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伟超：本世纪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里程碑

俞伟超歴史之島 2021-09-15

本世纪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里程碑

俞伟超

近代科学范畴内的中国考古学有了70多年的历史，经过三四代学者的努力，现在已对各古文化的谱系、基本面貌、历史特点有了大致了解；对于这些古文化在全人类文化进程中的位置及其价值，已开始思考；在即将来临的新世纪，必能对中国境内的古文化在全人类文化的谱系树上加以定位并做出准确评价，成为未来的人们进一步完善自己的共同而宝贵的精神财富。

对于考古学的建设来说，似乎需要一种和平的、稳定的社会环境，可是在这70多年中，至少有30年以上是在战争与社会动乱的状态下度过的。所以，只要我们想到80年代初英国的丹尼尔在论述全球考古学史时所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出现了一个“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就不能不对曾为中国考古学的开创和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一批前辈学者李济、梁思永、石璋如、夏鼐诸位先生，表示深深的敬意。苏秉琦先生是我国考古类型学的奠基人，并且自50年代后期起，不断对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建设做出有全局性意义的指导，所以当他走完一生之路后，千百名弟子尊称他为“一代宗师”。

秉琦师之所以能做出一系列重要贡献，我感到，一是因为他几乎经历了中国考古学自奠基至今的全过程，还几乎一直处在核心圈内，理解不同时期推进中国考古学的客观需要；二是他有独特的敏锐眼光和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在头绪众多的新发现中，善于找出当时的学科生长点和概括大量分散的材料；三是他的“有教无类”品格，同许许多多奋斗在考古工地第一线的人员，长期保持着师生般的关系，可以经常及时了解到各地的考古新发现和由此得到的新认识；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终生一心为重建中国古史、为考古学的科学化和大众化、为中国考古学能更好地起到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而奋斗不已。

秉琦师对中国考古学研究的贡献，主要结集在以下三本书中。第一本是1984年6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反映了他最初40年在发展考古类型学方面的成就。第二本是1994年9月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主要反映了他在以后10年间为寻找中国古史发展的轨道和模式所做的新探索。第三本就是1997年6月香港商务印书馆初版、现由北京三联书店重版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这是自述体裁的叙述毕生考古经历和研究内容的系统总结，篇幅不大，却反映了我国考古学近60年来的时代精神和秉琦师对其研究成果的自我归纳，对于了解他的学术思想来说，无疑是最重要的著作。

本书在香港出版后，内地的许多学人很想阅读，但购买不便，所以北京决定重版。三联要我写一篇介绍，我想，全书既然概述了秉琦师研究中国考古学的全过程，我就需要对反映秉琦师主要研究成果的三本书，都做些背景说明，便于大家更好地了解他的学术思想。

《考古学论述选集》收录了1941—1983年的23篇著述，反映了秉琦师创建中国考古类型学并进一步发展的过程。

考古类型学是受生物分类学的启发而产生的，主要研究考古学遗存外部形态的演变过程，所以又被称作形态学或分类学。在欧洲，从15世纪后期开始，出现了收藏罗马古物的热潮，逐渐形成了古物学；18世纪扩大到收藏希腊古物，进而又扩大到古典世界以外。19世纪初，丹麦注意收藏北欧古物，为了探求古物的年代和族属，从韦代尔·西蒙森和汤姆逊开始，对古物的形态和装饰进行分类研究。最明显的差别自然是质地，于是，提出了工具和武器经历了石器、青铜器和铁器三时代说。这种意见很快就在瑞典、德国等得到承认，从此，类型学研究在北欧就成为一种学术传统，终于出现了一位大师蒙德留斯。他在1903年出版的《东方和欧洲的古代文明诸时期》的首章中，系统叙述类型学理论，并把此章叫作“方法论”，标志着考古类型学理论已经成熟。

差不多同时，英国的皮特里用类似的方法研究陶器形态演化序列，寻找出了埃及的前王朝时期。蒙德留斯是在同一种器物内分出型别，再在同型内寻找演化序列；皮特里则主要是笼统地在同一种器物内排列形态的演化序列。蒙氏的方法当然更完善些。

在我国，1930年梁思永先生首先对山西夏县西阴村的仰韶陶片，进行形态分类，把口缘、底部、柄或把手等部位依其形态差别，给以不同符号，用一种多层符号来标记陶器形态之别，但这样的符号，并不能表现出器物的形态演化顺序。当时发掘到的西阴村仰韶陶片，并未复原出什么完整器形，仅仅面对着一大堆碎陶片，当然难以找到合理的形态分类法。可是10多年后李济先生在进行殷墟铜器和陶器的形态分类时，尽管见到的是一大批完整器，但仍用着类似的多层符号记录法。李济和梁思永先生都是赴哈佛留学归来的，他们所以使用这种方法，也许来自师承。但这种方法没有寻找出器物的演化顺序，所以，这种最初的尝试，并未成功。

秉琦师在40年代整理陕西宝鸡斗鸡台沟东区等地的陶器时，则找出了同一种器物（如鬲）的不同演化轨道，因而先区分为不同的类（即型别），再在同一类内寻找演化顺序，依次编号，由此而使用两层符号（即型、式）来表示器物的演化顺序。50年代以来我国一系列类型学研究的实践，证明了这种方法是合理的。秉琦师并未出国留学，但蒙德留斯的“方法论”于1935年在我国就出现了两种译本（郑师许、胡肇椿和滕固的），他是参考了北欧学者创立的考古类型学理论，结合中国考古学的实际，从而奠定了我国考古类型学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1959年时，他在《洛阳中州路》一书中，又把260座东周墓分为大、中、小三型和七个期别，即将每一座墓当作一个整体来分型、分式，不仅找到了演化顺序，还看出了墓主身份的差别。如果说，类型学本是为了寻找考古学遗存形态变化过程而出现的，现在则上升到了可以探索人们社会关系的高度。这是类型学的一大进步。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洛阳中州路》全书中的资料介绍部分，并未按秉琦师心目中的方法来分类，所以在此书出版前的半年多，他曾在办公室中手持一大沓中州路器物卡片遗憾地对我说：“真是没有办法。”此书中真正表达秉琦师想法的，是由他亲自撰写的“结语”部分。

他对考古类型学的进一步发展，是在1965年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表达出来的。此时，他又找到了对考古学的文化要划分区域类型、再按类型划分期别、依期别来分析社会面貌的方法。这就揭示出了考古类型学具有为寻找文化前进轨道和社会发展规律做好基础准备的能力。

这个评论，我在1983年写作《考古学论述选集》的“编后记”时已经提了出来。但现在还必须说明，秉琦师早在1951年调查西安沣西的古文化遗存后，已经有了一点仰韶文化应该划分（区域）类型的想法，而自50年代末以来，便一直把半坡和庙底沟视为仰韶文化中两个并列的类型，从未动摇过。可是在60—80年代，我国的绝大多数考古学者，包括我自己，都把这两个类型静态地当作仰韶文化前、后两阶段的遗存，因而在当年写的“编后记”中，对此问题故意含糊其词，回避明确说法。直到90年代初，看到山西垣曲古城镇东关等地仰韶文化的材料后，我才确信并列类型之说，懂得了原来以为证明半坡在前、庙底沟在后的一些地层关系，只是因为庙底沟类型后来曾将其分布范围扩展很大，把以前曾是半坡类型的活动区都包括在内，才出现了早期半坡在下、晚期庙底沟在上的地层。

全国考古学界对于半坡、庙底沟相互关系的模糊认识，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内始终占有主要地位，秉琦师是唯一的清醒者。现在回想起来，他当年坚持自己意见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根据器物形态演化的原理，在没有外力影响下，半坡类型的杯口尖底瓶，不可能变成庙底沟类型的双唇尖底瓶；半坡类型彩陶的鱼纹、宽带纹等，也不会变为庙底沟类型的鸟纹和圆点弧线勾叶纹，等等。这一事例充分表现出秉琦师对类型学原理的把握是如何严格，也再一次说明真理有时确是在少数人手里。

秉琦师对发展考古类型学的思考，即使在十年动乱期间，也未停止。所以当“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他就在1981年发表了《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这篇重要文章，对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及部分青铜文化，做了全局性的归纳和区域类型的划分，引起了我国新石器研究的极大变化。

此文发表后，首先产生的影响是，迅速冲垮了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古文化的大一统思想。从20年代以来陆续找到的仰韶、龙山、良渚、红山等文化，由于分布地区不同，当它们刚被发现后，很自然地被认为是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但当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发掘了华县元君庙、泉护村和洛阳王湾等地的遗址后，因为大家不仅普遍误认为半坡和庙底沟是仰韶文化前、后阶段的遗存，还因见到嵩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是从当地仰韶文化发展而来的，遂出现了一股以黄河中游为中心的大一统思潮，以为马家窑、龙山、马厂、红山，乃至新发现的大汶口和大溪等彩陶发达的文化，都是从仰韶文化蔓延出去的地方变体；山东的龙山文化，甚至江南的良渚文化和甘青的齐家文化，也被认为是中原龙山文化的地方变体。这种思潮随着各地的新发现和研究的深入，后来已慢慢退缩，但直到80年代初还是有相当的影响。我记得此文发表后的一个多月，在王府井大街的考古所中，作铭先生刚从国外回来，看了这篇文章，就到秉琦师的办公室里对秉琦师还有安志敏先生和我说：“你（面对秉琦师）的文章很有意思，和你（转而面向安志敏先生）的看法不一样，你是讲大一统的。可惜这篇文章没有附图，别人不容易看懂。”另据1983年冬我在哈佛大学接触到的情况，这种大一统的思想，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中当时也有相当影响。只要知道这种背景，便能明白正因为此文冲破了30年来大一统思想的樊篱，并相当准确地把我国境内主要的新石器文化（含部分青铜文化）划为六个大区和概括为面向海洋和面向内陆两大片，才有可能比较准确地建立起我国考古学文化的谱系。

这篇文章最重要的价值，当然还是在于正式提出了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考古类型学的自身能力，本是只为确定各考古学文化的时、空位置及其相互关系；有关考古学文化中所见社会面貌的研究，则是依靠其他理论概念和方法来进行的。研究古文化的全部面貌及其进步过程和法则，的确需要许多其他学科的理论概念和方法，但区系类型理论的出现，就使考古学文化的时空关系能转化为一个历史的框架，从而为考古学和其他学科的联结建立起一个桥梁，使考古学材料可按其历史的位置来研究其物质的、社会的、精神的情况。这样，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建立就可以得到一个可靠的基础。

《考古寻根记》收录了1979—1994年的60篇论述，除开头两篇外，都是1984年6月《考古学论述选集》出版以后形成的。

秉琦师倡导的考古类型学方法，自50年代后期起接受者便逐渐增加，但在整个中国考古学界中，还是长期处于多数人尚未理解的状态下。到了80年代中期，因《论述选集》的出版与介绍，更因广大考古人员在实际工作中的多年体会，区系类型理论迅速得到大多数人的共识，一下子掀起了研究区系类型的热潮，全国各地几乎都在建设本地区的古文化谱系。当这种变化发生后，秉琦师除了继续对燕山南北和长城地带、西北大地湾文化、黄河中游的晋文化、以蜀文化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环太湖区域、环渤海湾等地区的古文化指出在区系类型研究中应该注意的要点外，已把精力转向探讨古文明进程的另一些规律性问题。

这是一个涉及面更广、内容更复杂、理论层次更高的范畴。秉琦师其时已达高龄，难以再像过去那样奔波于各考古工地，但他仍抓住辽西地区的考古新发现为突破点，多次前往辽西（当然也还有上面提到的另外一些地区），在近10年时间内，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文明起源及其进步轨道的新概念，把中国考古学向更高的层次推进。

要讨论文明起源问题，似乎先要明确文化、文明、城市、国家等基本概念，而这在国际范围内又是意见众多、争论不休的老难题。秉琦师最不喜欢从概念到概念，常常是单刀直入地从实际现象中抽象出规律性的认识。他在思考过程中，还喜欢和别人交换想法，补充自己的认识。例如当80年代中期黄河中下游已确定了许多龙山阶段的古城时，他就思索城市发生问题。那时我曾对他说，像西亚耶利哥那种已有石围墙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聚落，西方学者有时用“镇”（town）来表示。后来他在规定“古城”这一概念时，就说这是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

正在此时，辽西地区相继发现了红山文化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和绥中到秦皇岛的秦代离宫建筑群。他由此得到许多启示，从而在1985年10月13日于辽宁兴城疗养地，做了《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的重要讲话，开始提出了辽西地区文明起源过程的想法，认为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古国（指高于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这三个阶段，是文明起源的逻辑的、历史的过程。如果孤立思考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可以产生很多不同说法，但一旦放在文明发生的轨道上来考虑其位置，就会被赋予一种特定的、新的含义。

秉琦师很谨慎，他刚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是文明起源的三历程时，是仅就辽西地区而言的。但此说一出，引起极大反响，在我国引发出了讨论文明起源问题的热潮，许多地方纷纷提出了本区域内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历程。这就进一步表现出这一认识具有的普遍意义。于是，秉琦师后来便明确说，这是“从氏族公社向国家转变的典型道路”（《明报月刊》1997年7期80页）。

既然各地都有自身的三历程，而国家形成后又经历了好几千年，那么，国家形态有什么变化呢？不同地区的国家形成模式有什么差别呢？秉琦师为此考虑数年后，又提出了“三部曲”和“三模式”的理论。

1991年，他在《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的谈话中，即明确地讲出了“古国、方国、帝国”是国家形态发展三部曲的看法。

当他最初在兴城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时，曾把“古国”一直讲到战国时期的燕文化。但现在则认为出现了“坛”“庙”“冢”的红山后期，已进入“古国”阶段。至公元前2000年以后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从赤峰大甸子墓地的分析和英金河沿岸城堡群做链式排列状况看，一种统辖了多个“古国”而独霸一方的“方国”当时已存在，辽西地区已到了国家形态的第二阶段。秦始皇兼并天下后在绥中到秦皇岛留下的两组大型宫殿遗址，象征着秦帝国的国门，标志着此地同整个秦代一样，进入“帝国”阶段。这就是他新提出的国家形态发展三部曲的基本脉络。

仅仅两三年后，他又在《国家起源与民族传统（提纲）》和《〈中国考古文物之美〉序》中表达了“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北方草原续生型”是国家形成三模式的理论。所谓“原生型”，是指像辽西的原始文化，基于本身产生的社会分工、分化而进入古国以及方国阶段，是中华大地上最早发生的文明，所以曾称之为“中华文明的曙光”。所谓“次生型”，是指中原地区因在原始文化晚期就融入了来自多方的因素，又因4000年前的洪水与治水事业，强化了国家管理公共事业的职能，八方文化汇集中原，这里产生的文明就比更早出现的北方原生型文明起点更高，基础要广。中原的夏、商、周、秦，各有自身的开国史，其中的秦则完整地经历了自襄公的古国，经缪公的方国而至始皇帝的帝国这种国家形态发展的三部曲。所谓“续生型”，是指北方草原民族的建国模式。东汉帝国解体后，从五胡经辽、金、元至清那些北方民族，各自发生的古国、方国、帝国的过程，并非全由本身文明因素的自然积累，而是在本身文化原有传统的基础上，又因为汉族文明的影响和依靠历史的借鉴，走上了国家形态曾有飞跃发展阶段的捷径。

这些“三历程”“三部曲”“三模式”的理论，当然也是古史研究，甚至还可以说是人类学研究的理论。这是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但秉琦师只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来思考和表达，所以一些论述还只是提纲式的。可是这些看法触及的历史深度，已经对考古学界，乃至更广泛的人文学科的其他学界发生触动，可以认为，它显现出中国考古学新阶段的曙光。

在这10年间，他的另一重要思考是如何重建中国的远古时代。他在1991—1992年的《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等三文中，郑重提出了“重建中国远古时代”，也就是“重建中国史前史”的奋斗目标。按照他1992年亲自填写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含相当）主要研究成果登记表》的内容，他自己认为在1984年以后，这三篇文章是最重要的研究成果。

这当是秉琦师青年时期就已产生的愿望。五四以后，科学、民主呼声高涨，西方新思潮迅速传播，知识界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要求重新审视历史，打破三皇五帝的传统史学体系，成为时代的要求。于是，我国自身的考古学发生了，古史研究中的古史辨派出现了，传说时代的研究开始了，人类学也传入进来。秉琦师于1934在北师大历史系毕业后即进入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考古组，此后毕生从事考古工作而未转移爱好。他青年时代正处在史学新思潮蓬勃兴起的环境中，从而有了搞清楚司马迁以前的历史、重建中国史前史的理想。自20年代以来，为重建史前史，考古学一直奋斗不止；史学和人类学也做过许多尝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重建”将有具体内容，必须把考古学的材料、古史中的有关传说、人类学的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而当时的条件与“重建”的目标距离很远，所以在很长时间内，这种愿望一直是学者们的一个梦。直到1954年和1962年，李济先生两次在台北所做重建中国上古史问题的演讲中，仍然只是讲了研究的范畴、材料的来源、思考与写作的原则这些笼统的内容（见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81—97页）。

但现在情况已经大变。我国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已大致建立了起来；考古学文化与传说时代对应起来的研究，开始有了一点成果；考古学也正在努力扩大自己的研究范畴和方法。秉琦师自己对国家产生典型道路的三历程、国家形态发展的三部曲和国家形成的三模式的理论探索，正包含着史学和人类学的一定内容。秉琦师显然已经看到了这种新形势，所以在80年代后期就答应老同学白寿彝先生之约，承担了由白寿老筹划并主持编纂的《中国通史》第二卷的主编工作，并在90年代初正式提出“重建中国史前史”的口号，希望青年时代就已发生的梦，能够在不远的未来予以实现。此时，他对如何把考古学概念同历史学概念对应起来还做了一番思考，曾对我说：“石器时代距今遥远，有许多具体考古学材料，还有些古史传说材料，可以叫作远古时代；夏商周三代则可称上古时代；以后的，可像通常所说那样，叫作古代、中古。”由他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二卷，就是叫作“远古时代”。

要把考古学同历史学、人类学真正结合成一体，可能还要经历相当时间；但把这三个学科结合起来“重建中国远古时代”，在下一世纪中一定能做得很好。

回顾秉琦师63年的考古生涯，他从探索先周先秦文化、区别周文化和羌戎文化的特征、实现考古类型学的中国化这些研究开始，直到寻找“三历程”“三部曲”“三模式”的理论，一直为考古学的进步而不停顿地思考，几乎没有间歇。这也就使他长期抽不出时间来系统叙述自己的主要研究心得。

幸而在1995年，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万雄先生在北京见到秉琦师虽身体已弱，但思路敏捷，就下决心特邀秉琦师由医务人员陪同，于1996年1月8日至2月19日前往深圳，进行写作。在这一个月内，因别无他事，能静静地回忆毕生经历，系统地讲述全部研究过程和成果。随行的学生郭大顺同志自始至终地做记录，并在同一年内，穷数月之力，整理出本书初稿，又送秉琦师亲阅并再做修改，成为定稿。按照秉琦师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本我的大众化的著作，把我一生所知、所得，简洁地说出来”（《明报月刊》1997年7期88页）。实现考古学的科学化和大众化，是秉琦师的理想。他在生命的最后年代，归纳了一辈子进行考古学研究所得认识，用简单而形象的语言，系统地表达出来，终于给大家留下了一本能供考古学界、史学界、人类学界，甚至是更为广泛的民众都愿意阅读并能得到很多启示的著作，无疑为本世纪的考古学文库，增添了一本传世之作。

此后不久，在1996年11月中旬，香港《明报月刊》对秉琦师做了一次专访，并委托邵望平同志继续完成这次采访。1997年1月中旬，秉琦师分四次做了回答，并由邵望平整理成《百万年连绵不断的中华文化——苏秉琦谈考古学的中国梦》一文，在《明报月刊》1997年7期（73—88页）刊出。《明报月刊》选择香港回归的日子发表，足见古兆申先生把秉琦师对中国考古学的认识是放在同民族灵魂相关的重要地位上来考虑的。这正是秉琦师最后年代思考的精髓。这个“访谈录”的内容，颇似《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的浓缩，而有些地方又展开了一些。

在“访谈录”完成过程中，秉琦师曾于1997年3月中旬把我叫去，让我做些修改，说了一些想法，反复要我加强表达考古学研究对启示今人的作用，并且一定要把我在他八十五寿辰时写的祝寿之辞加进去，即“历史已逝，考古学使他复活。为消失的生命重返人间而启示当今时代的，将永为师表”。我一直深以为憾的是，当时工作繁忙，交稿时间又紧，未能做好这一点，不过，我已经极为明白他此时是把寻找中华古文明的民族灵魂和精神支柱，作为思考的重心。我自己由于在1992年时，曾经思考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和人类历史的起点问题，已领悟到“古今一体”是人类社会的本质性能，所以完全理解到他正在寻找的古今文化的内在联系，触及了考古学最根本的价值，深入到了考古学生命之树的根系。秉琦师的研究境界，又开始了再一次的升华。

可惜生命的规律，停止了他的思考，一个半月后，6月30日子时，秉琦师告别人世，引起了我国考古界的空前哀伤。但大家也还是懂得，他的理想自己只能实现一部分，一定要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才能逐步达到。就秉琦师60多年来的研究成果而言，已经为中国考古学在第一个世纪中树立起一个里程碑，我为这个里程碑的建立过程做介绍，自然想到了40多年来的许多感受，心情激动，思绪难以平静下来。好在他的著述俱在，大家自己会得到合理的看法。但无论如何秉琦师已把中国考古学推进到了一个新高度，下个世纪的考古学者将在新的起点上前进，定会使中国考古学取得更加辉煌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