主动与对方取得联系，或者直接前往拜访。无论是李约瑟博士、劳伦斯勋爵、伊格尔斯教授，还是吕森教授、利泽玛博士，没有一个人是笔者拿着介绍信去结识的，而且每一个人毫无例外地都接纳了一个不认识的来访者。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在学术面前互相真诚。尽管笔者自身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许正是这种无拘无束的学术环境促使笔者没有选择在国内而是选择了在海外开展研究活动的学术道路。
在本书出版的过程中，受到了各方面专家人士的鼎力相助。
在中国史学理论以及古汉语的翻译方面，承蒙关西学院大学文学部稻叶一郎教授予以校阅和订正，并提出诸多宝贵建议，在此深表谢意。
在书稿的校正阶段，承蒙松阪大学政策学部高桥裕一副教授仔细阅读书稿，订正多处误记、修正多处不确切的表述，在此表示感谢。另外，还要感谢山梨大学教育人间科学部的服部一秀副教授和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的非常勤讲师仓持隆老师在书稿的校阅、勘误以及建议等方面给予的大力协助。
最后，对于本书的成书而言，最为重要的人物当属伊利诺伊大学的罗纳德·托比教授。他不仅帮忙将笔者以前所写的英语论文翻译成日语，而且还建议笔者将这些研究成果汇集成书出版，并介绍笔者认识了知泉书馆的小山光夫社长。
笔者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能够以现在这样的形式面世，离不开小山光夫社长的勉励和编辑部高野文子女士的支持。
另外，本书由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术振兴会2003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研究成果公开促进费）赞助出版。
佐藤正幸
200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