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奉俊昊？
围绕《寄生虫》的赞美和热议仍在持续。
继韩国政府宣布拨款改善1500户「半地下」家庭之后，总统文在寅一段讲话在中国社交网络被广泛流传。
而在这两天，川普总统关于《寄生虫》得奖的一段讲话也在社交媒体上引爆，显然他对这部韩国电影获得奥斯卡最高荣誉颇有微词。
川普说，搞什么鬼竟然让韩国电影拿了奥斯卡大奖？发行公司NEON说，了解，他看不懂字幕。关于这个字幕梗，戳这了解
一部电影惊动两个国家的领导人，简直史无前例。
与墙外的热闹非凡相比，中国影迷只能袖手旁观干着急，甚至，这部在去年戛纳，早早就被中国人买走版权的影片，迄今仍上映无望。
哪怕风月同天，我们都在亚洲的天空下。
只是，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奉俊昊是怎么办到的？
我们整个复盘一下。
在奥斯卡获得「四冠王」后，《寄生虫》庆功宴上，你可以看到一位异常兴奋激动的西方女性面孔。
这位神采飞扬的女士，名叫玛拉·布克斯鲍姆（Mara Buxbaum）。她是这次《寄生虫》征战奥斯卡的幕后公关，也是影片这一路上征战颁奖季的有力推手。
玛拉是奉俊昊背后慧眼识珠的「伯乐」
回顾这一路走来的种种付出和取得的成就，玛拉的情绪相当激动。她用了一句话来形容这一路上的各种经历：「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这句话是一句非洲谚语，意思是说一个村庄如果要抚养一个孩子，这意味着整个社区的人们都必须与孩子互动，才能让孩子在安全健康的环境中体验和成长。
换句话说，一个人或一件事的成功离不开环境的影响和塑造。《寄生虫》从一开始的默默无闻，走到如今这个全美甚至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舞台上，同样需要来自各个环节不同参与者的鼎力支持和帮助。
故事要从去年的五月开始说起。
在戛纳上碰到奉俊昊的玛拉（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第72届戛纳电影节上，奉俊昊执导的新作《寄生虫》又一次入围了戛纳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这也是导演继上一部《玉子》后，第二次携作品征战金棕榈。
当时，玛拉正陪着评审团之一的欧格斯·兰斯莫斯（Yorgos Lanthimos）闲逛。
由于参与了导演上一部作品《宠儿》（The Favourite，2018）的北美宣传工作并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导演邀请她与评审团的各位成员一起闲逛，并观看了来自世界各地的22部新片。
《宠儿》在第91届奥斯卡上拿到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在内的九项提名，最终奥利维娅·科尔曼（Olivia Colman）打败呼声超高的格伦·克洛斯（Glenn Close），获得影后
在那里，玛拉第一次看到了《寄生虫》，并被其深深震惊了。她甚至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有多喜欢这部影片，以至于当他碰到奉俊昊的随行人员时，二话不说先鞠了一躬。
玛拉看到了《寄生虫》未来的广阔前景，她决定要参与其中，无论如何要搭上这趟驶向光明的「寄生虫号」列车。
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玛拉不仅追着奉俊昊，而且还和他的经纪人、他的制片人伙伴，以及影片的韩国发行商希杰娱乐（CJ Entertainment）纷纷取得了联系。
此外，玛拉甚至还联系到了这部影片的北美独立发行商Neon的汤姆奎因（Tom Quinn）建立了联系，发现原来后者在剧本创作阶段就参与了这部电影。
霓虹公司（Neon）是由汤姆·奎因（Tom Quinn）和蒂姆·莱格（Tim League）于2017年创立的美国电影制作和发行公司
当时的奉俊昊可能还不知道，眼前的这位热情激动的女士，就是好莱坞知名的公关公司ID公关的总裁，而她的客户曾包括西恩·潘（Sean Penn）、杰克·吉伦哈尔（Jake Gyllenhaal）、薇诺娜·瑞德（Winona Ryder）以及卡西·阿弗莱克（Casey Affleck）等等。
玛拉和肯尼思·洛纳根（Kenneth Lonergan，左）与卡西·阿弗莱克（右），影片《海边的曼彻斯特》在第89届奥斯卡上拿到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原创剧本奖项
事后，玛拉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时，仍给予了《寄生虫》极高的评价。「你会觉得一切都掌握在一位伟大的导演电影制片人的手中。」
「导演的剧作完美，视野清晰，演员们合作得天衣无缝，工业水准也极高。一切都是如此的井然有序又妙趣横生，我甚至忘了我正在看字幕，而是迅速被他讲故事的方式所折服。很难想象一部小众的外语（非英文）电影能够做到兼具通俗性和商业性，观感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体验。」
众望所归的，《寄生虫》获得了第72届戛纳电影节的最高奖——金棕榈大奖。这也是历史上韩国的第一座金棕榈大奖。
从评审团主席冈萨雷斯（Alejandro González Iñárritu）手中接过金叶子的奉俊昊，正式跻身世界电影大师行列
戛纳过后的几个月，玛拉和身在韩国的奉俊昊进行了通话，确定了她作为本片的幕后公关，代表影片杀进颁奖季。第一站就是8月底美国的特柳赖德电影节（Telluride Film Festival）。
作为奥斯卡颁奖季的第一站，越来越多的影片为了征战奥斯卡，将北美首映放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特柳赖德小镇上，特柳赖德电影节也逐渐成为了每年颁奖季重要风向标的第一站。
大导演沃纳·赫尔佐格（Werner Herzog）曾说过：「这世界上只有两个电影节值得一去，一个是戛纳，另一个是特柳赖德。」
玛拉认为，《寄生虫》应该冲击包括最佳影片、导演、编剧在内的多项大奖。
在特柳赖德，玛拉参加了大量的活动，但是一开始的反馈并不尽如人意。人们认为这种想法并不靠谱：「从来没有一部外语电影获得过最佳影片，两者是没有办法兼得的，甚至包括《罗马》（Roma，2018）。」
《罗马》在第91届奥斯卡上拿到最佳导演、最佳外语片、最佳摄影三项大奖，最佳影片最后花落美国电影《绿皮书》（Green Book，2018）
可是玛拉坚持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并没有明确的规则禁止这么做。所以，如果她认为这是值得的，那么她所要做的，就是说服好莱坞的那些媒体、公关和投票者们，让他们思考《寄生虫》背后超越「最佳国际影片」的地方。
奉俊昊听从了玛拉的决定。对于一个此前并不太了解奥斯卡背后操作流程的外国人，这一切都让他感到无比新鲜。
「既然做梦就干脆做大一点。」为了配合北美地区的宣传，导演奉俊昊更是想尽一切办法配合，甚至带着家人搬进了洛杉矶的公寓里。
《寄生虫》的冲奥小组由希杰娱乐和Neon的工作人员组成。在影片北美公映前，Neon的副总裁克里斯蒂娜·齐萨（Christina Zisa）为导演奉俊昊设计了一整套详细的宣传行程。
奉俊昊甚至带着他的翻译Sharon Choi上了「肥伦秀」，这位翻译参与了奉俊昊的整个颁奖季行程，同时也是一位电影制作人。她的发音地道，语言流畅，网友们以及很多业内人士对于这位翻译一路上的表现赞不绝口
影片先是去了一系列地方电影节进行展映，并选择在10月份北美小范围公映。随着口碑的不断扩散，放映的规模也逐渐增加。以至于到了奥斯卡颁奖前，北美已经有超过一千家影院播放了影片，并拿下了3500万美元的票房。这个成绩排在北美非英语片票房榜的第三名，第一名是李安的《卧虎藏龙》（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2000）。
越来越多的人被这部影片所吸引，媒体的曝光率也越来越高。玛拉称，整部影片让人们感受到了其中的「草根气质」（This movie had a grassroots feel to it），人们相信它，并能从中找到共鸣。
奉俊昊和Neon公司总裁汤姆·奎因（右）
1月14日，第92届奥斯卡入围名单揭晓，《寄生虫》入围了包括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在内的六项大奖。
接下来的几天内，影片不仅先后获得了演员工会奖（SAG）的最佳群戏奖和剪辑工会奖（ACE）的剧情片最佳剪辑，更是分别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部外语片，这无疑给了片方巨大的信心。
《寄生虫》主创们在SAG上，它是史上第一部获得最佳群戏奖的非英语片（图片来源于网络）
而导演奉俊昊在这过程中，更是尽心尽力地付出，不仅是将自己的作品、更是将韩国电影带出国门，带去给更多的西方观众。
他认真准备每一次的发言，时刻准备和各种人聊电影。凡是他所到之处，立刻能成为整场宴会的焦点，就连他的竞争对手们，都很难不喜欢上这个看起来憨憨的、一笑起来就两眼眯成一条缝的可爱导演。
正如玛拉所说，这就是《寄生虫》的魔力，从一开始的只有她最先搭上这趟列车，到后来的几乎每个人都希望参与其中，每个人都想这趟列车能开得更远，奇迹就这么诞生了。
很多人认为，提名靠实力，得奖靠公关。但事实上，这次《寄生虫》在公关上所花的费用并不是很高。
外媒称，《寄生虫》的制作费用是135亿韩元（约合人民币7870万），而其中针对奥斯卡公关活动上的总投入不超过500万美元，甚至不到《爱尔兰人》（The Irishman，2019）的十分之一。
《爱尔兰人》在本届颁奖季上几乎全程陪跑。据称网飞为今年奥斯卡整体投入的宣发费用可能超过1亿美元，但颗粒无收
以小博大，一方面是因为此次《寄生虫》背后的公关团队相当专业，从主创到发行，所有人配合默契，目标一致，促成了这次韩国电影的大丰收。
更大一部分原因，必然还是要归功于影片的质量以及导演本人的实力。
很多人认为奉俊昊是幸运的。
论作品的文学性表达，李沧东才是此道高手；论电影的风格化叙事，前头还有朴赞郁；甚至连入围欧洲三大的次数，都还比不上洪尚秀和金基德。
怎么就是他最后拿了大奖呢？
奉俊昊导演被影迷们亲切地称为「小奉」
的确，和上面这些导演比起来，1969年出生的小奉确实是最年轻的一个。
但若是单以资历和风格论英雄，显然有些不公平。毕竟奉俊昊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类型片的开拓者，他的作品，更像是在艺术性、商业性、文学性、社会性等各种评价标准中，寻找到某种平衡。
换句话说，一部各方面都很平衡的电影，更可能成为奥斯卡这种西方主流视角认可下的好电影。
从斯派克·李（Spike Lee）手中接过最佳导演小金人的小奉
做到这些，首先需要达到的最基本的一点，也就是影片的普适性。
奉俊昊的《寄生虫》虽然仍保持了韩国电影一贯的细节塑造和节奏掌控，但最主要的是，这次的主题选择了一个「放诸四海皆可信」的故事，在这个大框架下完成导演的所有批判和思考。
这不是他第一次在电影里展现阶级问题，早在他的长片处女作《绑架门口狗》（Barking Dogs Never Bite，2000）中，他就已经有意无意地透露出一些当下对于社会的思考。
比如，男女在家中所承担的社会属性、人和动物的二元形象对比，以及片中的主角小人物为了实现个人目的，不惜侵犯社会规则等等。
《绑架门口狗》是奉俊昊的长片处女作
所有的这些元素，在他的作品中，一直以来都有完整连贯、甚至是反常的不规则的呈现。而他最擅长的，就是用类型化的手法来包裹处理这些现实的讨论。
从阶级分化到环境保护，从凶案犯罪到人伦情感，奉俊昊的作品更像是一把锐利的手术刀，劈开这个被浓雾笼罩的灰暗社会，将其中鲜血淋漓的部分剥开给你看。
不过奉俊昊曾坦言，虽然自己是社会学专业出身，但其实他本人对于社会学一无所知。大学期间，他几乎将所有时间都放在了电影社团上。
这段「不务正业」的经历，阴差阳错地让奉俊昊找到了电影这种观察社会的形式。
拍摄《杀人回忆》时的工作照
而奉俊昊对电影的热爱，要追溯到他的童年时期。1970-80年代独裁统治时期，韩国有个电视台AFKN（The American Forces Korea Network），是一个专门为驻韩美军提供娱乐的电视频道，童年时的奉俊昊在上面观看了很多好莱坞类型片。
直到他长大后才发现，小时候看过的那些约翰·卡朋特（John Carpenter）、布莱恩·德·帕尔玛（Brian De Palma）、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等大师的作品，统统成为了日后滋养他创作的养分。
大学毕业后，奉俊昊上了一年电影学院，拍摄了一部小短片，有幸得到朴赞郁导演的赏识，让他负责一部影片的剧本工作。那段时间，他一边追逐着自己的电影梦，一边给别人拍婚礼视频，日子过的相当拮据。
但即便如此，90年代依旧是奉俊昊认为的「理想年代」。
韩影「三驾马车」，朴赞郁、李沧东、奉俊昊（从左往右）
那时，社会上民主制度的到来孵化了一系列严肃作品的创作，社会的开放和包容程度与日俱增，韩国电影开始模仿香港电影的工业类型，如今蜚声影坛的李沧东、洪尚秀、金基德等人也纷纷推出了自己的处女作。
1997年，在金大中政府的支持下，电影分级制取代了电影审查制。第二年，为了强调国家软实力，设立了「支持但不干预」的政策，并将国家预算中至少1%用于支持艺术和文化产业。
在这样的创作环境下，奉俊昊在31岁那年拍出了《绑架门口狗》。虽然影片的口碑相当不错，甚至被很多人称作是「成熟的不像是处女作」，但是票房成绩却并不理想。
奉俊昊首战告败，但并没有气馁。
三年后，《杀人回忆》（Memories of Murder，2003）横空出世，年仅34岁的奉俊昊，一举成名。
《杀人回忆》是2003年韩国电影票房冠军
拍摄《杀人回忆》时的奉俊昊和宋康昊。宋康昊之于奉俊昊，就像是梁朝伟之于王家卫、三船敏郎之于黑泽明
出道近20年，只有7部长片问世。奉俊昊是个相当「低产」的导演。
2006年《汉江怪物》（The Host，2006）、2009年《母亲》（Mother，2009），奉俊昊始终在探索艺术表达和商业价值的界限。
2013年，奉俊昊和他的两位忠武路好友朴赞郁和金知云一同远赴好莱坞拍片，拍出了几乎全好莱坞班底的《雪国列车》（Snowpiercer，2013）。这也是他目前唯一一部登陆过中国国内院线的作品。
从左往右，《雪国列车》（奉俊昊）、《斯托克》（朴赞郁）、《背水一战》（金知云）
打破了文化壁垒和语言障碍，甚至从当时的好莱坞大佬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手中夺回了影片的剪辑权。最终，这部投资近四千万美元的作品成了三兄弟之中相对较为成功的一部，在北美也取得了还不错的票房回报。
2017年，他的《玉子》（Okja，2017）重新回归科幻题材。
由于影片的预算超过五千万美元，近620亿韩元，远超11年前《汉江怪物》的112亿韩元，这让他不得不将求助的目光投向海外的公司。最终在Netflix的推荐下，曾制作过《僵尸世界大战》（World War Z，2013）的Plan B公司向其伸出了援手。
这家公司背后的大老板之一正是《僵尸世界大战》的主演布拉德·皮特（Brad Pitt），到目前这家独立公司已经制作出了两部奥斯卡最佳影片《为奴十二年》（12 Years a Slave，2013）和《月光男孩》（Moonlight，2016）
不用修改剧本、也保留了影片的剪辑权，但遗憾的是，《玉子》在当届戛纳上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口碑也不如预期，Netflix打破传统发行方式的做法更是让影片陷入了争议。不过导演认为，这就是这部影片的命运，他并没有其他选择。
奉俊昊和《玉子》主创在戛纳，其中蒂尔达·斯文顿（Tilda Swinton）和奉俊昊是第二次合作
虽然奉俊昊从不拒绝大制作和大投资，但他也直言，预算太大也会让自己很有负担。《母亲》、《寄生虫》这样体量的投资才是「更贴身的衣服」。
而从文化语境上来看，无论是立足于本土还是国外，他更希望做的，是将韩国的本土故事放置到全球化的语境背景下。
整体看来，《寄生虫》更像是奉俊昊导演此前所有作品的一次集大成，也是他创作这么多年来作者风格的统一呈现。
《寄生虫》工作照
影片成功的背后，首先是奉俊昊导演一丝不苟的创作精神和细节处理。
导演会在开拍片画好所有镜头的分镜头脚本，他开玩笑地说，如果自己开拍前没有分镜头脚本的话，他会像光着身子站在中央车站里一样手足无措。这或许也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他「慢工出细活」的品质。
《寄生虫》的分镜头脚本
其次，是整个韩国电影工业的法规保障。
奉俊昊的铁搭档宋康昊表示，在拍摄《寄生虫》时，除了遵守基本条款外，导演还十分守时，从不延迟拍摄，也不占用工作人员的个人时间。所有演员都是在一种很有保障的环境下工作的，得到的报酬也证明了他们的付出是应得的。
据称，片中一场小孩子在户外玩耍的戏，因为当时连日的高温，于是这场戏推迟到九月份拍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童星，即便这么做会增加成本
此外，就像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希杰集团副主席李美敬（Miky Lee）说得那番话一样：
「感谢所有韩国的电影观众们，感谢你们对于影片直言不讳的建议和观点，是你们督促我们不断进步。没有你们的支持，我们无法站在这里。」
在经历了韩国几代电影人的不懈努力，甚至不惜以「光头运动」抵抗好莱坞大片的「入侵」后；韩国观众们对本土电影的不断支持，很大程度上也造就了韩国电影的飞速发展。
李美敬是希杰集团副主席，也是韩国三星集团创始人李秉哲的孙女
写到这里，基本上已经可以回答文章一开始的问题了。
《寄生虫》过誉吗？或许。
但《寄生虫》值得吗？绝对值得！
奥斯卡从一开始的「颁给美国人」的奖，到后来的逐渐开放怀抱和多元口味，接纳来自不同文化的优秀电影，这其中不仅仅是政治正确的诉求，更是无数人的不懈努力和追求。
所以，与其问一句「我们距离奥斯卡到底还有多远」，或者是酸溜溜地说一句「我们不在乎别人的奖」，倒不如踏踏实实地正视咱们和别人的差距。
《寄生虫》获得奥斯卡后，邻国的日本电影人们曾做过深入的反思。内田英治导演这么说：
「讨论韩国电影《寄生虫》与日本电影的质量差距，我认为一点意义都没有。如果电影要改变，国家的文化结构势必要有所作为与改革。韩国做到了。电影公司改变了文化政治与法律、创作者改变了观众。李沧东导演也曾担任过文化大臣。日本的「文化」只在政治形态的底端。」
这句话用来放在中国电影身上，同样适用。
参考资料：
[1]Indiewire：Behind the Scenes of Bong Joon Ho’s Oscar-Winning ‘Parasite’ PR Campaign
[2]看客insight：第一个拿奥斯卡的韩国导演，凭什么是奉俊昊
[3]壹娱观察：《寄生虫》的冲奥之路：公关、财阀与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