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曾赐潮商“天子共商”牌匾，为搞好政商关系潮商历来就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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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乾隆年间，有位潮州的航运贾商名叫陈美，常贩运物资于潮州和苏杭之间。有一次他到灵隐寺进香，在损题簿上错把一十两银元连笔写成“千”，引起方丈和到此微服出巡化妆成“员外”的乾隆皇帝注意。在闲聊中陈美向“员外”感叹“营运过程一路关卡重重，关关要税，生意难做”。乾隆便笑称合作生意，并声明不出钱只出字，写了“天子共商”四个字，并告诉他制成一面黄旗挂在货船上。

自从有了“黄令旗”之后，陈美的货船没有人敢收税而财源滚滚成为巨富，并在家乡买地建下豪宅，如今庵埠镇大鉴管区西畔下埕大榕树旁的“大厝内”建成的三进二火巷、一后包一前埕一花园有99个门户的大院。

陈美是幸运的，因为被御赐了“黄令旗”而飞黄腾达，但从侧面来看，他向乾隆皇帝发出的感叹也反映了当时潮商的不易，这就要从清廷初年实行的“迁海令”说起了。

内迁五十里，“及展界回乡，

里巷荆棘，无瓦片可棲”

早在唐代，潮汕商人就开始了对外海上贸易。到了两宋时期，潮汕的对外海上贸易逐渐增多，韩江下游出海口开始形成了辟望、风岭、樟林、东陇等港口，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往来日益密切，且在此时出现了潮人的第一次移民潮。

到了明代，由于受海禁政策影响，许多依赖海上贸易的潮商失去了经济来源，开始铤而走险，走上亦盗亦商的道路，张链、吴平、林凤、林道乾等就是这一类型的代表。

顺治十八年（1661）清政府颁布迁海令，强制沿海居民向内地迁徙，以遏制郑成功等沿海反清势力，断绝其物资支援及周旋的社会空间。当时偏北沿海地区，只是迁移海岛居民而已，江浙地区较为严格，福建、广东地区最为惨烈，沿海居民基本全部内迁三十里至五十里不等，私出界外者处死，造成大量人民流离失所乃至死亡。

康熙元年(1662年)，清延再派吏部侍郎科尔坤巡察潮属沿海六县，于正月二十九日出迁民告示，着令迁区居民一律内迁50里。实施第一次内迁之后。又于康熙三年（1664）清廷再次勒令界外人民迁入内地，庐舍概行拆毁。至康熙三年(1664年)四月，各乡男女老少，佝偻提携，弃家室，舍田庐，尽数迁至今潮州市所属的汀沃铺、秋溪、黄金塘等地居住。

清廷斥地，给闽粤沿海社会秩序带来严重的破坏。据修撰于清嘉庆年间的《豪山陈氏族谱》记载，“国朝初年又迁沿海居民尽入内地，流离颠沛，靡室靡家，展界后回乡者不满数十人”，“及展界回乡，里巷荆棘，无瓦片可棲”。

康熙八年(1669年)二月，清廷派都统、户部侍郎及两广总督周有德等来潮查察迁民详情，周有德看完奏疏，深为感动，决定代为递呈……幸于翌年，朝廷终允复界。于三月间，动员迁民归故里复耕，沿海乡民一律迁回，百姓如获再生。

红头船商贸，潮商的崛起

虽受朝廷政策影响，但是潮商依旧没有断绝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贸易。而真正具备现代意义上的潮商则应该从潮汕的红头船商帮算起。

红头船始于清朝雍正年间，是当时皇帝“御批”给广东出海船只特定的颜色，方便与巡海水师区分沿海各省的商船，但是这一规定在广东其他地方实行不久就没有严格推行了，唯有潮汕各地的商船一直坚守着，后来也就成了潮商远洋船只的一种特殊标志，因此潮商也就慢慢成为了红头船商帮，而且也成为海上丝路上重要的“红头船商贸”，当时这支商贸船队航线远达东南亚的吕宋、暹罗、安南等诸多国家，而国内也与上海、台湾、广州、泉州、宁波等地保持着密切的海上贸易往来，全盛时期民间红头船数量达到300多艘。

潮商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上的重要群体，除了出现的时间早、人数众多外，足迹还遍布海丝沿线各国，继两宋出现第一次潮商的移民潮后，明清时期又出现了两次移民热潮，据载仅1782年至1868年这段时期，乘坐红头船抵达暹罗的潮商就多达150余万，因此向来就有“海内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的说法。这些遍布海丝沿线各地的潮商都具有强大的实力，很多成为了当地的行业龙头。

作为以海为伴的潮商，在进行海外商贸活动时不但继承了传统中原文明，又融入了开放包容的海洋文化，他们具有敢于拼搏的拓展精神，又拥有大海的阔达，他们富有冒险意识和开创意识，这种典型的海洋商业贸易精神是潮商与内地其他商帮最鲜明的区别，他们置身于海洋文化的惊涛骇浪之中敢拼敢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不可或缺的一环，更直接促成了潮汕地区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为传播潮人文化与促进潮汕与海外的交往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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