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官方和OECD教育技能司司长安德烈亚斯·施莱歇尔分别在线发表文章，就各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教育政策行动进行了分析与反思。
OECD官方的这篇文章题目为《教育对COVID-19的回应:拥抱数字学习和在线协作》。该文总结了各国应对新冠疫情的教育应急政策，学校因疫情关闭可以采取的数字学习举措、实施挑战以及带来的机会。
关于各国应对新冠疫情的教育应急政策，OECD总结为4类：1.发布关于病毒的信息与相关培训（例如：美国、法国、意大利）；2.对教师和校长远程工作进行培训（中国、意大利、英国）；4.建立并培训支持家长与学生的辅导员和教师工作小组（美国）。这些应对措施许多已经涉及关闭教育机构，既有全国范围内的（例如：中国、意大利、韩国、日本），也有区域范围内的（例如：法国、德国、葡萄牙），或以特定的方式的（例如：美国、英国）。 在因疫情而关闭学校的情况下，OECD建议各国应尽可能利用其现有的在线课程，鼓励教育技术公司免费提供其资源，根据年龄和能力使授课方式多样化，并鼓励教师合作。具体而言，OECD提出了6种举措。1.使用现有的在线远程学习平台。教师可以选择学生应该观看的教学和做的练习，并通过消息和同步课程来指导他们。在没有平台的地方，可以使用开放教育资源。2.开发新的在线教学平台(虚拟教室)。一些国家已经建立了虚拟课堂，其中在这次疫情应对中，中国和新加坡已经大规模部署和应用了。3.与私立教育平台合作。OECD指出，现有资源的一个困难是并不总是能够同时进行大规模使用。一些私立平台已经将其资源和服务免费提供给一些学校，以扩大各国的响应能力(例如：中国、日本)。4.进行国际合作，共享现有的在线教育资源。OECD认为，虽然国家和国家内部的地区有不同的课程，但教授的课程类似，因此可以考虑翻译和使用与其课程相适应的外国数字资源。5.充分使用所有电子媒介。OECD认为，一些如电视直播课程等旧的电子媒介，可能更适合非常小的学生，或在某些基础设施落后情况下。6.为教师提供数字化学习的机会。OECD建议各国可以为教师提供或促进在线教师培训资源，教他们如何开展在线教学(意大利)，也可以提供在线合作平台，让他们共享资源并给予和接收同行的反馈。
由于在线教学与合作对老师和学生来说可能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在实施“停课不停学”时可能会面临一些挑战，OECD认为决策者主要需考虑4点：1.平衡数字和无屏幕活动。简单地用在线讲课和讨论来代替学校课堂时间可能会对学生的健康造成损害。这时，可以缩短讲课(中国)，并与非数字学习活动相结合。2.时刻关注学生的情绪健康。病毒与学校关闭可能会让学生感到不安和困惑。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在学习的同时提供相关链接、互动和支持。3.设备的可获得性。在家里，学生更有可能使用智能手机，而不是笔记本电脑，因为家里的孩子可能比设备多。政府可以借出笔记本电脑或提供替代资源(印刷的工作手册)(如英国、日本)。4.对IT基础设施的访问管理。在某些地方，让所有学生同时连接可能会让网络瘫痪，因而应该加强IT基础设施访问管理，以便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为所有人提供良好的访问。疫情虽然迫使全球许多学校关闭，但是也提供了一个构想新教育模式和创新面对面学习方式的机会。OECD认为，以下4个方面可以考虑：2.探索不同的时间和教育模式。有必要探索学生如何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进行学习，这将有助于各国更好地理解数字化学习解决方案的潜力，并将社区、家庭和学校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学生们已经习惯了繁忙的课程表和繁重的课业，但新的解决方案可能会为学生们提供更多的机会，让他们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从而发挥更大的能动性。这应该与适当的指导相平衡，以保持他们的参与。3.让教师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进步。教师将有机会测试不同的数字学习解决方案，并了解如何利用技术来培养更深入的学生学习。需要鼓励他们创造性地思考自己作为学生学习促进者的角色以及技术如何支持他们这样做、如何将他们的专业知识结合成一种专业。4.学习利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差异做法。虽然危机将学习、研究和评估推到了幕后，但各国内部实施的不同解决方案及其影响应该被仔细记录下来，因为许多实施的想法和有关其有效性的教训可以在国际上分享和分析。与OECD官方发表的《教育对COVID-19的回应:拥抱数字学习和在线协作》一文不同的是，安德烈亚斯·施莱歇尔发表的《教师和学校系统如何应对COVID-19大流行?来自TALIS的教训》一文更多侧重在教育应对疫情的反思上。首先，他认为这场危机暴露了教育系统中的许多不平等——从在线教育所需的宽带和计算机，到专注于学习所需的支持性环境，再到未能将有才能的教师吸引到最具挑战性的教室。但他也指出，随着不平等在这次危机中逐渐突显，当恢复正常学校教育后，这些不平等问题因得到重视而被解决。在学校短期关闭期间，他认为可以通过国际合作，共同开发开放在线教育资源和数字学习平台，并鼓励科技公司参与。另外，可以迅速为教师提供更多的数字化学习机会，并鼓励教师开展跨境合作。可以利用这一势头来重塑课程和学习环境，以适应21世纪的需要。接着，施莱歇尔对中国在应对新冠疫情的教育行动给予肯定。他指出，中国首先发生疫情，但是反应很迅速。尽管财政吃紧，中国学校仍被给予最高优先考虑，通过绿色渠道确保在紧急情况下快速采购的质量和效率。2月17日，国家云平台上线，为中国各地学校学生免费提供数字学习资源，该平台拥有7000台服务器和90TB带宽，已经同时容纳了5000万学习者。那些无法获得数字资源的人也没有被遗忘。在许多地方，家长可以从学校获得免费的课本，或要求学校把它们送到家里。 与中国不同的是，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学校正在关闭。那么如何进行准备呢？基于2018年教师教学国际调查（TALIS）有48个参与调查国家的初中教师和校长调查数据，施莱歇尔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第一，要充分利用技术。基于TALIS调查结果，施莱歇尔认为目前技术使用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数字技术设备不足。OECD成员中1/4的学校校长表示，数字技术的短缺或不足正在相当大或很大程度上阻碍学习。二是数字技术使用不足。根据TALIS的调查，只有53%的教师允许他们的学生经常使用信息与通信技术（ICT）来完成项目或课堂作业。三是数字技术培训不足。TALIS调查显示，不仅年轻教师善于在教学中使用技术，那些接受过技术培训的教师也经常使用技术。这表明，公共政策可以发挥作用。然而，在TALIS调查前一年，只有60%的教师获得了ICT方面的专业发展，而18%的教师表示这方面的发展需求很大。第二，赋权教师和促进创新。施莱歇尔指出，技术虽然重要，但是学习的核心不是技术，而是教学法和主人翁精神。他认为，成功的教育体系会尽一切努力培养教师职业的主人翁意识。但有许多人持这样一种观点：不能给教师和教育领导者更大自主权，理由是他们缺乏能力和专业知识来实现这一点。施莱歇尔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他说“那些只被要求重新加热预先做好的汉堡的人不太可能成为大厨。”因此，在应对这次疫情中，仅仅延续指令性教学方法是行不通的，它要求教师不仅要在另一种媒介上复制他们的课程，而且要对人们学习什么、人们如何学习、人们在哪里学习以及何时学习找到全新的回应。施莱歇尔进一步指出，工业化的学校制度低估了创新潜力。TALIS调查显示，4/5的教师表示，他们学校大多数教师都在努力开发新的教学理念，还有3/4的教师表示，大多数教师都愿意接受改变。但平均而言，只有59%的校长采取行动支持教师之间的合作，以开发新的教学实践。第三，维护学校和社区的社会结构。施莱歇尔认为，在这次疫情中，最大的风险或许是学校内部和学校创建的社会结构将变得支离破碎。他指出，学习不是一个交易过程。对学习者和教师来说，学习是通过互动并在一个健康和自我效能的环境中进行。因此，学校要为教师提供一些方法，让他们在学校因疫情封闭后仍能保持密切互动，而不是让学生成为内容的被动消费者，学校成为服务提供者，家长成为客户。施莱歇尔以TALIS的调查结果来支持这一观点。该调查显示，9/10的教师表示他们从事教师职业是为了改变孩子们的生活，3/4的教师明确提到了帮助社会弱势群体的机会。所以在应对疫情中，学校也应想法设法让教师与学生能够保持密切互动交流。施莱歇尔同时还指出，这次疫情也扩大了教师之间相互交流的需求。然而，TALIS的调查显示，平均只有不到1/10的教师会例行观察同事教学并给予反馈，只有21%的教师每月至少参加一次协作式专业学习，只有28%的教师表示他们每月至少以团队形式授课一次。而这些恰恰是与教师更高层次的自我效能感相关的活动。解决这一问题，施莱歇尔认为可以利用技术来实现，而且技术甚至可以超越学校界限。他以上海创建的教师数字资源共享平台为例进行了说明。在上海，许多教师使用数字平台来分享他们的教案。其他老师下载、批评或改进的课程越多，分享这些课程的老师的声誉就越高。在学年结束时，校长不仅会问老师教得如何，还会问他或她为改善教师职业和更广泛的教育体系做出了什么贡献。通过这种方式，上海创建了一个巨大的教师开源社区，通过激发人们的贡献、合作和被认可的愿望来释放教师的创造力。第四，重新定义领导力。施莱歇尔指出，这次疫情最引人注目的也许是，在教育系统的各个层面，都需要有效的领导。首先学校领导需要解决学生、家庭、员工和社区的迫切需求，同时为学习和教学的改变做准备。他们需要迅速建立起自己的危机处理团队，每天更新社交媒体，知道谁拥有什么，并采取行动。还需要与他们的教职工和行政人员进行沟通，了解他们有哪些额外资源需求，并优先考虑这些资源。除此之外，学校领导还需要与其他学校和社区建立联系。然而即使在平常，这种联系也不容乐观。TALIS的调查显示，在调查前一年平均只有37%的校长表示他们曾与其他学校的校长合作完成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在应对疫情上，施莱歇尔认为需要有系统的领导者。他们需要破解建立在成人旨趣与习惯上而不是学习者上的体制结构；需要对社会变革抱有真诚的态度，在政策制定方面富有想象力，并且能够利用他们所赢得的信任来实现有效的变革；需要了解教师队伍中有多少人擅长有效合作而不是多少人听从自己的指示；需要集中资源，发展能力，创造正确的政策环境，并采取负责任的措施鼓励和促进创新发展，而不是服从；需要为21世纪的学习指明方向和铺平道路。（本文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课题组编译自OECD网站发布的2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