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中杂感19】孙立平：疫后：安全思维，发展思维，两者位置会怎么摆？
基老的大问题
一早起来，就开始认真学习基（辛格）老讲话精神。大家都知道，基老是搞国际政治的，他谈的问题都是大问题，都是顶破天的大问题。
这次学习的是他4月3日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专栏文章，题目是《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讲的是这场疫情对今后整个世界中那些大的问题的影响。
基辛格在这篇文章中，多少带点神秘地说，现在新冠肺炎在全球的大流行，造成了一种超现实的气氛。这让他有一种感觉，就像1944年一样，那时他还是第84步兵师一名年轻士兵，有一种早期的危险感。这种危险不是针对任何特定的人，而是随机的袭击和破坏。
他的这种说法我能理解。人在遇到超出自己想象，或者是自己把握不了的危险或意外的情况的时候，会有一种超现实的、恍惚的感觉。那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
现在的这种感觉也许只有他自己能理解。只要表达出来，只要用理性的语言表达出来，含义和分量就会完全不一样。基辛格在文中也曾这样地概括：新冠病毒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猛烈程度对人类发起袭击，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可能是暂时的，但它所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可能会持续几代人。各国必须在合作的基础上解决当前的问题，否则将面临最坏结果。
但这样的表达可能怎么也不是他所感受的那种东西。
我们面临的是什么意义上的改变？
放下基老的文章，我不禁开始苦苦思索，在这场疫情当中和之后，我们将要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改变？是什么层次的改变？是什么量级的改变？基老感受到的并且想传达给我们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为此，我开始去找材料，找别人的说法，特别是想找那些最耸人听闻但还能有点逻辑、还能够自圆其说的说法，看看人们能想象到什么程度。于是，我找来了下面的这几段话：
为什么会这样？该文设想的疫情是：
我引用的这几段话，作为一种设想的情景，是比较有想象力的，比较形象地为我们描述了一种疫情的新常态。当然，我还是比较相信科技的力量，相信人类的智慧，从结果上来说我不同意这种描述。但我认为，这种描述可以令我们多去想一些问题，特别是生存与安全的问题。
生存与安全问题的位置
上面的想象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安全问题将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分量摆在我们的面前。不老是说这个重要，那个压倒一切吗？现在赤裸裸的问题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能不能活下去？或者会不会以一种让以往创造的那些财富都黯然失色的方式才能存活下去。如果出门就要戴口罩，那些价格昂贵的口红、护肤品又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觉得，这次疫情对人类最大的改变，不在物质的层面，甚至都不在制度的层面，而是在我们的脑子里，是在我们内心里掂量事情的标准的变化。尤其是，在这个掂量的天平上，发展与安全的问题应当如何摆放？
在过去的几百年中，发展是至高无上的价值。或者说，近现代的历史就是一个追逐发展的历史。按照凯恩斯的说法，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到18世纪初期，生活在世界各个文明中心的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当然中间是时有起伏的。瘟疫、饥荒、战争等天灾人祸时有发生，其间还有若干短暂的繁荣时期，但总的来看，不存在渐进或激进的变化。一直到公元1700年为止的4000年间，某些时期的生活水平也许比别的时期要高上50％，但不会超过100％。但从16世纪开始，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到了18世纪，就更是进入一个日新月异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因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个是科技的发展，一个是资本的积累。
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发展成为一种形塑和支配社会运行的逻辑。前些天我们曾在微博上讨论过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年代，一个农民，风调雨顺年景好，收了5石麦子。明年，经过自己的努力，又收了5石，他会很高兴很满足。而放在今天看，就是无法承受的零增长。现在的逻辑必须是今年5石，明年6石，后年7石。如果后年是6.5石，仿佛日子就过不下去了。而且日子可能真的过不下去了。为什么？因为今年所有的财务安排都是依据明年收7石制定的。
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创造了令人炫目的财富，我们也因此而不可一世志得意满。但疫情改变了人们心里的生活图景。赵晓教授判断，在新冠病毒冲击下，全球195个国家总资产约320万亿美元，1个月跌去了140万亿美元，几乎是千年来人类所积累财富的一半。这个数字是否可靠我还多少有点怀疑，但在这场瘟疫中，大量财富的灰飞烟灭，应当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如果再考虑到另一点，按照专家的模型推断，这次疫情最凶险的前景是，在今后数十天内可能感染全球40亿的人口，并导致4000万-8000万人死亡。多少年来我们习惯了的判断问题的标准，就会受到更强烈的冲击。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没有安全作为前提，没有人类的生存作为前提，所积累的财富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有了一个机会，重新思考生命与财富、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在人类的历史上，也曾若干次出现作为整体的人类安全问题，最现实的是核大战的问题。但这一次的情况又不相同。核武器的约束相对来说是比较硬的，按目前的技术水平，只有在国家这个单位上才有制造和使用的可能。但病毒不一样。虽然我们不相信那种种的阴谋论，不相信人工合成的说法，但这次病毒知识的普及，至少让人们知道，按现在科技发展的水平，一个小小的研究所，甚至几个人，把病毒制造出来是完全可能的。最终我们面对的，可能就是这样一种几个人就可能毁掉人类的脆弱局面。
所以我想，在这场瘟疫过去之后，人类会对许多重要的问题重新进行思考，包括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安全的考虑也许会成为形塑未来世界格局或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因素。
人类面临的是一种吊诡的局面
当然，我们不会天真地以为，大家会团团坐下来，和和气气地商量一个妥帖的安排。如果能这样的话，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当然，我们也不会幼稚地以为，在疫后的时代，安全的思维会简单地取代发展的思维，安全的价值会简单地取代发展的价值。
在几天前发表的《全球化的命运：取决于一个最基本的假设》一文中，我曾经说过，关键是人们如何想象未来的世界。如果人们假定这个世界是基本和谐的，安全是基本有保障的，可能将会延续疫前那种发展思维。如果人们假定这个世界会走向对抗甚至敌对，而且人类的安全面临现实的威胁，则可能形成一种安全思维。甚至将后者置于前者之上。用我们这些年的表述方式，叫安全压倒一切，也无不可。
但是，这时的困境也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一种双重的两难困境。一重是单位层面的，安全的问题是整个人类层面的，而现实世界中的基本单位却是民族国家；另一重是逻辑层面的，安全与发展是两个经常矛盾的目标，但在现实中，安全的获得又需要以发展为前提。或者说，吊诡的是，在当今的世界，安全所需要的实力往往是来自于可能对恶化安全的发展。
当然，依然故我，记吃不记打的可能性也是有的，而且可能还不小。那就是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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